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紐約客》稱：“在和城市有關的所有議題上，簡·雅各布斯都是位難得的分析家。”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早已家喻戶曉，而除卻這本對城市規劃產生了深遠影響的著作，“城市-經濟”三部曲（《城市經濟》《集體失憶的黑暗年代》《城市與國家財富》）亦是雅各布斯積累數十年的成果。雅各布斯針對城市經濟的內部與外部循環、外向型經濟的前途、城市發展的健康與均衡等問題，做了清晰的分析和解釋。同時對后發國家遇到的發展瓶頸進行了總結，并指出了解決辦法。在中國改變城市粗放型擴張、追求生態平衡的發展時機下，也許對地方政府和相關經濟機構有指導價值。

城市漂移的美學

日本的一位人類學家梅棹忠夫發現，在歷史上，當日本人處在一種實用主義的不確定狀態時，很多事情能做得更好，例如在明治維新時期，人們就沒有明確的目標，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怎樣的事情。相反，當他們有了明確的目標，下了堅定的決心時，結果反而事與愿違。盡管梅棹忠夫認為這種“漂移的美學”（esthetics of drift）是日本人特有的優點，是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主要區別之一，但其他國家的人們其實也有過類似經歷。

我想，如果他去看看過去而非現在的歐洲或美洲，他就會發現那種不確定的漂移狀態也是西方國家的特點，對西方文化的貢獻同樣超過明確的目標和堅定的決心。

成功的經濟發展在本質上說必須是終點開放型的，而不是目標導向型，在其過程中需要保持隨機應變的實用主義色彩。一方面的原因在于，許多無法預見的問題會隨時涌現出來，發明農業生產的人不知道土地會被耗竭，發明汽車的人無法預知酸雨。我曾經把經濟發展定義為一個持續的創新過程，把新的發明有效地應用于日常生活。我們還可以擴大這個定義，把發展理解為一種隨機應變的漂移過程，不斷通過新的工作去解決新的問題，找到某種臨時性的解決方案，然后又需要用更新的智慧去應付更新的問題……

相反，用“目標明確”“規劃長遠”和“決心堅定”的方式去完成某個任務的“產業發展戰略”，則屬于一種軍事化的思考方式。它背后是一種有意無意的假設，以為人們完全可以控制、動員和操縱經濟生活，戰爭時期的確可以暫時做到，然而要實現經濟的發展和擴張卻不行。

必要性不是創新之母，好奇心才是

麻省理工學院的退休教授西里爾·斯坦利·史密斯（CyrilStanley Smith）指出，在歷史上，必要性并不是創新之母。某些必然的需要偶爾可以促使創新的利用和改造，但是創新的根源卻在其他地方，也就是人們的好奇心，特別是他所強調的“滿足感官需要的好奇心”（esthetic curiosity）。史密斯指出，冶金技術最先起源于制造項鏈上的銅珠子和其他裝飾品，“遠遠早于實用的銅制刀具和武器”。對金屬的合成與熱處理起源于珠寶制造和雕塑，鑄件技術則起源于模具。顏料（鐵礦石最早的用途）、陶器、玻璃和焊接技術都起源于奢侈品和裝飾品。甚至輪子的發明可能也是出于無聊，因為我們能找到的最早的輪子是玩具的部件。水力學及許多機械知識和技巧最先也是用在玩具和娛樂上面。車床用來制造鼻煙壺的時間比應用于重工業產品早了一個世紀。有延展性的鑄鐵最先是炫耀性的熟鐵大門的替代品。化學工業的成長是由于黏合劑、漂白劑和堿的需要，用于制作更精美的紡織品和玻璃。圖片的印版早于活字印刷。電鍍技術最先是用于裝飾賤金屬制成的雕像，美化廉價的餐具。火箭技術用于娛樂的時間也早于軍事應用和航空產業，以及把衛星送上太空。

世界上最早成功建立的鐵路是用于倫敦的觀光。我們中的許多人能夠記得，塑料最早是用于玩具和廚房器皿，還有作為象牙的廉價替代品用于琴鍵。網球拍、高爾夫球桿和釣魚竿則是后來經過強化處理后的塑料的最早制品。后來這些材料才逐漸用來替代各種彈簧、水管以及飛機、汽車和建筑用的金屬。個人計算機吸引人之處首先是游戲，然后才是輔助日常工作。

電子發聲裝置如今用來報告溫度、發出警告，而在很多年以前，它們最早是用于兒童玩具，那些所謂態度嚴肅的計算機開發商和使用者當時對其不屑一顧。在我居住的城市，我觀察到太陽能熱水、滴灌技術如今還主要是一種業余愛好，人們用滴灌技術來種植自家的蔬菜，可以有效節約勞動力、肥料、水和空間。

史密斯評論說：“所有偉大的發明都來源于不起眼的事物。”并且他謹慎地補充道：“但這些不起眼的新生事物常常被環境摧毀，讓它們發揚光大的常常是人們的感官好奇心，而非實際的用途。”這些評論讓我們想起了梅棹忠夫所說的“漂移的美學”。

科學家們經常看到，許多發明是其他項目無意中產生的副產品，經濟發展中的漂移現象同樣如此。最早的油井是為了給油燈提供燃料，但數十年之后，隨著電力的普及，煤油燈很快過時了。不過在此期間，人們卻發現了石油有很多其他的用途。膠水出現的時候是為了把沙子固定在紙上，但到了后來，膠水自身的用途和經濟意義遠遠超過了砂紙。早先修建貨運鐵路的時候，人們只是為了把貨物運到運河邊的港口，早期的收音機只是為了聯系那些無法架設有線通信裝置的地方，例如輪船。留聲機的發明人愛迪生當時以為，這種裝置最大的用途是在商業交往中進行記錄。

經濟發展和擴張過程中的開放型漂移有著自己的規律，但它并不遵循軍事意義上的“挑戰”與“反應”的規律，并不像湯因比認為的那樣，某個文明如果不能對挑戰做出正確反應，就會滅亡。經濟發展中真正發揮作用的規律更像生物的進化，它并沒有我們可以預測的固定方向。自然界的生物進化與我們的經濟生活在許多基本過程上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從人類的例子中，我們也能看到大量的成功或失敗的案例。

例如在一個生態環境中，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其內部的多樣化程度越高，對能源的利用效率也就越高，那里的生物就會愈加豐富多樣。人類的經濟生活也同樣，內部的多樣化程度越高，生活就越是豐富多彩。也就是說，那些產品種類豐富、數量充足的經濟體比產業單一的供應基地、產業遷入地更為發達。在自然界中，生物多樣性越豐富的地方，其靈活度也越強，生物學家把這種情況稱為具有充足的“自我平衡反饋環”（homeostatic feedback loops），也就是說，存在大量自動調節的反饋機制。人類的經濟生活也是如此。

正如我再三強調的那樣，這種自我平衡反饋機制的缺乏正是許多國家陷入經濟失衡、城市缺乏自我調節能力的原因。一般的動物不會無限地開發出新的行為模式，但人類不是一般的動物。人類會不斷在前人的基礎上創造新的職業和技能，這是很自然的現象，因為我們本身就具有這種創造能力，就像我們擁有無限的理解和使用語言的能力一樣。假如失去這種不斷創造新的職業、新的技能的能力——作為個人，我們從孩提時代就懂得不斷學習；作為集體，我們的經濟生活不斷發展——我們可以作為其他物種而存活，但不可能成為人類。城市是開放型的經濟體，讓我們在經濟上的創造力可以有效發揮，不斷產生出那些“不起眼的事物”，并且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

增值稅：一個典型的漂移式發展模式的案例

但很不幸，由于民族國家的體制和城市之間的相互作用，人類只能獲得間歇性的發展機會——不定期地、短暫地出現，地點也不確定——隨后便是停滯和衰退。這種情況還將持續下去，除非我們能轉向其他類型的發展模式，克服這種沒有前途的相互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人類還遠沒有充分運用自己無限的創造力和開發力。

然而，既然面臨經濟衰亡的危險，那么任何有幫助的漂移式的發展模式都將有助于我們把城市的創造力保持更長的時間，也能使民族國家維持更長的時間。雖然國家和城市之間的相互作用非常有害，但還是能找到某些辦法延緩這種衰退，這里有許多小的問題值得注意。

例如，增值稅（VAT）就是一個例子。這是歐洲的精英們熱衷于推廣的一項改革，對歐共體各成員國強制實行，當然各國的具體操作有所不同。稅率最高的是愛爾蘭，達到 35%，對絕大多數制造品適用。與所有稅收一樣，增值稅最終也是由消費者承擔，但在形式上，它是對生產商征收的，只是以生產成本的形式抵達最終的消費者。增值稅的征收方式是，當生產鏈上的任何一家生產商銷售產品或服務的時候，它們都需要在銷售價格中把增值稅加進去，但同時減去自己從其他生產商那里購買中間品時已經支付的部分。因此，企業繳納的稅收是對這家廠商自己的附加價值的部分征收的，增值稅也就由此得名。不管這個過程中涉及的廠商數量是多是少，最后所征收的總稅額都是總的附加價值的某個比例。

政府很喜歡增值稅的模式，因為它們不需要等到財富最終創造出來，而是在生產過程中就能把稅收拿走。一種產品是在大型的、自給自足型的綜合企業生產出來，還是在眾多獨立的廠商的合作中生產出來，增值稅的作用會大不相同。在前一種情況下，稅收不涉及大企業內部的許多交易。而在后一種情況下，生產過程中的許多環節都需要繳稅，成本會提前反映出來。這看似是一件不起眼的事情（當然也有達到 35% 的高稅率的時候），但很難想象，還有哪種更巧妙的不起眼兒的稅收安排能夠像這個辦法一樣，給那些大型企業、給那些有著眾多分支機構和內部交易的跨國企業提供如此有利的稅收優惠，同時卻制約了多樣化的小企業的共生模式。增值稅在不經意間刺中了城市經濟的要害，所有其他形式的針對生產品和生產服務的銷售稅也是如此。

歐洲經濟共同體剛剛成立的時候，其目標是消除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壁壘，創造統一的大市場，特別是為大企業的規模經濟服務。顯然在這個背景下，增值稅尤其受到青睞。也是出于這方面的考慮，歐共體設在布魯塞爾的秘書處制定了一系列產業標準，其中甚至有關于面包成分的標準。還好，許多成員國拒絕了這個統一的口味。

在一般情況下，關于產品的全國性或國際標準與健康和安全并沒有太大的關系，但它們卻嚴重損害了經濟的發展和擴張，傷害了城市的活力。如果政府不鼓勵甚至禁止企業偏離標準，城市的生產商又如何能根據本地市場的需求進行產品改造呢？由此導致的更多的生產方式、原材料和生產目的的損失到底有多少，誰又知道？

與之相似的是，面對某些實際問題（如交通、能源、污染等），如果全國乃至國際上聯合起來，統一強制采取某種解決方案，也會在不知不覺中損害經濟的發展前景。例如，有關排污企業的標準對于各個國家和國際社會都是重要的課題，因為污染會在空氣和水體中擴散。然而制定統一的標準并不是最有效的控制辦法，針對具體的問題，開展更多的實驗和多樣化的解決方法才是更好的出路。很多時候，當某個新問題已經成為全國性甚至全球性的時候，城市往往已經失去創造力和活力了。

例如，20 世紀 80 年代，有毒廢棄物的問題在美國已經成為全國性的難題，這分明表示，美國各地的城市在問題的苗頭出現之處沒能進行妥善的控制和處理。假如美國的各個城市在過去沒有很好地保護好飲用水源，而讓它們受到廢水和生活垃圾的污染，那么飲用水源的惡化如今也會成為全國性的難題。

所有的城市一直以來都在解決各種各樣的實際問題，然后把良好的解決方案輸出到其他城市和農村地區。如果這些城市沒能發揮作用，問題就會逐漸累積起來，變得日益嚴重。

壟斷會傷害城市，壓抑它們解決經濟問題的能力

反對壟斷的一般理由是，它會導致產品的價格過高，給廠商提供不正當的利益。但按照這樣的邏輯，如果嚴格管制壟斷企業的價格和利潤，它們的危害就可以被消除。同時，保持壟斷狀態有助于實現規模經濟，因此它還是件有益的事情。其實，過高的價格盡管有害，卻是壟斷所帶來的危害中最輕微的方面，更嚴重的是，壟斷會妨礙其他的生產方式、產品和服務的創新。這些缺陷在壟斷被打破的時候往往能突出表現出來。美國國會強迫壟斷的供電企業從獨立的發電商那里買電，并且按照自己下屬企業的最貴成本制定價格，這使得大量小型發電企業應運而生。

某些企業，特別是波士頓和圣弗朗西斯科附近的企業，開始嘗試新的發電技術。其他一些則重新啟用被廢棄的大壩，生產出了相當規模的電力，其生產成本和對環境的破壞都遠遠小于興建新的發電廠。美國高等法院打破貝爾公司對自己的通信設備的壟斷后，新產品和新服務也迅速出現。這些案例說明，一個國家在保持政治統一的情況下，也還是有部分空間嘗試開放式的漂移發展模式。

在歷史上有許多國家，城市經濟逐漸衰亡，城市的資源被衰退性的政策抽干，可是有一座城市卻能始終保持繁榮——首都，這是因為首都是衰退性政策的受益者。

當一座城市以行政中心作為自己的首要功能以后（例如美國的華盛頓、加拿大的渥太華），顯然，那個國家的轉移支付、補貼、撥款、軍工生產、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之間的國際貿易等機制越是發達，首都的工作機會就會越多，繁榮程度會越高。但如果這座首都城市正好也是重要的工商業中心的時候，表現就不是那么明顯，例如倫敦、巴黎、里斯本、馬德里或斯德哥爾摩那樣。

在這種情況下，衰退性政策帶來的繁榮可能會浮在表面上，背后卻是這座城市的其他功能的退化、過時和枯竭。例如，在 20 世紀 40—80 年代，華盛頓特區的經濟欣欣向榮，而在紐約，一度豐富多彩的制造業已經落伍、縮減，金融和服務產業雖然有所增長，其速度卻不及夕陽產業的衰退和出口的消失，這座城市解決實際問題的創造力更是大大退步。假如美國的首都是在紐約（紐約在早期的確短暫地做過美國的首都），那就相當于把今天的華盛頓和紐約組合起來。這樣一來，紐約的經濟蕭條可能會由于衰退性政策的增長，由于政府部門職位的不斷增加而被更多地掩蓋。

首都維持著繁榮景象，似乎最不需要復蘇和調整，但這種表象往往是騙人的。在許多民族國家或帝國衰落之后，一度繁華的首都往往會暴露出自己令人驚訝的落后、無能和可憐。里斯本、馬德里和伊斯坦布爾都是如此。我們不禁懷疑，倫敦、巴黎、斯德哥爾摩未來是否也會這樣……讓我們一起假想，有這樣一個巨大的試驗系統：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身處其中，由于信息反饋機制的缺陷，不時有某個社會的城市走向衰落，某些文明的城市則已經枯竭。這種信息反饋機制似乎有個前提，即那些放棄了有創造力的城市經濟的人們不愿意承擔繼續發展的風險。

這樣的景象并不完全是比喻，如果人們不愿意承擔另辟蹊徑的風險，那就會成為我們要面臨的冷冰冰的現實。在城市停滯之后，社會和文明也將不再能夠發展和繁榮，只會退化下去。

文章內容節選自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6月出版的《城市與國家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