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學者身后藏書如何處理，素來棘手。除了賣給古書店外，在日本還有整體捐給圖書館，建立個人文庫的傳統。京大文學部圖書館的穎原文庫、桑園文庫、濱田文庫等，都是曾在此任教的先生或其遺族寄贈。書籍入庫后先遍鈐“濱田敦先生寄贈”“豹軒先生手澤”等印，再編目錄和索引，如作為《桑原騭藏全集》別冊的《桑原騭藏博士所藏圖書目錄》，最后在書庫中分配若干排書架獨立儲存。

作為1938年至1945年間京大第十二代校長，羽田亨（1882-1955）藏書的待遇最為特殊，目前它們獨立儲存于京都市北區的羽田紀念館（暨內陸亞細亞研究所）中，除了日文書、線裝四部古籍外，尤以西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多語種書籍最具特色。吉川幸次郎《羽田紀念館雜興》（《吉川幸次郎全集 第二十四巻》，筑摩書房1976年版）一詩云：

列架儼然西域書，小樓猶傍史臣居。

滿窗晴日丹黃倦，聊望長堤綠欲初。

紀念館旁邊即羽田家舊宅，兩棟建筑皆由商人、酸奶飲料“可爾畢思（カルピスウォーター）”的發明人三島海云出資修建，故有此語。

羽田亨出生于京都府，1907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畢業后入剛成立的京都大學大學院就讀，兩年后轉任講師，此后一直在此執教鞭。受業師白鳥庫吉的影響，羽田初攻滿蒙史，后旁及中亞史、東西交通史、敦煌學等。學生間野英二回憶，先生除了中、英、德、法、俄文外，兼通土耳其、蒙、滿、藏、波斯、梵文等東洋諸語，“其學問的最大支柱即罕見的語言學才能”，并立足于多語種史料，對以中國文獻為中心的舊式研究“展開痛烈批判”。（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大修館書店1992年版）

由于治學范圍廣，又曾在倫敦、巴黎、莫斯科等地訪學，羽田亨生前搜集了各種貴重資料帶回日本。其子羽田明（1910-1989）克紹箕裘，走了與父親相似的人生道路：東大學士畢業，憑《中央亞細亞研究》于1962年獲京大博士，留校任教直至退休。羽田亨之孫羽田亨一（1943-2015）曾任東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專攻伊朗史；另一孫羽田正（1953- ）現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專治伊斯蘭史。羽田家三代做內亞研究，一個多世紀流風余韻不絕。我最近半年流連于京都各古書祭、古書屋，買到三冊從羽田家流出的舊藏，統一名之曰“羽田本”，以下逐一介紹。

（一）外山軍治《金朝史研究》

去年秋季京都青空古書祭上，研究室前輩買到1949年弘文堂版、內藤湖南《支那史學史》，襯頁上有湖南哲嗣內藤乾吉（1899-1978）手書“羽田學兄惠存”。鑒于乾吉年長于羽田明，不可能以“學兄”相稱，故受贈者必是羽田亨。前輩說：“這本書破破爛爛地放在書架邊角，我翻開一看，趕緊收下，只要五百日元！”

得到這個情報，當天下午我就再去了一趟古書祭，猜測前輩應該是在キクオ書店的展位買到的，就把那里的精裝學術書全部瀏覽了一遍，果然找到一冊同朋社1964年版、外山軍治《金朝史研究》，襯頁毛筆手書“羽田博士惠存 著者”。此書出版時羽田亨已過世，所以“羽田博士”應該是羽田明，函套上也有鉛筆小字“羽田先生”。

外山軍治（1910-1999）出生于大阪，1933年從京大東洋史專攻畢業后得到日本外務省的資助，從事滿蒙史研究，《金朝史研究》正是由這一時期發表的論文改寫而成，后記中外山寫道：

本書刊行之際，我想起迄今為止受到的各種學恩，不禁感慨萬千。首先必須要感謝的，是恩師羽田亨先生賜予我的深厚恩情。我得到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的資助并成為滿蒙文化研究的一員，擔任指導者的就是羽田先生。先生不止在學問上給予我各種鞭策，還特別費心地調撥研究費用。我得以繼續研究生活，全賴先生所賜。

1935年，外山軍治、羽田亨、羽田明還有田村實造等人一起，赴華北考察金朝發祥地的歷史地理，研究根底更為鞏固。《金朝史研究》為《東洋史研究叢刊》之十三，書本身并不難得，古書屋網站上就有不少，國內也已有李東源先生的中譯本。但這冊畢竟曾在羽田家插架，再加上外山的筆勢遒勁，頗見老一輩東洋史學家的漢文功力，故不惜四千日元將其買下。

（二）Mahmud al-Kashgari《DIVANü Lü?AT-IT- TüRK TERCüMESI Ⅰ》

吉田校區北面的臨川書店主要從事學術書出版，雖然也賣古書，但平常總是大門緊閉，只有每幾個月一次的“即賣會”才開門售書。這種佛系經營不要說在國內聞所未聞，在日本也極為少見。每次即賣會我基本都會參加，除了書店在通學路上的便利以外，還因為其庫存深不見底，時有精品。

去年12月底的冬季即賣會上，我在地上一堆散亂堆放的論文抽印本中，翻到一冊《DIVANü Lü?AT-IT- TüRK TERCüMESI Ⅰ》，起初不知道這是什么，甚至連何種語言也無法確定，但書的襯頁鈐“羽田藏書”朱文印，再翻看內容，見到幾個波斯文詞匯，判斷很可能是羽田家的東西，書價又極廉，當即決定買下。當晚承蒙友人將照片發給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高田時雄教授看，最終確認這就是羽田亨本人的藏書印。

原書裝訂不佳，紙張經年發脆，書脊也已碎裂，前面十分之一左右的散頁重新裝訂，封面上方用鋼筆手寫“1939”，左上角印著“T. D. K.”，右下角印著“?eviren Besim Atalay”字樣，但未見出版日期。書中留下黑筆、紅筆、鉛筆三色批注，筆跡存在一定差異，可能出自不止一人，再加上散頁重裝時將一張印有“北狄傳”字樣的工作稿紙也訂在里面，我由此推測這本書不止被羽田亨批讀過，其子《騎馬民族史：正史北狄傳》的譯者之一羽田明也曾過目。

回家查相關材料，方知此書是十一世紀喀什地區學者喀什噶里（Mahmud al-Kashgari）編纂的《突厥語大辭典》，內容涉及歷史、地理、軍事天文等，有百科全書的性質。喀什噶里生前書未付梓，原稿也已失傳，現僅有一抄本存于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圖書館。1939至1943年間，土耳其學者阿塔萊依（Besim Atalay，1882-1965）將伊斯坦布爾圖書館抄本加以整理，譯為土耳其文出版，共三卷加索引一卷。由于我買到的羽田本是第一卷，故封面手寫的“1939”可能是羽田亨標注的出版年份。

羽田亨讀這本書時，似乎只殺了個書頭，三十多頁之后便沒有任何下劃線、批注或其他閱讀痕跡。且大部分批注是用日文注明土耳其文單詞的含義，看得出來讀時并不輕松。間野英二說羽田亨重視東洋諸語文獻，從此書來看的確所言不虛，因為就連最新的土耳其文史料也及時購入；但“通土耳其文”的確切含義恐怕不是精通，而是粗通文法，可以借助字典閱讀相關文獻。

（三）Maarif Vekillig?i Ku?tu?paneler Mu?du?rlu?g?u? Tasnif Komisyonunca haz?rlanm??t?r《?stanbul Kütüphaneleri Tarih-Co?rafya Yazmalar? Kataloglar? : 1. Türk?e Tarih Yazmalar?》

今年四月十九日的臨川書店即賣會上，又以三百日元買到土耳其語《伊斯坦布爾圖書館藏地理-歷史手稿目錄：1.土耳其語歷史手稿》精裝一大冊，共計909頁，一九四三年由伊斯坦布爾的Maarif Matbaasi出版社出版。該書襯頁鈐“羽田藏書”印一枚，與《突厥語大辭典》的印文相同，可以確定也是羽田亨的語藏書。此書是工具書，故內文無任何批注。

（四）浜田敦《朝鮮資料による日本語研究》、佐伯富《清代鹽政の研究》

因為古書祭上的兩冊羽田本都來自キクオ書店展臺，所以很可能羽田家當年沒捐的書都由這家店處理了。報著這樣的想法，幾個月后我特地去了一趟中京區河原町通上的本店。東翻西找，先看到1970年巖波書店版、濱田敦《從朝鮮資料出發的日語研究》，襯頁藍筆手書“羽田様惠存 浜田敦”。但此書我已有一部，沒必要再收副本。濱田耕作（1881-1938）和濱田敦（1913-1996）父子都是京大文學部教授，考古學家濱田耕作還是京大第十一代校長，1938年因為他在任上意外病故，羽田亨才臨危受命。

在書店還看到一冊佐伯富簽贈羽田明《清代鹽政研究》，襯頁手書“羽田學兄惠存 著者”。佐伯富（1910-2006）畢業于京大文學部東洋史專攻，師從宮崎市定（1901-1995），1956年憑此書獲博士學位，翌年升任同校東洋史學第三講座教授。而此教席第一、第二任教授分別是矢野仁一、羽田亨。佐伯的治學領域為宋代至清代的經濟財政史，論文集結為《中國史研究》三大冊，又牽頭編纂十多部工具書，《中國隨筆雜著索引》《資治通鑒索引》《宋史職官志索引》等還經常在古書市上見到。

1956年同朋舍版《清代鹽政研究》列入《東洋史研究叢刊》之二，叢刊之一即是宮崎市定的名著《九品官人法研究 科舉前史》。佐伯的字較為清秀，字體也小，與外山的碩大顏體迥異。但那天因為覺得書要價略高，猶豫了一番后又插回架上，隔了兩周終于決心要買，一查古書屋網站欣喜地發現還在，但去店里時卻怎么也找不到了。一問店員，方知此書昨天剛剛售出，他們沒有及時更新在庫信息！

從我過目的五部羽田本所體現的人際關系來看，二十世紀前葉京都學派如日中天時，其世襲色彩也可能是舉世無雙的，尤其是第一代與第二代之間，很多都是子承父業。除了上文提到的羽田家、內藤家、濱田家外，還有桑原騭藏、桑原武夫父子，梅原末治、梅原郁父子，小川琢治、小川環樹父子皆先后任京大文學部教授。

胡適在1931年9月14日的日記中曾記載，陳垣問他：“漢學正統此時在西京呢，還是在巴黎？”胡適回答不上來，兩人只能“相對嘆氣，盼望十年之后也許可以在北京了！”同時代任教于清華大學的陳寅恪也曾詩贈畢業生云：“群驅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雖然今天我們已經大體翻過了奮力“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一頁，但回望當年的京都學派時，應注意到其傳承靠的不僅僅是大學體制，還有家學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