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王元化先生，1920年11月生于湖北武昌，2008年5月9日于上海瑞金醫院去世。文藝理論家、作家，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學術專長為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當代文藝理論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代表性著作包括：《傳統與反傳統》（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文心雕龍講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思辨隨筆》（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清園近思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九十年代反思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等。

朱維錚先生，1936年7月生于江蘇無錫，2012年3月10日于上海新華醫院去世。1960年畢業于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后留校任教。學術專長為中國經學史、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學術史、中國史學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國近代史。代表性著作包括：《走出中世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音調未定的傳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中國經學史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走出中世紀二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音調未定的傳統（增訂本）》（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等。

2008年5月14日下午，時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朱維錚先生在其“中國經學史”課堂上專辟時間，為聽課的師生講述了他眼中的好友王元化先生。本文由當年課堂錄音整理而來，整理者為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王啟元及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博士后陳特。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謹以此文紀念王元化先生去世十周年。

先說一點與課程沒有關系的話。5月9號，王元化先生去世了，中國的學術界、文化界，可以說是隕落了一顆巨星。

元化先生做到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平庸的時代。1976以后，中國開始解凍，過程非常曲折。我贊成對于歷史有不同的看法。我還是那句老話，阿Q說得很對：“君子動口不動手。”動口就是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動手就是使用暴力。

我一再提出，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里邊記載，公元前221年，秦朝滅掉齊國，統一六國，那個時候圍繞著要不要分封，秦始皇的家族，特別是他的子弟們，在朝廷上有一場很大的一個討論，討論相當激烈。大家去看下《中國歷史文選》上冊所選的《秦始皇本紀》里面記載那個大討論。（《中國歷史文選》，周予同主編，中華書局1961年10月初版。朱維錚先生參與第一至三版的編選和修訂，其中第三版由朱維錚執筆。該書作為高等學校文科教材，日后多次印行。——整理者注）

當時有個李斯，是荀況的學生，他又是被認作韓非理論的實踐者。李斯那時還是廷尉，他力排眾議，講了一條理由，說了非常簡單的一句話：“天下無異議，則安寧之術也。”過去有人說，這個原則墨子早就發明了。墨子不是有“尚同”么，說的就是要保持一致。

所以我說，中世紀的統治學說的形態，是不斷變化的，沒有什么一以貫之的傳統。如果說有不變的內容，那就是貫穿在里面的一條主線，是不會變的。那就是：不管它是儒家還是法家，還是其他什么家的結合，統治術有一個傳統，從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來看，就是“學隨術變”。這個現象，是不會變的，這是我八十年代就概括的。

我要講元化先生，為什么要先說剛才這些。因為在思想文化領域與學術領域，還有其他各個與思想文化有關的領域，自由是非常重要的。當然，自由是建立在人格獨立上。因此，我很贊成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上說的那兩句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是做學術的人最重要的兩條。我以為，在我們這個平庸的時代，在5月9號以前還活著的中國學者中間，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很少，而元化先生就是一位。

“還是這個王元化”

他比我大16歲，1920年生，去世的時候88歲。

我第一次知道他，是在“反胡風”運動的時候。我進大學的第一課就是批“二胡”，中文系重點批胡風，有一位賈植芳教授受牽連，他前不久去世；另外還有與賈先生相熟的中文系黨支書章培恒教授，那時他還是講師。因此我們文科的學生，政治學習有一個內容，就是要學由周揚主持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三批材料”。這三批材料里點名的人物，很多都在上海，我從那些材料里面看到，有做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的彭柏山，還有一些著名作家。然后接著看，突然看到一個叫“王元化”的人。（“二胡”，指胡風和胡適。賈植芳，生于1916年，2008年4月24日去世。章培恒，生于1934年，2011年6月7日去世。周揚，生于1908年，卒于1989年，現代文藝理論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彭柏山，生于1910年，卒于1968年，建國后曾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之說恐記憶有誤。——整理者注）

我注意到這個名字，是因為三批材料里起碼有兩批都提到有他給胡風的信。按語我記得很清楚：“還是這個王元化。”我就注意到他。

我進大學的時候，復旦只有四幢寢室樓，三幢男生，一幢女生，學生還不到兩千。有一個不大的食堂，我們在一起吃飯、一起學習時就談起來，說起王元化這個人。他當時不僅是新文藝出版社社長，而且很早就是一個理論家。聽說他有一本書，叫作《向著真實》。當時我們學校的圖書館很小，在相輝堂大禮堂草坪對面的一幢房子，我去架子上找到了那本《向著真實》，就偷偷地在晚自修的時候，去圖書館去搶座位，找一個角落，一晚把它給讀完了。（《向著真實》是王元化先生的論文集，作者署名為方典，由新文藝出版社初版于1952年，1955年遭禁。“相輝堂大禮堂草坪對面的一幢房子”即“奕柱堂”，今復旦大學校史館。——整理者注）

《向著真實》里面，有講到魯迅，還講“別車杜”。“別車杜”就是當時俄國革命以前，影響最大的幾個革命民主主義者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合起來就叫“別車杜”。

他書里講的這幾個人、魯迅的作品，我很早在中學時候，就看得如癡如醉。車爾尼雪夫斯基有一本《怎么辦？》，中學里我也讀了，那時這本書剛剛翻譯出來，兩冊的，當然，讀得似懂非懂。這是一本以小說形式寫的政論，那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在流放的時候。一直到現在，我認為這本東西需要讀，因為他提出的當時俄國專制主義下的問題，有不少依然有意義。我對別林斯基那些文藝不感興趣，但是我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書感興趣。等我看了元化先生的《向著真實》之后，就覺更很有意思了。（《怎么辦？》于1863年首次發表于俄國《現代人》雜志。——整理者注）

“向著真實”是每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有的追求

《向著真實》這本書的原版后來找不到了，往后元化先生送給我一本，就是文革以后，他重新修訂過的版本。

我給他說了，我說你有一個大毛病，你在新版里注了選文的寫作日子，但是你沒有注增刪了哪幾篇。他后來承認，這是個問題。我說，像我是搞歷史的，如果我要來研究你的歷史，就會用到你的《向著真實》，因為在反胡風以前，這書出過兩版，第一版五二年，第二版是五三年，兩次出版，篇目都有過調整，這個對研究者來講起來，就很重要。我這個學歷史的人，就希望從里邊看到你的思想的軌跡。

他后來說，這確是個缺點。我說：你寫前言多寫幾行字，就說一點，你抽掉了幾篇，又新增了幾篇，把這些篇目講一講，不就行了嗎。多不了幾行字，但是這對于后來研究歷史的人是很重要。研究歷史的人非常在意，你原先是怎么樣，后來是怎么樣。

我看了《向著真實》，覺得他受當時的俄國，特別是俄國革命以前的那些文藝理論的影響比較大。那一輩人通常都是這個樣子的。比如巴金，自己不僅僅佩服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就是俄國人，另外還非常欽佩赫爾岑。所以看元化先生的書，里面沒有什么可以作為罪證的東西。

那時候也不認識章培恒先生，章先生替胡風辯護，被開除了黨籍，自己受牽連，變成了“胡風分子”，我大約有點理解。因為章先生比我大兩歲，我相信他在讀這些人的作品時，感受一定跟我在讀元化先生《向著真實》時，是有點接近的。不過我沒有問過他對胡風怎么看。

從那以后，我不敢說自己在圖書館里偷偷念了一本“胡風分子”的書。但是他的《向著真實》以及這個書名，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我以為，這是每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有的追求。再后來，也不知道這些“胡風分子”的命運怎么樣。

1963年開始，要搞反修，在上海成立一個班子，叫做“學術反修”，機構設在丁香花園，專門跟蘇聯學術界文化界論戰，在這個里邊有一個歷史組，還有一個文藝組。跟文藝組的人聊天，知道有些人讀過一些古書，《文心雕龍》、《世說新語》等等，我問是誰教你們的？他們說，他們資料室里有一位“胡風分子”叫王元化。文藝組的年輕人來自上海作協，領導叫這些年輕人去聽元化先生的課，中間有一個就是后來赫赫有名的戴厚英。（戴厚英，生于1938年，卒于1996年，作家，曾任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整理者注）

他們說到王元化，我忽然想起來，讀過他的《向著真實》。我才知道他已經放出來了，而且在這個資料室里教人讀書。他后來就變成《文心雕龍》的專家，出版了一本《文心雕龍講疏》。

有人問我，王元化在什么學校教過書啊？好像沒有？那他的書怎么叫做“講疏”？我也不好說。之后很多年才漸漸知道，1966年以后的他，吃了極大的苦頭，被批斗得很厲害。

從聞名到見面整整二十五年

文革結束以后，大概是1979年，當時我剛平反。那時候，教育部要恢復文革以前的大學教材，要修訂《中國歷史文選》，因為周予同先生當時已經癱瘓在床上，眼睛已經瞎了，人也坐不起來，但頭腦還很清楚，所以指定我來修訂。（周予同，生于1898年，1981年去世，經學史專家，自1945年起至去世一直任教于復旦大學。——整理者注）

有一天，我去周先生家，里面坐了兩位五十來歲的陌生人，兩位顯然是一對夫婦。之后互通姓名，男的說我叫王元化，另一位是張可，他的愛人。他給我介紹道，他是周先生的老學生，解放以前就聽周先生的課。我知道了，這位就是王元化。順便說一句，他夫人很漂亮，風度極好。她的祖父、伯祖父都是袁世凱時代的高官。尤其她的伯祖，就是著名的張一麐，做過袁世凱北洋政府總統府的秘書長。這就是我初見大名鼎鼎的王元化。（張一麐，生于1867年，卒于1943年，字仲仁，號公紱、民傭，愛國人士。——整理者注）

我記得那個時候正好“胡風反革命集團”剛剛平反，所以具體日子不記得了，不是七九年冬，就是八零年初。早在1955年，我就聞得其名，直到那個時候，我才認識他，從聞名到見面整整二十五年。我對他說，自己正在修訂大學文科教材，還有計劃為周先生編一部《經學史論著選集》。元化先生就邀我到他家里去談談，從此成為忘年交。后來他做了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社長，不久以后的思想解放運動中間，又成為一個著名人物。（1979年，王元化先生受邀至中國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最初負責“文學卷”編務，后任中國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領導小組成員，并任《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分編委副主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成立于1979年10月，1993年10月撤銷，更名為東方出版中心。——整理者注）

當時，周揚在一次包括文藝界在內的全國性會議上作了一個長篇報告，內容主要是講馬克思主義的。這篇報告就是元化先生參與起草的。他和王若水幾個人策劃，從執筆起草到后來定稿，元化先生都參與其中。（1983年3月7日，在由中宣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黨校和教育部聯合舉辦的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學術報告會上，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做題為《關于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報告。王若水，生于1926年，2002年去世，時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整理者注）

這篇文章在理論界、文藝界引起震動，因為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根本問題。第一，人道主義是不是資產階級的東西？第二，馬克思主義在它的發展過程里邊，會不會按馬克思的辯證法所說的，經過一定的條件，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是異化，會不會這個樣子？如果真的徹底地堅持馬克思的辯證法，那么辯證法就是有一條：在某種條件下面，正確的東西會變成錯誤的東西。一種理論，它會走向自己的反面。

我本人也曾這為了這句話挨過批，因為在一篇反修的文章里面，我寫馬克思的辯證法時，說馬克思辯證法的本質，就是按照一定條件來講，一切東西都在轉化。所以，我特別引了恩格斯的話：真理向前跨進半步，就會變成謬誤。這是恩格斯的原話。而元化先生因為參與起草這篇文章，又受到沖擊。一個“胡風分子”，雖然平反了，就接著又弄出一個什么“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結果全國都批評，包括胡喬木都說，這個觀點是反馬列主義的。周揚受到很大的壓力。元化先生是起草者，當然也受到非常大的壓力。

當時如果可能的話，只要到市里面去，我就會盡可能到他家里去看他。因為看他的人很少嘛，我們還可以上天入地地談，談的問題不外乎是學術界和文藝界的問題，或者是我熟悉的歷史。

“城門入世，塵心入水”

那個時候，興起一股潮流，要搞“民主集中制”。機關領導干部，要大家來推選，民眾推選，然后由上級決定，這就叫“民主集中制”。

當時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出缺，有幾位候選人要競爭，當這個部長。于是搞民意測驗，產生了一份六位候選人的名單，元化先生列在最后一名。六人的名單進行一次民意測驗，結果元化先生得了多數票。同時，當時上海文藝界沒有十三屆人大代表，所以把他選為上海文藝界的代表，出席十三大，后來就當了部長。大概時間是1983年。

元化先生本來是“門庭冷落車馬稀”，然而，他當上部長，立刻就是門庭若市。人家要問起來，他就用古人的一句話自嘲：“城門入世，塵心入水”。

他任部長以后，我就不去了。有一次開會他就問我：“你怎么好久不去我家了？”我當然不好說自己要避嫌，我就跟他說，我這個人生平怕官兒，所以不敢來。他馬上就說：“我算什么官啊？我做事而已。”

但有一件有趣的事，他一當部長，上海市委馬上成立一個思想工作領導小組，由夏征農當組長。而在上海歷任市委宣傳部長里邊，不僅不是市委常委，而且連市委委員都不是的部長，就只有元化先生一個。他當了三年宣傳部長就卸任了。（夏征農，生于1904年，2008年10月4日于上海華東醫院去世。曾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部長、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整理者注）

某種程度上，我要給他說句公平話：元化先生絕對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自由化的人物，反而他絕對堅守自己的信念，他相信馬克思主義。

我聽到他卸任以后，立刻就去看他。就像過去的三年什么事也沒有發生，我倆依然還能像過去一樣海闊天空地討論學術界、文藝界的話題。

有一次，元化先生忽然問我，你看我這三年做的怎么樣？問題出乎我的意料。因為我是非黨員，你當時任部長，可是你讓我來評論，倒表明他這個人確實是不像一個官。然后我就決定實話實說：就我看起來，你做了三年部長，但是一件事都沒有做成。他說，你這話怎么說？我說你看，你一上臺就碰到“清除精神污染”，你自己寫了那么一篇就是周揚的那篇文章，結果就被當作“清污”的對象。你雖然是個宣傳部長，但剛上臺就碰到“清污”，你自己差點成為反面教材。做這個部長的時候還有一陣子去養病。

我說他一件事都沒做成，結果他聽了不響，很難過的樣子。我趕快補充一句，我說有一件事你沒做，就是“整知識分子”，這個就是一種功德。

他這個人堅持心口如一，再有就是與人為善

那以后，他還是非常關注思想界，關注學術界，關注文藝界，在不同的領域都有成就，但是他一直被看作異端。

元化先生退下來后，依然對學界文藝界很熱心。他牽頭組織了一個“上海市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他擔任會長，我是常務理事，組織兩岸三地的學術文化交流。還有很重要一點，歐美的一些學者誰過上海，我們就請他到上海圖書館，或者是座談，或者做一次演講，這在那個年代非常難得。

后來即便不做部長，我到他那里去，要想安安靜靜地談一些話都很困難，因為還是很多很多人去找他。

我跟他長談最多的機會，是我們共同在國外開會的時候。比如，有一次我們到瑞典斯德哥爾摩，在那里去參加一個“當代中國人心目中的國家、社會與個人”學術研討會，住在康有為曾經住過的旅館里面。當時有幾位相熟的學者一道去，跟我最熟悉的是兩位，一個是我的老朋友孫長江，還有一位就是元化先生。（孫長江，生于1933年，首都師范大學哲學教授。1978年，時任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理論組組長的孫長江參與起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該文于《光明日報》刊出后，在全國范圍內掀起有關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整理者注）

元化先生每天要散步，一散步就拽著我，我可以和他在海邊，每次都談一兩個小時。就在這些地方，我們真是海闊天空地談，包括他的經歷、我的經歷，談得很多，這樣的機會是很難得。

關于元化先生，我已經寫了篇文章，你們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到明天就可以看見，在《南方周末》的閱讀版上，有一篇我的紀念文章。因為那天我本來從江西回來，托人帶話去給元化先生。我聽說他的身體不好，托人帶話說我這兩天太忙，要到江西去，從江西回來馬上去看他。結果我回來那天剛進門，一看報紙，一個訃告，5月10號那天知道元化先生去世了。當天回來以后，本來想寫東西的，欠了不少的稿子，結果東西也寫不成。所以那天晚上，我寫了一篇紀念的文章。（“我的紀念文章”，即《元化先生二三事》，刊于2008年5月1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整理者注）

今天，一位在我看起來非常真誠的，有自己堅定信仰，畢生追求真理，用他對自己的話來說是“向著真實”的朋友故去了。

作為一個老革命，他參加革命那一年，正是我出生那一年，他十七歲就參加民主運動，加入“民族解放先鋒隊”。他家庭是信仰基督教的，但是以后他投身于革命以后，就變成一個無神論者。有一點他自己也承認，基督教家庭養成的做人原則，誠實、寬容、寬厚、寬大，這些原則其實在他身上是存在的。別人只看到他總是堅持自己的意見，總是不肯低頭，所以認為他的性格很剛烈，其實不全是，他有兩面。他這個人堅持心口如一，再有呢，就是與人為善。這是我和他交往差不多有三十年的體會。

這樣一位先生去世了，我相信中國還是有人，十三億人口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起碼還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像我這樣。當然，我的水準沒有元化先生高，某些地方，我的見解未必如他。當然，他也有些看法，我不太贊成。比如說，他晚年講杜亞泉，我們兩個人從來不討論這個東西，因為他非常欽佩杜亞泉。他知道，我老早就寫過文章批評杜亞泉。因為我編過《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五卷，在編輯的過程里就提過。（杜亞泉，生于1873年，卒于1933年，字秋帆，號亞泉，近代科普出版家、翻譯家。——整理者注）

順便說一句，昨天上華東醫院去看了一下蔡尚思先生，因為曾經我跟他合作過。

本來，跟他共事的時候我最怕去看他，因為剛一坐下，他就開始說話，氣也不喘，一口水也不喝，至少講兩小時。這位老先生其實是很有趣的一個人物。到九十歲還在洗冷水澡，頑強得不得了。有一次，我那個時候還沒有空調，到他第一宿舍的家里去看他。我說他在哪？他家人說樓上，我就跑到樓上去。我叫蔡先生，再一看，他光著身子坐在浴缸里，前面放一塊板在那看書。我想這個度夏的辦法也不錯。（“第一宿舍”，指復旦大學第一宿舍，又名“廬山村”，位于國年路102弄。）

昨天，看了蔡先生，他本來是最愛說話的人，你只要愿意聽，他可以從早上給你講到晚上。本來，我去了，他應當可以和我不停地說話，結果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看得我很難過。蔡先生現在104歲，好像打破了復旦校領導所有的長壽記錄。（蔡尚思先生，生于1905年，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復旦大學副校長，2008年5月20日去世。——整理者注）

最近一段時間，我心情很不好。因為之前賈植芳先生剛過世，他是中文系，我和他不是很親密，但是很熟。我特別佩服他的思想的敏銳。你們有時間看看賈先生的《獄里獄外》一書。之后又遇到元化先生去世，昨天又去看了一下104歲的蔡尚思老人。

他可以算作我的一位重要的老師

好吧，今天就用了一半的時間來談元化先生。我想，元化先生就意味著一部中國的現代思想史，一個人從1936年，才17歲的時候，就參加革命，結果他在革命的征途上面，因為向著真實，一直堅持這樣。他的去世，現在應當是很榮光的。他在國內外學術界、文化界，擁有巨大的影響，而我不敢謬托知己。有人問我你怎么看他，我說他可以算作我的一位重要的老師。

有兩位老師對我影響極大。一位是我第一位導師陳守實先生，是他逼著我學習理論；第二位導師是周予同先生，是他把我拽著去做《中國歷史文選》的助手，結果使得我能夠在幾年中間熟悉了中國乾嘉學派以來音韻、訓詁、考證、辨偽的基本功，怎么樣為古書做注釋，怎么樣寫提要等等。所以遇到這兩位老師，我很幸運。（陳守實，生于1893年，卒于1974年，歷史學家，自1948年至去世一直任教于復旦大學歷史系。——整理者注）

另外，還能夠稱作難得的老師的，就是元化先生。他很平等待人，所以我們兩個人也可以說是忘年交，但是我不敢謬托知己，因為自稱是他“知己”的人，多的是。

我特別希望你們各位去看一看元化先生的書，倒不是《清園沉思錄》之類的作品。我特別請你們去看一看他的《九十年代日記》。他寫這部日記的時候，就是準備發表的，所以有一些東西沒有完全記下來。比如說我所知道的，有一些犯忌的談話什么的，他就沒有記下來。但是你們可以看一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一直到上世紀末，歷史是怎么一回事，看一看我們學術文化界那時候是怎么樣的。

（感謝復旦大學宗教學系主任李天綱教授對此稿提出的修改意見。復旦大學中文系李楷文同學對本文亦有貢獻，在此一并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