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的文學作品在中國譯介得并不多，論科幻作品的知名度遠不及艾薩克·阿西莫夫，而其著名的“地海系列”也不如托爾金的《魔戒》影響深遠。這種作者分量與譯介作品影響力之間的失衡很值得玩味，在閱讀關于厄休拉的評論、批評時，我發現有不少讀者都覺得她的故事并不“好看”，厄休拉的創作經歷跨越了數十年，風格也非常多變，從充滿奇幻色彩的“地海傳奇”到深邃哲思的“海恩宇宙”，走的路徑是其自身的反復錘煉以及思想升華。新出版的作品集《尋獲與失落》收錄了她的十三部中篇，它們看似來自作者不同時期的創作，呈現了迥異的世界觀，但精神脈絡卻緊密相連，可看作是厄休拉文學世界的精神系譜。

荒蕪的世界——后冷戰時期的哲思

上世紀六十年代，美蘇爭霸正進入高潮，為了證明己方才是引領人類的未來方向，美蘇雙方都投入了前無古人也極可能后無來者的財力、人力，將人類文明的高度與邊界不斷地拔高與擴展。在這段激昂、奮進的時光里，最知名的便是雙方的宇宙航天競賽，自1961年加加林被送入太空，到阿姆斯特朗在1969年登上月球，人類的想象力與行動力一道鑄就了迄今仍高山仰止的輝煌。

但是為什么厄休拉文學中的世界是這樣的：浩瀚的宇宙，曾經輝煌的人類文明已經徹底崩潰，但是“我們”仍舊要在廢墟里繼續生活，通過回憶這個世界“年輕時”的樣子，徒勞地反思與重述我們所能理解到的一切，以期在茫茫宇宙中重新確立我們的坐標，重建“我們”的世界。我們不妨看完她的寫作歷程，然后試圖給出一種解釋。

厄休拉作為一位女性作家進入文壇時遭遇了諸多坎坷，彼時的美國文學仍舊受到“垮掉的一代”的影響，絕大多數的作家還是男性，文學審美也比較傾向大男子主義。厄休拉不斷地寫作與投稿，得到編輯的回復往往是“你寫得不錯，遺憾的是我們的大多數讀者可能不感興趣”，一度讓她動搖了寫作的信心。但是她并沒有放棄而是繼續保持高紀律性的寫作、投稿，直到她的第一篇作品被一本科幻雜志錄用，并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筆稿酬——30美元。這次“罕見”的成功激勵了厄休拉·勒古恩，她開始系統地思考該怎么寫科幻故事。

科幻，至今仍舊被視為一種類型文學，厄休拉之所以在日后被視作“科幻新浪潮”的領軍人物，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基于她對科幻內容的重新定義。當時的主流科幻仍舊是“硬”的，小說的作者往往就是科學家、技術人員，內容則通常在機器人、硬核技術中重復，所描寫的人物往往也很局限——一般就是白人、男性、科學家。厄休拉的科幻作品更加關注“人”，關注人類社會的抉擇與去向，同時她的作品盡可能地涵蓋各種人群，尤其是女性、少數裔。如果按照今天的眼光來看，厄休拉似乎有“政治正確”的傾向，但是處于那樣的時代背景中，她的文學探索極具革命性與反抗性，她不僅引領了新的科幻潮流，也將更多的元素帶入了文學世界的場域，讓更多人參與到了社會變革的討論中來。

值得一提的是，厄休拉·勒古恩的父親是知名的人類學家，可以說是美國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年幼的厄休拉跟隨父親耳濡目染接觸了大量的歷史、地理、宗教知識。她的父親長時間地致力于挖掘美國印第安人的文化，尋找印第安文明的遺存，甚至與幸存的印第安人成了好友。美國繁榮的現代文明是漂洋過海的異種，它所誕生、成長、壯大的根基是北美大陸，這塊大陸的原住民所遭受的屠戮、迫害往往被美國的“現在”所遮蔽、壓抑。厄休拉的所見以及她自身家庭移民的背景，讓她對于文明社會的理解更為深刻。

所有的世界（文明）都是建立在廢墟上的，看似高不可攀的冷戰競賽，也會有偃旗息鼓的一天，隨之而來的便是由高峰滑落到低谷的心理落差。而一旦失去了競爭對手，那種茫然四顧又故步自封的迷惘與失落便充斥在得勝的一方，勝利成為了一種空洞的狀態，對往昔的奮進只剩下了唏噓和慨嘆。

回到人本身——并不“好看”的科幻

在《尋獲與失落》中，厄休拉開宗明義地寫道：“我無意描摹動作或冒險，而力圖展現心理上的趣味。我已厭倦于寫冒險故事，除非角色的動作展現了其內心的活動，或其舉動反映了人本身的樣子。實際上，往往故事中的動作越多，真正發生的事就越少。而我顯然更熱衷于描寫人心深處的變化，描摹那根植于我們心底的廣闊世界。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座森林，這森林廣袤無垠，未經涉足。每一晚，我們每個人都將迷失在這森林中，孤身逡巡。”

《比帝國還要遼闊，還要緩慢》中講述了一個頗為浪漫的故事。一眾宇航員被派往異星尋找人類新的殖民地，這顆4470星球上到處都是茂盛的植被，廣袤無邊的森林讓大多數人心生恐懼。唯有我們的主人公歐斯登不這么認為，他與其他宇航員矛盾不斷，不時可以聽到他人對歐斯登的揶揄與嘲諷，而歐斯登也對他們惡語相向，其原因是歐斯登特別會“共情”也異常敏感，但是他卻沒有這種能力來處理人際之間的情感交互，因此出于一種“保護”他會將他人投射到自身的感情原封不動地反饋過去。

這種設定導致了主人公在人群中顯得不安與焦躁，“一共有七個人，太多了。他根本應付不來，只得像球一樣被他們翻騰的意識傳來傳去”。但是在4470星上，他卻可以收獲寧靜，“它的信息是抗拒。而抗拒恰恰就是我的救贖，它不具備智慧，可我有”。

那有沒有可能消解這種困境呢？登美子逐漸意識到了：“你不明白我們要明白這一點有多困難……可聽著。如果這是愛，而不是仇恨或恐懼……為什么就不能是愛呢？”比帝國還要遼闊，還要緩慢的是什么？答案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愛。但登美子似乎也有點來不及了，而其他的宇航員更加來不及（或者不愿意）和歐斯登培養一種基于理解的感情。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剛開始總是充滿了各種的齟齬，如果無法通過交流甚至爭吵去消除這種隔閡，那么人就會被孤立成個體，一個個畫地為牢。歐斯登的困境在4470星上得到了解決，只要他利用智慧不向森林投射惡的信號，那么星球上的一切都可以緩慢地生長，而在這無人的深空他也不必再受制于自身敏感的共情，不再需要反饋周遭紛擾的感情信息。

厄休拉的科幻故事并不執著于設定，或者說設定本身在設定完成敘述的那一刻就已經不存在了，她更關注的是人本身，而人的困境又是其中最令人矚目的部分。在閱讀的過程中，有時確實會覺得厄休拉的故事不夠刺激，不夠“好看”，她的文字是緩慢的、晦澀的，明明可以直抒胸臆的橋段被她很精巧地置入一個個科幻的外殼之內，但是一旦你讀通透了她的意圖，一下就會覺得這種手法的高妙，大水漫灌之下的靈機一動，在迷霧茫茫中撥云見日。

厄休拉直言自己已經厭倦了冒險故事，或許是“地海傳奇”系列給了她太多的贊譽。“地海”絕對算得上入門厄氏宇宙的鑰匙，在這里你可以見到至今仍舊被大量運用于奇幻小說的范式，瑰麗的魔法世界與人物成長的巧妙結合，可謂是“全年齡段”的作品。《尋獲與失落》中選取了“地海”系列中的《尋查師》《高沼上》《蜻蜓》這三篇。之前閱讀“地海”，筆者跟隨格得（雀鷹）從一個牧童逐漸成長為獨當一面的魔法師。“地海傳奇”的創作過程并不是一氣呵成的，其中厄休拉幾次停筆，期間她也卷入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女權運動之中，因此“地海”后續的創作中，你可以感受到她敘事的變化。加入了不少女主人公，給雀鷹添置了“失去法力”的情節。面對時代的浪潮，她沒有選擇順流隨眾，也沒有選擇閉口不談，相反她好似站立在浪潮的中央，在滔天巨浪下思索著屬于時代的征候，并不斷刷新自己的故事，不停地回答“地海傳奇”的核心——“Who am I?”

紀錄片《厄休拉·勒古恩的世界》海報

觀其故事如見其人，在閱讀這本中篇故事集的時候，那個侃侃而談的老太太仿佛就在我的面前，通過紀錄片或許能夠捕捉一些那個時代的神髓，在那一場場劇烈的社會運動中，厄休拉并不是一個將時興理論拿來就用的作家，相反她喜歡將不同的思想、理念置入她的作品，用文學實驗的方式去觀照社會實驗。她不承認自己是一個“女權主義者”，如她自己所說，她很欽佩她的那些同性們，但是她需要在家照顧三個孩子，而且她自身很享受傳統的家庭生活，所以她無法“評價”當時的社會浪潮。她唯有在小說世界中讓各種思潮來回交鋒，所以她的作品風格迥異，無法用一些簡單、醒目的標簽將其界定。這種不“好看”是需要你和她共情的，或者也可以說是作者為讀者設置的門檻。

文字的希望——編織基于記憶的“現在”

“現在有大量關于指導你如何寫作的糟糕書籍，里面的條條框框，告訴做這個不允許你做那個。我從來不會告訴你（寫作）應該去做什么，因為我相信每一個故事都應該創造且自律于自己的法則。”厄休拉·勒古恩在全球最大的獨立書店鮑威爾書店（Powell’s Books）的演講中這樣表述。

如果說她的故事世界里到處充斥著荒蕪的表述，那么文字就是她希望的救贖，在《寫小說最重要的十件事》里她系統地闡釋了她的小說觀念，“我不準備把寫作當作自我表達、治愈療法或者一種精神歷程來探討。它可以是這些東西，但首先——和最終——它是一門藝術，一項手藝，一種創作。這才是樂趣所在。”

如同她的言辭，厄休拉自身對于小說本身作為一種手藝（Craft）有著強烈的自覺，也有著自己明確的好惡——“許多人心儀納博科夫筆下華麗而繁復的文字，我卻很難讀下去，因為它總是攔住你，讓你駐足欣賞。”厄休拉的兒子在回憶母親寫作的時候說，她一直保持規律的作息時間，比方說這個小時做家務，這小時就必須用來寫作，每日都是如此。長年累月的寫作訓練使得她積累了大量的寫作技法，她對此總是不吝惜地分享給寫作的學習者、讀者以及大眾。文字與故事，是作家進入社會的方式與方法，上文提及厄休拉不愿意加入社會運動，實質上是因為她有自己的路徑。

“海恩宇宙”系列之一

《寬恕日》以及《一名女性的解放》中都大量涉及現實社會矛盾，存在了幾千年的父權社會是否會在歷史的進程中發生變化。階級、資產、權力等等概念，在厄休拉這里被信手拈來，安插在故事的各個環節，明明是科幻卻極具代入感，她夸張了你平時可能習以為常的細節，并通過言辭的反復強調令你在讀完故事之后產生強烈的既視感。“海恩宇宙”的故事，有很大一部分都與男女性別身份的社會議題相關聯，這也與“地海傳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或者說是她在寫作路徑上的一種超拔，把“我是誰？”這個問題意識帶入了更為廣闊、復雜的社會中去，形成了她用文字來改變人們的認知、激勵人們斗爭的創作雄心。

《賽格里紀事》的結局告訴我們，社會層面的廣義平等會不會到來，是需要經歷人們不斷地斗爭的。但是激烈的斗爭僅僅是人類生命中的一小部分，大多數人會在青年時期積極加入運動積極進行社會實踐，但是經過成年的苦難與掙扎之后，最終會和現實達成妥協，逐漸回歸平淡、樸實的生活。

厄休拉對于小說文字的錘煉，對于講故事技法的追求，以及對于社會矛盾、運動的旁觀，最終都凝聚成一個個科幻篇章，用“預知未來”的外衣緊緊地包裹住“抓住現在”的內核。而這鑄就了她絢爛、奇詭的文學世界的底色——希望總是建立在荒蕪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