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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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據紐約時報報道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美國最著名的公共衛生家安東尼·福奇即將退休，他在《紐約時報》撰文，回顧自己的職業生涯，討論哪些意外推動了他的事業。

福奇是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也是拜登總統的首席醫療顧問。

盡管我不愿使用“一切仿佛就發生在昨天”這句陳詞濫調，但當我準備離開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50多年后的工作時，確實有這種感覺。當我回顧我的職業生涯時，我看到了一些對下一代科學家和衛生工作者或許有用的經驗教訓。

在81歲的年紀，我仍然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開車來到位于貝塞斯達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田園般的園區時的情景。1968年6月，當時27歲的我剛在紐約市完成住院醫師培訓。當時我最渴望的是成為我所能做到的技術最高超的醫生，致力于為我的病人提供盡可能最好的護理。這仍然是我的身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我沒有意識到意想不到的情況會對我的事業和生活的方向產生多么深遠的影響。我很快就學會了迎接意外。

我分享我的故事，一個熱愛科學和發現的故事，希望激勵下一代進入與健康相關的職業，并堅持到底，不管一路上可能遇到何種挑戰和意外。

1958年，出現在高中年鑒中的福奇（左二），是高中校隊的隊長。

正是在我的住院醫師培訓期間，我開始對傳染病與相對新生但蓬勃發展的人體免疫學之間的聯系著迷。我照顧了許多患有感染的病人，有的病情很常見，有的卻是疑難雜癥，我清楚地認識到，醫生和其他醫療保健提供者需要更多的工具來診斷、預防和治療疾病。

為了將這些興趣融合在一起，我接受了NIH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的一項研究工作，學習細胞和免疫系統的其他組成部分如何以復雜的方式保護我們免受傳染病的侵襲。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我需要遵循國家衛生研究院從實驗室到臨床研究的傳統，將實驗室的發現轉化為對病人的護理，反過來也要將臨床的見解帶回實驗室，以改進科學。

盡管之前沒有接受過基礎科學研究方面的訓練，但我卻意外地被它所蘊含的潛在發現所吸引，這些發現不僅會使我的病人受益，還會使無數我可能永遠不會遇到的人受益。我對這項工作的新愛好與我精心制定的行醫計劃產生了重大沖突。最終，我選擇同時追尋這兩條路：成為一名研究科學家和一名在NIH治療病人的醫生，從那以后我一直在那里工作。

在實驗室和診所里可以有如此多的發現——即使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時候。在我職業生涯的早期，我為一組被稱為“血管炎綜合征”的致命血管疾病開發高效的治療方法。原本可能會死亡的病人，卻因為我開發的治療方案而獲得了長期的緩解。我可預見的未來似乎已經勾畫好了藍圖：我將終生致力于與異常免疫系統活動相關的疾病研究。

然后，在1981年夏天，醫生和研究人員發現了一種神秘的疾病，主要在男男性行為的年輕男性中傳播。我開始對這種不同尋常的疾病著迷，這種疾病后來被稱為HIV/AIDS。它的標志是人體抵御它所需要的免疫系統細胞遭到破壞或損傷。我也對那些男同性戀者產生了強烈的同情，他們已經被污名化，而現在病情加倍地折磨著他們的身體，偷走他們的生命和夢想。

福奇博士是美國最早期的HIV/AIDS研究者和倡導者。

我決定徹底改變我的研究方向，而這令我的朋友和導師們大為沮喪的是——他們認為我這樣做會使蒸蒸日上的事業戛然而止。但我終究沒有聽從他們的勸告。此后，我將全身心投入到艾滋病研究中，在國立衛生研究院醫院里醫治這些年輕人，同時在實驗室里探索和揭示這種新疾病的奧秘——到如今，我從事這項工作已經有40多個年頭。

我是親力親為的醫生，也是臨床研究員，我很享受自己的身份，也從未渴望擔任重要的行政職位，但是，20世紀80年代初，對HIV/AIDS的研究相對缺乏關注和資源，這讓我感到挫敗。一次意想不到的機會再次出現，我被邀請領導NIAID，我接受了這個邀請，條件是我需要繼續照顧病人，并領導我的研究實驗室。這一決定改變了我的職業生涯，并為我提供了以我從未想象過的方式積極影響醫學和全球健康的機會。

從羅納德·里根總統開始，在我38年任職NIAID所長的職業生涯中，我有機會親自為七位總統提供建議。我們討論的議題包括如何應對HIV /AIDS，以及其他威脅，如禽流感、炭疽熱襲擊、2009年大流行性流感、埃博拉、寨卡和新冠。我總是對總統和其他高級政府官員說出不加修飾的真相，即使這樣的真相可能令人不舒服或在政治上不討巧，因為當科學和政治攜手合作時，會發生非凡的事情。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拯救生命的HIV抗病毒藥物被證明是安全有效的，而這些研究多數是獲得了NIAID的支持。1996年，這些藥物在美國上市。到21世紀初，能夠獲得這些藥物的人可以預期幾乎正常的壽命。但是，對于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其他中低收入地區的人們來說，幾乎不存在獲得藥物的機會。

在喬治·W·布什總統深切的同情和對全球衛生公平的渴望的驅使下，他指示我和他的工作人員制定一個項目，為資源貧乏、HIV感染程度高的國家的人們提供這些藥物和其他護理。能夠成為“總統艾滋病緊急救援計劃”的設計師，是我一生的榮幸和榮耀，該計劃已經在全球范圍內挽救了2000萬人的生命。總統防治艾滋病緊急救援計劃是一個例子，說明了當政策制定者立志實現以科學為基礎的大膽目標時，可以取得什么樣的成就。

如果我在國家衛生研究院職業生涯的遠端是HIV/AIDS，那么近端是新冠。這次大流行并非完全出乎意料，因為新出現的傳染病在歷史上一直挑戰著人類，但有些疾病可以改變文明，而新冠是自1918年流感大流行以來影響人類的最具破壞性的呼吸道疾病大流行。而且，對于新冠的持續經驗，我們可以從它中學到很多東西。

2015年，福奇每天在一線為埃博拉病毒感染者提供兩小時的治療。

它提醒美國注意繼續投資基礎和臨床生物醫學研究的重要性。新冠大流行的重大成功是由科學進步推動的，特別是已研制出的挽救生命的疫苗，這些疫苗在臨床試驗中被證明安全有效，并在一年內向公眾提供——這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壯舉。

其他教訓是痛苦的，例如美國國內公共衛生應對措施的失敗。我們也必須承認，我們對抗新冠的斗爭受到了我們社會中深刻的政治分歧的阻礙。有關佩戴口罩和接種高效安全疫苗等公共衛生措施的決定，竟然會受到美國虛假信息和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這一點是我們前所未見的。

確保公共衛生政策決策以現有最佳數據為依據，是我們的集體責任。科學家和衛生工作者可以盡自己的一份力，大聲疾呼，包括向新的和傳統的媒體發聲，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分享和解釋最新的科學發現以及尚待了解的知識。

當我回想起1968年來到NIH的那位27歲的年輕人時，我為我通過向美國和全球公眾服務而獲得的榮譽而深感謙卑。

在我的實驗室、NIH診所、NIAID研究部門，通過國內和國際研究合作，我結識了數以千計出色而敬業的醫生、科學家和支持人員，我與他們亦師亦友，在教學相長中，我體驗到了巨大的喜悅，受益無窮。

展望未來，我相信，下一代年輕醫生、科學家和公共衛生從業人員在滿足保護、修復和呵護世界各地人民健康的專業知識的巨大需求時，將體驗到與我同樣的興奮和成就感，勇敢迎接在此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挑戰。

原標題：《福奇《紐約時報》撰文：科學家和衛生工作者要大聲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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