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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一生多次被貶,為何《宋史》卻稱他“名世之臣”?
清平樂 范仲淹
熱播劇《清平樂》中,滿朝的文武大臣,如果要評選一位既是君子,又是能臣的人,那第一毫無疑問就是范仲淹。他那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讓每個人都欽佩不已。為什么這樣一個好官,一個君子,卻多次被貶呢?
一、寒門入仕
范仲淹是蘇州吳縣人,2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母親改嫁。可想而知他的童年多么艱辛,他“劃粥割齏”,因為缺乏食物,把粥干掉之后切成小塊,咸菜切碎,分成多頓吃,但范仲淹一點也不覺得苦。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考上了進士,之后便長期在各地做官。
清平樂 范仲淹
幸運的是,范仲淹趕上了好時代。宋朝鑒于唐末五代的教訓,對武將、宦官、外戚都不放心,專用士大夫,有“與士大夫共天下”之美稱。因此特別重視科舉,讀書人一旦考取功名就可以做官,待遇優渥。
儒家向來有“士為知己者死”的傳統,因此在宋代,寒門士子對改變他們命運的王朝與皇帝都感恩戴德,對社稷有很高的責任感。范仲淹就曾說過:“某早以孤賤,荷國家不次之遇,夙夜不惶,思所以報。”就是說,我兒時不幸,多虧國家提拔了我,我成天想的就是怎么報答國家。他的一生也的確是這樣的。
清平樂 大宋朝堂上文臣濟濟
范仲淹官聲極好,在他為母親守喪完以后,晏殊就請他到應天府書院講學。范仲淹講學,大改空疏的學風,而倡導經世致用,注重在儒家經典、禮儀制度、從政能力和道德品質等方面培養學生。
范仲淹也幫助提拔了許多讀書人,他的學生孫復、張載都成為一代大儒,前者列于“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后者名列“北宋五子”(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
《宋史》中說:“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正是在應天府執教生涯中,范仲淹反思現實,意識到宋朝面臨著巨大的危機,需要一場變革。
清平樂 范仲淹
二、在朝直諫,在邊修兵
范仲淹當諫官的時候,劉太后把持朝政,他就力諫太后歸政于仁宗,因此被貶。太后去世后,朝臣們見風使舵,議論劉太后的種種不是。只有范仲淹勸告仁宗,太后對他有10多年養育之恩,而且執政沒什么過錯,不應該秋后算賬。
清平樂 宋仁宗
當時,呂夷簡為相,朝中很多大臣都是呂夷簡一手提拔的,范仲淹對此十分不滿,于是上百官圖,指斥呂夷簡徇私情,宰相不當有如此大的權力。
范仲淹還建議營建洛陽,預防緊急狀況。北宋都城四邊都是平原,無險可守,是兵家所說的“四戰之地”,而洛陽則有山河之險。范仲淹建議太平時在開封,遇戰事則居洛陽。可惜呂夷簡卻說范仲淹是書生之見,給駁回了。而后來的靖康之難就說明,范仲淹是對的。但這時候,他因得罪了呂夷簡,又被貶了。
清平樂 呂夷簡
如果你以為范仲淹是一個激進的人,那就錯了,他在戰事上恰巧相反。
1038年,黨項族首領李元昊稱帝,建國西夏,挑起對宋的戰爭。受韓琦的推薦,范仲淹任陜西經略副使,前往前線指揮作戰。范仲淹與韓琦同任邊事,但兩人的戰略思想截然相反。韓琦年輕氣盛,堅決主戰,而范仲淹則堅定反戰。范仲淹的反戰并不是怯戰,而是厭戰。
清平樂 范仲淹
范仲淹希望平時加強武備、選用戰將、訓練士兵,通過積極的防守消耗敵人的力量,使敵人內部產生混亂,不戰而屈人之兵。他清楚地意識到,數十年無戰事的北宋,士兵早就不中用了,而西夏是游牧民族,軍隊驍勇善戰,因此他不建議主動出擊,而是修建堅固的堡寨防守。如果敵人進行大規模攻擊,再采取反包圍和圍點打援,盡量放大我方之優勢。
但范仲淹畢竟不是主帥,無法節制全軍。韓琦貿然出擊,遭遇好水川之敗。在與西夏作戰時,范仲淹曾多次與李元昊通信,商議和議之事。而好水川之戰后,元昊恃勝而驕,出言不遜,范仲淹當著夏使的面把信燒了。大臣們認為范仲淹通敵,而且刻意破壞證據,仁宗雖然明察,但范仲淹還是被貶了。
清平樂 范仲淹
三、慶歷新政
范仲淹多年在地方為官、在書院講學、在邊境防守,深刻地意識到大宋王朝存在的危機。比如,北宋除科舉之外,還有恩蔭、舉薦、吏人等選官方法,這些方式選上來的官素質都一般。官員都明哲保身,人浮于事,曠職廢事。
再比如,宋代不讓宗室做官,只好好吃好喝地把宗室養起來,而贍養宗室的費用都由政府承擔。還將社會上的閑雜人等統統征入軍隊,光贍養軍隊每年就要花掉財政收入的4/5,但面對遼、西夏的威脅,軍隊戰斗力卻不行。等等等等。
清平樂 范仲淹(右)與晏殊
所以,范仲淹就聯合有識之士韓琦、富弼等力陳時弊,請求改革,仁宗也深有感觸,決心改革。改革的核心人物就是參知政事范仲淹。
他提出了十條建議:明黜陟(嚴明考績,非有大功大善者不升遷);抑僥幸(減少皇帝恩賜,大臣不得推薦子弟任館閣要職);精貢舉(進士先策論,后詩賦);擇長官(地方官由朝廷大臣投票選舉);均公田(平均土地);厚農桑(國家制定政策扶持農業);修武備(模仿府兵制,兵農合一);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
清平樂 韓琦
范仲淹的改革遭到很多人的反對,不是因為改革不好,而且因為改革觸動了他們的利益。反對派構陷朋黨之名,打擊改革派。仁宗是一個十分敏感的人,他是宋代換宰相最勤快的皇帝,對朋黨之事絲毫不容。這樣一來,新政就徹底失敗了。實際上,若追究失敗的原因,朋黨之爭只是表象,宋代的祖宗之法太過強大,官員習慣了因循守舊,這才是根本原因。
清平樂 仁宗
文史君說
慶歷新政失敗后,范仲淹又被貶到鄧州,應好友滕子京的邀請,他寫下千古名篇《岳陽樓記》,其中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并不是范仲淹的即興創作,而是他一生的理想和信念。相比滿朝庸官,范仲淹謀求改變。他一生為國為民,殫精竭慮,從不謀求私利。就在彌留之際,他還向仁宗上《遺表》,不是像其他大臣那樣求皇帝恩澤子孫,而是請求皇帝“制治于未亂,納民于大眾”。
《宋史》中說:“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諸賢,無愧乎此。”歷史最終給了他公正的評判。
參考文獻
[元]脫脫等:《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
方健:《范仲淹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作者:浩然文史·爛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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