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地危局與外國軍事干預

12月2日，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網站刊發題為《海地需要幫助》的評論文章，作者是國際危機組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項目副主任雷娜塔·塞古拉（Renata Segura）。該文認為，對于海地當前暴力、絕望和混亂的局勢而言，外國軍事干預可能是最不壞的選擇。

塞古拉首先描述了海地當前面臨的極度困難的情況。暴力、饑餓和霍亂威脅著成千上萬海地人的性命，隨著情況日趨惡化，幫派組織正在阻止人道主義援助抵達那些游走在死亡邊緣的人手中。根據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和聯合國糧農組織10月份發布的一份報告，面臨嚴重饑餓的人口達到創紀錄的470萬，近2萬人正遭受“災難性饑餓”，意味著他們可能餓死。處境最危險的人生活在該國首都太子港最大的貧民窟索萊伊（Cité Soleil），這里居住了約26萬人，由幫派控制，在過去六個月里，無法無天和暴力使緊急人道主義援助幾乎不可能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

當地時間2022年10月30日，海地太子港，一名男子走過燃燒的路障。

為了控制通往首都的道路，敵對幫派之間的火并在夏天造成了近500人死亡。實際上，暴力活動已經將太子港的150萬居民與海地其他地區隔絕開來。據信，犯罪團伙控制了海地60%的領土，阻止汽油、水和其他必需品進入社區，并阻止病人前往診所接受緊急治療。

暴力和不穩定也為霍亂致命的卷土重來創造了條件。今年2月，在斗爭了十多年后，海地宣布戰勝了這種通過不潔水源傳播的疾病。但隨后，燃料的匱乏令水泵停工，由于沒有干凈的飲水，人們又一次感染了這種疾病。就醫的困難加速了大規模傳染。關于霍亂的傳播速度，沒有可靠的數字：迄今為止，政府已經記錄了200人死亡和近1萬例病例，但數字可能被大大低估了。

正是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海地未經選舉產生的代理總理阿里爾·亨利（Ariel Henry）和18名海地政府高級官員于10月初正式請求部署外國軍隊，以支持海地國家警察打擊犯罪團伙。同時也希望國際部隊能阻止霍亂的傳播——而不是像過去那樣誘發霍亂的傳播：聯合國駐海地穩定特派團（MINUSTAH）在五年前收拾行囊，在當地留下了狼藉的聲名和對外國軍隊根深蒂固的仇恨，因為特派團基地的污水傾瀉而出，污染了附近的一條河流，導致了2012年的霍亂流行。這種疾病導致50萬海地人患病，近1萬人死亡。

無論是新干預措施的假定受益者，還是能夠提供干預的權力機構，對這一前景都充滿了不祥的預感。盡管許多海地人可能對國際特派團是否能解決海地錯綜復雜的政治、人道主義和安全危機深表懷疑，但坐視霍亂在掠奪成性的武裝團伙監視下蔓延的風險，讓越來越多的國內外聲音更加警惕。迅速部署軍事力量，改變力量平衡，讓物資抵達社區，很可能是能立即帶來救援的唯一方法。但這種努力所面臨政治上的和操作上的挑戰可能是無法克服的。

塞古拉接著回顧了海地居民與外國軍隊結怨的歷史，她稱之為“讓糟糕的情況變得更糟的歷史”。許多海地人強烈反對引進外國軍隊來解決海地問題。政治家、意見領袖和社交媒體上的公民堅持認為，過去的外國軍事干預，無論是由美國海軍陸戰隊，還是聯合國維和部隊領導的，只會讓這個國家遭受殖民統治的不公，并留下一系列懸而未決的問題。美國領導了三次對海地的軍事干預。第一次發生在1915年總統讓·維爾布倫·紀堯姆·薩姆（Jean Vilbrun Guillaume Sam）遇刺后，持續了近20年。在此期間，美國控制了海地的財政，并制定了捍衛美國利益的立法。1994年，美國重返海地，恢復了三年前被軍事政變推翻的民選總統讓·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 Bertrand Aristide）的職位。十年后，在武裝組織占領了海地的兩個主要城市后，美國再次回來，護送阿里斯蒂德出國流亡。這位被廢黜的總統后來聲稱他被美國綁架了。作為多國部隊的一部分，美國軍隊一直駐扎在海地，直到2004年被聯合國駐海地穩定特派團取代。特派團成立13年來，動員了9000多名士兵，有效地減少了全國各地的暴力事件。然而，它在霍亂蔓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聯合國藍盔部隊卷入性虐待的事件，都玷污了它的遺產。

海地人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感覺，即外國對海地問題的干預只會助紂為虐，并加劇政治機能失調。圍繞“蒙大拿協議”（Montana Accord）平臺組織起來的民間社會團體聯盟堅持認為，現在是“海地主導的解決方案”登場的時候了。去年10月，在亨利請求軍事援助的幾天后，數千人走上太子港的街頭，抗議外國軍隊可能的到來。

但是越來越多的海地人無可奈何地接受這樣的想法：他們可能別無選擇。當被危機組織（Crisis Group）問及是否支持外國軍隊時，太子港的民間社會組織杰·克萊基金會（Je Klere foundation）主席塞繆爾·馬迪斯廷（Samuel Madistin）回答說，比起“誰來解決問題”，“解決問題”更重要。“我們有200多個暴力團伙，他們的武器和裝備非常精良，往往比警察還要厲害，”他說，“每天都有人被綁架，警察連自己都保護不了。婦女在街上被強奸，這些視頻被黑幫發布在社交網絡上，進一步羞辱她們，警察無法進行干預。形勢極為嚴峻，人們通常問的問題都不正確：一個人是支持還是反對外國的軍事干預，這不是正確的問題。對我們來說，問題是今天海地是否已經越過了外國干預義務的門檻。我們認為已經越過了。”

9月，亨利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導下宣布大幅削減燃料補貼，公眾對政府的不滿加劇，認為政府無力鎮壓犯罪團伙或保障公民最基本的權利。許多海地人依靠燃料來運轉發電機，發電機為貧困人口提供電力和自來水，超過一半的海地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如果沒有補貼，許多人將買不起燃料。全國各地的大規模抗議活動要求代理總理下臺。臭名昭著的黑幫頭目吉米·“燒烤”·切里齊爾（Jimmy“Barbecue”Chérizier）曾為一名警察，如今領導著G-9犯罪聯盟。他聲稱，他的追隨者將繼續封鎖至關重要的瓦勒克斯燃料碼頭（Varreux fuel terminal），從9月開始直到亨利辭職，同時還要求赦免黑幫成員，并為他的組織提供內閣席位。此后，警方至少暫時清除了碼頭里的黑幫。

塞古拉隨后為海地呼吁外部援助。眼看著海地的安全局勢惡化，紐約的外交官們在7月開始討論向海地警方提供軍事支持的可能性，此后不久，一個評估需求的聯合國特派團訪問了海地。在亨利10月初正式請求國際軍事援助之后，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給聯合國安理會的一封信中支持了這一提議，隨后在墨西哥和美國的要求下，安理會對該提議進行了討論。這兩個國家還起草了一項決議，規定對黑幫頭目及其贊助者實施制裁，包括資產凍結、旅行禁令和武器禁運。安理會于10月21日一致通過了該決議。另一份迄今尚未提交安理會全體成員的決議草案提議建立一支多國部隊，該部隊將在聯合國的支持下（with the blessing）行動，但不受聯合國授權（under the mandate）。

古特雷斯在給安理會的信中稱，一支“快速行動部隊”將由“特種武裝部隊人員”組成，但尚不清楚由誰領導這一任務或為士兵提供物資。墨西哥和美國正在尋求非洲、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國家提供人員，但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國家同意領導古特雷斯所說的“行動的規劃和啟動、指揮和指導”。長期介入海地事務的加拿大是首選，也受到美國的青睞，但渥太華正在權衡打擊潛伏在平民社區的敵人的作戰風險，以及在一個令人擔憂的政治環境下這樣做的挑戰。

如果一支快速行動部隊能夠與海地警方合作，清除港口、道路和機場的犯罪團伙，并使清潔水、燃料、醫療用品和食品得以運送，海地受圍困最嚴重的社區將最終從饑餓和可能致命的圍困中獲得喘息之機。與海地關系密切的國家，尤其是美洲國家，在如此危急的時刻，幾乎難以拒絕亨利明確的援助請求。然而，讓特派團的潛在外國支持者和捐助者以及支持它的海地人感到痛苦的，不是是否有必要進行干預，而是是否具有條件進行干預，不只是取得短暫的成功，然后回到今天的危險狀況，甚至更糟。

也許最大的風險來自政治。亨利于2021年7月總統若弗內爾·莫伊茲（Jovenel Mo?se）遇刺后被任命，他不受歡迎，但由于巴西、加拿大、法國、德國、西班牙、美國和歐盟大使，以及聯合國和美洲國家組織代表的支持，他仍然掌權。

亨利、“蒙大拿協議”的支持者和海地的其他黨派及利益相關者，包括著名的商人，要在外國軍隊到達之前達成廣泛的政治協議，并為他們的任務劃定明確的范圍。但政府和蒙大拿集團之間的對話卻無果而終。亨利拒絕就海地政府體制的改革達成妥協，而這是反對派的核心要求。蒙大拿集團的代表堅持要求總理首先辭職。他們說，總理參與了殺害總統莫伊茲的行動（目前還沒有對他提出任何指控），他是海地可恥和腐敗的政治體系的象征。

反對派的主要人物認為亨利對權力的掌控力很弱，希望他能很快被迫辭職。外國軍隊的到來，可能會給這個國家一些喘息的機會，但最終可能會加強總理的影響力。可能是被這一前景所鼓舞，盡管聯合國安理會明確要求亨利在10月17日之前提交與反對派談判取得進展的證據，然而亨利仍然沒有提交。與此同時，政治精英中幾乎沒有人可以聲稱獲得了憲法授權：整個海地僅剩的合法選舉官員——剩下的10名參議員——他們的任期將于明年1月到期。

外國軍隊與國家警察可能合作的方式，以及他們與平民的接觸是另一個主要障礙。幫派在貧窮、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區蓬勃發展，在那里他們充當當地的資助者，招募失業的年輕人。當外國和海地部隊試圖將犯罪團伙清除出該國的經濟命脈，如道路、港口和商業中心時，他們將不可避免地與當地民眾面對面，特別是如果他們的行動深入到犯罪團伙的據點，或如果他們在犯罪團伙頭目死亡或被捕后面臨抗議。一種更棘手的情況可能會發生在反對亨利的民眾示威活動，這些示威活動吸引了幫派的積極參與，也許還包括他們最引人注目的領導人。如果像前幾次那樣，G-9犯罪聯盟的切里齊爾或指揮敵對幫派食人軍（Cannibal Army）的提·威爾（Ti Will）等幫派頭目也參加了這樣的游行，國際安全部隊將如何反應？一場造成平民傷亡的沖突可能會引發大規模動亂，外國士兵的死亡可能會迅速加劇緊張局勢。

另一個令人生畏的問題籠罩著任何潛在使命的未來。外國勢力如何設計一支具有現實退出戰略的國際軍事力量，避免再次長期干預？這一潛在使命的近期目標表面上是確保港口和機場的安全，并建立一條通往面臨饑餓和霍亂的社區的人道主義走廊。但古特雷斯在給安理會的信中設想，在這種快速干預之后，需要部署一支多國部隊來支持警察。國際合作伙伴不愿投入人力和經濟資源，部分原因是最初六個月的計劃可能演變成持續數年的干預。

此外，一項執法戰略雖然緊迫，卻無法消除暴力的根源。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海地是美洲最不平等的國家，那里的大部分人口沒有擺脫貧困的途徑，政治和經濟精英長期利用幫派作為私人突擊隊來捍衛自己的利益。盡管近幾個月來，隨著犯罪集團獲得自主權和更大的權力，幫派和其資助者之間的聯系有所減弱，但根深蒂固的政治權力不太可能放棄暴力作為捍衛其利益和特權的一種方式。

但是，塞古拉仍然認為，外國軍事干預是最不壞的選項。盡管外國軍事行動面臨著一長串的挑戰，但在亨利政府之外，海地少數孤立的聲音公開歡迎國際干預的想法。雖然一些直接與處于危險中的社區打交道的海地人表示，公眾開始把這看作是解決他們可怕困境的唯一辦法，但很少有人愿意公開說話，當然不會公開，因為他們擔心自己會被指責支持亨利，或者更糟的是，破壞許多人認為的改變海地政治體制的獨特機會。

部署外國軍隊之外的措施無疑有助于削弱黑幫的控制。美國和加拿大決定制裁的不僅是黑幫頭目，而且還有重要的政治人物，如前總統米歇爾·馬爾泰利（Michel Martelly）和參議院主席的約瑟夫·蘭伯特（Joseph Lambert），已經動搖了海地的精英階層，并可能至少暫時減緩流向犯罪集團的資源。美國通過控制運往海地港口的貨物來阻止向海地販運武器和彈藥的努力將削弱黑幫的火力。

盡管這些措施可能是有益的，但迅速進行軍事部署以便利運送急需的人道主義援助，很可能是立即提供救濟的唯一辦法。這將意味著確保所有機場和港口的安全，并為急需燃料、藥品和糧食的社區建立人道主義走廊。它還要開放連接太子港與該國其他地區的道路，以便抵達首都的援助能夠在全國分發。

塞古拉最后不無憂慮地寫道，盡管需求是迫切的，但渥太華和其他國家的首都不愿介入以滿足這些需求，這是可以理解的。在亨利和反對他的人之間沒有建立共同的基礎，外國軍隊就有可能在一個軟弱的領導人的邀請下，冒著直接與靈活的犯罪集團作戰的風險，何況這個領導人的權力仍然令人懷疑。這也助長了公眾的看法，即他們只是給這個加勒比國家造成巨大傷害的殖民主義的新面孔。如果海地領導人不能坐到談判桌前，2023年將可能是暴力、絕望和混亂的又一年。

人類抗擊艾滋病的成功經驗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曼徹斯特大學名譽教授穆克什·卡皮拉（Mukesh Kapila）在半島電視臺英文網刊文，回顧其防治艾滋病的職業生涯，并呼吁將人類抗擊艾滋病的成功經驗應用于防治其他疾病，為全民保健和人類發展制定可持續的綜合戰略。

卡皮拉首先回憶20世紀80年代中期抵達烏干達恩德培機場的情形，在機場通往烏干達首都坎帕拉的路上，數英里長的木工店正在制作木質棺材，當時烏干達正處于非洲艾滋病疫情的震中。

卡皮拉介紹道，在感染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后，人們可以在最初的、短暫的、類似流感的疾病后保持幾年的健康。但如果不進行治療，最終的后果總是致命的。迄今大約已有8500萬人受到感染，4000萬人喪生。

當地時間2022年11月30日，尼泊爾加德滿都，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夕，來自人道救援組織“Maiti Nepal”的人們在一條紅絲帶周圍點燃蠟燭。

作為英國政府援助項目的健康顧問，卡皮拉目睹了這場悲劇。但這些年來，他也見證了世界是如何成功地抗擊艾滋病的。他認為，重要的是吸取這些教訓，不僅將其用于針對特定疾病的規劃，而且要為全民保健和人類發展制定可持續的綜合戰略，不讓任何人掉隊。

20世紀90年代，馬拉維首都利隆圭的卡馬祖中心醫院走廊里擠滿了消瘦、大小便失禁、生瘡的病人。當卡皮拉開車來到鄉下時，看到了廢棄的田野和空蕩蕩的村莊。

參加當地同事的葬禮，包括英國高級專員公署的同事，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的主要任務——建立馬拉維后殖民時代的醫療機構——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因為醫生和護士的死亡速度比他們接受培訓的速度還要快。

他經常乘坐贊比亞航空公司（Zambia Airways）周游非洲南部，直到機組人員中艾滋病毒感染人數的上升加速了該公司的滅亡。隨著警察和軍隊的感染率迅速上升——確切的感染率是嚴格保密的——地區不穩定成為一個嚴重問題。

卡皮拉提及參觀南非擁擠的孤兒院令人心碎的經歷：父母去世，傳統的家庭支持系統不堪重負，年長的兄弟姐妹被趕出家門，在街上遭受虐待和剝削。他在盧旺達看到的情況更加糟糕，在1994年種族滅絕期間被強奸的50萬名婦女中，70%感染了艾滋病毒。

然后一個“奇跡”發生了。在津巴布韋的一家醫院里，卡皮拉目睹了一位接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的艾滋病患者從病榻上爬起來。他說他當時不知所措，和病人家屬一起哭了，他們又唱又跳地來接他回家。

艾滋病猛獸不再是不可戰勝的。受此啟發，卡皮拉回到辦公室，利用英國的援助資金，為南部非洲制定了當時規模最大的艾滋病項目。然而，盡管第一種HIV治療藥物疊氮嘧啶（AZT）于1987年問世，但每位患者每年8000美元的費用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礙。

他表示自己低估了艾滋病毒攜帶者和艾滋病患者拒絕被邊緣化的決心。加入他們的是弱勢群體，包括阿姆斯特丹和倫敦的性工作者，孟買和內羅畢的移民勞工，墨爾本和墨西哥城的注射吸毒者，以及里約熱內盧和東京的同性戀團體。他們以理性和激情的結合挑戰了普遍存在的偏見，主導了斯德哥爾摩和舊金山艾滋病會議的議程設置。

其成果是對艾滋病研究的資助激增，公眾的態度開始轉變。隨著安全套合乎道德的吁求越來越強烈，就連正統的宗教觀念也開始瓦解。

這種世界范圍內的團結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大型制藥公司無法維持從挽救生命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中大規模牟取暴利的不道德行為。以南非和印度為首的發展中國家在1994年《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范圍內尋求靈活性，以便在公共衛生緊急情況受到威脅時生產更便宜的仿制藥。

2001年的《多哈宣言》最終實現了這一目標，其影響是將最貧窮國家的抗逆轉錄病毒費用降低了99%，降至每年不到100美元。隨著創新蓬勃發展，出現了更好的藥物組合，以至于接受治療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現在可以享受幾乎正常的壽命。使用抗逆轉錄病毒藥物進行暴露前預防在防止傳播方面也非常有效。今天，75%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接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

然而，卡皮拉也強調，還不到自滿的時候，因為嚴重的不平等是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適當主題。雖然其他地區的原發性感染已趨于穩定，但在中東和北非、東歐和中亞的原發性感染有所增加。此前的進展有所放緩，去年新增艾滋病毒感染者150萬人，死亡65萬人。到2025年，重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抗擊艾滋病斗爭，特別是惠及邊緣化社區，需要293億美元。

但也有好消息。卡皮拉表示，他們這些與艾滋病斗爭了幾十年的人知道，這是可以做到的，并且可以作為應對COVID-19、埃博拉、瘧疾、結核病和主要非傳染性疾病等其他公共衛生威脅的榜樣。

例如，正是艾滋病引發的對基礎科學的大規模投資，為許多致命癌癥的治療鋪平了道路，使癌癥病人能夠維系生命。圍繞艾滋病管理發明的技術幫助人們以超快的速度發明了COVID-19疫苗和藥物，最近還發明了第一種針對人類古老災禍瘧疾的有效疫苗。

今天，與我們最大的殺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斗爭，得益于艾滋病活動人士開創的社會動員和教育技術。他們還幫助我們發展了對抗污名化和恐懼的技能，這在應對埃博拉和精神分裂癥等各種疾病時是非常寶貴的。

最深遠的影響仍然來自一個大膽的設想，即所有艾滋病毒陽性患者都享有獲得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的基本人權。這已經演變成今天的全民醫療保健運動，包括重要的預防、治療、康復和姑息治療，從搖籃到墳墓。

但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卡皮拉認為，我們需要更新創造力和適應能力，以確保防治艾滋病的經驗教訓為子孫后代服務。例如，像印度和南非這樣成功獲得COVID-19疫苗專利豁免的國家絕不能止步于此。他們必須推動在COVID-19藥物和診斷工具方面獲得類似的協議。就像20年前對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的豁免一樣，這種在冠狀病毒時代的成功將為未來的公共衛生危機樹立榜樣。

卡皮拉認為，如果我們不利用它們來治療其他疾病，我們在艾滋病防治上取得的成功就沒有意義。抗擊艾滋病的經驗深刻地改變了科學、社會和政治。那些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掙扎過的人知道，當今世界的艱難，包括來自氣候變化和眾多沖突的額外挑戰，不是悲觀的理由。

卡皮拉最后寫道，如果我們需要激勵，去拜訪恩德培-坎帕拉路上的木匠應該會有幫助。抗逆轉錄病毒藥品結束了他們的棺材生意，但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忙著為活人制作漂亮的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