張純如：為什么南京大屠殺在世界歷史上一直得不到足夠關注？

2022-12-13 19:49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2022年12月13日，是第九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的是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所寫的《南京大屠殺 :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遺忘的大浩劫》的前言。

張純如被稱為重新書寫南京大屠殺記憶的作家，其在1997年出版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南京大屠殺》）由于史料詳盡、視角超越了一般歷史學家的局限而在學術界和讀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連續十個月成為《紐約時報》的暢銷書。“世界抗日戰爭歷史維護會”的僑領說：“以對美國主流社會的影響力來說，很多華人團體十多年的努力總和，都比不上張純如一本書的力量大！”

從上世紀80年代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大陸學者高興祖開始，關于大屠殺的研究和書寫長期在抽象層面進行。學者張連紅認為，這些研究雖然有較高的價值，但光靠這些顯然不能構成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完整記憶。

張純如寫作《南京大屠殺: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遺忘的大浩劫》一書時親自走訪南京、日本等地，訪問幸存者、受難家屬、目擊者，同時與歷史學家深入討論，將一個又一個真實的故事從各種抽象數字中顯影，完整呈現一段不容遺忘的歷史。

《南京大屠殺: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遺忘的大浩劫》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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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節選，原刊于《南京大屠殺: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遺忘的大浩劫》

作者：[美]張純如（Iris Chang）

譯者：譚春霞焦國林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5年版

第一次聽說南京大屠殺時，我還很小。事件是父母講述的，他們在中國多年的戰亂與革命中幸免于難，后來在美國中西部的大學城擔任教職，得以安身立命。他們在“二戰”時期的中國長大，戰后先是隨家人逃亡到臺灣，最后來到美國的哈佛大學求學，以自然科學的學術研究為業。30年來，他們平靜地生活在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從事物理學和微生物學研究。

張純如（右一）七歲時的全家合影，后排為張紹進和張盈盈，前排是張純如的外公外婆和弟弟張純愷

但他們從未忘卻中日戰爭的恐怖，也希望我不要忘記這一切，他們尤其希望我不要忘記南京大屠殺。我的父母雖然不曾親眼目睹南京大屠殺，但他們從小就聽人講述這一事件，后來又講給我聽。我從他們那里了解到，日軍不僅會將嬰兒劈成兩半，甚至砍成三四段；曾有一段時間，長江都被鮮血染成紅色。他們在講述這些時，聲音因憤怒而顫抖。他們認為，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略者在這場導致1 000多萬中國人喪生的戰爭中所犯下的最殘忍暴虐的罪行。

在我的整個童年，南京大屠殺一直深藏于心，隱喻著一種無法言說的邪惡。但是，我印象中的南京大屠殺缺乏相關的人物細節和對人性層面的分析，而且我也很難分清哪些是傳說、哪些是真實的歷史。我在上小學時就曾遍尋當地的公共圖書館，試圖查找南京大屠殺的相關資料，結果一無所獲。這讓我深感不解，如果南京大屠殺真的如此血腥，如我父母所描述的那樣，是人類歷史上極其野蠻的暴行之一，那么為什么沒有人就此寫一本書呢？當時我還小，并沒有想到利用伊利諾伊大學豐富的圖書館資源繼續研究，我對此事的好奇心很快就消失無蹤了。

時光飛逝，將近20年后，南京大屠殺再度闖入我的生活。此時我已結婚，成為一名專業作家，在加州圣巴巴拉過著平靜的生活。一天，我從事電影制作的朋友說，有幾個東海岸的制片人最近完成了一部關于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片，但在該片發行時遇到了資金困難。

這件事再次點燃了我對南京大屠殺的興趣，我很快與這部紀錄片的兩位制片人分別取得了聯系，并在電話中談論這一話題。其中一位叫邵子平，是一位美籍華裔的積極分子，曾在紐約為聯合國工作，是紀念南京大屠殺受害者協會的前任會長，并曾協助制作了錄像帶《馬吉的證言》（Magee’s Testament）；另一位叫湯美如，是一位獨立制片人，曾經制作并與崔明慧聯合拍攝了紀錄片《以天皇的名義》（In the Name of the Emperor）。邵子平和湯美如介紹我加入由一群積極分子組成的社交圈，他們多是第一代美籍或加拿大籍華人，跟我一樣，都認為要在所有幸存的受害者去世之前讓他們為南京大屠殺作證，將他們的證言整理并公之于世，甚至要求日本對南京大屠殺進行賠償。還有人希望將他們對戰爭的記憶傳遞給子孫后代，以免北美文化的同化導致他們遺忘這段重要的歷史。

世界各地的華人之間存在廣闊而錯綜復雜的關系網絡，一個促進南京大屠殺真相公之于世的草根運動應運而生。在華人聚集的城市中心區，如舊金山灣區、紐約、洛杉磯、多倫多以及溫哥華，許多華人積極分子通過組織各種會議和開展教育活動，宣傳日軍在“二戰”期間所犯下的罪行。他們在許多博物館和學校播放或展出關于南京大屠殺的電影、錄像帶和照片，并在互聯網上傳播相關事實和圖片，甚至在《紐約時報》之類的報紙上刊登整版廣告。有些活動團體熟練運用科技手段，只需輕點鼠標，相關信息在世界范圍內的受眾就會超過25萬人。

1994年12月，我參加了一次紀念南京大屠殺受害者的會議以后，兒時記憶中的南京大屠殺再也不是虛無縹緲的民間傳說，而是真實確鑿的口述歷史。這次會議是由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實維護聯合會亞洲分會贊助的，在加州庫比蒂諾舉行，位于硅谷心臟地帶圣何塞市的郊區。組織者在會議大廳展出了海報大小的南京大屠殺照片，其中許多是我平生所見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盡管我從小就聽過許多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描述，但這些照片依然讓人猝不及防，赤裸裸的黑白圖像令人目不忍睹：遇難者或被斬斷頭顱，或被開膛破肚，赤身裸體的婦女在強暴者逼迫下擺出各種色情姿勢，她們面部扭曲，表情痛苦，羞憤難當之色令人刻骨難忘。

在瞬間的暈眩之后，我突然意識到，不僅生命易逝，人類對待生命的歷史經驗同樣不堪一擊。我們從小就知道什么是死亡，我們中的任何人隨時都可能被司空見慣的卡車或公交車撞倒，瞬間失去生命。除非懷有某種宗教信仰，我們會認為這種對生命的剝奪不僅毫無意義，而且是不公正的。但我們也都知道，應當尊重生命以及大多數人都會經歷的死亡過程。如果你不幸被公交車撞倒在地，或許會有人趁火打劫偷走你的錢包，但一定會有更多的人出手相助，努力挽救你寶貴的生命。有人會替你撥打急救電話，有人會跑去通知轄區內的值班警察，還有人會脫下自己的外套，疊好后墊在你的頭下。這樣，即使這真的是你生命的最后時刻，你將在細微但真切的慰藉中安然離世，因為你知道有人在關心你。然而，掛在庫比蒂諾墻上的圖片卻顯示了這樣一個事實：成千上萬的生命由于他人一時的惡念閃現而隕落，第二天他們的死亡就變得毫無意義。縱然此類死亡不可避免，這依舊是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慘劇。更令人無法容忍的是，這些劊子手還侮辱受害者，強迫他們在死前承受最大限度的痛苦和羞辱。這種對待死亡及其過程的殘忍和蔑視，這種人類社會的巨大倒退，將會被貶抑為沒有價值的歷史插曲，或者電腦程序中無足輕重的小差錯，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再次引起任何問題。除非有人促使世界記住這段歷史，否則悲劇隨時可能重演。心念至此，我突然陷入巨大的恐慌。

此次會議期間，我了解到已經有兩本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小說被列入出版計劃，即《天堂樹》（Tree of Heaven）和《橙霧帳篷》（Tent of Orange Mist），這兩本書已經于1995年出版；同時進行的還有一部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圖片集，即《南京大屠殺圖片集：一段不容否認的歷史》（The Rape of Nanking: An Undeniable History in Photographs），也于1996年出版。但在當時，還沒有人用英文寫過關于南京大屠殺的長篇紀實類專著。深入鉆研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后，我發現寫作此類著作所需的一手資料在美國一直存在，并且可供查閱。美國的傳教士、記者和軍官都曾以日記、電影和照片的形式記錄下他們對這一事件的看法，以供后世參考。為什么沒有其他美國作家或學者充分利用這些豐富的一手資料，寫一本專門討論南京大屠殺的紀實類專著或學術論文呢？

1995年，張純如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檔案館。

很快，對于為什么南京大屠殺在世界歷史上一直得不到足夠關注這一難以捉摸的謎題，我至少獲得了部分答案。南京大屠殺之所以不像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和美國對廣島的原子彈轟炸那樣舉世皆知，是因為受害者自己一直保持沉默。

但是，每一個答案都隱含著新的問題，我轉而思考為什么這宗罪行的受害者沒有憤而呼喊以求正義。如果他們確實大聲疾呼過，那為什么他們所經受的苦難不曾得到承認呢？我很快發現，這一沉默背后是政治的操縱，有關各方的所作所為都導致了世人對南京大屠殺的忽視，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冷戰時期。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兩岸政府都沒有向日本索取戰爭賠償（如以色列向德國索取賠償一樣）。即使是美國，面對蘇聯和中國的共產主義“威脅”，也在尋求昔日敵人日本的友誼和忠誠，因而也未曾再提此事。因此，冷戰的緊張態勢使日本得以逃脫許多其戰時盟友在戰后經歷的嚴厲審訊與懲罰。

另外，日本國內的恐怖氣氛壓制了對南京大屠殺進行自由開放的學術討論，進一步阻礙了世人對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公開表達對中日戰爭的真實看法（過去如此，現在依然如此）將會威脅到自己的職業生涯，甚至有喪命的危險。（1990年，長崎市市長本島等曾因表示日本昭和天皇應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負一定責任而招致槍擊，被一名槍手射中胸部，險些喪命。）日本社會彌漫的這種危險氣氛使許多嚴肅的學者不敢去日本查閱相關檔案文件，進行這一主題的研究；事實上，我在南京時曾聽說中國出于人身安全方面的考慮，也不鼓勵學者去日本進行相關研究。在此背景下，日本之外的人就很難接觸到日本國內關于南京大屠殺的一手檔案資料。除此之外，大部分曾參與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老兵都不愿意就他們的經歷接受采訪，近年來，只有極少數老兵冒著被排斥甚至死亡的威脅，將他們的經歷公之于世。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讓我感到困惑和悲哀的是，日本人自始至終頑固地拒絕承認這段歷史。與德國相比，日本付出的戰爭賠償還不及德國對戰爭受害者賠償總額的1%。“二戰”之后，大多數納粹分子即使沒有因其罪行被囚禁，至少也被迫退出公眾視野，而許多日本戰犯則繼續在產業和政府領域擔任要職。在德國人不斷向大屠殺遇難者道歉的同時，日本人則將本國戰犯供奉在靖國神社——有位太平洋戰爭中的美國受害者認為該行徑的政治含義就好比“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一座供奉希特勒的教堂”。

在本書漫長而艱難的寫作過程中，日本許多知名政客、學者和工業界領袖在如山鐵證面前，仍然頑固地拒絕承認南京大屠殺這一史實，他們的這種嘴臉一直強烈激勵著我。在德國，如果教師在歷史課程中刪除大屠殺的內容，就屬違法；相比之下，幾十年來，日本則系統性地將涉及南京大屠殺的內容從教科書中刪除得一干二凈。他們撤走博物館中南京大屠殺的照片，篡改或銷毀南京大屠殺的原始資料，避免在流行文化中提及南京大屠殺之類的字眼。甚至有些在日本深受尊崇的歷史學教授也加入右翼勢力，履行他們心目中的民族責任：拒絕相信南京大屠殺的報道。在《以天皇的名義》這部紀錄片中，一位日本歷史學家以這樣的話否認整個南京大屠殺事件：“即使只有二三十人被殺害，日本方面都會極為震驚。那個時代，日本軍隊一直都是模范部隊。”正是某些日本人這種蓄意歪曲歷史的企圖，使我更加確信寫作本書的必要性。

除上述重要因素外，本書還想回應另外一種性質完全不同的觀點。近年來，真誠地要求日本正視歷史并承擔相應責任的努力往往被貼上“打擊日本”的標簽。有一點很重要，我并不想爭辯說在20世紀前1/3的時間內，日本是世界甚或亞洲唯一的D國主義勢力。中國自身也曾謀求將影響力擴及鄰國，甚至曾與日本達成協議，劃分雙方在朝鮮半島的勢力范圍，正如19世紀歐洲列強瓜分在中國的商業權益一樣。

更重要的是，如果將對特定時空范圍內日本人行為的批評等同于對全體日本人民的批評，這不僅是對那些在南京大屠殺中被奪去生命的男女老少的侮辱，也是對日本人民的傷害。本書無意評判日本的民族性格，也不想探究什么樣的基因構造導致他們犯下如此暴行。本書要探討的是文化的力量，這種力量既可以剝去人之為人的社會約束的單薄外衣，使人變成魔鬼，又可以強化社會規范對人的約束。今天的德國之所以比過去發展得更好，是因為猶太人不容許這個國家忘記其在“二戰”期間所犯下的罪行。美國南方也發展得更好，是因為它認識到奴隸制的罪惡，并承認黑人奴隸解放之后仍然存在了100年的種族歧視和隔離也是一種罪惡。日本不僅要向世界承認，更應該自我坦白，它在“二戰”期間的所作所為是多么惡劣，否則日本文化就不會向前發展。事實上，我驚喜地發現，已經有相當數量的海外日本人開始參加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會議。正如其中一人所說：“我們同你們一樣想了解更多真實的歷史。”

2001年9月，張純如在三藩市發表主題演講。

本書將描述兩種相互關聯但又彼此獨立的暴行：其一是南京大屠殺本身，即日本以何等殘暴的手段消滅了中國一座城市數十萬無辜平民；其二是對大屠殺的掩飾，即日本如何在其他國家助紂為虐的沉默中企圖抹殺公眾對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從而剝奪了受害者在歷史上應有的地位。

本書第一部分的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受電影《羅生門》的影響。這是一部著名的電影，改編自日本小說家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竹林中》，講的是10世紀發生在日本京都的一起強奸謀殺案。表面看來，這個故事很簡單：一歹徒攔路搶劫了一名過路的武士及其妻子；武士的妻子遭到強暴，武士身亡。但是隨著故事中不同角色從各自的視角出發分別講述了自己的經歷之后，情節變得復雜，歹徒、武士妻子、死去的武士和一名目擊者對所發生的事情提供了不同版本的描述。這樣，讀者就必須綜合考慮每個人的回憶，辨別每個人敘述的真偽。在此過程中，透過主觀、通常也是自私的描述，對已發生之事做出客觀的判斷。這個故事應該收入所有刑事司法課程的教材，其主旨也正好切中歷史研究的核心。

本書將從三種不同的視角講述南京大屠殺。第一種是日本人的視角。日本對中國是有計劃的入侵：日本軍隊接到何種命令，如何執行命令，以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第二種是中國人的視角，即受害者的視角。這是當政府再也無力保護其人民免于外敵入侵時，一座城市的命運。這其中還包括個別中國人的故事，即他們在國破家亡時遭受的挫敗、絕望、背叛以及僥幸茍全的故事。第三種是歐美人士的視角。至少在中國歷史的某一時刻，這些外國人曾經是英雄。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現場為數不多的西方人冒著生命危險拯救中國平民，并將在他們眼前發生的種種暴行告知外部世界，發出警示。本書第二部分涉及的是戰后時期，我們將提到歐美各國對其經歷過南京大屠殺的僑民陳述的暴行是多么無動于衷。

美國老兵給張純如的信件（照片由嘉賓朱愛民提供）

最后，本書將探討半個多世紀以來，那些企圖將南京大屠殺從公眾意識中抹去的勢力，以及近年來人們為挑戰這種扭曲歷史的行為所做的種種努力。

若想糾正這段被扭曲的歷史，必須首先弄清楚，日本作為一個民族，當面對他們在大屠殺期間的歷史記錄時，如何控制、培養以及維持他們的集體失憶，甚至集體否認。他們對這段歷史的處理并不是因其過于痛苦而在歷史書上留下空白，事實上，日軍在中日戰爭期間最丑陋的行為都被日本的學校教育全部刪除。更有甚者，他們還將日本發動戰爭的責任隱藏在精心編造的神話中，即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受害者，而非煽動者。美國以原子彈轟炸廣島、長崎期間，日本人所體會到的恐怖更有助于這一神話取代歷史真相。

直至今天，在世界輿論法庭面前，日本仍然對其戰時行徑執迷不悟、毫無悔意，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盡管法庭判決其某些領導人有罪，日本仍舊處心積慮地逃避文明世界的道德審判；而德國則被迫接受這種審判，為自己在戰爭夢魘中犯下的罪行承擔責任。日本人持續逃避審判，從而成為另一種罪行的元兇。正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威塞爾數年前警告的那樣：忘記大屠殺就是二次屠殺。

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人數正在逐年減少，趁這些歷史見證者尚在人世，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本書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激勵其他作家和歷史學家調查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經歷。或許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本書能喚醒日本人的良知，承擔他們對南京大屠殺應負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