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萬喚的《快遞暫行條例》終于在5月1日正式實施，已經成為都市人生活不可獲缺一部分的快遞業終于有了自己的行政法規。

其實，快遞行業的行政立法曾幾起幾落，要而言之，就是行政監管十幾年來一直沒有跟上行業發展的節奏。在世紀之交時，中國快遞業的核心話題是加入WTO之后，海外快遞巨頭UPS這些“狼來了”怎么辦？之后，核心議題又轉向了郵政體系與快遞的分工之爭，特別是市內文件快遞一度被認為是快遞動了郵政的奶酪。

如今，以四通一達、菜鳥聯盟為代表的中國快遞業實現了跨躍式發展，2017年，中國快遞業務量超過400億件，占世界總量的40%以上，成為世界第一快遞大國，并且率先建立起了智能物流體系。快遞小哥成為都市人“最親密的人”，快遞成了城市的“基礎設施”。

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上，國務院制訂了《快遞暫行條例》，將快遞行業放在了城市基礎設施的基準之上，按互聯網+、人工智能的標準予以規范、指導，這不是普通的行業監管條例。

國家郵政局馬軍勝局長曾直言，在快遞業“確實普遍存在著用地難、車輛通行難、進門投遞難的問題”。特別是，快遞三輪車屢屢成為一些城市交通大整治首當其沖的對象。對此，《暫行條例》基于保障民生的考慮，對快遞行業用地、用車做了特殊規定：要求公安、交通運輸等部門和郵政管理部門“建立健全快遞運輸保障機制，依法保障快遞服務車輛通行和臨時停靠的權利，不得禁止快遞服務車輛依法通行”。《暫行條例》還要郵政管理部門會同公安等部門，對快遞專用電動三輪車的行駛時速、裝載質量等作出規定。

從行業的戰略發展角度，《暫行條例》提出國家鼓勵和引導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采用先進技術，促進自動化分揀設備、機械化裝卸設備、智能末端服務設施等的推廣應用，以繼續保持中國物流技術的全球領先地位。

值得一說的是，不少媒體把這次《暫行條例》的重點放在了“快件未經溝通直投快遞柜違規”，這個解讀有一些勉為其難。或者更直白地說，對于方興未艾的智能快遞柜的責任分配，恰恰是行政立法有待細化的地方。目前《暫行條例》規定“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應當將快件投遞到約定的收件地址，并告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當面驗收”，但這一規定本身沒有排斥智能快遞柜的使用，也沒有約定相關罰則。事實上，快遞行業日新月異的經營模式，總會讓行政立法存在滯后。

國家已將快遞作為城市基礎設施，在分揀場的用地、路權、用車標準方面做出保障性規定，希望快遞行業珍惜這樣的政策紅利，當然也就要承擔起相應的民生責任，在前述智能快遞柜等問題上，也必須做出積極回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