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北周紀年墓志的著錄與研究

墓志，以及其他類型的石刻，承載著豐富的歷史信息，是研究者不可忽視的資料。在西魏北周史研究中，傳世文獻的稀少使得墓志的價值更加凸顯。利用墓志進行研究，首先需要掌握檢索方法，了解研究時段內墓志的存佚狀況，以免因失檢導致研究不盡周詳。碑志目錄、索引以及石刻數據庫能夠幫助研究者在較短時間內將所需材料大致搜羅齊備。劉琴麗編《漢魏六朝隋碑志索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是目前收錄唐以前碑志數目最多的石刻檢索工具書。據該書統計，截至2017年底，各種出版物中所見西魏碑志共計五十二種，北周碑志共計二百零五種。據筆者不完全統計，2017年以來出版的石刻圖錄及期刊文章中又見西魏墓志九種、北周墓志二十八種。盡管石刻收藏與考古發現的陸續公布使西魏北周墓志的可知數量繼續增長，但與東魏北齊墓志的已知數量相比，西魏北周墓志可以說是少得可憐。這一現象或許不能簡單視為“幸存者偏差”，其背后的歷史原因有待探尋。好在，可資西魏北周史研究的墓志不僅限于西魏北周紀年墓志。隋代乃至唐貞觀以前的墓志，都是西魏北周史研究中需要留意的資料。

《漢魏六朝隋碑志索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

自傳統金石學至現代石刻研究，學界對墓志的考察不斷深入。孫正軍總結出近年來中古碑志研究的六個新動向：一是譜系的發現及建構過程之探討；二是碑志的歷史書寫與“異刻”研究；三是碑志的個體生命史研究；四是碑志的歷史記憶研究；五是碑志的政治景觀研究；六是碑志所見地域社會史研究。（孫正軍：《近十年來中古碑志研究的新動向》，《史學月刊》2021年第4期。作者在此文中首先提出了一、二、五三個動向。在2022年10月29日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的“碑之轉身·中古中國石碑與石刻文化學術研討會”上，作者提交的會議論文以《近年來中古碑志研究的新動向》為題，文中提出三、四兩個新動向。第六個新動向乃筆者親承賜示，在此謹致謝忱。）六個新動向中，對譜系建構過程的討論大多屬于橫跨北朝隋唐的長時段研究，所用材料也繞不開西魏北周墓志，這一類研究中頗有能代表西魏北周史研究前沿成果者，詳參孫正軍文。碑志的歷史書寫與“異刻”方面，室山留美子將北魏墓志按制作時間分為所屬集團執政時期制作的墓志，政權更迭、接受追贈后制作的墓志以及反對派執政時期制作的墓志，得出“墓志是政治產物”的結論（室山留美子：《出土刻字資料研究における新しい可能性に向けて──北魏墓誌を中心に》，《中國史學》第20卷，并參前引孫正軍文）。她的觀點能夠在西魏北周乃至隋唐的石刻史料中得到映證，并啟發后續研究（詳見本文第二節）。關于個體生命史，除孫氏所舉諸例外，在西魏北周史研究中，仍不乏能體現這一新動向的成果。羅新《西魏暉華公主墓志所見的吐谷渾與柔然名號》[《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一文不僅闡明暉華公主墓志所見庫羅伏、尉芮文、明元等名號的語言與制度背景，同時關注暉華公主及其家人在長安的命運，此文在個體生命史研究方面可以視作《茹茹公主》（原載《文景》2011年第4期，收入羅新：《王化與山險──中古邊裔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75-95頁）的續篇。

至于碑志中的歷史記憶，孫正軍認為，此類研究有兩種取徑，一是關注記憶的生成、流變及擴散，二是探討記憶背后的隱藏史實。由于墓志文與傳記存在親緣性（參聶溦萌：《中古官修史體制的運作與演進》第四章《列傳編纂的政務運作基礎：對相關制度與文本的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76-185頁），利用墓志討論歷史記憶，難免過度聚焦于志主的籍貫與家世（孫正軍文概括為祖先記憶），并以第一種取徑為手段，達到探討史實之目的。從孫氏文中列舉的研究成果來看，運用碑刻探討的歷史記憶明顯呈現出更豐富的面相，這或許說明現有研究仍未能充分發掘墓志文本蘊含的信息。墓志文對籍貫與家世的敘述中，想象與虛構的成分居多，但它仍被視作墓志中最重要的記憶，受到學界的持續關注，而最直接反映記憶的時間記錄，卻尚未引起重視。碑志中的時間記憶與書寫有待系統研究。傳統金石學用考證的方法分辨時間記載的對錯，使碑志得以發揮證經補史的作用，現代學人顯然不宜止步于此。若對看似簡單的“誤記”多加關注，以記憶研究的眼光審視時間記載，也許能發現異文背后隱藏的記憶塑造與修改、協商與競爭的過程。

在政治景觀與地域社會視角的研究中，碑刻同樣發揮著比墓志更大的作用。既有研究一般認為，墓志在葬禮完成后便被埋藏，喪失了公共性，很難發揮作為政治景觀的功能（仇鹿鳴：《權力與觀眾──德政碑所見的中央與地方》，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9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80-81頁，收入仇鹿鳴：《長安與河北之間：中晚唐的政治與文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127頁）。然而，一些規格異常的墓志在葬禮上即完成了政治意圖的表達，并成為影響日后政治實踐的“故事”，本文第二節將舉出例證。碑志所見的地域社會本應包含多重面相，但北朝墓志中關于地域的信息主要是籍貫與卒葬地，使得學界的討論集中于鄉里制（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侯旭東的研究。參侯旭東：《北朝鄉里制與村民的空間認同》，《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縣與村里（增訂版）》，商務印書館2022年版，118-151頁）。筆者認為，若能將文本外部的墓志制作過程納入對地域社會的考察，或許能夠發現西魏至北周平齊以前關中地區墓志文化的特性。

盡管學界成果豐碩，西魏北周墓志仍有巨大的研究空間。在下文中，筆者試從歷史書寫、政治景觀、生命史、譜系建構等方向進入個案研究，敬祈方家賜教。

被隱誅者墓志的制作與展示

隱誅是古代政壇失勢者常見的死因，宋杰先生對漢代官吏與貴戚的隱誅有專門研究，認為賜死（宣判罪名，秘密處刑）屬于半隱秘之誅殺，不公開罪名的暗殺則是純粹的隱誅（宋杰：《漢代的秘密處決與政治暗殺──“隱誅”》，《史學月刊》2013年第7期）。為便于討論，本文將二者皆稱作隱誅。有名望者在政變中受誅，誅殺其人的當權者為息事寧人，以其人生前同品級或稍低品級禮遇安葬之（公開受刑，淡化罪名），亦可視同隱誅。

逮至南北朝，前朝末代皇帝必遭秘密殺害，其男性近親則多被誣以謀反罪名賜死。祝總斌先生在《晉恭帝之死與宋初政爭》中分析了劉裕殺害晉恭帝的理由，所論未及晉恭帝之葬事（祝總斌：《材不材齋史學叢稿》，中華書局2009年版，283-295頁）。劉裕雖必欲置晉恭帝于死地，但并不橫加顯戮，而是采用暗殺的方法。盡管晉恭帝死因在劉宋君臣間心照不宣，至少在名義上，劉宋王朝需要為晉恭帝舉辦一場與身份相符的葬禮，以特殊的政治儀式宣示前朝徹底終結。《宋書·武帝紀下》記載了此次葬事的規格：

九月己丑[《晉書》卷一〇《恭帝紀》作“九月丁丑”（中華書局1974年版，269頁），按丁丑、己丑皆為乙丑之訛，乙丑即當年九月二十日]，零陵王薨。車駕三朝率百僚舉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太尉持節監護，葬以晉禮。（《宋書》卷三《武帝紀下》，點校本平裝修訂本，中華書局2019年版，61頁）

“葬以晉禮”的實質并非沿用晉朝喪禮的具體規定，而是指葬禮規格與司馬德文在晉朝的政治身份匹配，即葬以帝禮，故現存墓碣稱他為晉恭帝而非宋零陵王（李蔚然：《南京富貴山發現晉恭帝玄宮石碣》，《考古》1961年第5期）。

遺憾的是，不僅晉恭帝哀冊未見于世，縱觀南朝，因易代而受隱誅者的志墓文字皆不為人知，后人暫時無法根據墓葬內部銘刻的規格與文辭，考察南朝開國皇帝利用被隱誅者葬禮宣示權威的方式。北齊亦無相關材料[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皇建元年（560）十月七日元伏山墓記磚疑似被隱誅者墓志，惜其人世系不明，又無旁證，姑置不論，參胡海帆、湯燕、陶誠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歷代墓志拓片目錄》第00579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70頁]，幸而北周墓志中存在一些易代之際的被隱誅者墓志樣本，其數量甚至是歷代之最。由此，學人得以從“魏恭帝之死與周初政爭”這一題目入手，考察被隱誅者墓志的書寫及其作為政治景觀的功能。筆者自2017年3月13日在國家圖書館讀到《拓跋儒墓志》《拓跋寧墓志》時起即開始關注此問題，但學力不逮，未及成文。近日拜讀王書欽《北周僭代西魏之史境再審視——從新見〈拓跋初墓志〉等墓志和史籍說起》（黃留珠、賈二強主編：《長安學研究（第五輯）》，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253-271頁）及會田大輔《拓抜初の死―西魏宗室の粛清と歴史敘述―》（待刊）二文，深感珠玉在前。因觀點不盡相同，筆者在本文中只談及兩位先生未重點考察之處，敬祈諒解。

被隱誅者墓志的典型形態

北周孝閔帝元年（557）二月丁亥（十八日），太傅、楚國公趙貴因謀殺宇文護事泄被誅（《周書》卷三《孝閔帝紀》，中華書局1971年版，47頁）。宇文護借題發揮，將西魏文帝子孫悉數鏟除。墓志所見死難者有西魏文帝元寶炬第五子拓跋寧、第九子拓跋儒，以及恭帝拓跋廓長子拓跋初（被殺時年僅三歲），前兩人與趙貴死于同日，應是被誣謀反（拓跋寧墓志圖版、錄文見趙力光主編：《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志續編》，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7-8頁。拓跋儒墓志見西安市文物稽查隊編：《西安新獲墓志集萃》，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16頁。拓跋初墓志見齊運通主編：《洛陽新獲墓志百品》2020年版，18頁）。至于魏恭帝是否與諸弟同時被殺，答案應當是否定的。在中古王朝禪代的政治實踐中，本朝合法性直接來自前朝末代皇帝的轉讓。雖然前朝皇帝禪位后與其宗室同受新朝封爵，但聲稱前朝皇帝謀反，則禪讓之邏輯不能自洽，故南朝宋齊梁三代以及隋朝，皆不將前朝皇帝與其近屬同時殺害，而是分別處理，在秘密殺害前朝皇帝后，承認其皇帝身份，并為之上謚、修建山陵，北齊、北周亦當如是。魏恭帝之死雖同在二月[《資治通鑒》卷一六七《陳紀一》武帝永定元年（557），中華書局2011年版，5261頁]，但應稍晚于諸弟之受戮，而拓跋初墓志不記卒日，其人似與父親同時被殺。

趙貴謀反案的最后一位死難者，或許亦是首位以禮下葬者，是太保、衛國公獨孤信。案發同年三月己酉（十日），即趙貴等人被殺二十二天后，獨孤信被賜死。《周書·獨孤信傳》云：趙貴誅后，信以同謀坐免。居無幾，晉公護又欲殺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顯其罪，逼令自盡于家（《周書》卷一六《獨孤信傳》，267頁）。在趙貴謀殺宇文護一案中，獨孤信因阻止趙貴按期行動有功（《周書》卷一六《趙貴傳》，263頁），未被立即處決，賜死時亦罪止己身，諸子得以保全性命。四月壬申（四日），獨孤信被安葬（此據獨孤信墓志，非新出墓志出處從略，下同）。盡管宇文護忌憚獨孤信之名望，未公布其罪行（在本紀的敘事中，獨孤信“有罪免”，若不參照列傳，甚至無從發現他與趙貴一案的關聯），且以稍低于生前品級之規格為獨孤信舉行葬禮（獨孤信死后被褫奪衛國公爵位，降為本封，即河內郡開國公，并得惡謚曰“戾”，故墓志志題稱他為河內戾公），但獨孤信的葬事與墓志皆因其人被隱誅而具有特殊性。以獨孤信生前之地位，其葬事若非皇帝親臨，必受“王人監護”。皇帝本人或所派遣專人，代表王朝權威監管喪事，以保證死者享有與地位相符的哀榮，比獨孤信品級稍低的賀蘭祥、李賢死后皆受此禮遇。以王人監護獨孤信葬事的主要目的卻不是顯示哀榮，而是展現北周官方對趙貴謀反案的寬大處理以及對獨孤信的特殊評價。明褒暗貶之主旨貫穿葬事全程，使獨孤信墓志呈現被隱誅者墓志的典型形態。

獨孤信墓志志石陽面呈正方形，邊長僅四十厘米（遠小于賀蘭祥與李賢的墓志），雖有十七行滿行十七字、能容納二百八十九字的界格，但志題、家庭成員信息與留白已占去十三行。墓志正文四行，共計六十三字，僅記志主名字、籍貫、卒葬時地、享年及謚號，只字不及歷官，結銜僅見志題，且志題省刻（參徐沖：《從“異刻”現象看北魏后期墓志的“生產過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收入余欣主編：《中古時代的禮儀、宗教與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423-447頁），未能展示獨孤信的完整官銜。志文末句“懼陵谷之貿遷，故刊石而志焉”，是墓志文中關于刻石勒銘原因的格套化書寫。按照同時期善終官貴墓志之慣例，此句以下應是“乃為銘曰”以及銘文，而獨孤信墓志有序無銘。總之，此墓志與獨孤信生前功業與政治地位極不匹配。可以想見，若獨孤信得以善終，或隋朝加以改葬，葬事與墓志之規格定不遜于賀蘭祥與李賢。彼時制作的墓志，絕不會將獨孤信功勛卓著的政治生命完全抹殺。

獨孤信墓志

被隱誅的拓跋宗室

制作獨孤信一類被隱誅者的墓志，不必充分利用喪家提供的行狀以詳敘志主生平，亦無需延請王褒、庾信等名士親自撰文書丹（獨孤信墓志字體近似西魏宇文瑞墓志，是魏周之際較為常見的墓志書體。宇文瑞墓志見張永華、趙文成、趙君平編：《秦晉豫新出墓志蒐佚三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年版，85頁）。獨孤信下葬次年，被隱誅的拓跋宗室陸續下葬。拓跋寧、拓跋儒、拓跋初皆葬于九月下旬，三人墓志一如獨孤信墓志，志石四十厘米見方，四側素面無紋飾。志文不足百字，僅記志主名號、籍貫、父祖、卒葬時地，只字未及生平。三方墓志書體與文字布局一致，顯然出自同一制作團隊之手。這些墓志毫無文學性、敘事性與藝術性，其觀眾或讀者即死者家屬與葬禮賓客。新王朝的權威折射于形制卑小、文辭簡陋的墓志，以無言之言說，將被隱誅的前朝宗室從本朝歷史敘事中抹去，向受眾傳遞前朝不可復追的政治信息。

拓跋寧墓志

拓跋儒墓志

拓跋初墓志

由于拓跋寧等三人的男性親屬已盡數被殺，同時代表北周官方與死者家族出面主持被隱誅的拓跋宗室之葬禮的人，或許就是筆者將要在《西魏北周墓志中的“邊緣人”》一文中重點研究的前朝宗室代表元羅。值得注意的是，北魏獻文帝之孫、高陽王元雍之子拓跋育死于北周明帝二年（558）二月，葬于同年十月，其墓志與拓跋寧等三人的墓志極為相似，應是同批次制作，且其人謚曰思，似非善終，或許亦是被隱誅者。宇文護以何種罪名將其殺害，已不得而知，但拓跋育墓志至少能反映出北周清洗前朝宗室的范圍不止于西魏文帝子孫，可能還包括西魏時已位至八柱國、十二大將軍的獻文帝后人。如果這些人沒有被殺，名位低于他們的宗室疏屬元羅大概不會被北周立為二王后。

拓跋育墓志

在獨孤信的葬禮上，女婿楊堅正是墓志的觀眾與讀者之一，日后他在誅除北周宗王時亦如法炮制。現今存世的北周大象二年（580）宇文賢墓志、宇文盛墓志（見王書欽、秦航《新出北周〈宇文賢墓志〉〈宇文盛墓志〉考釋》，《碑林論叢》第23輯，2018）以及宇文逌墓志（趙文成、趙君平編：《秦晉豫新出墓志蒐佚續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版，第1冊162頁），皆是隱誅產物。其中同日下葬的宇文賢、宇文盛二人墓志套用同一模板，文字高度雷同，顯然出于制作團隊為同時下葬者批量生產。唐太宗貞觀二年（628）李建成墓志，亦是標準的被隱誅者墓志，志文僅記李建成名諱與卒葬時地，是筆者所見被隱誅者墓志中最簡陋者。李世民在葬禮上的慟哭或許在東宮舊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見《舊唐書》卷六四《隱太子建成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2419頁），但如果他們能看到僅有四五十字的李建成墓志，想必會心生另一番感慨。

宇文賢墓志

宇文盛墓志

宇文逌墓志

李建成墓志

結語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并非所有被隱誅者的志墓文字都呈現出上述九方墓志的特征。南齊蕭鸞攻殺蕭昭業，暗殺蕭昭文，以王禮安葬兩位廢帝。二人墓志的銘文部分皆由謝朓撰寫，作為諸王墓志銘的代表作保留在《藝文類聚》中（今并見謝朓撰、曹融南校注：《謝朓集校注》，中華書局2019年版，88-91頁）。蕭昭文墓志原石被北宋人發現，據沈括《夢溪筆談》記載，此志書丹者亦是謝朓，“其字如鐘繇，極可愛”（沈括撰、金良年點校：《夢溪筆談》，中華書局2015年版，153頁）。也許南朝處理被隱誅者的方式與北朝隋唐根本不同，甚至連以謀反罪名被賜死的前朝宗室都可能擁有文辭優美的墓志銘。至于北齊皇室相殘，完全是不可告人的殺害，而非定罪隱誅，事后必須將受害者的死因偽裝成自然死亡。高渙、高孝瑜、高百年、高浟、高長恭等人皆有華美碑志存世，也就可以理解。

附注一：

除上文提到的《漢魏六朝隋碑志索引》外，王連龍編《南北朝墓志集成·索引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中華石刻數據庫（inscription.ancientbooks.cn）、浙大墓志庫（csid.zju.edu.cn）、中國金石總錄數據庫（ch5000.com.cn）以及國學大師網墓志數據庫（guoxuedashi.net/muzhi，目前僅有條目，無圖版、錄文）亦是極為便利的檢索工具。中華書局古聯公司即將推出漢魏六朝石刻專目數據庫，值得關注。

附注二：

《漢魏六朝隋碑志索引》雖將齊運通、楊建鋒編《洛陽新獲墓志 二〇一五》（中華書局2017年版）列入引用書目，但未及將其中所收墓志編入索引。2018年以后出版的收錄新見西魏北周墓志的石刻合集主要有：胡海帆、湯燕編《1996-2017北京大學圖書館新藏金石拓本菁華（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毛遠明《西南大學新藏墓志集釋》（鳳凰出版社2018年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編《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毛遠明、李海峰編《西南大學新藏石刻拓本匯釋》（中華書局2019年版）；張永華、趙文成、趙君平編《秦晉豫新出墓志蒐佚三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年版）；齊運通編《洛陽新獲墓志百品》（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年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編《新中國出土墓志·陜西（肆）》（文物出版社2021年版）。趙君平、趙文成編《秦晉豫新出墓志千種》（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尚待出版，同樣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