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本報記者 朱健勇

“陪診師”作為一種新型職業在社交平臺上火了起來。掛號取號、科室引導、陪同就診、排隊繳費、代取藥品與診斷報告，是日常工作。“謀生同時還能實現自我價值”成為該職業的標簽，陪診師的相關話題也頻登上熱搜。 現實中，也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愿意付費為就診 “找伴兒”。

“花錢買安全感”

95后大理女孩郭麗，從昆明的一所大學畢業后，留在了當地工作。

10月的一天，郭麗胃疼不止，要做腸胃鏡檢查。“之前每次得胃病，爸媽都會陪我去檢查，這次爸媽不在身邊。一個人去醫院，想想就覺得孤單。”郭麗說，這時，她想起了在社交媒體上看過的陪診服務，決定體驗一下。

郭麗找了一家陪診機構，確定好價格后，很快就有陪診師聯系了她。陪診師珍珍詢問了具體情況后，提醒她不能吃早點，要帶證件。

很多時候，陪診師在陪診前都會根據患者的情況，做些叮囑、規劃好時間。

10月19日，兩人在醫院門口會合。進醫院后，珍珍幫郭麗充值就診卡、排隊取號。“珍珍跟我聊了很多日常的事情，她知道我是大理人后，還和我聊家鄉的風土人情，讓我感覺很放松、很親切。”郭麗說。

做完檢查后，郭麗覺得頭昏。珍珍把她扶到椅子上，默默陪著她，“那個時候我不想說話，她也沒有說，安靜地在我旁邊陪著我，就剛剛好。”郭麗說。

4個小時的陪診，郭麗花了129元。

郭麗說，自己找陪診師最重要的就是想得到情感上的支持，陪伴帶來的安全感。“我個人沒有那么獨立，很多時候都需要陪伴。”此外，節省時間也是郭麗找陪診的考量。“找陪診的話，他們會幫你拿藥什么的，挺節省時間的。”

陪診師是“臨時家人”

95后女孩盧菲從事醫療行業工作8年后，轉型當了陪診師。

找盧菲陪診的青年客戶主要是兩類：一類是有抑郁、焦慮方面的問題；還有一類是寶媽，因為孩子比較小，會需要她陪著去醫院。

客戶里，讓她印象較深的是一個叫王明的小哥。王明創業10多年，就在他事業有成的時候，被確診為抑郁加焦慮，伴隨嚴重的軀體障礙。

盧菲第一次見王明是在一年前。那時他剛確診，而且非常抗拒治療，不愿意承認自己有病。

“我那時身體老‘不舒服’，也去精神科看過，現在仍服藥。”盧菲說她用自己的經歷，獲得了王明的信任，并想盡辦法勸他積極接受治療。

此后，王明每月都會定期去復診拿藥，陪診師一直是盧菲，“他說（我陪著）能得到精神上的支持。”

在王明看來，陪診師是懂他的，所以他覺得陪診師就是一個“臨時家人”。

“現在，他見到我和醫生都會非常開心地打招呼，并且會遵從醫囑按時服藥、休息、聽音樂放松，已經很配合治療了。”

一年里的每次陪診，盧菲都會開解王明，醫生也用專業技能獲取了他的信任。王明經歷了由起初接受藥物治療時的副作用明顯——緊張心慌、失眠加重，到后來因為血壓升高兩次換藥，再到現在一點點好轉起來、血壓穩定，身體也漸漸好了起來。

“她們說這個職業很有必要”

90后的王方在今年8月正式入行，目前她已經在杭州服務了150多位顧客，在這個過程中，她見證了不少的人情冷暖、悲歡離合。

王方卻表示，自己七成的顧客是青年人，而且女性居多。

王方的顧客中，年紀最小的一位只有21歲，叫萌萌。萌萌提前一天通過某平臺聯系上了王方，當時說是要做一個小手術，需要陪同，但具體什么手術卻不愿意透露。王方說，她們早上8點在醫院會面。

在等待的過程中，她們閑聊，萌萌才和王方坦白，她不愿意讓朋友知道自己做人流手術，但又想找個人陪，覺得一個人太孤單，于是就找到了陪診師。

王方看前面人太多，就讓萌萌先去椅子上休息，她幫萌萌排隊。由于當天做流產的人很多，萌萌的手術被排到了下午。已經超過了最開始說的半天陪診時長，但王方依然沒有離開。等待時，萌萌跟王方聊起天，說她家在金華，自己在杭州讀書，爸爸一直在生病，她很缺乏安全感。當討論起“陪診師”這個職業時，萌萌說這個職業很有必要，還建議王方將來可以做些公益陪診，幫助那些經濟條件比較差的人。

萌萌手術期間，王方幫萌萌預約了下次的復診，“這樣她下次再來就不用現掛號了。”

“讓孩子盡快得到治療”

1989年出生的德龍，由于原工作與三甲醫院多有接觸，使他“順理成章”地成了一名陪診師。

今年10月中旬，陪診師德龍陪一位22歲的女生到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的神經內科看診。“我工作壓力大，有時會頭疼。”女生對德龍說。

女生當天的檢查分別安排在了上午和下午，11點過后，女生順便和陪診的德龍一起吃了頓飯。

她告訴德龍，自己17歲起便沒有再上學，開始在社交平臺上做微商。相談中，女生又大方分享了自己原生家庭的不理想，還有自己做生意的近況。“早熟的她，不愿在旁人面前展露自己也有軟弱的一面，因此選擇了陪診服務。”德龍說，女孩還覺得找陪診算是一種時尚：省時省力，花了錢就不用費心了。

德龍說，很多時候，因為醫院分工的專業性，即便是年輕人，也會因為對不同病癥該掛哪個科室的號、去哪兒做檢查等就診流程不了解而困惑，而熟悉醫院就診流程的專業陪診師，顯然填補了這一空白。

讓德龍印象深刻的顧客中，還有一家人。幾天前，這家人中的5歲的孩子腹痛嘔吐，在老家的一家醫院就診后，病理報告顯示淋巴瘤。一家人趕到北京，掛上了北京兒童醫院的專家號。

早晨不到8點，德龍便來到了兒童醫院的門口，等待他要陪診的客戶。外地患者來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德龍接待過不少這樣的客戶。取號、候診、看病……等了沒多長時間就進診室了，開始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醫生給孩子開了三項檢查，掛了病理科做病理會診。

“病理切片帶了嗎？”醫生問道。“帶了帶了。”孩子父親說。

“你這缺東西啊？”醫生一看。“啊！是不是那邊沒給？” 孩子父親解釋道。

病理會診時，父母才知道，孩子的部分病理切片未從當地醫院帶來。而當地醫院并不接受病理切片代取，必須由患者或患者家屬攜身份證借用實驗室內儲存的病理切片。

“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拿過來。”醫生表示，該切片不可或缺。

德龍為孩子父親買了高鐵票、送到北京南站，還將母子兩人送到了預訂的賓館。

抽血、拍PET-CT、骨穿刺、病理會診……為就診環節忙前跑后，德龍稱他就是利用自己對就診過程的熟悉，抓住就診流程中的每個節點，最大程度幫孩子家人少走彎路，讓孩子盡快得到治療。

行業監管制度尚處空白

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找陪診師，也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加入陪診師行列。北京青年報記者從天眼查注意到，以“陪診”為關鍵詞搜索到的企業有746家，仍存續的企業有536家。

有數據顯示：有陪診從業經歷的受訪者中，以女性從業者為主，90后、95后成為陪診主力，占比近七成，工作時間靈活自由、收入可觀、幫助有需要的人是受訪者從事陪診工作的主要原因。同時，受訪陪診師認為陪診更需要具備服務意識、責任感和基本就醫/醫務常識等職業能力。

北青報記者發現，陪診師多是通過自己的個人賬號發布工作信息，當客戶在網上尋找陪診服務時，難以辨別真實有效的信息。而陪診師們，其客單量并不穩定，多是靠老客戶介紹新客戶。

目前，陪診師這一職業尚未被收錄在人社部發布的《國家職業分類大典(2022年版)》中，沒有行業規范，陪診師提供陪診服務都是“單打獨斗”，服務流程未形成體系，價格上也沒有統一標準，服務中涉及的風險責任也不明確。

今年6月，在陜西省政協編發的社情民意信息中，民進陜西省委員會在調研中了解到，職業陪診服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創業就業的渠道，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職業準入門檻不明確，行業規范缺失，服務范圍標準不一，陪診價格浮動隨意，陪診服務的行業監管制度空白，處于“無準入門檻，無服務標準，無主管單位”的三無狀態。希望相關部門出臺相關規范，助陪診行業向規范化、標準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