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鄒思聰 三明治 收錄于合集 #三明治·鄒思聰專欄 5個

性別議題在波蘭不再是“少數”議題。“反性別”、“反性別意識形態”也不再只是一場“單純”的文化戰爭。在許多研究中，性別議題被視為一種“象征性凝膠”（Gender as symbolic glue）

文 | 鄒思聰

小鎮人

茲沃比卡（Zg?obicka）有天早上起床后，正在廚房做早餐時，回頭就看到爺爺正滿面愁容地盯著她，欲言又止。她一臉茫然，忙問怎么了。

“我昨晚做了個噩夢，給嚇醒了”，爺爺沉默一陣后開口。

“什么夢？”

“我夢見你嫁給了一個外國人。”

他接著補充，“還是個黑人。”

“天啊，我才二十二歲，你怎么會做這樣的夢？”

“總之，你一定不能嫁給一個黑人。”茲沃比卡正想反唇相譏，這個男人撂下一句話就走出廚房，留下她獨自發怔。

我和茲沃比卡在克拉科夫老城區的一間露天酒吧“面對面”（Vis-à-vis），她給我講了這個故事，并且一發不可收拾，開始歷數她與家人新近的矛盾。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么老人們對外國人這么仇視？和外國人，和黑人結婚有什么問題嗎？種族主義對他們來說就這么自然嗎？自從我來了克拉科夫，和他們的關系就越來越差。我爺爺怕我嫁給黑人；假期我想去克拉科夫電影節實習，我媽早已安排我各種家務；我周末在表姐的冰淇淋店打零工，一下班就被她數落，覺得我不該寫小說，因為這找不到工作……”

我們剛結束一場克拉科夫電影節的放映，本在聊K-Pop對這代波蘭年輕人的影響，順便聊到克拉科夫東亞面孔很少，每晚我在維斯瓦河旁跑步時，有些當地人看我如同看動物園猴子一樣的表情。卻不知怎么，她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起這些家庭矛盾來。

“沒想到你們也有這種愚蠢的家庭矛盾”，我只好說。

我和茲沃比卡認識已有一陣。我們同在雅蓋隆大學，我在歐洲研究系，她在媒體創意系；我十多年來萍蹤不定，如孤魂野鬼。她則離家兩年多，未來同時充滿了希冀與迷茫。

我很少見茲沃比卡那么憤怒和口若懸河。一方面，她聊的某些家庭矛盾特別中國，另一方面，她講的事情又獨具波蘭特色。在我看來，那是一場國家入侵家庭的內戰。例如當她說，爺爺不讓她和黑人結婚時，你只需稍加思考，便會覺得這過于“正常”。

這個男人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處于波蘭統一工人黨的統治下，在家鄉擁有一份黨賜予的工人職業。二戰結束后，發生在西歐的移民浪潮從未在此出現。他年輕時，頂多見過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些許客工。而如今，他又整天面對現執政黨——法律與公正黨的“主流家庭化政策”、反移民/難民宣傳，再聯想到遠離家鄉、又日漸叛逆的孫女，于是寤寐思服，在夢里發現了自己孫女未來的可怕命運。那是屬于頑固老人對失控子女的驚慌失措。

茲沃比卡在雅蓋隆大學讀大三，是波蘭大學本科體系下的最后一年。但第一年新冠大流行伊始，她大半年都在家上網課，從未離開自己出生的那個小鎮——可能連小鎮都算不上，那是一個由封建時期地主命名的村莊。我曾問茲沃比卡，是否對大學第一年感到失望，畢竟新世界就這樣戛然而止。

克拉科夫會展中心，這棟建筑修得和該城市中心的傳統建筑極為不同，因此顯得異類。

答案恰恰相反，她那時并不困擾，和家人待在一起，有高中閨蜜陪伴，還上了波蘭最好的大學（華沙大學可能會表示抗議），讀到自己喜歡的創意專業，成為家族的驕傲。我立刻意識到，那時她只勉強告別青春期，世界版圖在大流行期間并未對她展開。當更大的世界尚未到來時，人自然很少會察覺到沖突。

反而是克拉科夫最初帶來的心理沖擊，比新冠病毒更大。

某天下午，我和茲沃比卡經過維斯瓦河大橋，她停了下來，看著對岸的克拉科夫會展中心。這是一棟設計得極富現代感、乃至于和克拉科夫老城顯得格格不入的大樓。她愣了一下，對我說，“我從來沒想過去華沙上學，我去過一次，那里太丑了。”

“華沙真的很像北京。”我說。

“我喜歡克拉科夫的街道、建筑和藝術。”

“克拉科夫可能類似波蘭的上海。”我說。

“但是，當我真的第一次獨自在克拉科夫生活時，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有生理性恐慌。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大城市里，獨自處理所有事情，對當時的我來說，太可怕了。”

“那現在呢？”

“現在我當然想以后留在克拉科夫，找個廣告創意類的工作，或者在雅蓋隆大學讀研。”

“你有想過留學嗎？”

“我的同學想去美國，去德國，去英國，去瑞典。但我就想以后留在克拉科夫，我現在喜歡這里的一切。”“你可是歐洲公民，你們可以去全世界任何地方。我花了十年才來到這里。” 我突然想勸一勸她，克拉科夫不是世界盡頭。

“我覺得我不是一個能應付太多陌生世界的人”，她說。

兩種記憶

我沒再問下去，而是開始去思索她年輕的世界。

我們認識以來，已好多次聊起她的故鄉。她出生長大的那個有很長名字的村鎮，人口三千，介于波蘭東南部城市熱舒夫（Rzeszów）和普熱梅希爾（Przemy?l）之間。這兩個城市因為戰爭爆發，而開始頻頻出現在新聞頭條。它們地處烏克蘭和波蘭的國境邊界，數百萬難民途經茲沃比卡的家鄉，前往更深處的歐洲。

茲沃比卡給我講她高祖父——爺爺的爺爺——那次，我突發奇想地說，若是生在一戰或以前，她會是奧匈帝國子民，并經歷奧匈帝國與沙俄帝國的圍城之役。若是生在一戰后，她可能會短暫成為烏克蘭人，之后會迅速成為蘇俄人。直到一九二一年波蘇戰爭結束后，她才會成為波蘭第二共和國公民。這樣的日子會持續到一九三九年，西邊的敵人會從但澤（現在的格但斯克）出發，迅速吞并這一整片土地，但她也沒資格做個德國人。

畢竟，埃德蒙德·伯克就曾在書信里哀嘆，波蘭是個只能存在于月球之上的國家。

“對，我爺爺有個兄弟就是俄國人，我另一個阿姨就有烏克蘭血統，我，只是恰好現在是波蘭人”，茲沃比卡深表同意。

而在茲沃比卡高祖父的青春年代，那一片地區要繁華許多，可能僅次于華沙、克拉科夫或但澤；也要破碎與瘋狂許多，因為它地處邊境。而邊境總是誕生通商、交流、民族主義與領土爭端，當然也永遠少不了帝國的病態野心。她高祖父傳說中的一生就兼具那種“繁榮”與“瘋狂”。

茲沃比卡從爺爺那里聽來關于高祖父所有的風流韻事。據稱那個男人年輕時極富魅力，四處游走，聞名鄉里，分別和十幾個不同國家或地方的女人，生了二十來個孩子。只是那些孩子及后輩的命運，如今已沒人知曉，高祖父最后也客死他鄉，不知所蹤。“我也不知道這到底有多少是真的”，茲沃比卡說。顯然五代以前，至少從男人的角度，這個家庭尚沒有“保守”的傳統。

茲沃比卡父母的青春時代則由一場明顯的斷裂組成，他們生活在由波蘭統一工人黨和團結工會分別打造的世界。

九十年代之后，她的父母沒有像解禁年代的很多年輕人一樣，前往德國打工，而是留在家鄉，并在家鄉相識結婚。最終，父親成為房屋管理局的職員，母親成為會計，陸續生下茲沃比卡和她的弟弟。茲沃比卡出生在千禧年，等到她有自我意識時，波蘭已成為歐盟、北約和申根的一部分。那時的波蘭執政黨，無論是法律與公正黨還是公民綱領黨，不管出于何種理由，都對加入歐盟推崇備至，“歐盟懷疑論”（Eurosceptism）和“波蘭脫歐”(Polexit)尚在遙遙無期的將來。

我不止一次對茲沃比卡感慨，她擁有一個“好命運”。她是兩百年來最幸運的一代“新波蘭人”，也同時是歐盟人。但這一身份背后，由更漫長的敘事組成。在我們所有的波蘭史交流中，我都好奇茲沃比卡的歷史記憶。甚至某次，她帶我去克拉科夫當代藝術館，看一場無關歷史的后現代展覽時，我還在喋喋不休追問她的“記憶”。

她有些無奈，說我了解波蘭史比她更多。但其實是因為我來自的地方，讓我更容易與歷史的幽靈糾纏不休。

簡短來說，茲沃比卡被教育的歷史記憶是：畢蘇斯基（Józef Pi?sudski）和他的軍團是偉大的，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徒是邪惡的，他們分別建立和摧毀了波蘭第二共和國。二戰是由希特勒和斯大林共同發動的，這說法顯然和中國教科書不一樣。奧斯維辛是殘酷的，中學時，學校組織參觀過一次，她從此不敢再去。波蘭統一工人黨和雅魯澤爾斯基是壞的，團結工會和瓦文薩是好的，但此人在如今的課本上出現得已不是很多。

更早的歷史則是，波蘭人在波蘭-立陶宛聯邦時（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就誕生了民主傳統，自古以來就是帝國強權的受害者，被普魯士、奧匈帝國和沙俄瓜分了一百二十三年，他們和烏克蘭人一樣，都是反抗帝國的代表。加入歐盟當然是一大成就，但波蘭的主權是更重要的，因為這是千百年來，幾代波蘭人浴血奮斗的結果。

這樣的歷史敘事雖說并非虛構，大多卻過于簡化。況且在一個歐盟整合的時代，過分強調本國民族主義顯然不是好事。更別說，波蘭和烏克蘭曾經的關系可不像今天，即便沒有俄國，波蘭人、烏克蘭人和哥薩克人也曾打得不可開交。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一樣，都曾是這片土地的不治之癥。

這些集體記憶是我窮追不舍的后果，在少女時代，茲沃比卡絲毫不關心政治或歷史。大多數時候她既不是波蘭人也不是歐盟人，而是小鎮人。她的真實記憶由村莊、森林、河流、文學和K-Pop組成。

在茲沃比卡的少女時代，最大的危險不是希特勒或斯大林，而是童年時出現在村莊的狼和野豬。最恐怖的事情不是奧斯維辛，而是中學時，和玩伴們在村莊邊的森林里，發現一個上吊自盡、死了好幾天的男人。她和發小一起報警，接受警方詢問，對那個懸掛的身影感到不寒而栗，又帶著某種冒險的刺激。

最美好的事情也不是虛無縹緲的民族主義，而是讀到辛波斯卡在克拉科夫生活時，書寫個人生活和心緒的那些詩。她很早就了解到辛波斯卡的生活習慣，比如辛波斯卡從不抽煙，卻一生喜愛搜集打火機的軼事。最后，則是最新出道的韓國男團，通過互聯網來到她的村莊。

她描述的故鄉總讓我想起奧爾加·朵丘卡筆下的“太古”。只是太古可能是身處歷史迷霧中的波蘭，她卻不再是那個世界里的凄慘“麥穗兒”。

最后的初中生

直到法律與公正黨在二〇一六年再度當選執政，國家的存在突然變得無比真實。即便茲沃比卡再不諳世事，也開始感到有什么細微而深刻地改變了。

首先是她突然就成了這個國家最后三屆初中生。

小她幾歲的弟弟，最終會成為“小學八年級畢業生”。茲沃比卡苦笑，這個家庭全由小學生構成，她上兩代都是小學生，弟弟仍會是小學生，只有茲沃比卡當過初中畢業生。她的初中老師們在那時也紛紛失業。

在波蘭統一工人黨時期，共產黨為了擴大工人職業教育而取消了初中。但那個年代培養的鎖匠、鞋匠、澆筑工、裝配工，顯然不再能適應自動化與國際化的九十年代國際分工體系，于是世紀末，波蘭恢復了初中教育。在大多數歐盟或世界經合組織的調查結論里，這次改革讓波蘭青少年的閱讀識字與數學能力超過大多數歐盟國家同齡人水平，且增進了教育公平，更有利于小鎮少年升入高中，或者找份更高收入的工作。

但二〇一七年，法律與公正黨上臺一年后，旋即更改了波蘭教育制度。從此，波蘭人要上八年小學，之后再選擇找工作、普通高中或職業教育。

教材的改寫則是另一件事。歐盟在教材中分量顯著減少，波蘭裔教皇保羅二世愈發重要，據稱那是因為西歐害怕天主教進入課堂，所以波蘭當局要逆轉歐洲的腐敗轉向。同時，青少年避孕教學被刪除，淡化大屠殺歷史，新課本更想強調的，是只屬于波蘭民族的歷史英雄。

這并不奇怪。來到克拉科夫第一天，我就感到無所不在的民族主義建構，那是冷戰結束以來，波蘭歷任執政黨都在進行的事業。比如，我住在畢蘇斯基街，它曾被一個不太知名的共產黨人的名字替代，現在畢蘇斯基的雕像則重新聳立在街上，一切恢復如昨。列寧大道變成了團結大道。六年計劃與古巴革命大道則變成了約翰·保羅二世大道。老城中心的圣瑪麗教堂上，每天不斷響起怪異又戛然而止的小號聲，時刻提醒當代波蘭人，那是近千年前抵抗蒙古入侵的民族英雄。

只是我怎么也想不到，年輕的茲沃比卡居然會成為波蘭的“老三屆”。法律與公正黨顯然已走得更遠。

在克拉科夫老城中心，圣瑪麗教堂上，每隔一小時就有這么一次詭異的小號聲。一個挪威歷史老師對我說，“波蘭人就是這么Dramatic，我們被人銘記的就是維京海盜。”

另一個“好”變化是，由于那時茲沃比卡尚未成年，又有一個弟弟，至此她家多了一筆每月五百茲羅提的家庭育兒補貼。若她有更多兄弟姊妹，這一數額將會不斷疊加。直到茲沃比卡成年，這一補貼才得以終結。此外，爺爺奶奶每年也得到了更多月份的養老金。

執政黨多管齊下，派錢的同時，順勢推行“主流家庭化政策”。“只能一男一女組成家庭，男人工作，女人持家，多生幾個孩子，每周去天主教堂，這就是主流家庭”，雅蓋隆大學研究女性主義、宗教與右翼政治的社會學家澤林斯卡（Zielińska）對我說。

二〇二〇年下半年，大流行此時仍在蔓延，二十歲的茲沃比卡正式離開這個“主流家庭”，前往克拉科夫，新世界正式降臨。

她和發小在城郊一起租了個公寓，在屋里擺上一張韓國男團“防彈少年”的照片，以求安慰，卻仍無法阻止自己常因恐慌而哭泣。她開始喜歡上一個波蘭音樂人，大衛·波夏德沃（Dawid Podsiad?o），因為這個本土歌手創作了一首爆紅國內的流行音樂《小鎮》（Ma?omiasteczkowy）。那首歌反復吟唱，“小鎮的臉龐，小鎮的口音，小鎮的夢想，我愿你在淋浴房里能放聲歌唱。”

慢慢地，她為了轉移恐懼，開始寫奇幻小說，并在發小鼓勵下，投給了文學比賽，雖然沒能斬獲大獎，卻意外收獲了某位評委的回信鼓勵。那篇小說講述了一個圣城“索倫”（Solen）被邪惡摧毀的故事，男女主在此期間不斷聽到一個神秘的聲音，召喚著他們離開，去尋找世界的真相。

兩年多后，我到來時，她已對大城市應對自如。我們相識后不久，她就開始在克拉科夫電影節做志愿者。那比不上戛納、柏林或威尼斯電影節，卻也舉辦超過半個世紀，是波蘭最負盛名的電影節。她每日與都市白領一起工作加班，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導演與演員，偶爾客串一下波蘭語/英語翻譯。她還利用“特權”，在電影節快結束時，友好地請我看了本屆電影節的最佳紀錄片《大教堂》（The Cathedral）。

也是這天，她滿懷委屈講起自己的“主流家庭”，驚愕于爺爺渾然天成的種族主義。我們東拉西扯，從她自己和家庭，聊到小鎮與國家。只有在克拉科夫，她才更深刻地感受國家。因為她剛到克拉科夫時，老城廣場就沖出了成千上萬的波蘭女人，她們與警察相對而立，舉手握拳，高呼口號，反抗法律與公正黨發動的那場“對女人的戰爭”。那是在小鎮永遠不會看到的景象。

“就在二〇二〇年，法律與公正黨通過了一項極其糟糕的法律”，她主動說起來，“波蘭女人將不再有墮胎權。”

我好奇她的公共轉向從何時開始，問道，“你什么時候開始關注政治的？”

“來到雅蓋隆大學以后”，她頓了頓，補充說，“更準確的說，就是這個法案通過的時候。”

批評家

我無法想象茲沃比卡未來會成為何種人，是否仍要面對國家分裂家庭的內戰，是否還覺得克拉科夫是她的世界盡頭。我生長于中國西南小鎮，十年前，我覺得成都或香港會是我的歸宿，可命運難以逆料。

然而，每當看到卡絲卡（Karska），我就覺得自己瞥到了茲沃比卡的某種未來。

我和卡絲卡在“新省會”（Nowa Prowincja）相識。我正在準備流亡烏克蘭人的采訪資料，她第二天要去羅馬看望男朋友，走前來喝一杯。此前，一位在克拉科夫生活了十七年的烏克蘭鋼琴家告訴我，這里是本市所有藝術家、作家、詩人最常來寫作或交談的地方。我聽罷當即決定，將自己的“工作室”從圖書館搬到新省會。

認識卡絲卡的頭一個小時，我就得出結論，她是波蘭一切現狀的批評家。

“去年有兩名女人因此而死，因為醫生害怕繼續給她們墮胎，醫生甚至都能看到母體內死掉的胎兒。他們甚至不敢把已死掉的孩子拿出來，因為法律突然改變了。”

“以前波蘭女人有得選，現在在國內沒有任何選項。”

“這個黨上臺后幾個月，就改變了所有事情。波蘭的一切都變了。他們把天主教和墮胎聯系起來，女人上街抗議，沒有用。他們在憲法法院安排自己的人選，律師們上街抗議，沒有用。他們給各個家庭發錢，這就是在買選票……”

“波蘭整個社會都排斥移民和難民。好在這次烏克蘭難民到來，他們沒有阻止。但是，從白俄羅斯入境的中東難民就被擋在邊境。但突然之間，波蘭卻仿佛成了歐盟的道德模范，這太不可思議了。”

“我所有朋友都嘲笑我。因為在我老家，有極其愚蠢的，‘性少數群體禁止入內’（LGBT Free Zone）、‘同性戀禁止入內’（Gay Free Zone）的告示牌立在路旁，被全世界媒體報道。”

和茲沃比卡聊天時，我大多時候需要窮追不舍。而面對卡絲卡，你只需問出一個問題，接下來就是她展開演說的時間。她的英語鏗鏘有力，婉轉如歌，據稱是因為她的故鄉離烏克蘭很近，烏克蘭語又比波蘭語更具音韻——和茲沃比卡一樣，她也來自波蘭東南部小鎮。我們在“新省會”喝完一杯飲料后，卡絲卡又提議去另一個她喜歡的地窖電影院酒吧，好喝點別的，并繼續展開對祖國的批判。

我此時剛來波蘭不久，又正趕上烏克蘭人的大批流亡，所有心思都集中在做志愿者和關注烏克蘭難民現狀上。關于波蘭的反墮胎法和女性生存現狀，我此前只在哥廷根遇到的亞美尼亞人那里，習得了一知半解（在里，我寫過這個亞美尼亞人）；本想著往后放放，但意外地，卡絲卡成了我的波蘭社會批判導師。

一路上，供游客乘坐的馬車接連掠過我們，她還在不斷批判故鄉的愚蠢，“立一個告示牌禁止性少數進入，難不成這些群體會在自己臉上貼標簽嗎？你能識別到這些人走到你的街區嗎？這些右翼分子受當地民粹政客支持，致力于污名化少數群體，搞個大新聞，為的是散播仇恨、恐懼和歧視，制造寒蟬效應。”

考慮到即便在俄烏戰爭中，美國人喬姆斯基仍在批判美帝國主義是一切現世災難之源，那么批判波蘭一切的卡絲卡，就是我眼中的波蘭版“喬姆斯基”。

卡絲卡和茲沃比卡的故鄉，都有大量的“性少數群體禁止入內”標牌。

這位波蘭版“喬姆斯基”二十七歲，現在是克拉科夫一家創意公司的營銷專家和攝影師，同樣來自小鎮。但和茲沃比卡不同，她小時候是留守兒童。

1990年代解禁后，卡絲卡年輕的父母前往西德打工，以謀生計。她和爺爺奶奶一起長大。父親找了份鮮花公司配送的差事，母親從酒店清潔工做起。每逢寒暑假，她和爺爺奶奶一起，乘汽車跨越邊境，去往德國探望父母。

出國是她自小便熟悉的事情，只是在從前，出國是趟漫長旅途。現在她可以自由飛往羅馬，看望男友。而小時候，她們的汽車總要在邊境排隊等上數小時。一般來說，她們會在半夜抵達邊境，排到第二天早上或中午，每輛車、所有乘客和物品，都要被警察逐一盤查。直到她上初中后（她也是波蘭為數不多的初中生），一切開始改變。她記得那并不是一夜之間的嬗變，而是每逢跨越國境，就感到高墻又消失了幾分。

對卡絲卡的家庭來說，歐盟與申根協議造就了一個曾無法想象的未來。學院派通常認為那是一種超越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驚人創造。而落到日常，則是父母不再需要頻繁出入外國人辦公室，申請一張居留卡（就像我現在需要做的一樣）。邊境不復存在，這樣一家人可以頻繁見面。歐盟的共同市場更方便做生意和找工作，父親因此利用德國市場的需求，在波蘭辦廠生產鮮花，行銷德國。此外，來自歐盟的巨額基金，開始大量援助波蘭進行廣泛基礎建設。醫院、學校、電影院、橋梁、高速路，你可以在各處看到“由歐盟資助建設”的標識。

“現在那些喊著波蘭脫歐的右翼分子，他們都經歷過那個時代。他們知道邊境意味著什么。他們也渴望繼續享受歐盟的基金，用來發錢買選票。但他們討厭歐盟價值，討厭自由民主，討厭多元文化，討厭穆斯林，討厭外國人，討厭性少數，討厭女人出去工作。”

“看看英國人，現在想要在歐洲做出口生意、找工作多困難，無盡的手續和關卡又回來了。我有很多英國朋友，他們都是年輕人，都不想脫歐。但這個世界總是這樣，波蘭也是一樣，老年人替年輕人做了所有的錯誤決定。這大錯特錯。”

“反性別”

在更熟悉卡絲卡后，我發現她的口頭禪就是“這大錯特錯”（This is so wrong），這更讓我堅信，她就是自己祖國方方面面的批評家。

她啟發我，如果從性別視角出發，去觀察波蘭近年來各方面的保守革命，會帶來出乎預料的洞見。

法律與公正黨將“反性別”（Anti-gender）變為一場國家內戰，稱女性主義和LGBTQ為“性別意識形態”（Gender Ideology）。總統安杰伊·杜達（Andrzej Duda）認為“性別意識形態”比共產主義更兇險。地方法院駁回了抗議“性少數群體禁止入內”的訴訟案件。右翼團體沖擊女性合法游行，卻免受懲罰。相反，警方突襲數個女性主義NGO的辦公室，沒收其電腦和相關工作文件。“墮胎無國界”的女權活動家在華沙受審判刑。據稱她們接受來自歐盟和其他外國機構資助，這危害了波蘭主權。諷刺的是，原本資助女性主義NGO的歐盟基金，波蘭政府現在用來資助推行“主流家庭”的機構。

也因此，性別議題在波蘭不再是“少數”議題。“反性別”、“反性別意識形態”也不再只是一場“單純”的文化戰爭。在許多研究中，性別議題被視為一種“象征性凝膠”（Gender as symbolic glue），在此口號下，執政黨凝聚了各類極右翼主張——

改變憲法法院構成、變革教育制度和教材、收買選票、限制媒體、清除國際NGO、抵制歐盟、不歡迎移民與難民（這會帶來恐怖主義，并傷害我們的女人）、敵視性少數、推行主流家庭化政策、鞏固民族主義，并希望一勞永逸地，將其徹底制度化。

與慣常的誤解相反，女性主義在波蘭并非新鮮事物，它在這片土地有漫長而獨特的歷史。

波蘭猶太裔作家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在北美漂泊半生后，于九十年代重訪波蘭。她發現當時的波蘭女性主義者陷入了某種發展困境。彼時波蘭女性主義者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共產主義女性主義者，她們繼承了共產主義時期女人和男人共同工作的傳統，批判資本主義之下的父權體系。另一類則是自由派女性主義者，她們常與西方女性主義者展開討論與合作，致力于在后共產主義時期爭取男女平權。

霍夫曼和這些人交流美國女性主義歷史。令她驚訝的是，那時的波蘭女人很難想象，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女人，一大部分都只能在家相夫教子的人生。當然，墮胎在統一工人黨時代，也是司空見慣之事。只不過，即便是在統一工人黨時期，波蘭女人雖然獲得“解放”，也絕非真正“平權”，她們一邊需要充當國家的勞動力，另一邊仍在家庭承擔大部分家務。

此類“平權”往往變為雙重壓迫，父權從未消失，只是國家的父權取代了家庭的父權。

另一些波蘭史書記載的是，在波蘭被帝國瓜分的一百二十三年期間，由于波蘭男人頻繁組織民族獨立運動，而往往被捕。在特殊年代，波蘭女人被迫承擔養家糊口的任務，也常常與男人共同戰斗。因此一定程度上，波蘭男人“認可”了女人平等的戰友地位。

在后共產主義時期，波蘭在憲法上從來不是政教合一的天主教國家。但由于羅馬教皇保羅二世和天主教會對民主化的影響力，執政黨往往選擇與主教團（The Episcopate）合作。主教團在性別議題上極端保守，他們反對一切理由的墮胎。盡管如此，法律與公正黨的黨魁卡欽斯基（Lech Kaczyński）——據茲沃比卡稱，他是這個國家真正擁有最高權勢的人——也多次在兩千年代的采訪中，表達了他對性別議題、性少數群體的某種圓滑、曖昧和退讓。

執政黨曾經的“妥協”是，在三種情況下，醫生可以為女人墮胎：因強奸而受孕，胎兒危及母親生命，或者胎兒畸形。但是二〇二〇年十月，法律與公正黨決心強推修法，憲法法院禁止了“胎兒畸形”的墮胎選項——而事實上，每年發生在波蘭的全部合法墮胎，都屬此類。這也因此變相徹底禁止了波蘭女性在本國合法墮胎的可能。

大多民意測驗表明，超過七成波蘭人反對此項法案，連執政黨的選民都有近一半反對修法。歐洲正義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甚至給波蘭當局開出每日一百萬歐元的懲處性罰款。但這也無法阻止波蘭當局的保守革命——這就是小鎮人茲沃比卡說的，顛覆她觀念的決定性時刻。

此時本該是波蘭人自我隔離的時期。大流行下，波蘭新冠檢測系統崩潰、疫苗和癥狀更輕的Omicron都尚未到來、醫療資源短缺、學校幾度關閉、眾多企業面臨倒閉……法律與公正黨的如意算盤是，人們會因恐懼死亡而待在家中，也可以憑借新冠而施行例外狀態，禁止人群聚集。

只是執政黨可能忘了，這個國家的女人素來有沖上街頭的傳統。全國超過四十個城市的女人憤怒地涌入大街、匯聚廣場、包圍總統府。卡絲卡和她的記者朋友們，也在克拉科夫的抗議隊伍中，怒斥當局“大錯特錯”。她們直面防暴警察，也直面感染與被捕之險。

波蘭女人高舉的標語是，“去你的法律與公正！”（“Wypierdala?”, “Jeba? PiS”）

斗爭史

我和“批評家”卡絲卡再見面時，她帶來壞消息。

上次旅行回來，她例行檢查身體，卻被發現卵巢腫瘤，需要回家鄉省城醫院，檢查是否需要手術，也方便家人照顧。為了安慰卡絲卡，我建議一起去參加波蘭人安娜的“生命之舞”（Biodanza）工作坊（我曾在《在波蘭，烏克蘭人的雙重流亡》中，記錄過收留烏克蘭難民的安娜的工作坊）。這場關乎身心靈解放的工作坊，讓卡絲卡終于不再眉鎖千秋。她閉上雙眼，時而舞蹈，時而漫步，時而大笑。結束生命之舞后，她激動地哭了會兒。

卡絲卡說，自己的人生一直充滿斗爭。

少女時期，她是留守兒童，喜歡體育，喜歡讀書，喜歡重金屬搖滾，討厭天主教課程的強制和說教。她因特立獨行而備受霸凌，被大多數同學孤立。初中某天，她給還在德國打工的父親打電話，哭著說自己想輟學，父親只回答說，“你要堅強。”

誰都靠不住。她因此暗下決心，將來一定要離開這里，如果現在不能出國，那就先去克拉科夫。高中時，她告知家人，自己要考雅蓋隆大學法學院。在波蘭，法學院沒有本科，一讀五年，授碩士學位。而雅蓋隆大學法學院多年來全國排名第一，錄取率為五百比一。父母都勸她放棄這心比天高的想法，嬸嬸覺得她沒那個智力。但最終她斗爭成功，考取了雅蓋隆大學法學院。

來克拉科夫后，卡絲卡逐漸發現，自己更想做一名記者，父母卻覺得律師和醫生才是正經職業。為此，她和父母爭論了一整年，父母威脅不再給她生活費。好在波蘭教育免學費，她決定同時申請修讀另一所傳媒大學的新聞系，早七點出門，晚十點回家，往返兩所大學，隨時切換大腦，如此數年，循環往復。最后，她同時獲得了新聞學本科和法學碩士學位。

在新聞系時，卡絲卡接觸到攝影，萌生了做攝影師的念頭。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她畢業后沒告知父母，而是偷偷去往羅馬和倫敦的餐廳打工一年，攢足學費和攝影器材費用后，再回來修讀完為期九個月的攝影文憑。只是在克拉科夫，女人要找一份攝影師的職業并不容易，她最終只找到一份創意公司的營銷專家職位。

在一位男攝影師離職后，她看準時機，為自己爭取到了頂替的兼職攝影工作。從此，她拿一份工資，做兩份工作。最初，那位五十多歲的女老板得知她的申請后，嘲諷地說道，“我不敢相信，女人怎么能扛那么重的攝影器材？”

無論如何，作品說話，卡絲卡心想。終于在大流行剛開始時，她開始更多地擔任攝影師工作。當然，她還得在日常工作中，對抗男同事的一切偏見。同組的一個男同事認為，自己并不歧視同性戀，但同性戀不能在大街上牽手，也不能在教堂前接吻。

卡絲卡追問原因。那個男人說，“因為這會讓在街上、去教堂的小孩子看到，教壞他們。而同性戀無法生育后代，這是不自然的。”

卡絲卡質問，“難道人的唯一意義，就是為了生孩子嗎？”

“但你我都是這樣來的”，男人說。

“比生孩子更重要的，是愛”，她反駁道，“愛是不能被他人決定的。”

我聯想到卡絲卡的疾病。如果她最終需要切除腫瘤，萬一導致無法生育，那么在那位男同事眼中，卡絲卡是否也是個不自然的女人？

再后來，卡絲卡說自己在業余時間，和以前新聞系的同學一起，報道和拍攝關于波蘭移民的短片。那兩位新聞系同學畢業就結了婚，并開設了自媒體，在臉書專頁上有兩萬余粉絲。與我熟悉的自媒體營銷號相反，他們關注波蘭移民政策與現狀，關注個體移民在波蘭的人生。卡絲卡于是自告奮勇，當起了攝影師。

我想卡絲卡說得沒錯，她確實活成了一部個人斗爭史，她的夫妻檔同學想必也是如此。在這場持續數年的保守革命下，像她們這樣的波蘭年輕人，就是未來希望所在。那時常讓我想起蒂莫西·施耐德（Timothy D. Snyder）在《論獨裁》（On Tyranny）里的宣言：在你還有權斗爭的時候，站出來。

因為卡絲卡的啟蒙，在寫完烏克蘭難民的故事后，我開始搜集大量關乎波蘭近年變化的論文與專著研讀，以跟上她的批判。但語言關系，我一直活在二手時間里的波蘭，迫切需要她的幫助。但她行蹤飄忽，總在歐洲各處，拍攝不同事物。但令人安心的好消息是，某天她告訴我：腫瘤良性，醫生建議不必手術。

在卡絲卡啟發下，我從性別視角看波蘭今年右翼轉向的其中一本書。

到仲夏時，我們重逢在舊猶太人街區。這次我“學有所成”，帶來更多尖銳問題，等她接招。

“有研究認為”，我煞有介事地開口，“女性主義在過去數十年和全球新自由主義結合，而忽略了那些被拋棄的鄉鎮女性、貧困女性、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所以法律與公正黨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并得到了選票的支持。他們通過發錢，增進了貧困女性的福利，其實也有利于子女的教育。”

這位祖國批評家的答案如同一篇檄文。

“我也認為新自由主義有很大問題，許多西歐國家也同樣發放家庭補貼，促進家庭福祉。但他們沒有做所有其他的事情，更改法院，強推反墮胎法案，推行主流家庭政策。他們難道不知道嗎？墮胎，作為一項權利，和其他權利根本不同，這是一件女人永遠不會享受的事情。這對所有女人來說，永遠都是個艱巨的決定。”

“如果墮胎合法，女人們可以不用付很多錢去國外，不用去做危險的地下墮胎，可以安全地接受手術。白領、富人們可以去德國或荷蘭做墮胎手術，她們現在也是這么干的。而恰恰是貧困的、不懂外語的、沒出過國的女性，才會受到最大傷害，她們已經在因此而死。”

“而主流家庭政策，他們首先是拿歐盟的基金買選票，因為得到好處的人會害怕，如果他們下次選擇了其他政黨，這些錢會被取消。同時，他們想實現的主流家庭，規定了所有女人的經濟、社會和工作地位，女人的角色只能是家庭勞動者和養育者，形成不可逆的惡性循環。”

“他們利用了人們的所有不滿和恐懼，把女人、性少數、移民、歐盟，統統塑造為敵人，提供了一個災難性的答案。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經濟不平等，答案如果是女人回到家庭，和不允許其他人群的存在，這大錯特錯。”

卡絲卡的批判力度，讓我的三腳貓功夫立刻敗北。并且，由于她思辨的魅力，和那副波蘭版“喬姆斯基”的派頭，我幾乎忘了一個事實：她曾是留守兒童，也來自波蘭小鎮。

新危機

我來克拉科夫時晚了一步，沒能趕上波蘭女人的街頭壯舉。波蘭國內沖突已迅速被俄烏戰爭轉移。

卡絲卡那天正常上班，她的同事驚惶地勸告，趕緊去取錢、給汽車加油、囤積食物，戰爭很快會來到波蘭。那位同事還告訴她，波蘭銀行的許多ATM機已被取得油盡燈枯。人們短暫忘記了波蘭已是歐盟和北約的成員國，集體陷入一種巨大的歷史漩渦中。

“那就像是某種羊群效應一樣，人們因為恐懼可以接二連三地做任何愚蠢的事情，不只是老人，年輕人也是”，她對我回憶。那是在國際媒體上看不到的波蘭社會心理，如同某種歷史創傷的膝跳反射。

眾多國際媒體報道的是光明的另一面。在這些報道里，波蘭當局的角色搖身一變，他們敞開雙臂，打開國門，歡迎烏克蘭人前來避難。

作為一個初來乍到的“研究者”，那是我感到驚惶錯愕的時刻。兩個月前在德國，那個亞美尼亞人給我科普了波蘭的反墮胎法案引發的廣泛抗議。突然之間，波蘭政府成了歐盟的某種道德典范，而德國政府則如同小丑——兩國的道德地位發生了詭異的顛覆。

盡管茲沃比卡和卡絲卡的故事一再提醒我，這個國家的執政黨仍在強推其右翼民粹政治，但我該如何把波蘭如今的道德高地，和其在國內的倒行逆施結合起來？我滿腹狐疑地與雅蓋隆大學的好幾位教授聊起此事。她們也紛紛感慨，人們似乎忘記了剛剛發生的事，也忘記了在波蘭和白俄羅斯邊境豎起的鐵幕。

這帶給我全新的問題。考慮到在這場持續數年的保守革命中，波蘭女人是首當其沖的受害者，那當危機疊加出現后，在這場鄰人的戰爭中，波蘭女人該如何反應？波蘭數年前拒絕歐盟分配的安置難民，究竟造成了什么更長久的影響？

社會的集體恐慌首先做出了某種回應。盡管政府打開國門，社會此前并沒做好準備。“這是波蘭第一次面對涌入的難民潮，此前波蘭公民社會沒有足夠的訓練”，我寫信給雅蓋隆大學做移民研究的教授澤斯卡（Czerska），她如此回復。那也是我的最初感受，相比于德國等國家，波蘭從未經歷六年前的難民/移民危機。在主火車站，到處是或枯坐、或遮臉平躺的人群，絕望與難堪遍地彌漫。

在澤斯卡教授幫助下，我找到門路，摸索著波蘭語的臉書報名貼，得以在抵達克拉科夫的頭一個星期，就開始做志愿者。我盤桓在主火車站和廢棄的舊火車站之間，因為沒有其他本領，我唯一的工作就是整理捐贈衣物，然后從舊火車站倉庫，搬運到主廣場上臨時搭建的五個帳篷里。在那時的日記里，我寫道：

“記錄這一篇是殘忍的，這讓我想起多年前四川蘆山地震的情景。很多人該是捐贈了自己家的嬰兒車，以及一大堆小孩穿的鞋子。我終于搬走最后一箱，走到廣場中央，忍不住停下來，倒吸一口氣。我從未想到，看著一堆色彩繽飛的鞋子，會想到‘殘忍’兩個字。”

“舊火車站臨時安置營的烏克蘭女孩，她目光游離，似乎在思考發生了什么。她大概十歲，肯定明白我們說不同的語言。當我們對視時，她沖我和善地笑。我搬東西，一次次經過她身邊，她每次都對我笑。我回報以笑容，但那是連笑都會覺得抱歉的時刻。因為我的那些幫助微不足道，我只是在搬運，不斷地搬運。大人的、女孩的、男孩的、冬天的、夏天的、衣服、鞋子、圍巾，以及如廢棄自行車一般堆放的嬰兒車。”

“盡管如此搬運，但它們在藍色帳篷里，仍散亂地丟進一個個碩大的紙箱。母親、老人、抱著嬰兒的年輕女人，她們彎下腰，沉默著翻找衣物，匆匆在身上比一比，再嘆口氣，扔下不合身的衣物。大人們不像小孩，她們從不與我眼神接觸。春天沒來，外面剛下雪，她們走得太過匆忙，沒有足夠過冬的衣物。”

火車站的混亂場景令我印象太過深刻，因此更認定波蘭的援助機構，既無法應對紛涌而至的烏克蘭人，也無法承載本國人的救助熱情。但我顯然小看了波蘭民間社會面對危機的反應能力。澤斯卡教授告訴我，光是在克拉科夫，已有超過六十家國內外NGO安營扎寨，公民社會正在急速組織，展開運作。

和我一樣，有個波蘭女人也目睹了火車站的人道救援混亂。那個人萌生了念頭，“烏克蘭人值得被更好地對待。”

隔一周，我就開始在“好衣櫥”（Szafa Dobra）做志愿者。這家商場位于和平大道四十四號（Aleja Pokoju 44）。兩千年代初，這里曾是克拉科夫最早的豪華現代購物中心。隨著城市迅速發展，商場在去年結業，新業主正在準備把其打造為一個更適應時代的辦公購物綜合體。但現在，這里成為了一家另類的“免費烏克蘭人商場”。

進入大門，它和優衣庫看上去沒有區別，擺放精致，燈光如晝，窗明幾凈。各類衣物一應俱全，還有全新的內衣和襪子陳列。烏克蘭人往往帶著孩子，來此任意挑選四季衣裳。我和諸多來自各國的志愿者在后臺倉庫，按尺碼和類型，整理各類衣物。我在“鞋隊”和“衣隊”待了三個星期，看到自己的努力讓在“前臺”挑選的烏克蘭人更如常地生活，終于不再覺得太過“殘忍”。也因此，我愈加好奇，這里的發起者與組織者到底是何許人？

差不多一個月后，我被分配到“兒童角”，我成為臨時保姆，負責照看等待母親試衣的小孩。兒童角恰到好處地設在了試衣間旁邊。太小的孩子們往往沒有自我意識，她們自顧自玩著小火車和氣球，只有一個稍大的女孩，一言不發地在小黑板上畫畫。

我坐在她身后，看著她更換各色粉筆，默默等待她的作品完成。先是一條有道路分割線的馬路。一輛汽車正在駛入其中。背后出現了綠色的行道樹。接著是一整片向陽花。漫天繁星。愛心與月亮。灰白色的浮云開始流動起來。但我怎么也沒想到，最后她會畫上一面藍黃相間的烏克蘭國旗。整幅畫完成后，她仍盯著黑板，我開始用谷歌翻譯與她對話。

你幾歲？八歲。

你未來想成為一名畫家嗎？想。

你一定可以成為一個出色的藝術家。

謝謝你。

那個小孩的畫作。

這個孩子知道正在發生的一切。她的母親正在挑選度過異國寒冬的衣物，她在此處沉默著畫下她心中的世界。這里的一切都顯得與那個混亂的火車站截然不同。我必須知道為這對母女創造這片空間的人。為什么她不滿足于建立一個足夠體面的、優衣庫般的商場，還為母親和兒童建立了一個片刻安詳的世界？

終于在幾番詢問后，我認識了沃伊塔（Wojtacha）。

身為波蘭人

沃伊塔就是那個覺得“烏克蘭人值得被更好對待”的波蘭人。

她四十出頭，是克拉科夫多元文化中心（Kraków Multicultural Center NGO）、波蘭國際聯合會（International Bund Polska）和開放克拉科夫聯盟（Open Kraków Coalition）的領導者。盡管這一多元文化中心成立多年，她在此工作十五年，也幫助外國人融入、找工作、推廣多元文化，但此前，她們的主要工作是舉辦電影放映會、籌辦節日、提供語言和法律咨詢等“日常”工作，而不是面對海嘯般的難民危機。

當沃伊塔目睹在帳篷里翻箱倒柜的烏克蘭人后，她決定和伙伴們行動起來。

她先是與和平大道四十四號的業主建筑公司Strabag聯絡，一拍即合。三天后，該公司將原有物品一掃而空，留給她免費使用。接著，挪威長期幫助難民的NGO“滄海一粟”（A Drop in the Ocean）也加入其中，負責人米卡利娜（Michalina）也是個波蘭女人。緊接著，多元文化中心、國際聯合會、“滄海一粟”，還有宜家和Strabag等一起，結為了真正的“開放聯盟”，在一周內搭建了這座免費商場。不止如此，內衣褲必須是全新的，新的服裝公司就加入了。兒童角需要玩具和畫板，玩具公司也加入了。

這項任務只是其中之一。另一項重要任務是招募和迅速啟用我這樣的新手志愿者——他們也來自世界各地。六十多歲的挪威人和我一起疊衣服，她來克拉科夫兩周，說這個后臺是她知道的關于克拉科夫的一切。一個美國耐克程序員和她的妻子用完所有年假，告訴我她們準備在這兒待上三周。沃伊塔介紹，這里每天需要三百名志愿者，到我來時，已經超過九千名志愿者輪流在此工作。

她也和波蘭醫藥協會合作，組建了臨時的醫療建議團隊，為受傷或生病的烏克蘭人提供基本藥物，或開處方。同時，她需要管理一個法律顧問系統，讓律師們每天抽出五個小時，為難民提供咨詢，應對政府需要的文件，以及孩子如何入學等問題。

沃伊塔承認，在波蘭，沒人經歷過這種規模。數字可能說明了問題。“戰爭以前，每個月來多元文化中心咨詢的人數是二百四十人，現在是每一天，平均五百六十人。而在這個商場，一個月時間，已有超過五萬人來挑選衣服，還不包括她們的孩子。”

“我一直最想問的是，你怎么會想到設立兒童角？”我講了那個女孩和她的畫作，忍不住問道。

沃伊塔先是一愣，接著說，“很自然，因為我也有個孩子。我試衣服時，也總擔心她們。”

她的一愣讓我慚愧，驀地意識到，那是女人或母親才會“很自然”想到的事情。

“看到她們，你會難受嗎？”

“現在我不能難受。過幾個月，也許我會崩潰，但現在，我們每天工作十五個小時，我每天和兩百個難民交談，聽她們講自己的故事，聽她們痛哭。當她們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交給你后，你不可能完全如常回到家里。”

“但我現在不是受難者，我必須有所行動。”

與總攬全局的沃伊塔不同，米卡利娜主管“好衣櫥”，她和幾個女性伙伴一起，協調安排每天到來的三百名志愿者，做不同工作。由于她供職的“滄海一粟”是挪威機構，她還負責招募挪威志愿者，募捐全新內衣和襪子。米卡利娜同時為我們這些不懂波蘭語的外國志愿者，翻譯講解如何工作，某次我遲到了，她幫助我進入后臺倉庫，并告誡我不能“再犯”。

米卡利娜二十八歲，學習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出身，長期關注難民/移民危機。只是此前，國內右翼民粹轉向，和對難民的整體排斥，讓她很難將自身理念付之行動。她因此加入“滄海一粟”，離開波蘭。

她最初在希臘的萊斯沃斯島（Lesbos）難民營工作，后來被調派到波斯尼亞（波黑）難民營，負責協調難民營工作，那些難民大多來自中東和非洲，正是她的國家所拒絕的難民。這場戰爭爆發后，她迅速被派遣回波蘭，近年來習得的所有援助難民的專業技能，終于能在自己的國家派上用場。

所以我最初的那個問題，當危機疊加出現后，在這場鄰人的戰爭中，波蘭女人該如何反應？我想我在米卡利娜和沃伊塔身上，找到了一種答案。

援助難民的機制和經驗此前雖然并不存在，政府在這場危機中的作用相當有限，他們雖然開放國門，卻需要公民社會承擔大部分責任。幸好，波蘭政府至少沒將國際組織排除在外。波蘭社會也有極強的自組織和動員能力。在“好衣櫥”周圍，有數百個比火車站條件更好的臨時住處。世界中央廚房（World Central Kitchen）在此搭建了臨時食堂，為難民提供餐食。短暫混亂后，社會在驚人成長。沃伊塔和米卡利娜是其中的領導者，帶領著成千上萬個來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

而“反性別”的戰爭，當然并未因另一場難民危機而自動解除，它只是被暫時遮蓋。吊詭的是，作為右翼政治的“象征性凝膠”，“反性別”正始于二〇一六年法律與公正黨的重新上臺。而該黨的上臺所憑借的，恰恰是波蘭社會對上一次中東難民危機的恐懼。

在許多波蘭研究中，上一次歐洲難民危機被描述為一場“危機的幻象”（Phantom Menace），因為波蘭并未遭遇上一次難民危機。在歐盟，對難民/避難者提供人道主義救援和接納，并非單純道德義務，而是有國際公約和法律條文支撐：一九五一年國際難民公約、一九六七年協定以及申根協定，都規定了相關人道義務。二〇一五年，波蘭時任政府本準備接受數千名難民，但選舉結果改變了波蘭前任政府的最初決定。

法律與公正黨借此議題而上臺。他們宣揚，難民危機是西歐的責任，波蘭要反對來自德國等國家“自由主義的獨裁”。同時，來自中東的難民會帶來恐怖主義與極端暴力，尤其會傷害到“我們的女人”。穆斯林少數民族也會破壞波蘭的天主教傳統。

在當時歐盟的相關會議上，波蘭當局代表還強調，與西歐不同，波蘭在面臨著來自東邊的難民危機，宣稱已接納了數百萬來自克里米亞和頓巴斯的烏克蘭難民。事實上，當局玩弄了數字游戲。其時，波蘭確實有上百萬烏克蘭人，但他們大多數持有工作簽證，屬于外籍勞工。真正獲得庇護的烏克蘭難民，僅有大約兩百人。

但波蘭當局不可能想到，當時操弄的數據謊言，竟成為六年后的序章。數百萬烏克蘭難民真的來了。

《危機的幻象》一書。該書不只是研究波蘭對移民/難民的排斥，還包括整個中東歐地區。

我也和米卡利娜聊到她的國家不歡迎難民/移民的事實，聊起波蘭國內的各類保守轉向，波蘭當局對烏克蘭人的選擇性同情，并調侃“好衣櫥”志愿者的人口多元性，可能還高于克拉科夫的老城中心廣場。但讓我更好奇的是，米卡利娜是如此不同。她既是波蘭女人，又是國際難民援助專家。她此前的援助對象，就是來自中東的難民，是自己國家的“危機的幻象”。她的存在本身，就構成了右翼政治“象征性凝膠”的反面。

“為何你要做這樣的工作？”

“我不能想象做一個白領，就只為了掙錢，有個獨自體面的人生。如果我不能在波蘭為難民工作，我會去敘利亞、黎巴嫩、希臘、波斯尼亞，為那里的難民工作。”

“我是說，你為什么會成為現在這樣的人？”

“你知道我們和難民唯一的區別是什么嗎？”她反問。

我搖搖頭，想等待她的答案。

“我們不必離開家園。這個國家并不理想，但僅僅是因為我出生在波蘭，我就可以去全世界任何地方，選擇在哪里生活。數百萬人無法擁有這樣的選擇權，他們總是被迫逃亡。”

“我成為這樣的人，是因為身為波蘭人的特權。”

后記：新世代

烏克蘭陷入戰火已近一年，許多烏克蘭人返回故土，仍有很多人留在克拉科夫或歐洲其他地方。寫作本文時，我看到“好衣櫥”仍在運行。在最新的臉書專頁上，她們列好需要的衣物，以及需要志愿者的數量。

那讓我想起做志愿者的最后一天。我問米卡利娜，她預計會做到什么時候。她看了看遠處挑選衣服的烏克蘭人，說，“她們不需要因戰爭離開家園的時候。”

我和“批評家”卡絲卡的最近一次對話和本文無關，但我同樣被她啟發。我告訴她，中國當下有許多陷入困頓的寫作者和其他創作者。他們也希望在全面停滯的局面下，做出不同選擇，但因許多考量而無法實踐。我是更幸運的那個出走之人，卻時常覺得無能為力。她這次沒有展開批判，而是說，“你必須把你的經歷寫下去，那肯定能鼓勵到一些和你相似的人。”

卡絲卡沒說錯，我的經歷至少鼓勵到了一個人。離開克拉科夫的前一天，“小鎮人”茲沃比卡和我告別。她告訴我，自己正在“非常認真”地考慮本科畢業后，申請出國留學，“我也許又會崩潰掉，但我也想見識點更不一樣的世界。”

三十余年前，波蘭歷史并未因告別冷戰而終結，如今也沒因法律與公正黨而終結。波蘭執政黨的保守革命之下，她們是新世代。

原標題：《波蘭女性在經歷什么？ | 三明治 · 鄒思聰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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