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文章，讓我們一起跟著人文經典領讀者楊照的腳步，通過《列子》和《人物志》扎入魏晉時代。

魏晉南北朝常被視作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黑暗時代”，帝國瓦解崩壞、政治紛爭戰亂不斷，但與此同時，這個時期的文化活力，卻因為個人主義精神的勃興，以及世家門第對于文化和人格教養的重視，誕生了極其豐富的成果。所以也有人將魏晉時期稱作中國歷史上最“風流”的時代，名仕講究風流與風骨，也因此成就一個重新審視“人”的時代。

古人們，會怎么應對他們所處的時代呢？他們又有著怎樣的人生追求？

講述 | 楊照

來源 | 看理想App節目

《風流與風骨：十部經典里的三國魏晉時代》

《佛教與外族如何改變中國：魏晉南北朝》

1.

從人物品評看魏晉時代的人生追求

曹魏時代，劉劭寫了一本《人物志》，這本書在中國的古代典籍中不是那么常被提起，也不是那么受重視，然而在了解魏晉的特殊社會文化精神方面，這本書可以提供給我們無可取代的幫助。

在《人物志》中，“識人”重在對人進行分類，而不是為了去討論或進行如何用人的選擇。

如果不是為了“用人”，為了擇別人才，那干嘛還要“識人”呢？最接近的答案或許是：因為“識人”是一件有趣的事，可以在智識上得到高度滿足，是一件很享受的事。在這一點上，“識人”的活動和“談玄”并無二致，因為“談玄”也沒有明確的用處，純粹出自于智識上的樂趣，因而吸引了魏晉的名士們。

另外，“識人”是一種“品”的活動，《人物志》提供的是“識人”的方法，名士們借由這些方法，可以更細密地來“品”人，察覺、體會、討論人的差異和人的特殊性。“品”與“用”脫離了聯系，不僅“品”獨立于“用”，而且很明顯“品”高于“用”。

這種態度更進一步影響了對人的評價，“用”的標準相對不重要了，一個人身上具備可以做官，可以掌握權力的素質，這在過去很受重視，然而到了這時候，這種素質逐漸失去了那樣的地位。

什么樣的人值得“品鑒”，值得被觀察、被討論、乃至被贊揚呢？隨著標準變化，這種趨勢越來越傾向于“無用者高”。

這里出現了一種藝術性的“人學”態度。意思是，在魏晉時期，人們積極地品評人，熱衷于對人的高下衡量，尤其是在《人物志》之后，“品鑒”“識人”的活動與“用人”的功能分開了，具體而現實的標準逐漸被放棄，取而代之的是比較接近藝術欣賞般的態度。

“識人”不在于找到可以用的人，而是要找到值得欣賞的人。一個人之所以值得欣賞，往往正因為他身上具備毫無實用性的特色。

魏晉時期欣賞人物，大致有兩個基本標準。第一個是“神采風姿”，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氣質。第二個是后天所獲“識見”，也就是他的看法、見解、體會、思考，更重要的還有表達看法、見解、思考的方式和風格。

這種藝術態度的“人學”，或說“品人”的方式，首先講究“清逸之氣”。“清”是這個時代的關鍵詞之一，一部分從漢代承襲而來。漢末士人重視“清濁之分”，不過他們概念中的“清”和“濁”指的是道德上的純真與虛偽之別。

到了魏晉時，“清”的意義就轉為“清逸”，多加了“逸”字，也就是要脫逸于既有的規矩、框架之外。

漢末之人想象的“清官”是在自己的職位上認真、正直，不偷懶、不貪污，把這樣的人放到魏晉來看，反而變成了“濁官”，就意味著他們沒有個性、缺乏自我風格，只知道依循既有的規范，缺乏能與世俗拉開距離的“清逸之氣”，那么相對地也就沒那么值得肯定了。

六朝官場對官員最重要的區分在于有做事的和不做事的官。前者按照官職的需求行事，隨時處于固定規范的約束之下，那是“濁官”。等級高的“清官”則不需要這樣做，他們的地位正是來自不理會、無須理會官職的要求。

建立和維持這樣的“清濁”標準，當然就必須要憑借“門第”，也就是高度貴族化的社會結構，于是到后來，“清濁”之分也就不可能真的是個人層次上的。只有出身貴族門第的人，才有余裕當那種不做事、不用做事的“清官”，而寒門出身的人就只能乖乖地當“濁官”了。

表現出“清逸之氣”的“清逸之士”必然和別人很不一樣。魏晉人物突顯價值的第二種方式是追求“風流”。

回到“風流”二字的基本意義，它是指“如風之飄，如水之流，不立故常，自在適性。”

“風流”一方面和自然有關，意思是人表現出一種不造作、不勉強，如同自然、親近自然的特質。而“風流”的另一方面指向個別性、特殊性，不落入既有的、固定的行為和言談模式中，不勉強自己去配合、適應模式，而是在模式之外表現出屬于自己的特殊情性。

從《人物志》開始，魏晉之人的基本態度是對圣人存而不論，完美的圣人沒有什么值得欣賞玩味的，而值得欣賞的是非常、非故、突出、特異之士，是“曠達無所成”的人。

“曠達”表示這個人對于一般世俗的規定、標準不放在心上，隨性自在，具備自然“風流”。這種人因而也就不會有世俗的成就，“非不能也，不為也”，他們主觀選擇做一個“清逸之士”，不接受世俗的各種束縛。

曹雪芹曾經如此形容《紅樓夢》的主角賈寶玉：“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富貴不知樂業，貧賤難耐凄涼。”這是一個缺乏一般處事能力，又不耐煩領會正常文章的人。富貴時，他沒有能力營生維持；一旦淪落貧賤，他就更沒有本事可以度過困窘了。

這叫“四不著邊”，光聽如此描述，這個人簡直一無是處。但讀《紅樓夢》的人再清楚不過了，賈寶玉一方面果然符合這樣的“四不著邊”，可是他在小說中卻再迷人不過。

牟宗三先生在談魏晉思想的《才性與玄理》書中，便借用賈寶玉的“四不著邊”來形容魏晉時代品鑒出來的“名士”。

“名士”是“天地之棄才”，具備的是不完整的、甚至極端材質的“偏材”，而且是無用的“偏材”。但這無用的“偏材”卻同時不入流俗，這類人有“風流逸氣”，那種無所用、不知所用的人，格外帶著特殊的魅力。

當然，如此抬舉“名士”，任隨那么多“天地之棄才”不為所用，單純只是供人欣賞，就需要有一定的社會條件。賈寶玉的“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凄涼”，前提條件畢竟是得先富貴過。因為魏晉門第的形成，中古中國出現了貴族社會，這就使得世族子弟可以既擁有發揮才能的機會，也有充分條件放棄這樣的機會。

要成為“天地之棄才”，一方面要有“才”，但另一方面也要有背景，讓他可以不需要被“用”，可以自我放棄而去發揮“無用之才”。貴族社會支撐了這樣的“人論”，這樣的“人論”創造了我們在中國歷史上不曾見過的一種品鑒人物的潮流，這是一種帶有高度藝術性的態度，無實用價值，以欣賞本身為目的。

如此態度品鑒出來的“清逸之士”和“風流之士”，與“名教”之間當然有一定的距離、會產生一定的緊張關系。它的內在價值是要擺脫“用”所帶來的束縛。換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意味著在那樣的社會里，要得到別人的欣賞、尊重、抬舉，必須表現出“無用”的特性。

于是，無可避免地，他們的生命態度會傾向于虛無，也就是不講究甚至反對追求人生的意義。追求便帶有工具性，工具性會傷害一個人的自在、風流、清逸。

正是認識了那個時代流行的生命虛無的態度，我們才能更準確地解釋，佛教為什么能在這個時期開始產生可觀的影響力。

佛理中所持的生命態度，強調偶然，強調因果湊泊，反對既有規范，也是帶有虛無特征的。對人物價值的翻轉、虛無化，進一步鋪下了接納佛教，對佛理進行“格義”吸收的道路，最終使得佛教開始中國化，成為中國思想中一個重要的新鮮因素。

2.

人追求名利的目的之辯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列子》。學術界一般認為，《列子》是一本魏晉時期的編撰之書，應作為魏晉人的態度和思想資料處理更為合適。《列子》的行文方式非常接近于《莊子》，也有一部分與佛經相類似。它的編撰和詮釋也反映出魏晉時代的一些基本價值和內容。

《列子》的《楊朱》篇比較特別，它一共有十七段，除了三段以外都是托名于楊朱的言論。

楊朱是戰國時期曾經非常有名的一位思想家，也成立了自己的家派，他最重要的主張是“為我”，留下來最有名的主張是即使有利于天下，要叫一個人拔一毛都不應該做，這是極端為我主義的一種立場。

《列子》這一篇的內容雖然稍有涉及“不以一毫利物”的先秦楊朱的思想，不過卻極端地表現出那樣一種縱欲厭世的人生觀。從各種不同的方面我們都可以確定，這應該是魏晉的士人借著楊朱之名，來發揮他們反名教的思想。

第一段說，楊朱他游歷到了魯國，住在孟氏的家里。孟氏是魯國非常重要的大夫，孟氏就問楊朱，說做人做得好好的，何必需要名譽呢？楊朱的回答是“以名者為富”，去追求名譽的人是為了要富有。

孟氏就接著問：“既富矣，奚不已焉？”有一些人明明有名，也有財富了，為什么不會停下來，還要繼續追求呢？那答案是“為貴”，要有更好的地位。“既貴矣，奚不已焉？”好了，地位也有了，有財富有地位，為什么還要繼續追求名譽呢？

“曰：‘為死。’”“為死”，為什么都已經死了還要追求名聲呢？原來是“為子孫”，因為有后世的子孫，要給他們這樣的基礎，留給他們。

然后孟氏就問：“名奚益于子孫？”這到底對子孫有什么好處？名聲為什么會是為子孫而追求的呢？

所以孟氏的回答是：“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說其實為了要追求名譽，人自己本身不是那么好過，你得忍受很多的事情，你得做出很多的努力，不管是在身或者是心上都必須要付出代價，但是你能夠創造出讓其他人可以分享的利益。

如果你有了名譽，有了財富，有了地位，所以你周遭的人可以利用你的名聲，他們就可以得到好處，有宗族，有鄉黨，這些人都可以分得到，更何況是你直接的子孫。

孟氏忍不住接下來質疑：“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好像不太對，這里有矛盾，你想要追求名聲，你就必須要保持廉潔，可是你保持廉潔，不就帶來了貧窮？你想要有好的名聲，你就要辭讓，辭讓也不就是表示你的地位比別人低嗎？你就變得低賤了。

楊朱回答說：管仲輔政齊國的時候，齊君好色，管仲怎么做？他也表現好色，齊君奢靡，他也表現奢靡。“臣志君合，臣言君行，使治道施行，齊國稱霸。”意思說借由這種方式讓齊君信任他。

3.

管仲和田氏的不同名聲和遭遇

接下來其實是倒過來，管仲說什么，齊君就照著做什么，因此使得管仲的想法和政策可以得到施行，因而幫助齊國，讓齊國可以稱霸。

管仲死了之后，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子孫。他的子孫有因為這樣變得地位更高，甚至能夠變成國君嗎？沒有，他的子孫仍然還是大夫。

田氏輔佐的時候有不一樣的方式，這個時候齊君傲慢，他倒過來，刻意地顯現謙卑，齊君因為喜歡財貨，到處搜刮人民，田氏就倒過來，施舍出去。

所以這是前面所說的，為了名譽，所以就廉潔，廉潔的時候你就貧窮了，為了名譽你辭讓，辭讓的時候你低賤了。可是這是代價，代價為了換來什么？換來了民心。民心都歸向他，人民都擁護他，所以田氏后來就篡齊，他就把齊國國君給推翻了，自己變成了齊國的國君。

管仲用這種方式謹守臣道，因為要謹守臣道，所以他就跟隨著國君的風格，因此管仲在這上面名聲非常糟。結果因為他名聲糟，雖然他輔佐了國君，用這種方式讓齊國有所成就，他自己就沒有辦法用名聲來澤其子孫。

倒過來，田氏用這種方式得到了名聲，得到了齊國的權力，子孫享有，一直到今天仍然保持著。

孟氏聽了有他的體會，他說所以我們要追求的不是真實的名聲，你追求真實的名聲，結果你就貧窮，但是你如果追求的是虛偽的名聲，你就能夠富有。楊朱說其實你只要不講究表面，你有內在，你有真實，你就不會有名聲。有名聲就沒有真實，名聲通通都是虛偽的。

從前堯要把天下讓給許由，這個故事多有名，但是追究一下，堯是真心的嗎？不是，那就是一個姿態，用這種方式讓大家都知道說，堯好謙虛。

另外舜他要把天下讓給善卷，這是真實的嗎？為什么今天我們會有這樣的名聲冠在舜的身上？那就是因為不是真的，但堯舜仍然沒有失去他們的天下，他們各享了百年的地位。

4.

對伯夷叔齊故事的反問

接下來對比對照那個可憐的真實的人，伯夷、叔齊，他們是真正的互相推讓，讓弟弟能夠當孤竹國的國君。他們沒有了國家，失去了國家，最后是什么樣？悲慘地餓死在首陽山。什么是真實？什么是虛偽？然后你們還要有所疑惑，還要有所爭辯。

其實你從這個角度來看，明明就是清清楚楚的，你要追求名聲，那就是一種虛偽的做法。而你為什么要追求名聲？其實最后不是自己，而是為了他人，為了子孫。

如果回到楊朱為我的這樣一種態度，也就告訴我們說，你再認真想想，追求名聲對自己真的好嗎？用這種虛偽的方式去處事是值得的嗎？

接下來，第二段的主題在講我們如何看待我們的壽命，以及如何運用我們的人生。

楊朱說，一個人的最大極限能夠享受一百年的壽命，在他那個時代，他一想，一千人當中找得到一個人嗎？

我們假設，一個人從出生到變老，在這個過程當中有懵懵懂懂的，從嬰孩長大的這段時間，另外有已經老了，所以身體或精神的機能開始衰退，沒有辦法正常運作的時間。

把這兩個階段加在一起，幾乎就占了他正常壽命中的一半了。晚上要睡覺，睡眠所消逝的，還有白天在那里發呆，所浪費掉的時間又占了其中的一半。接下來你有身體上的疾病、痛苦，還有精神上的憂慮、恐懼，這又占了其中的一半。

所以大概看一下，活了數十年當中，能夠悠然自得，沒有任何的牽掛，幾乎找不到有什么樣的時間了。

那人生活著到底是在為什么呢？你要怎樣可以得到快樂呢？

人生活著當然就是要享受，你要享受美食，你要享受錦衣，你要享受樂聲，你要享受美色，而美食錦衣又不能永遠滿足，樂聲美色也不能夠一直聽，一直玩，還要受到刑罰獎賞的禁止跟勸免。

另外有名譽對你產生的約束，還有法度規定非常嚴格、非常狹小的行為的范圍。你汲汲營營地去爭取一時片刻的虛幻的名聲，或者去圖謀死后多余的光榮，真的值得嗎？

把自己管得死死的，擔心當下一時的是非，因而這個不敢聽，那個不敢看，這個不能做，放棄了當下的至樂，完全不能夠有一時的放縱。這樣子活著跟被關起來的囚犯真的有很大的差別嗎？

在這里，楊朱提出了另外一種可能性，他把它托于“太古之人”。太古之人意味著跟當下現實我們所看到的一般人，生活的方式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種模式。

太古的人在意識上有一個前提，我們人就只有這么短暫的時間，生是暫時的，死亡很快就會來，所以你就在活著的時候放縱心智去活動，你不違反對于自然的愛好，當生的娛樂就不是拋棄，所以不要為了名譽而去做這些努力，這個也不能，那個也不能。

你就放縱本性，最重要的是要出游。因為在自然當中，你才能夠擺脫人的各種不同的約束。在相當程度上，等于回歸你自己動物性的本能，動物性的本能在人之間受到了各種不同的規范，是無法放縱的。

去到自然之間擺脫了人文的拘束，你在自然當中快快樂樂的，把動物的這一面予以解脫出來。對于萬物的愛好千萬不要壓抑。關于生前死后這些名聲，還有你要擔心的世間的各種不同的刑罰，這些都要從心上把它給排除在外。

名譽的先后，年壽的多少也不要去計較，越是不計較，掌握當下，你就活得越有意義，越充實。所以不是去看這個時間有多長，而是把握每一個瞬間。

這當然不是真正太古之人的態度，這甚至也不是真正戰國時期楊朱的主張，這是魏晉時期的人，對于名教一種反抗的主張。

5.

在生的時候，盡情地享受當下

接下來第三段楊朱提醒我們，只有在活著的時候萬物是不一樣的。當你活著，每一個人都是個體，每一個物種都有它特殊的性質，可是等到死了，一切就統統變一樣了。

以人為例，活著的時候有“賢愚貴賤”，這是不一樣的，在死了之后，那就是“臭腐消滅”，大家都一樣。

所以活著的時候，有比較聰明的，有比較笨的，有地位比較高的，有地位比較低的，但是一旦死了，大家都是經歷“臭腐消滅”，不可能有任何的兩樣。

雖然如此，“賢愚貴賤”并不是你自己能夠決定的，“臭腐消滅”也不是你自己決定。生不能自己決定，不是自己所生，死也不是自己決定，自己所死。賢不是自己所賢，愚不是自己所愚，貴不是自己所貴，賤不是自己所賤，這都是依靠外來的各種不同的條件，依照環境而決定的。

所以事實上，萬物一起生，一起死，一起賢，一起愚，一起貴，一起賤。

換句話說，在比較低的層次去看，生是多樣性的，死是一致的，但是再換更高一點的層次去看，生死也是一致的，也是同樣的。在都不是自己能夠控制的這一點上，生跟死沒有兩樣。

如果你能活百年，等到百年的大限到了，你就是會死。如果你很有智慧，有很高的成就，應該死的時候也會死。你是個壞人，你是個笨蛋，該死的時候同樣會死。

在生的時候是堯舜，死了之后仍然是一副骨骸，在生的時候是桀紂，死了之后還是那么一副骨骸。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既然生死主要的部分都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那就掌握、珍惜自己真正能夠控制的。

自己真正能夠控制的是什么？那是在生的時候還有一口氣在，去追求快活，讓自己快樂地享受當下，哪有空去想死后是什么呢？你連想什么時候會死，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不是你能夠控制的，想也沒有用，那就享受當下吧。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節目《風流與風骨：十部經典里的三國魏晉時代》第5.7集，《佛教與外族如何改變中國：魏晉南北朝》第12、14集，有刪減，原文請至看理想app收聽。

配圖：《刺客聶隱娘》《東邪西毒》

封面圖：《臥虎藏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