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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劉擎×郁喆雋×余明鋒:技術時代,哲學何為?
當前時代,高速運轉的資本-科學-技術系統構成了我們身處其中的現實語境,即便我們最基本、最日常的時間觀和空間感,都已離不開技術系統的規制,當生動的自然與豐富的人性都可被還原為用于計量的數據,我們的生活是否還留有不可被窺測的余地?我們自身是否也陷入了對無限增長的癡迷?
面對這一時代困境,哲學何為?哲學如何能夠討論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以及當代科學和技術在更廣范圍的發展?哲學反思如何從技術時代的焦躁和喧囂中完成一種思想性擺渡,抵達技術時代的前提、根基和邊界,看清時代的真相?
2022年11月12日下午,知名學者劉擎、郁喆雋、余明鋒和上海三聯書店總編輯黃韜,就余明鋒的新書《還原與無限——技術時代的哲學問題》,在思南讀書會與讀者們一起探討了這一關乎時代與個人的哲學問題。以下是當日對談部分實錄。
講座現場
“萬年未有之大變局”
余明鋒:先簡單地拋磚引玉講兩點寫這本書的基本想法,再把話筒交給劉老師、郁喆雋老師,我今天來特別想聽他們兩位的看法。
我寫這本書有三卷本的計劃,第二卷正在構思、寫作當中,第三卷會留在稍微晚一點的時間出。因為我們正處于巨變的時代,無論是從技術的發展,還是從世界形勢的變化,這對于哲學思考其實是非常重要的。黑格爾有一句著名的話,“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的時候才起飛”,這句話還是很有道理的,當然尼采研究者不會完全認同這句話。哲學的思考,哲學開啟思路的方式,也可能進入歷史某一個脈絡里面去,不一定是完全回顧性的。但是我們在經歷、同時也在觀看這個時代,哲學要理解這種歷史變局。在這一點上,尼采和黑格爾一樣都是有著高度歷史感的哲學家。
這就說到我寫這本書的第一個問題意識,時代感或者時代性問題,或者換一個角度來說,我們在今天怎么樣能夠做這一種切題的哲學思考?
有關哲學理論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其實主要在和文本打交道,在和偉大的心靈打交道。但是,對所有偉大的心靈,不能簡單地指望他們給我們一個答案。當我們指望他們給我們一個答案的時候,一是在苛責前人,二是放棄自己的思想的責任。我們需要過自己的生活,這個意義上我們在每一個時代有自己的生命問題。當這個時代發生一些變化的時候,其實重新理順和它的關系,重新找到思考的切入口,這是作為尼采研究者從尼采那里學到的一個哲學的觀念。這個哲學的觀念,就是哲學永遠是在做這樣一個切題的反身性的思考,不是柏拉圖說完以后,我們重復一遍就可以了。尼采甚至明確地說,柏拉圖說了一遍,我們重復一遍,那叫謬論。哲學的真理不是簡單的命題式的陳述,它是針對自身的生存狀況,針對自我理解而發問的。這個意義上,我們要做鮮活的哲學思考,首先要對自己的時代有所認識。這是我寫這本書主要的動機。
在大學哲學系教書,我總有一種愧疚感,跟偉大的前人相比,我們今天的思想恐怕是弱了一些。當然我們還有未來,還可以努力——這個努力成不成功,是另一回事情,很大程度上,也是學術共同體的事情。所以,寫完這本書之后,我給很多學術界朋友們寄了書,想聽大家的反饋。我聽到贊揚的時候當然特別高興,因為自己的書相當于自己生的孩子一樣,它長得好我是高興的。但是聽到嚴肅批評的時候,同樣很高興,因為我自己想推進這件事情,推進到什么程度,我是保持一定的開放性的,有批評就是在借大家的力,在一起推進思考。這種開放性也有尼采式思想態度。總之,我根本上是從一種尼采式哲學觀出發來做這件事。
接下來談第二點,為什么是技術時代?為什么這本書的副標題是“技術時代的哲學問題”?我想講得日常一點,我跟大家舉一個例子。大家看現在所在的這個場景,今天能夠組織起這樣一場活動,其實離不開所有技術手段,包括最基本的電。這是我最近構思寫作《感知論》的時候在想的一個問題。我們生活當中的目光很大程度上聚焦在人身上,對物只是需要時拿來用,但往往缺少反思。這個帶來跟我這本書相關的命題,叫做“技術工具論”。生活中大多是技術工具論者,比如說我現在需要話筒,大家要聽得見,在線的朋友需要聽得見,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工具,但是技術僅僅是工具嗎?這是有關技術時代論的第一個問題。
我現在拿著話筒,我們用著電,各種電子設備,包括大家首先是用智能手機看到海報,才知道這場講座的信息,所有的信息的傳播事實上現在都已經技術化。這時候,我們再想一想,技術難道只是工具嗎?我們難道不是生活在技術給我們創造的一個生活世界里面嗎?當我們意識到技術不只是運用的對象,而且是我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時候,會猛然醒悟,技術不只是工具。
我最近在想關于物的問題,比如說現在大家都坐在椅子上,大家會遺忘椅子,它會從我們的注意力滑走,遁入背景當中。還有一類事物會遁入背景,但不是簡單地被我們暫時的遺忘,而是反過來構成我們的注意力,它會反過來使得我們的生活得以顯現,我稱之為“物的先驗化”。什么是“先驗”呢?這是一個哲學詞匯,先驗的意思是使得經驗得以可能的要素,在邏輯上先于經驗,使得經驗得以可能。正是這樣一些“先驗化的物”使得我們這場活動得以可能,比如說電,比如說各種傳媒的手段。這些東西大概從19世紀開始,特別是19世紀中葉以來有了爆發性的發展,使得這些技術物開始不只是我們運用的手段,而是在構成我們的生活,比如說電燈、鐵路,比如現在的智能手機,等等。這個意義上的技術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在今天,技術事物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運用對象,而是關系到生活世界的運轉邏輯,關系到我們的自我理解,這個意義上它是一個哲學問題。
劉擎:技術時代,剛剛余明鋒講得特別好,放到更大一點,其實人類不是現在才有技術,人類是一個特別奇怪的物種,我們在生物性上是動物,跟動物在很多方面是一樣的。動物不會自己折騰出技術,它是按照生物生存的邏輯,生物必要性來做。當時馬克思說人和動物的區別是制造工具,后來我們發現現在一部分動物也制造工具。比如說在沒有水的時候,黑猩猩就把葉子咬成碎渣,下雨的時候把葉子的碎末水囤積起來,等干的時候就可以咀嚼。在遠古時代也有工具,比如說大猩猩打仗用的石頭,它可以磨那個石頭。但是人類不一樣,人類在原始的時候和這些高級動物一樣在制造工具,后面最根本的改變是動物們只知其然,人知道背后的規律,破解出來了,從西方理性主義到16、17世紀科學發展、科學革命,我們搞清楚所有這些背后的物理規律——當然笛卡兒是非常重要的,培根是非常重要的——使用工具。我老是喜歡引用培根的一句話,我們要把大自然放在刑具上拷打,逼它說出真相。刑具就是科學實驗的儀器,拷打就是做實驗,說出真相就是規律、因果率。所以我們知道電,知道磁,最后發明電,整個現代通信設備得以發展。人在這個地方很厲害,人知道大自然背后的奧秘,然后得以做發明。這個發明的意思是我們不再接受給定的條件。動物就是只能在給定的條件下做一點點微小的加工,但是人可以反客為主。我們本來可以在大自然的必然性條件下生活,自然的動物的生活是被決定的,現在我們搞清楚,發揮我們的主觀能動性主宰了生活,發明出各種各樣不可能想象的工具。
工具不只是有function的意義,有用處,我們在使用的過程中,工具構成我們的生活背景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改變了我們的自我(理解)。我們原始的自我理解,是我依附在大自然當中,跟同類的生物群居;現在知道一些規律之后,我們發明它以后,我們對自我的理解改變了。這里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一會可以討論。人性這個詞是human nature,nature的意思就是自然,人性就是自然。人性是不變的,人性是不能考驗的,經不起檢驗的,但是人性真的是nature的嗎?當nature被我們重新揭示,重新改造,重新發明,現在所有的這些環境沒有一個是自然的。自然環境變得不自然,全是人造的,難道我們的human nature能保持它的自然性嗎?不是的。我們在很大的意義上,是生物性的存在,如果人是精神性的存在,包括對我們的生物性如何認知,如何感受,如何理解,才構成一種新的人類的性質,這個性質就不再是天然的,它是什么呢?這里面就構成了很大的一個疑惑。我們應該怎么生活?比如說古典哲學家無論柏拉圖、孔子,他們“應然”、“實然”不太相同。“實然”、“自然”是這樣的,“自然”這里稍微有點健康的、好的概念,比如說過猶不及,有中道的概念,離開了就是不好,“應然”就出來了。我們有自然法,自然秩序,全是在Cosmos結構里面。
古代作家不太分“應然”和“實然”,“實然”里面有病態的、健康狀態的敗壞。柏拉圖說靈魂敗壞了,和人的健康概念是一樣的,是很致命的,你不健康,你病了,就是不好的狀態。“應然”和“實然”非常清楚。到現在,如果用“自然”的標準,人性是不存在的或者人性是改變的,人性是有待被完成的,這大概也是尼采的問題。我們沒有固定永恒的像自然那樣的human nature,于是我們出現兩個問題。在“實然”的意義上,我們蠻難談永恒的人性,然后在“應然”的意義上,什么是對人類生活好的,對個人生活好的,就變成了一個大的問題。這個問題由于技術時代,技術的創新,我們每一代人似乎都是新人。
我年輕時被稱作帥哥的時候,覺得這個世界看不懂了,跳跳舞,唱唱卡拉OK,聽聽流行歌曲就感覺滿足了。但是生活得淺薄也可以構成人性嗎?不會的,他們將來會吃苦,他們會幡然醒悟,他們會成長的。不對,到下一代他們仍然活得很好,所有那些從古典那里學到的關于人應該怎么生活,人是什么,這些非常強的信念就遭到了很強的挑戰。如果沒有崩潰和瓦解的話,到今天這個挑戰依然沒有結束。而技術時代給這些挑戰帶來全新的面貌。人到底是什么,應該怎么生活,社會應該組織成什么樣,這正是亙古永恒的哲學問題,但是在這個時代是新的面貌,新的復雜性。像余明鋒的著作帶著深厚學理的依據來直面當下,這是非常可貴的。
郁喆雋:昨天晚上受到一個“刺激”,為什么呢?昨天晚上復旦大學的通識教育活動,臺上的老師講老子有不同的版本,可能是中國古代經典當中基本文本流變性最強的、最不穩定的,加上現在考古發現,大家對于版本、字詞句的注釋、點校花了很多的功夫。這些是我們學人理所應當,本分要做的事情,有它的價值,要守護好它的傳統。但是最后有一個數學系的同學就問了一個問題,所有老師把這個問題都回避掉了,沒有人回答。他問的是,人文,包括人文學科到今天還有什么用?這個問題,劉老師非常熟悉,1990年代就有人文主義精神的大討論,前一輩學者討論的問題,到今天這批“00后”又碰到了。他問這個問題并不是與人文本身的價值有關,而是更切身的問題,人文于我而言價值在什么地方?他是問很切己的問題。但是突然感覺今夕是何年?每一代人,劉老師剛剛所說,近乎于curse的說法,總有一天會碰到這個問題。
為什么陷入昨天這個問題里面?第一個是今夕是何年的問題。居然到了2022年,復旦的同學還問這樣一個問題,我本來以為他們上了一兩年的通識課以后,覺得這個問題應該解決了吧。第二個,有可能因為余明鋒寫的這本書,我花了兩個晚上加一個下午認真地讀了,跟余明鋒有很多討論的地方。他做尼采,我做的韋伯,他對技術感興趣,我對科幻電影感興趣,他對超人類主義感興趣,我最近在寫超人類主義的文章,我們有許多可以聊的地方。
我把我最近的感受跟幾位老師講一下。這幾年我們都有一種感覺,好像趕上了一個特別例外狀態的生活,我們這種人文學者,往往不是著眼于一個月、兩個月、一兩年,我們每天經歷的事情都是短時段的變化。短時段的東西對人的沖擊很大,因為就在你眼前,給你短期的記憶非常強烈,包括情緒性的記憶,為什么我陷入昨天的“刺激”里面,這都是短時段的沖擊。每年有新的技術產品出來,雙十一買這個買那個,今年流行買制氧機,不再買比較奢侈的高端的電子產品。很高興現在對消費者來說,技術是短時段的東西。但是余明鋒寫的東西提示我們除了短時段的沖擊,還有中時段,還有長時段,尤其是像有鑒于年鑒學派的長時段,技術的演進對人來說很可能不是一個短時段的事情。技術作為人的一種生產樣態或者一種生活方式的邊界條件,它可能對我們這個物種,不僅僅是個人,對智人產生什么影響?它可能會來得更潛移默化,更水滴石穿,就像大家讀理科的波,一個很平緩的長波和很短的短波疊加在一起可能生成一種很奇怪的共振,一個新的波形出來。我們不要被眼前短時段強烈的心理刺激變化(影響),作為哲學學者、人文學者,更應關注長時段或者中長時段的變化。
我最近幾年有一些講座的機會,一直在提一個概念:一萬年未有之大變局,不是為了抄某人的文章,是因為余明鋒提的這個概念,技術時代。古代人也有技術時代,雖然比較粗淺,不像我們現在這么發達。人類進入文明歷史,大概所有的人類學家基本上一致的觀點,是一萬年到一萬兩千年,這是以新石器時代革命為標志,農業、城市聚落的出現、職業的分工,大家有余糧開始做一些很無聊的事情,宗教、祭祀、政治、法律、幾何、代數。我們是新石器時代革命的受惠者。最近幾百年的技術演進,我們發現它很有可能打破一萬年以來人類作為智人生活的邊界條件。我在思考一萬年未有之大變局,潛移默化地影響疊加到最近短時段的變化,可能出現很奇妙的短時間之內難以消化的新局面。
最近幾年大家看到某些科技給人刺激比較大,2018年年底的科技革命不知道大家有印象嗎?人類歷史上第一例未出生嬰兒的基因編輯,他用的技術基因剪刀有很多的硬傷,有脫靶率,當然他也受到法律的處罰。這個就好像是門檻式的標志性事件,有人說是潘多拉魔盒打開。我們有生之年很難說有幸或者不幸遇到這樣一個邊界條件被敲掉,被打開。這是長時段累積的變化,水滴石穿到今天這一步,我們智人終于可以不按過去老祖宗一萬年以來的生活方式來生活。
余明鋒在書里面提到這個問題,技術肯定不完全是一個工具,不是我們看得見、摸得到的手這么簡單。我更多地思考,它作為一種人的生活狀況的邊界的錨定或者沖擊,給我們造成怎樣一個很大的回響?
劉老師講在人類思想上有很多變化,我們都很關注。曾經歷史上會有一些所謂的,每個民族理所應當、天經地義的事情,西方的術語是自然法,但是你會發現到了今天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證明我就是這樣理所應當、天經地義、不容置疑的,沒有。
很大程度上倫理觀念的變化還是相對滯后,主要受到的沖擊是來自技術層面,包括技術層面所導致的人的生活方式(的變化),才反向折射到我們的觀念上。我們在工業時代就經常會說有所謂的盧德分子,習慣于田園牧歌的生活方式,慢節奏的農村生活方式,他不喜歡工業,導致的結果是破壞機器。他知道破壞機器對他的生活狀態沒有任何改變。在人類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技術和人的身體之間,這四個東西變化的速率不一樣,而我們現在有意思的狀況就是到了現在這個時代,各個速差之間導致了我們在個體身上感受到焦慮、內在的沖突,包括內在的巴別塔。內心的內耗都是外部的宏觀世界演化的路徑。
回到剛剛講的人文有什么用,在這種可以說短時段、中時段、長時段劇變疊加一起的情況下,人文肯定是有用的,而且會起到定海神針的作用。對個體來說,也可以起導航的作用,至少給自己一個明確自洽的答案。它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來自于這個領域。
《還原與無限——技術時代的哲學問題》
“做了‘末人’,為什么一天還要emo十幾次?”
黃韜:剛剛講到,一萬年來的大變局,在過去的時代,人在不斷地與自然打交道的過程中,改變世界,制造工具,同時,世界也改變了我們。我們越來越難以把這個世界看成是外在于人類的東西,恐怕人跟我們所創造的世界本身是一體的,不但是一個工具的問題,工具本身也構成我們存在的部分。尤其是到了余明鋒所講的技術時代,恐怕它的特異性比之前更加要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郁喆雋說,可以破壞機器,我喜歡田園生活,可以逃到田園里面去,逃到深山里面去,現在逃不了,有各種各樣的手段,定位導航,逃無可逃,這恐怕就是余明鋒在這本書里面所講的技術時代非常重要的特征,包括這種特征對于人,對于整體,對于個體,它所可能產生的一種改變,也講得比較多。對于這個問題,恐怕余明鋒也要給讀者再講一講,技術時代究竟是什么樣的樣態?
余明鋒:我在聽的時候就在想一個哲學上的概念,叫現實(reality)。劉老師、郁老師的發言都在談一個問題,我們所生活在其中的reality發生變化,這是讓我們非常不安的事情,我們感到腳底下的大地沒有那么穩固了。這個大地當然有多重含義,不僅僅是物理、地理上的大地,包括原先講三千年變局的時候,那指的還只是一個文化傳統,講萬年變局的時候,那指的是人性本身,這是當下討論的確確實實在發生的事情。在國外也討論很多,國際上也開始在這方面討論人類增強的技術。我個人在壽命上的自我期望不是太高,但是現在有一些生命科學家的預期已經是150歲。這看起來只是技術給我們人類帶來的福利,但是多給你50年,婚姻還能維系嗎?代際之間會是什么樣的關系?倫理觀念恐怕會發生巨大變化。婚姻的契約是不是要定一個界限呢?以前說永恒容易一些,一起活二三十年、四五十年,夠了,現在50歲結婚,也得承諾100年。
黃韜:像版權一樣,簽十年、二十年。
劉擎:本來想堅持一下,一說150年,算了吧。
余明鋒:而且這個預期不僅影響日常生活,還帶來很多變化。比如說,在德國留學時聽過一位美國學者講美國大選,當時正好特朗普已經上臺,他們的政治學家在分析這件事情。他們說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在美國,法官是終身制的,如果活150歲,這個終身制還可行嗎?誰能保證他不活糊涂?原先很多的設定都會被打破。這個時候我們的社會的組織,生命的安排,所有這些東西都處在一個巨大的變化之中。
要是尼采在今天太好了,他會說,大海又開放了。我們知道尼采最著名的話是“上帝死了”,但是尼采接著還說了一句,“太好了,大海又開放了”。當然他首先會說,上帝死了,我們人類該怎么辦?這是一個巨大的黑暗。所有的方向、目標已經消失,給我們帶來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問題處境。但是他會接著說,“大海又開放了”,對我們做思想事業的人來說,這確實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壞的一方面表現就是,學生會問哲學有什么用?包括我們自己也會問。我是從來不鼓勵學生學哲學的,雖然我把課講好,言外之意也是歡迎感興趣的同學來學習,但是學生來問的時候,我首先會說,你跟父母商量一下生計問題,然后說進哲學系有很大的難處,可能讀十年二十年還是一個學徒,你學工程類學科,五年十年發Nature、Science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哲學界不是這樣子,哲學首先要消化人類的思想史,然后還要能夠面對當下的現實,這是很難的。這個意義上哲學遇上了最壞的時代,它最不實用,最不合技術時代之用。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沒有發表,開頭第一句話,“哲學不處于這個時代的中心,甚至不在它的邊緣”。什么意思呢?它不在中心,大家能理解,甚至不在邊緣什么意思呢?哲學作為哲學史研究在技術時代的知識體系內部,作為學術工業確實在這個體系的邊緣,但是真正的哲學不在中心,也不在邊緣,在哪里呢?我覺得它和我們的時代有一個幽靈式的關系。什么是幽靈?就是魂不附體,身體里面已經沒有它了,但是它依然以幽靈的方式纏繞著這個身體。幽靈的存在對于現實很重要。
回到剛剛黃老師的問題,我們做哲學思考的人如何面對技術時代?我在書里面提出一個命題,所謂技術時代的古今之變,這里面還是有一個變化,技術在古代也不是單純的工具,但是在今天,技術的形態和傳統的形態有著根本的差異,這個差異簡單來說和科學,和資本、科學形成一個整體。
我們今天單單看技術是無法理解技術的,我們要看資本怎么需要它,我們看科學在基本理論上的突破如何使得它有真正的長足的突破。這個大家大體都能理解,它是一個互相關聯的體系,包括為什么哲學在今天不在世界的中心,也不在它的邊緣,因為你對這個資本-科學-技術的體系是沒有生產力的。當然這個意義上我們要為哲學在今天仍然存在而驕傲,說明我們的社會還是能養活這樣一些單純做反思的人,我們需要這樣一種存在。我在大學里講課,甚至跟學生說,在985高校聽哲學課是你們的福利、是奢侈,因為基本上只有這樣的大學才有哲學系,才有人談這些問題的。現在的大學,不但老師是學術工業化的,學生也是職業教育化的,主要就是拿一個文憑謀職位,這是資本-科學-技術體系內部的事情,我們需要一個外部。
關于技術時代的古今之變,我就不細談了,大家有興趣看書。
接下來回應一下劉老師和郁老師談到的human nature的問題。我們認為穩定的東西在今天確實不再穩定了,這個時候我們該怎么辦?哲學該怎么面對它?
首先這本書只是一個開始,我接下來試圖反思的,就是我們對于人性的理解。這聽起來是個老掉牙的題目,哲學自古以來好像都在談,后來哲學家都談煩了,不要談人性,談人性就是騙人。人性似乎把我們人存在的問題本質化了,好像有一個東西叫human nature,當思想家們出于自己的階級立場,出于自己的觀念立場,把自己所主張的人性本質化,這個意義上其實在偷換概念,或者把更復雜的問題簡化。為什么今天仍然要談?在書里面略微寫了一點,作為未來寫作的一個引論,我非常看重這當中所謂的“本能的匱乏”。剛剛兩位老師談到人和動物的差別,我們仍然從這個角度談。有關這個差別,在古希臘有普羅米修斯的神話,這個神話故事很有意思,普羅米修斯在古希臘神話當中是很愛人類的一個泰坦神,有一次要把技能分給眾生。這件事情看起來很簡單,像我們平常說的,花錢的事情很簡單,籌錢不容易。他的弟弟厄庇墨透斯于是很高興地說,哥哥,這件事情我來干吧。可是最后,普羅米修斯在檢查的時候發現,技能已經分完了,還剩下一種動物叫人,他沒有得到分配,沒有得到專屬的技能。這個神話講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人和其他動物的不同在于,我們沒有一種穩定的本能,使得我們在自然界有固定的位置,可恰恰因此使得人成為人。人類燦爛的文明,一切的技術手段,都植根于此。技術在這個意義上是人性骨子里的東西,因為我們本能的匱乏,使得我們離開自然秩序,反過來甚至改造自然。
這里面有一個復雜的nature概念,人類文明的創造,技術發明還是有一個自然之根。這個自然之根恰恰使我們走出自然,這聽起來很悖謬。我在書里面大概有一句話,“人性不在生物學的基因,不在物理學的粒子,人性在哪里?人性在本能的匱乏,在空無之地”。它有一個空無在那里,這個空無使得它有生發的空間,這個生發的空間一直到今天沒有窮盡,在未來也沒有窮盡,這個意義上我們仍然是有一個大地的,這個大地是空的。說起來有點嚇人,但是意味著人性未來的前景的東西,其實取決于從這個本能的匱乏里面創造了什么,取得什么,這個創造不止于技術,而且有藝術性的生發、我們的自我塑造,是我們如何在自己生命的潛能里面給它一個顯示的問題,這是一個開放式的問題,在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在哲學的層面對它進行追問。
劉擎:明鋒表達得特別好,而且非常準確,我不知道在座的聽懂沒有,他每句話都是非常準確的。而且這里面是有克制的,這本書還是有傾向的,就是在“應然”的層面上,人應該過成什么樣的人。我把他這個張力打開一點。
剛剛大家都有感受到自然之根的匱乏,就是講的虛無。我最近講整個現代是做了一場出走,人類的出走,出走不只是物理意義上的離開農業的家園進入工業(工業都是人造的),人際關系的出走(宗族社會、血緣關系,我們跟陌生人在一起),我們身體開始出走(我們做整容、醫美,我們做變性,現在還可以做基因編輯),但是這一切的可能性在于人是未完成的,人性之根是空無的。
希臘神廟上有一句話說,認識你自己,為什么這么難?因為人是變動不居的,而且對自己的認識是你的自我構成的一部分,你和它纏繞在一起,人性的構成在變,你對它的認知又在改變,這個認知又加入自我構成,所以永遠搞不清楚。這里面就會出現對自我把握的暈眩。為了馴服這種暈眩,物理主義者開始講一切都是物理的,都是生物,都是欲望,都是粒子,都是荷爾蒙,好像有了這些就把握了自我,但這是無效的。人是永遠未完成的,是有待被完成的,我們是時間的存在。尼采自己是非常強的悖反,他主張瓦解什么,但是又告訴你還有一種高貴、值得過的生活。在這里核心的問題,也可以說這個時代,整個新的人類面臨的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就是你怎么能夠主張人性在有改變的前提下還要一個人應該過確定的生活?
郁喆雋說人文主義可以給一個答案,我覺得他說得過于自信了。現在世界的沖突,一大部分來自對這個問題的回應是不同的,我們信念不同,不僅在國與國、文明與文明之間,在國內內部,在一個地方內部,甚至在我們自己內心,就在爭論。一方面尼采帶來一個好消息,可以重估一切價值。另一方面,壞消息是,你站在什么上面重估,重估一切價值是不可能的。因為你估計一個價值,必須站在一個價值性的判斷里面才可以估,如果重估腳下的價值會造成無窮后退,那么第一個價值就不需要論證。以前國外講基督教,中國講天道,現在還有人講嗎?人性自然也沒有了。余明鋒書里面講,要超越,而不是沉淪于“末人”,這個立場是清楚的。
我在想,自己在過什么樣的生活?我在超越嗎?有的時候我也在沉淪,為“末人”的舒適的、避免痛苦的生活做某種辯護。這個辯護有兩點,一個古代倫理學的標準,忍耐、勇敢、堅毅,哪里來的?因為他們生活太難了,如果不這樣過,活不下去,那些不能忍耐的已經被淘汰了。而現在我們的技術帶來兩個東西,用尼采來講是超越,因為發明了以前根本想不到的東西,但是在個體生活層面它是沉淪了,這是一個雙重奏。技術越發展,我們越不需要面臨痛苦、折磨、困難,我們用不著發展出那種古典美德就可以活得很好,而且壽命很長,很舒服。于是我們就要問這個古典反對淺薄的舒服,到底是一個倫理的必然性,還是conditional的?以前父輩教育我們,小孩子要受苦,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現在教育小孩子稍微受點苦,但是不要太苦,尤其女孩子不能太苦,如果太苦,將來的性格很奇怪,一代人就改變了。問題是現在為什么“末人”不可以是一種生活理想?因為我們有了這樣的條件。為什么“末人”不可以成為一種新的倫理原則?因為古代的倫理原則是在那個時代沒有那個技術條件。所以我們偉大的技術發明的超越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讓大家可以過“末人”的生活。查拉圖斯特拉問了之后,眾人回答,把“末人”給我們吧,把“超人”送給你,你們去做“超人”吧,我們做“末人”。這是很多人的聲音。
但是我心里有另外一個聲音,90后、95后,你們舒服嗎?大家聽到這么多抱怨、牢騷,內卷、精神內耗、抑郁、emo,一天emo五六次,這就有一個選擇。第一,你想做“末人”而不得,有點像魯迅說的你想做奴才而不得,這是第一個困擾。第二,當了“末人”以后,你會有各種各樣的不適、不爽。你做了“末人”,為什么一天還要emo十幾次?又會回到這個問題,到底古典倫理對不對?到底人性是建構的,我們可以任意妄為重新建構自己嗎?現在的方式是什么?
郁喆雋:剛剛劉老師點出一個關鍵詞,人文主義。人文主義有很多不同的層面,剛剛劉老師講的人文主義是比較高歌凱進,光明的,是引導人們積極、正面的層面。我個人很喜歡采取腹誹或者厚黑的方式來理解人文主義。這取決于怎么來看反復提到的human nature,人性。人文主義有一個大前提,覺得人都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本質、本性,始終處在一種流變過程當中,有待形成,甚至有待自己定義。存在主義在倫理意義上講的存在先于本質,與它很像。
中世紀晚期很多歐洲的思想家認為,對上帝對人類來說,亞當沒有專屬的地位,既可屬天,也可屬地。現在人很少真正生活在自然當中,大部分生活在自己構造出來的技術世界里面,活在自己和受的教育構造出來的意義世界里面。韋伯說,“人是掛在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蜘蛛”,跟自然之間是很隔絕的,這是人文主義的含義。
另外一方面,多多少少也提出來人是賤的,天資很差,沒有什么生理上,跟鳥、魚、豹、大象一樣的(技能)。人的賤性表現在什么地方呢?他不知饜足。這種饜足不是貪得無厭的厭,而是我們會對任何給定的答案產生一種天然的質疑或者會打一個問號,我們始終還是想有沒有別的可能性?還想在里面折騰一下,活出不一樣,不是為了曲高和寡、與眾不同,而是嘗試一種突破的可能性,這個大概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屬性。
面對人的賤性和不完整性有兩種完全不一樣的生存策略。一種就是我很積極主動,不停地折騰,始終在找一個與眾不同的答案,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那種生活方式成本非常高,但是很有可能。另外一種就是“末人”的生活方式,這個社會大眾或者技術可能性,約定俗成給你一個很省力或者大家能接受的生活,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的常態,這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可接受的。
但是很有可能我們依然處在做鐘擺運動的狀態,你擺到大家很物質主義、享樂主義的時候產生了厭倦,你還想折騰,不想做“末人”,想做“超人”。“超人”做兩秒鐘之后,太累了,還是做“末人”吧。鐘擺運動,也是人emo的來源。人性有很多面,始終處在鐘擺運動當中。
剛剛劉老師講到情緒的問題。技術時代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人現在情緒主義的表達。其實你會發現在一切絕對的價值序列土崩瓦解以后,人用什么東西評判好還是不好?應該還是不應該?把原來的應該、不應該完全給抽離掉,唯一的就是面對情緒這個東西。我處在這個情景下,我的情緒怎么樣,能夠評價的只有emo了。我喝一杯咖啡挺開心的,但是跟我說咖啡要350塊錢,我可能進入一種emo,我不舒服。我們很多時候的評判,都是因時因地的情緒。
我再補充一點,剛剛反復講一萬年未有之大變局,今年年初學期開始的時候,給學院做了一個抖音直播,當中有一個觀點講思想實驗,講得很經典,跟希臘神話有關。忒修斯之船每一塊木板都壞了,等把木板都換成新的之后,這一艘船還是不是原來那一艘船?很經典的思想實驗。哲學從本體論和形而上學討論它的同一性的問題。但是我們作為一個人類的共同體,不管是生物,還是智人,現在碰到的問題可能就是忒修斯之船的問題。換木板第一步已經開始,接下來第二塊、第三塊……持續幾個世紀的時間。這個進程已經開始了,我們有幸踏上這樣一個進程。
回到今天的主題,對于未來,我的形象包括我后代的形象的設想,這不完全是一致的問題,這里面有一個“應然”,有一個審美問題,一個人文傳統一直要回答的問題。同意剛剛劉老師說到的太樂觀,人文可能給不了答案,如果人文給不了答案,其他也給不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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