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

勸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王維《相思》

唐詩中有好幾首很有名的詩，一千多年來為人傳誦箋評，似乎再也沒有什么新鮮課題可以討論的了。可是，仔細一考，好些這類名作，問題還真不少。比如李白的《靜夜思》：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

和孟浩然的《春曉》（又作《春晚絕句》）：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我們便對這兩首詩的創作背景幾乎一無所知。李白和孟浩然分別是在哪一年，哪一個地方，在什么情況下寫下這兩首詩的？歷代注釋這兩家詩的專家學者，都無法提供很好的答案，頂多只能作些模糊的揣測罷了。

王維的《相思》也是如此。千百年來，讀過這首詩的人不知幾許，但王維是在哪一年寫成這首詩的，在什么處境下寫的，恐怕大家都不甚了解。目前最好的王維全集箋注本是陳鐵民教授的《王維集校注》，也沒有觸及這些問題。筆者近年來研究唐代官制，用了許多唐詩的材料，也特別留意唐代許多做過官的詩人和他們跟南方的關系，深感王維此詩很有“南方特色”，有“熱帶風味”，很值得深入研究，且草此文就教于各唐詩和唐史專家。文中也將利用筆者研究唐代文官所得到的一些“新發現”，對王維的家庭和初次做官，作一些考察和深入一點的解讀，有別于一般文學史和王維年譜或評傳中含糊的交代。這樣或許更能幫助我們欣賞他的作品和他這首《相思》。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位于熱帶南方的吉隆坡，一般也常被稱為“南國”，雖然王維的“南國”指的是嶺南（今廣東、廣西和越南河內一帶），還沒有到吉隆坡那么南。他這首《相思》所寫的，是一種在南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地很常見的大樹。筆者選擇這一題目，正覺得它可以配合這本慶祝馬大中文系成立四十周年的論文集。以之補白，或許會更有意思。

一、王維的家庭和初入仕

過去學術界普遍認為王維生于武后長安元年（701），死于上元二年（761）。但蘭州大學中文系的王勛成教授推翻舊說，提出新解。他從唐代進士須“守選”三年才能授官的規定，重新考定王維應當生于武后延載元年（694），死于上元二年（761），享年68歲。

筆者認為王勛成教授此說很有啟發意義，視角新穎，證據確實，可以成立。因此本文推算王維的年齡時，概以他生于公元694年為準。

王維的祖籍是山西太原，里貫則是河中蒲州（今山西永濟）。這地方在黃河的東岸，離黃河很近，只有大約30千米，距離著名的黃河壺口大瀑布，也只有大約50公里。蒲州離唐代京城長安約200千米，不算太遠。王維從他家鄉到長安去，可以水陸并行，利用流入黃河的渭水，乘船逆流而上，大約五六天可到達。蒲州正位于所謂的“中原”核心地區。蒲州及鄰近的運城等地區，在遠古時代，傳說是周人的發祥地之一。因此王維可說是典型的“中原”人。這點在我們下文討論他的“中原心態”以及他對南方的觀點時，就會很有意義。

王維的父親王處廉，官至汾州司馬。汾州即今山西汾陽，離現今著名的旅游景點平遙古城只有大約50千米。司馬是州級官員，位在首長刺史、副首長長史之下，是一州的第三把交椅。它不算高官，但也不算低層文官，可說是個中層官員。王維出生在一個這樣的家庭，也就是“官宦之家”和“士人之家”，在唐代其實很典型。超過95%的唐代官員和唐代詩人，都出生在這種家庭——他們的父親、祖父或甚至祖上幾代，都曾經做過官。

據王勛成所考，王維20歲便考中進士，23歲就出任他的第一個官職太樂丞。唐代進士是一種競爭異常劇烈的考試。每年的考生約二三千人，但及第者只有25到30人左右，淘汰率是很高的。王維20歲考中進士也很杰出，非常年輕。唐史上沒有多少人如此年少即中第，因為中進士的一般年齡是25到30歲左右，如張九齡是25歲，元結是36歲，韓愈是25歲，杜牧26歲，韋莊則遲至59歲。

王維的第一個官位太樂丞也很不尋常。唐代太樂署是太常寺底下的幾個官署之一。它的長官叫太樂令，專“掌教樂人調合鐘律，以供邦國之祭祀、饗燕”。太樂令的副官即太樂丞，是個八品小官。王維這個官位，用現代話來說，大約便是“宮廷樂團副教練”。唐代士人對樂工、醫者和占卜者等技術官僚是輕視的，認為這些官是“濁官”，“污濁”的官，跟士人所擔任的“清官”或“清流官”相對，有點類似現代“藍領”和“白領”的區別。

那王維為何又會去出任太樂丞？原來，唐初有一位重要的詩人王績（590–644），也曾經充任過太樂丞。據王績好友呂才（600?–665）為王績文集所寫的《王無功文集序》說：

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為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知。不聞莊周羞居漆園，老聃恥于柱下也。”卒授之。數月而焦革死。革妻袁氏，猶時時送酒。歲余，袁氏又死。君嘆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由是，太樂丞為清流。

據此，可知太樂丞原本是“非士職”，即不是士人應當去擔任的官職，可是王績因為太愛喝酒，竟不恥下求這個“濁”官。結果，正因為王績擔任過此官，“由是，太樂丞為清流”，是王績的經歷把此官變為一個“士職”清流官的。

王績初任太樂丞在貞觀十一年（637），王維初任此官則在開元九年（721），相隔了大約84年。不過，到王維時代，太樂丞雖然已成“清流”，可以授予士人了，但由于它到底還是技術官僚，這官職恐怕依然不算很清高，非士人所喜。王維愿意出任，或許跟他精通音樂也說不定，正如王績愛喝酒，不但不介意，反而更非求此官不可。

據筆者的研究，唐代士人釋褐初任官，最清貴的，其實是在京城各皇室藏書樓，如秘書省或集賢院，擔任校書郎或正字。在唐代文學史上，被公認為重要詩人或文士的三十多個名家當中，就有十一人是從校書郎出身：楊炯、張說、張九齡、王昌齡、劉禹錫、白居易、元稹、李德裕、杜牧、李商隱和韋莊。另有三人則從正字起家：王績、陳子昂和柳宗元。王維都不在這兩個名單上。他的初任官太樂丞，的確是比較特殊少見的。

以上便是一個唐代士人，如何讀書考中進士，進入官場做官的經過。唐代的進士考試，必定是要考做詩的，所以唐人從一開始讀書準備考科舉，就得學習寫詩。唐詩的興盛，跟進士科考詩當然大有關系。寫詩在唐代遠比現代有實際用處——不但考試要考，還可以經由寫詩能力得到官職，而且將來做官時，在許多場合更需要寫詩應酬。事實上，在古代中國，并非只有文學家詩人才需要寫詩。一般做官的人都需要寫詩。寫詩表示一個人受過了基本的經典教育，具備了讀書人必備的最基本的能力，就像現代學生都必須具備基本的電腦能力一樣。王維的《相思》便是他在40多歲時，前往嶺南擔任“知南選”的職務時，所寫的一首應景詩。

二、《相思》的創作背景

陳貽欣在論《王維》的一篇論文中，把《相思》和《息夫人》以及《洛陽兒女行》等王維早期的詩作，都擺在他的少年時代來討論。林繼中的《棲息在詩意中：王維小傳》，顯然步其后塵，也把《相思》放在王維的“少年心情”一章中來討論。兩人雖未明說，但似乎都認為此詩寫于王維的少年時代。    

這看法表面上有些道理。《相思》的詞句非常簡單，沒有任何深僻用字，看來的確很像一個少年人所寫。但如果按照這種推理，則李白的《靜夜思》和孟浩然的《春曉》，也都詞句簡單，豈不也都作于他們的少年時代？如果的確如此，那么王維少年時寫這首“情詩”，便有些“無病呻吟”，全憑想象了，因為他少年時都住在北方，從未到過“南國”，應當從來沒有見過生長在南方的相思樹。

陳鐵民的《王維集校注》，則把《相思》編在“天寶”末年，其時王維已經50多歲了。陳在校注中說：

唐范攄《云溪友議》卷中《云中命》曰：“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竄辱……唯李龜年奔迫江潭。……龜年曾于湘中采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又：‘清風朗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余。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附書。’此辭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園唱焉。歌闋，合座莫不望南幸而慘然。”據此，知本詩當作于安史之亂前。

這大致沒有錯，不過說“本詩當作于安史之亂前”，則又過于含糊。此詩的創作年代，應當可以考定得更精確一些。此外，據上引文，王維這首詩當初似乎是寫給“梨園”（宮廷戲班）子弟吟唱的。這樣或許也可解釋何以其詞句都很簡單。李龜年曾經是玄宗寵愛的一個善歌者。李白的《清平調詞》據說便是特別寫給李龜年的唱詞。杜甫亦有詩《江南逢李龜年》。安史之亂后，李龜年逃到湘中湖南，在一個筵席上唱起這首《相思》，令“合座莫不望南幸而慘然”。《相思》所寫表面上為男女之情。這里卻化為“隱喻”，成了臣子思念君主之情。

考王維曾在開元二十八年（740）約47歲時到過嶺南，去“知南選”，第二年春始北歸。這是他第一次到嶺南，也是唯一的一次。他在嶺南期間，應當有機會可以見到相思樹，甚至還可能在相思樹下撿拾過顆顆“紅豆”，所以才會寫下這首名詩。他既然說“紅豆生南國”，看來此詩是他到過南國之后才可能有的詩情，不像是想象的作品。而且，若上引《云溪友議》的記載可信，這是他為梨園所寫的辭，那么它就更應當是他成年以后進入官場的作品，不可能是少作了（少年時他應當沒有機會和梨園有交往）。

但什么是“知南選”？嶺南是一塊很廣大的地區。王維到過嶺南什么地方“知南選”？相思又是一種怎樣的樹？這些就是下文所要探討的課題。

三、唐代的南選 

唐代某些官員，特別是中高層官員或技術官僚（如掌管天文、宮廷膳食和醫藥等），一般都以皇帝的名義委任。至于其它基層官員，特別是州縣地方官，則要經過吏部的所謂“銓選”才能任官。在唐代，“選”常是一個專用名詞，通常即指“銓選”，也就是吏部選拔、錄取某些官員的過程。《新唐書》中的《選舉志》，講的便是唐代選拔官員的種種規定和方式。

“南選”便是南方官員的銓選。由于南方距離京師長安太遙遠，南方人到長安參選不便，于是朝廷便派遣某些官員到南方去主持銓選，選拔南方州縣所需要的當地官吏。這就是《通典》所說：

其黔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

關于唐代的南選，過去已有好幾篇論文發表，對這種制度的大略情況，所論已詳，這里不必重復論述，只想補充和討論幾個比較有意義的細節。

第一，嶺南、黔中、閩中等地區的地方官任用問題，實際上相當復雜。史料中可見有幾種：（一）由當地土豪自行委任；（二）由“當地都督選擇土人補授”；（三）由藩鎮自行委任，特別是在安史亂后；（四）南選，由唐朝廷派遣“南選使”（或稱“知南選”） 往南方選擇當地人委任。在這四種方式中，南選究竟占了怎樣的地位，目前還是個未解的“謎”。筆者認為，這可能要視地區而定。在偏遠地區，可能一直都由土豪自行委任。在設有都督府或節度觀察使府的地區，可能由他們委任。南選似乎只局限于某些地區和唐前期。唐后期藩鎮林立，南選是否仍照規定每三四年舉行一次，不得而知。

《唐會要》中有一條材料，可以讓我們一窺南選實行的大略情況：

寶歷二年〔826〕二月，容管經略使嚴公素奏：“當州及普寧等七縣，乞準廣、韶、貴、賀、四州例南選。”從之。

這似乎顯示，南選原本只適用于廣、韶、貴、賀四州（亦有材料提到桂、廣、泉、建、福、賀、韶等州，“依選例稱補”）。現在容管經略使請求讓他屬下的“州及普寧等七縣”的選人可以參加南選。朝廷也批準了。《唐會要》又載有一敕：

大和三年〔829〕敕：“嶺南選補，雖是舊例，遠路行李，未免勞人。當處若有才能，廉使宜委推擇。待兵息事簡，續舉舊章。其南選使，可更停一二年。”

這是說南選仍然有不便之處，“遠路行李，未免勞人”。所以當地若有人才，廉使（即觀察使）應當“推擇”，等無兵事時，才恢復南選。由此看來，南選可能因戰爭等狀況暫停。

王維是在開元二十八年（740）以殿中侍御史的身份前往嶺南知南選。這是一個以“知”字開頭的唐代典型使職官名，類似“知制誥”“知貢舉”和“知吏部選事”等等，是一種臨時編派的官職，跟正規編制的職事官不同。王維被派到嶺南什么地方？據《唐會要》的一條材料：

開元八年〔720〕八月敕：“嶺南及黔中參選吏曹，各文解每限五月三十日到省，八月三十日檢勘使了。選使及選人，限十月三十日到選所。正月三十日內，銓注使畢。其嶺南選補使，仍移桂州安置。”

據此，嶺南選補使的“選所”是在桂州（今廣西桂林）。選使和選人，要在十月三十日抵達選所，到明年正月三十日銓注完畢。銓選的整個作業時間只有三個月。為了趕在十月三十日抵達，王維很可能在當年夏天七八月底就從長安動身上路了。

在唐代，從長安到桂州是一段十分漫長的旅程。據唐代的地理書《元和郡縣圖志》說，桂州至上都（即長安）為“三千七百五里”。此為華里，約合1852公里。王維是怎樣前往桂林的？他在《哭孟浩然》一詩的詩題下有注說：“時為殿中侍御史，知南選，至襄陽有作。”這是最明確的一條材料，可知他赴嶺南時曾途經襄陽（今湖北襄樊）。他在《送封太守》和《送康太守》兩詩中，又提過夏口（今湖北武漢武昌市）這地名，很可能他是從襄陽沿著漢水，乘船直達夏口的，再從那里西南行到岳州（今湖南岳陽）。

從唐代其他人（比如柳宗元和李商隱）赴桂州的路線，我們約略可以推知，王維應當是先走陸路，從長安東南著名的藍田縣，經商州（今陜西商縣），到襄陽。從襄陽，正如上文所說，他可以乘船順著漢水到夏口，再折返岳州到潭州（今湖南長沙）。從潭州，他可以乘船沿湘水逆流而上，直達衡州（今湖南衡陽），再沿湘水西南行至柳州（今湖南柳州）和桂州。

王維的整個旅程大部分應當是水路。中古時代旅行，乘船遠比坐車或騎馬方便舒服，主要因為船上可以輕易解決“膳”和“宿”的人生兩大問題。他此次南行，全程約須二到三個月。

到了桂州，王維終于見到南方草木，遠比北方的青綠。他很可能就在這里第一次見到高大的相思樹，親睹“此物最相思”的“紅豆”，而寫下那首流傳了一千多年的《相思》。

四、古典相思樹、紅豆和南洋“臭豆”

在今天，“相思樹”這名稱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含義。

在中國古典詩文中，相思樹即指那種能結出王維詩中“紅豆”的樹木。左思《吳都賦》中所說的“楠榴之木，相思之樹”，以及梁武帝《歡聞歌》所說“南有相思木，含情復同心”，指的都是這種長紅豆的相思樹。王維本人的《相思》，一開頭就說“紅豆生南國”，可證他是指這種長紅豆的相思樹，應無疑問。“生南國”也是個很精確的描寫，因為這種相思樹即原產于印度南部和中國華南熱帶地區。

在唐詩中，相思和紅豆一向是并提的，聯想十分緊密，如溫庭筠的《南歌子詞》：

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又如晚唐一位詩人的《玉合》：

中有蘭膏漬紅豆，每回拈著長相憶。

在《紅樓夢》第二十八回，賈寶玉所唱的那支相思小曲，便有“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等名句。在中國古典詩文中，相思和紅豆的關系太密切了。可以說，相思若沒有了紅豆，簡直就不成其為相思了，無法表現出相思的力道。

這種長紅豆的相思樹，因為和古典詩文的關系如此密切，而且在古代即稱為“相思樹”或“相思木” （見上引左思《吳都賦》和梁武帝《歡聞歌》），我們或可徑稱之為“古典相思”，見照片一∶

照片一﹕馬來西亞新山市蘇丹皇家公園所見的一棵古典相思樹。（作者攝）

它正式學名是Adenanthera pavonina。最大的特征是，葉子是長橢圓形的（見照片二及三）∶

照片二（左）﹕古典相思的長橢圓形葉子和莢果（作者攝于新山蘇丹皇家公園）。

照片三（右）﹕古典相思的紅豆、莢果外殼和葉子。（作者攝）

這種古典相思樹開花結果，便長出串串約15到20厘米長的莢果，先是青綠色（照片二），成熟后變成棕褐色，爆裂開來，里面便依附著一顆顆像鮮血一樣殷紅的相思紅豆（照片三）。這些應當就是王維所說“此物最相思”的紅豆了。

王維所寫的“紅豆”屬于哪一種樹木所生，學界目前有三種說法。一即上文所說古典相思樹Adenanthera pavonina；二是一種“紅豆樹”，屬“蝶形花科”，學名Ormosia hosiei；三是一種爬藤類的植物“相思子”，學名Abrus precatorius.

據潘富俊的《唐詩植物圖鑒》，第二說紅豆樹的分布極廣，“分布于廣西、四川、貴州、江蘇、江西、陜西及甘肅等地區”，但王維卻說“紅豆生南國”，特別標明它是一種“南國”產物，似乎不是指這種可以在“陜西及甘肅”等北方地區都能找到的“紅豆樹”。今天，“紅豆樹”在中國大陸已經成了一種瀕臨絕種的國家稀有珍貴三級保護植物，也讓我們難以把它跟王維的“紅豆”聯想在一起。在唐代，這種紅豆樹恐怕也不常見。所以本文不取此說。

至于第三說“相思子”，它最主要的特征是“一端（約全體四分之三）為鮮紅色，一端（約全體四分之一）為黑色”。由此看來，這種紅黑色的豆子，似乎不像是王維所說的“紅豆”。據劉逸生說，他曾經在廣東“云浮縣撿到甚多，但藏了十多年后，已發黃褪色，并非‘歷久不變’”。這種會“發黃褪色”的“相思子”，似乎也不可能是可以作為訂情信物的相思紅豆，象征歷久忠貞不變的紅豆。

所以，筆者認為，第一說“相思樹”最可信，最可能是王維所寫的紅豆。這種樹在“南國”，在廣東、廣西、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熱帶地區都很常見。它的莢果成熟后，變成紅紅的豆子，隨風飄落在樹下地面，任人撿拾或“采擷”，歷久不會褪色，正符合王維整首詩給我們的印象。

然而，在中國臺灣地區，有一種樹完全不會長紅豆，卻又被稱為“相思樹”，頗有“破壞”古典之嫌。這種樹是一種常綠中喬木，學名Acacia confusa，別名臺灣相思、相思仔、香絲樹等。它的原產地是恒春半島，是臺灣主要的造林樹種之一，全島低海拔山區普遍可見。臺中東海大學校園內遍植這種相思樹，更是遠近聞名。為避免混淆，本文稱之為“臺灣相思”，以示和“古典相思”有別。

臺灣相思的特征之一，是它的葉子（所謂的“假葉”）呈“鐮刀”形（照片四），不像古典相思樹葉的“長橢圓形”。臺灣散文中常有描寫，如張曉風在《林木篇》中就說：“每次坐在樹下望天，那些刀形的小葉忽然在微風里活躍起來。”從這樹葉的描寫，就可知道張曉風寫的是當地特產的“臺灣相思”，和王維所說的古典相思樹沒有任何關連。

照片四∶臺灣相思的葉子，像刀形。此樹為筆者后院所栽，種子取自香港中文大學校園的臺灣相思。（作者攝）

為什么臺灣植物學界把不長相思紅豆的樹稱為“相思樹”，“破壞”了古典詩情呢？這恐怕是個難解的“謎”。但這名稱在臺灣沿用已久，已廣為人接受。倒是臺灣好些網站，在介紹臺灣相思時，都不忘提醒讀者，臺灣相思是“結不出相思紅豆”的。

至于臺灣有沒有古典相思樹？有，但似不常見，而且這種樹在臺灣被稱為“海紅豆”或“孔雀豆”，被“剝奪”了它的“古典”地位。“孔雀豆”這一名稱是近代的，非古典，顯然譯自這種樹的學名Adenanthera pavonina，因為pavonina 即拉丁文“孔雀之眼”的意思。筆者懷疑，因為Adenanthera pavonina這種樹在臺灣不常見，所以才被剝奪了它的古典地位，被當地最常見的Acacia confusa 以“新貴”的姿勢取代，成為臺灣中文所說的“相思樹”。

在中國香港地區，臺灣相思和古典相思兩者都可見到。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內便種了許多臺灣相思。樹旁有木牌子介紹，說明是“臺灣相思”。從此點看來，香港似乎把古典相思才視為相思樹的“正宗”，而把Acacia confusa 稱為“臺灣相思”，以示區分。

在中國福建某些地區也有臺灣相思，所以古典相思和臺灣相思似乎有混淆的現象。大陸網站上有好些作者所寫的文章，都引用了王維的“紅豆生南國”，但細讀內文，卻可發現它們明顯的是在寫臺灣相思，寫它的“刀形”葉子等特征。這形成一種有趣的、不知覺的“文本矛盾”。

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最常見的是古典相思樹，在路邊、公園和山坡上常見，反而臺灣相思難得一見。筆者長年住在馬來西亞的新山市（Johor Bahru），常到隔海的新加坡去，卻從未在這兩個國家見過臺灣相思。因此馬新地區沒有“兩種相思”混淆的現象。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中文所說的“相思樹”，都指王維所寫的那種古典相思，而且這兩地沒有“海紅豆”或“孔雀豆”的叫法。馬新許許多多不曾到過臺灣的華人，恐怕從未聽過或見過“臺灣相思”這種樹，更不知道臺灣相思曾經“侵占”古典相思的事。

有趣的是，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有一種馬來人特別喜愛吃的珍品“臭豆”（泰國人和印度尼西亞人亦愛吃，但泰國和印度尼西亞品種似有些分別），馬來文稱之為petai，學名Parkia javanica。筆者無意中發現，它竟跟王維的古典相思屬于同一科，都是“豆科”（Leguminosae）。臭豆其實并不“臭”（至少不是“臭豆腐”的那種臭）。筆者吃過，十分爽脆可口。有些華人也愛吃，通常拿來炒辣椒和蝦醬。

馬來人所食用的臭豆，系取自臭豆樹飽滿而尚未硬化的青綠色莢果。這時剝開豆莢，豆子已經相當圓大，但仍青嫩，正像相思豆尚未硬化成紅色之前的青綠狀態。臭豆和相思豆的莢果形狀幾乎相同，只是臭豆莢果比較長和寬大，長約30到40厘米，寬約4厘米。臭豆直徑約1.5到2厘米，遠比相思紅豆大，約大二三倍（見照片五）。

照片五﹕馬來人愛吃的臭豆莢果和豆子（比較照片二中的相思莢果）（作者攝）

和臭豆一樣，相思紅豆其實也可以吃。在西南太平洋美拉尼西亞群島（Melanesia，包括斐濟和所羅門等群島）及中太平洋波利尼西亞群島（Polynesia，包括夏威夷和湯加等群島），就有人拿來烤熟吃，并稱這種樹為“食物樹”（food tree）。在印度尼西亞爪哇，也有人把相思紅豆烤熟，去殼，伴白飯吃。據說味道像黃豆。然而，相思紅豆若要當作食物，應當也跟臭豆一樣，取自飽滿但仍青嫩的豆子。等到坳硬化成堅硬木質的紅色豆子時，恐怕就不能吃了。

臭豆樹的樹葉也和古典相思樹的非常相似。當古典相思樹長滿莢果，高高掛在枝頭時，遠遠望去，真有幾分像串串臭豆。

五、王維和唐代南方

上文說過，王維是“中原”人。他這首《相思》寫南方風物，倒是非常客觀，沒有唐代北方文人對南方普遍持有的一種“異樣眼光”。這是很難得的。限于篇幅，這里無法細論北方文人對南方的這種“特殊凝視”，且舉古文大師韓愈等人的幾個例子，以見一斑。

韓愈曾經因為聽不懂南方人的話語，而把他們的語言比喻為“鳥言”。他在《送區冊序》中描寫他剛到陽山（今廣東陽山）時的情景：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余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

這可說是很典型的北方人對南方的描寫，一幅以“中原心態”看待南方的方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細節是“小吏十余家，皆鳥言夷面”，意思是說那十個多“小吏”，說話像鳥叫，樣貌像夷蠻。

和王維一樣，晚唐大詩人李商隱曾經到過桂林，在桂管觀察使鄭亞的幕下做一個幕僚。他的《為滎陽公上史館白相公狀三》即寫于桂林，文中也用了“鳥言”來描寫南方人：

以今月九日到任上訖。地當嶺首，封接蠻陬；猿飲鳥言，罕規政令。

而且還多了個“猿飲”，意思是“似猿之用前肢捧水而飲”，可說是個非常生動具體的意象，不愧是大詩人手筆，但用此意象來形容南方人喝水的樣子，若在今天，恐怕要遭到南方人的集體抗議。

崔行先在《為昭義李相公賀云南蠻歸附狀》描寫“云南蠻”時，也用過“鳥言”典故，而且有所發揮，把云南蠻看得很低，用“狼心”等語來形容他們： 

臣某言。伏承云南群蠻率其類八國獻款歸附，以某月日至于闕下。臣伏惟皇帝陛下端拱九重，高視千古，圣謨廣運，方昭不宰之功，至德柔遠，是有非常之慶。不然者，荒陬蠻貊，左衽鳥言，文軌未通，嗜欲有異，不知父子之性，獨識皇王之恩。此皆天誘其衷，神助其請，歸我龍德，革彼狼心。

在這種背景下看王維的《相思》，真讓人眼目一新。用今天的話來說，《相思》可說是唐代少數寫南方風物而又“政治正確”的難得詩作。    

上文說過，王維的《相思》特別有“南方風味”。在結束本文之前，我們甚至可以略微修正這“南方風味”的說法，或可干脆說這首詩很有“南洋風味”，因為王維寫的是一種今天仍在南洋十分常見的大樹（筆者新山老家門前就種了三棵）。這種古典相思又跟南洋的臭豆樹如此相似，王維此詩帶給我們（特別是南洋華人）的聯想也就異常豐富了。所以筆者撰文細考如上，或可為身處熱帶的馬來亞大學中文系成立四十周年記念，作賀慶補白之用。

（本文原載《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學術論文集》第7輯：《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創系四十周年紀念專號》，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2005年，第121-149頁。 收入《品味唐朝：唐人的文化、經濟和官場生活》，中西書局2022年10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轉載時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