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電子榨菜”的說法很火。用榨菜下飯是國人一貫用以解決食物乏味的辦法，只要有一包榨菜，這頓飯的味道就會好上許多。同理地，電子榨菜指涉的是年輕人吃飯時用來“下飯”的視頻。在風格上，電子榨菜的特點是熟悉、親切、輕松、毫不費腦，哪怕觀眾一邊分心吃飯也絲毫不影響他們對視頻信息的接收。電子榨菜可以是看過一遍又一遍的經典老劇，可以是氛圍輕松的語言類綜藝，可以是一些電子游戲或體育比賽的集錦，也可以是一些二次創作的影視劇解說。

網友對“電子榨菜”的定義

電子榨菜還是一個“時間”概念。就像日本的泡面番就幾分鐘、與日本人沖泡一碗杯面的時間接近，吃杯泡面剛好可以看一集動漫；電子榨菜的時長最好也在一頓飯的時間，吃完飯視頻差不多也播完了。因此，除了那些可以隨時進入與退出的老劇、老綜藝外，受歡迎的電子榨菜主要是那些時長在十幾分鐘到二十幾分鐘之間的視頻內容，尤其是“十幾分鐘看完一部電影”“十幾分鐘看完在播熱劇最近更新的兩集”等影視解說。這也成為年輕人追看影視劇的一種新姿態：不是完整看全片看全集，而是直接看解說。

本文著重討論的是這類“幾分鐘看完影視劇”的電子榨菜

年輕人選擇下飯的電子榨菜，重點不在于學習知識、品味經典，而在于在極短的時間里抓緊獲取信息、抓緊放松。所以，那些影視解說的基本特點是信息直給、觀眾可以無門檻地接受與理解，“解說要做的不僅是把飯嚼碎，還要嚼爛，變成一攤面目不清的糊狀物，方便觀眾進行吞咽”。譬如很多電影在解說后都被簡化成“小美與小帥的故事”：男主角叫“小帥”，女主角叫“小美”，警察叫“佛波勒”，反派叫“喪彪”……影視解說榨干了鏡頭、調度、意象、蒙太奇、隱喻，將所有的影視劇都變成了“故事會”。

很多熱播劇都有實時的劇情解說，兩集的篇幅解說后在20分鐘左右

顯然，這樣的“文化速食”會遭到批評。年輕人并非不明白這一道理，但他們還是選擇“幾分鐘看完影視劇”，影視劇內容質量的下滑、篇幅的注水固然是一方面，但年輕人時間的稀缺或是根本的癥結。這是一個“時間”問題，是這一代年輕人的生存狀態問題：他們休閑娛樂的時間太少了，專門騰出時間看一部兩個時長的電影，或者每集40分鐘好幾十集的劇集，成為一件頗為奢侈的事情；甚至連休閑娛樂都是一種“加速”的狀態——從倍速播放到把內容搗糊的影視解說，都可以窺見休閑娛樂的爭分奪秒。

年輕人的時間到底都去哪了？人們曾樂觀地暢想技術進步的未來：越少的工作、越多的休閑，為何事與愿違，以至于我們沒有時間休閑娛樂，連休閑娛樂都得加速進行？

不斷加速的社會

我們或許都聽過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于1930年做過的一個預測：到21世紀，居民經濟水平會達到非常富有的程度，我們每周只需要工作15個小時。現在看來，凱恩斯預測對了一半：居民的經濟水平的確達到富有的程度，但每周工作15個小時的愿景卻沒有實現。與之相對的，人們的工作時間似乎越來越長了，至少是這幾年，“996”“超級大小周”成為不少大廠的標配，很多人一天的工作時間長達12小時。經濟水平在提升，工作時間也在加長，休閑娛樂的時間卻在不斷緊縮，怎么會出現這樣的矛盾情形？

德國理論學家哈特穆特·羅薩的“加速社會”理論或能解釋這一悖論。羅薩認為我們正進入一個加速社會，加速社會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科技加速。新科技（像是蒸汽機、火車、汽車、電報、計算機，或是互聯網），幾乎必然會造成生活實踐、溝通傳播結構與相應的生活形式當中的全面改變。這很容易理解，譬如隨著技術進步，時間不斷改變空間，以前從北京到上海路途漫漫，現在高鐵6個小時直達。其二，社會變遷的加速，社會各個事物、信息的時效性已經越來越短了。比如微博上的熱搜幾乎是一小時一換，一周前全國關注的大新聞一周后可能就鮮有人問津了。其三，生活步調的加速。主觀上，人們感到時間太快而頻繁地感到時間焦慮。而在客觀上，是人們必須在同樣的時間里做更多的事情，“在一定時間段當中，通過減少休息或間隔時間，而做得更多或體驗到更多，以及/或是同時做更多事，比如同時下廚、看電視和打電話”。

哈特穆特·羅薩關于加速社會的兩本論著

科技的加速與生活步調的加速，表面上是矛盾的，也是我們所納悶的：為什么技術進步了，我們沒有從中解放？

羅薩舉了一個很通俗易懂的例子。1990年代，他們一個工作日平均花兩個小時收發十封郵件。如果按照凱恩斯理想的預測，需要收發的郵件總量不變，那么在新科技發明后，他們每天就只需要花一小時來回復郵件，然后就可以贏得一個小時的自由時間來做其他事。“但事實上會是這樣嗎？我敢說絕對不是。事實上，要是我們需要收發的信件多了一倍，那么我們每天要花在上面的時間就依然不變。”也就是說，雖然原本十個小時可以做完的事情現在一個小時做完，但剩余的九個小時不是閑下來了，它們同樣會被各種工作填充。相當于，科技越進步，效率越高，我們完成的總任務量就越多，效率與任務量幾乎是同比例增長的正相關關系。

為什么不慢下來？羅薩的答案是：我們要時刻保持競爭力。社會越加速，競爭越激烈，想要在競爭中獲勝，就得更快，就得在同樣的單位時間內，完成更多的任務量、實現更多的資本循環、完成更多的創新，資本家自然會驅使勞動者加速再加速。并且，現代社會里的競爭原則不只存在于經濟領域，競爭原則支配了現代生活所有領域的分配，除了經濟領域和體育領域外，還比如科學領域（教授或研究員的職位，以及執行研究項目所需的資源，是通過競爭而獲取的）、藝術領域（人們必須靠賣出更多的票、書、唱片，也就是靠在自由市場的暢銷，或靠感動評審，來擊敗競爭對手），等等。

總之，在加速社會里，競爭的實質相當于一個物理公式：在deadline之前，誰完成的任務量越多，誰就能在競爭中獲勝。自然地，人們會拼命壓榨自己的休閑娛樂時間，盡量將它們轉變為工作時間，以期創造更多的任務量。“內卷”也就因此產生，我們必須“在原地舞得越來越快”，或是“我們要跑得盡可能的快，才能留在原地”。

加速的社會，構成了電子榨菜流行的大背景——“加速競賽將我們困在滾動得越來越快的倉鼠滾輪中”，休閑娛樂的時間少得可憐。很多人沒有閑情逸致去饕餮文娛大餐，電子榨菜自然就成為選擇。

加速的休閑娛樂

更讓人困惑的是：為什么連僅有的少得可憐的休閑娛樂時間，人們都要“加速”呢？譬如倍速播放，或者試圖在幾分鐘內就能讀完一本書、看完一部電影。

木心有一首廣為流傳的詩歌《從前慢》：“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事實上，以前的休閑娛樂也很“慢”，我們慢慢閱讀，搬著小板凳在電視機前跟著電視劇的節奏進入它的故事，夏日的夜晚我們會躺在戶外的石板上數星星……我們不著急、也不會覺得生活中那些細碎沉默的時刻是無聊的。這種怡然自得的慢節奏背后，實際上是當時物質條件的貧瘠、文娛生活的貧瘠，我們的選擇很有限，我們珍惜任何我們所能擁有和享受的娛樂，生怕它會很快流逝。

但進入一個加速社會，隨著經濟增長、物質生活水平提升、文娛內容豐富，人們的選擇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吉爾·利波維茨基在《空虛時代》里說道：“消費主義意味著‘選擇’的超豐富化，而富裕則提供了這種可能，它還意味著一個可供個人徜徉的深度開放和透明的世界，其中選擇越來越多，度身定做的套餐也越來越多，一切任由流通和挑選，一切僅僅是個開始。隨著市場和技術所開放的可供公眾支配的物質財富與服務越發的豐富，這種邏輯更是一發不可收拾。”譬如當我們無聊時打開手機，可以選擇的娛樂方式太多了：電影、電視劇、綜藝、短視頻、直播、游戲、網購、網聊……

選擇的增多給人帶來的不僅僅是選擇困難癥，而是哪一個選擇都不舍得放棄、哪一種選擇都想去嘗試。羅薩一針見血地指出，“根據西方現代性的主要文化邏輯，生活的富裕、滿足和質量，都由一生的歷程當中所擁有的體驗的總和與深度來測量。于是，在這樣的生命觀當中，好的生活就是豐富的生活，也就是有豐富的體驗與能夠充分自我實現的生活”。現代傳媒的發達、消費主義的盛行更是加劇了這一認知：當我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有人在享受某種快樂，我們也想去親身體驗，仿佛唯有如此才能增加我們所有擁有的“體驗的總和與深度”。比如這種網紅奶茶很有名，我也想買來喝；這部劇討論度很高，我也想追追看；聽說文藝青年都得到大理走一趟，大理列入出行計劃……

然而，我們所擁有的休閑時間總歸是有限的。“得到”APP創始人羅振宇曾提出一個時間和效率概念——國民總時間（GDT，GrossDomesticTime），這概念是參照國民總收入（GNP，GrossNationalProduct）一詞而創造出來的。羅振宇認為，在我們可預見的未來，時間是一個“剛性約束資源”，一分一秒都多不出來。人們用來上網的時間也基本穩定在每周26.5小時，算到極限，中國有10億網民，每人每天花5小時上網，那么互聯網可以開采的國民總時間大概為18250億小時。在互聯網信息總量大約每3年翻一番的情況下，信息消費者的可用時間總量卻幾乎是一個恒定不變的數字。

娛樂方式不斷豐富，但休閑時間幾乎是固定的。羅薩也早早發現這一沖突：“在短暫的人生當中，這個世界可提供的事物似乎永遠比能夠體驗到的事物還多。在個人的一生當中可以實現的事物，總是比不上這個世界所提供的選項數量的增長速度。”怎么辦呢，怎么增加我們的體驗內容？加速就成為一種消除世界時間與我們生命時間之間差異的策略，我們渴望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享受更多的休閑娛樂。

敏銳的商家捕捉到“加速”的時代趨勢進行商業布局。誠如羅振宇所言，“在未來，用戶時間越來越寶貴，要應付的工作和內容越來越多，一個省時間的產品設計，將更容易獲得成功……節省時間有兩種，一種是從內容上節省時間，比如讓你30分鐘知道一本書的主要內容；一種是從形式上節省時間，比如視頻就不如音頻節省時間，因為看視頻的時候你幾乎不能做任何事情，聽音頻的時候你卻可以開車、洗澡、吃飯、蹲廁所都可以。”所以，現在很多文娛APP，本質上做的就是“時間的生意”，幫助用戶節省休閑娛樂的時間，讓他們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獲取更多的體驗（雖然可能只是一種幻覺）。像得到APP上的很多音頻內容，就是幫受眾總結出十幾分鐘到幾十分鐘的精華內容，“聽”完精華內容就相當于“讀過”這本書，并且用戶可以邊做其他事情邊聽。

以“得到”上的某本書為例，團隊把它壓縮成28分鐘的音頻內容，還有詳細的文稿，讓用戶迅速“讀完”一本書

電子榨菜與之相似，它也同時可以滿足這兩方面的訴求：幾分鐘內可以看完一部電影、幾分鐘內追平熱播劇的最新劇情，讓你獲得爆款作品的社交貨幣，并“催生短時間內‘閱片無數’的高效觀影錯覺，構建讀懂電影假象”；你還可以一邊做其他事情，一邊享受電子榨菜。

加速的休閑娛樂，滿足的不僅僅是功利性訴求——盡可能用更少的時間、做更多的事情；滿足的也是心理上的需求——“美好的生活就是被填滿的生活”“好的生活就是豐富的生活”。幾分鐘讀完一本書、倍速播放、幾分鐘看完一部電影，都體現出這種急不可待的“填滿”：我們想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知道更多東西、了解更多東西、享受更多東西，仿佛唯有如此才能讓我們有限的生命無限寬廣。

消逝的閑暇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電子榨菜式的休閑娛樂，是否構成真正的閑暇？

“閑暇”一直是備受先哲關注的議題。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就專門論及閑暇對人生發展的意義，“我們全部生活的目的應是操持閑暇”，“人生所以不惜繁忙，正是為了獲致閑暇”，“閑暇的德性”是“最優秀的個人和最優秀的政體”的共同的目的。亞里士多德所謂的閑暇并非等同于今日我們常說的“休閑娛樂”，它不是無所事事、純粹玩樂，而是以其自身為目的，對真理和規律的認識活動，目的在于思辨，在于培育德性、并更好地參與城邦政治。所以，古希臘城邦為男性公民與貴族知識分子提供廣場、劇院、神廟等開放性場所，為他們參與宴飲、廣場集會、節日慶典、戲劇欣賞、體育賽事等公共閑暇活動創造條件與便利，以提升他們對城邦政治的參與程度。

“勞動-閑暇”也是馬克思人類解放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組概念。在這里，閑暇與勞動相對應，它是工人在空閑時間中的那部分不被強制要求繼續剩余勞動的時間，包括社會活動、政治活動、社交活動、科學活動、藝術活動、受教育活動、自由運用體力和智力的活動等等，工人可以經由閑暇獲得自由時間，滿足自身的生存性、享受性、發展性需求。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家對工人剩余勞動的榨取，也意味著對工人閑暇的榨取；勞動的解放，也意味著勞動者的閑暇解放；甚至在共產主義社會，當勞動獲得解放之時，勞動不再是沉重的負擔、而成為生命的享受與發展本身，那么勞動本身也就是閑暇，“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

從亞里士多德到馬克思，雖然先哲對閑暇的論述有諸多的細微差異，但也分享著一些共同點。在當前的社會發展條件下，閑暇意味著與勞動時間相對的、個人可以自由支配的，用以享受型、發展型、滿足型需求，可以充分盡情發揮自己的天賦和創造力的活動，它應該是自由的、自主的、解放的。

遺憾的是，諸多跡象表明如今的我們在失去閑暇的能力。一方面，我們根本就閑不下來，很多人在根本上失去了閑暇的能力。哪怕我們明明擁有用以閑暇的周末，我們都閑不下來，或者閑下來也不知道該做些什么。

諸多學者對于這個時代有各種概括，或是“加速社會”或是“功績社會”，它們殊途同歸的是：我們被速度/績效/利益綁架了，或是馬克思所說的，“只有作為工人才能維持作為肉體的主體的生存，并且只有作為肉體的主體才能是工人”，或是羅薩說的“我們自愿做某些不是我們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或是韓炳哲所說的“工作和效績的過度化日益嚴重，直到發展成一種自我剝削”。在時間就是金錢、放松就是墮落的語境下，我們都習慣于“自我加速”“自我剝削”，我們渴望立竿見影、馬到成功，面對閑暇無所適從。

所以，很多人一旦閑下來，立即就被一種罪惡感所裹挾：我們覺得自己“有罪”，因為我們在浪費時間，我們沒有滿足外界的期待或自我的期許。這種罪惡感讓年輕人對周末的滿意度很低。此前“DT財經”做過《2021國產青年周末調查報告》，結果顯示，在以滿分為10分的標準下，年輕人對自己周末的評價平均只有5.67分，超過40%的人給自己的周末打了6分以下——不及格。只有4.8%的人對周末有精確的規劃。“無所事事”，不知道該做什么，導致糊里糊涂花掉寶貴的周末時間，是導致年輕人不快樂的一個原因。有將近6成的人在什么都不做的時候，會產生罪惡感。

媒體的調查中，年輕人普遍對周末滿意度不高

另一方面，真正的閑暇也在逐漸消逝。很顯然，刷一天的短視頻、用電子榨菜下飯，或者幾分鐘的時間里讀完一本書，并不是先哲視域里的閑暇生活。可以這么說，閑暇是用以抵抗異化的，而非異化的一部分；閑暇是“效用最大化”的工具理性橫掃一切時，與之相對抗的“價值理性”——恢復對人類情感和人性的尊重，體現出了一種超越性的追求。

然而，我們所擁有的為數不多的休閑娛樂，也早被無孔不入的消費主義所綁架。就像馬克思說的，“每個人都千方百計在別人身上喚起某種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犧牲，使他處于一種新的依賴地位，誘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從而陷入經濟上的破產”。消費主義激起各種各樣虛假的需求和滿足，它們多是沒有任何創造性的消耗行為，目的是盡可能壓榨人們的“時間”，并從他們的口袋掏走更多的錢。最后就如同盧梭所觀察的，“人們于無意中給自己帶上的第一個枷鎖”“身體和精神繼續衰弱下去以外，這些舒適的享受一旦成為習慣，便使人幾乎完全感覺不到樂趣”。也難怪很多人刷了一天的短視頻、打了一天的游戲、吃了好幾個小時的電子榨菜，仍然會覺得無聊和空虛，畢竟這不是真正的閑暇，也不是真正的自由。

該怎么辦？先哲們一再倡導的是“閑暇教育”，目的是“讓學習者充分運用閑暇時間以取得某種進步與發展，這些變化會表現在信念、情感、態度、知識、技能和行為方面，并且它通常發生在兒童、青年和成人的正式與非正式的教育環境或娛樂環境之中”。閑暇教育自然是必要的。只不過，人無法拽著自己的頭發脫離地球，要叫大家“慢下來”，歸根結底還是得讓每個人獲得時間的自主權。尤其是在加速社會/功績社會里，當務之急是打破“績效第一”“任務量第一”等裹挾所有人的畸形競爭邏輯，讓人們從倉鼠滾輪中掙脫而出。

在有些學者看來，以“躺平”為代表的亞文化思潮，正是對加速社會的一種“減速”，以對加速的拒絕、對競爭的退出、對控制的擺脫，形同“弱者的抵抗”。不過，躺平的“混吃等死”終究不等同于閑暇，也缺乏建設性的力量，多少是有點“孩子與臟水一起潑掉”的意味，看似灑脫卻也有些悲涼無奈。

之于個體而言，理想的做法是，在面對加速社會對個體的榨干、面對內卷對個體帶來的內耗時，保持足夠的警覺，在為生存付出“必要”的努力時，也能夠兼顧那些“非必要”的閑暇。只不過很多時候，這種個體的勝利更近乎少數人的“特權”，畢竟生存問題已足以讓很多人疲于奔命了，他們想閑暇而不得。還應警惕以勝利的少數人為模板去要求其他人，否則就落入將社會問題轉化為個人問題的陷阱。

歸根結底，加速的社會、消逝的閑暇，是社會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是機制問題、是勞動者的權益問題，終究需要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的廣泛調整以期更好地解決。這是一個龐大到本文無力解答的問題。或許我們很有必要重回馬克思的原典，以他的理論為工具，繼續去解決那些未竟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