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受訪者李伯重1949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85年畢業于廈門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導師是廈大社會經濟史和明清史專家傅衣凌。李伯重長期以來一直從事中國經濟史方面的研究。

李伯重系新中國成立后首批博士學位獲得者之一。歷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清華大學教授，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F任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

2017年9月24日，李伯重教授在南京大學仙林校區國際會議中心接受南京獨立書評人許金晶專訪，談及自己經歷的“文革”十年、求學之路及對于國家發展與時代變遷的感悟。

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開山大師兄”專欄，將陸續刊發作者許金晶對新中國首批文科博士的系列訪談。“開山大師兄”，指的是新中國學位制度建立以來各學科最早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

以下是李伯重教授訪談實錄。

一、“文革”十年

許金晶：您是1949年生的，首先還是想請您談談您在進大學之前的一些主要的人生經歷。

李伯重：我是1949年10月出生的，所以被說是“新中國的同齡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我的生活就全變了。1969年，我和許多同學一起，被強制取消城市戶口，送到當時離昆明要坐六七天車才到達的中緬邊境瑞麗縣農村去勞動。我在農村，讀了《資治通鑒》，也讀所有我找得到的書，并開始自學英文。由于看不到前途，在德宏地區（瑞麗在德宏）插隊的知青大批跨越邊境跑到緬甸，然后輾轉逃往其他地方。云南省革命委員會感到很頭痛，于是到了1972年，開始通過招工、招兵、招生等手段，把大部分插隊知青收回城市。只就剩我們這些“黑五類”沒人要，最后在政府的默許下，走不了的人都以“病退”的名義退回原地，但不給安排工作。

許金晶：就那樣回到昆明了？

李伯重：對，回到昆明后，沒有生活來源，就靠打零工以養活自己。我先后做過人防工程測量員、食堂臨時工、代課老師等。我家原來的住房被云大革委會收了，另外分給很小的兩間。我家人口多，在我回來前就擁擠不堪，只能睡高低雙層床。我回來后無處可住，于是約了朋友，自己做土坯，蓋了兩間房子，用石棉瓦鋪頂，一間做廚房，一間我住。我白天去做工，晚上回來自己學習。這樣過了兩年，遇上招中學老師。那時沒人愿意做中學老師，我去報考，于是順利通過，被招到中學里，先試用，后來轉為正式老師，教歷史課，也教一點英文。那時老師的工作主要是帶著學生勞動，學生學歷史課、英文課只是“副業”，所以雖然我英文是自己學的，但也還能應付。

許金晶：您是在“文革”當中度過少年和青年生涯的一代人之一。能否談談“文革”十年對自己青少年時期讀書、學習的影響？

李伯重：“文革”十年我雖然身處逆境，浪費了很多時間，但是自己的學習始終沒有中斷。我的弟弟們也如此。1977年恢復高考，我最小的弟弟以全省英文第二名的成績考上了北大西語系。我父親對他說：“你對語言有興趣，也有天賦，可以一輩子從事語言方面的工作。你的英文已經不錯了，最好另外換一種語言，以擴大自己的知識”。他接受了這個建議，所以去念德文。另外一個弟弟也于1978年以高分考上北師大心理系。我當時也準備參加高考，大家也都認為我肯定會去考。但是我父親對我說：“你不要參加高考，應該直接考研究生”。考研究生，風險非常大。首先，我沒有讀過大學，考研究生似乎太不現實。其次，我當時在中學當老師，而且已經28歲了，依照當時的規定，只允許考一次，考不上就不能再考了。第三，在1977年時，國家是否會恢復研究生制度，還是無人知曉的事。只能參加一次考試，不爭取眼前的機會而把希望寄托在不知是否可能的事上，當然風險很大。

許金晶：只允許考一次？

李伯重：只允許考一次，考不上就不能再考了。我弟弟考北師大，就是因為他是中學老師，只能考一次，而且只能考師范類院校?？佳芯可m然也只能考一次，但不限于師范院校。我父親說：“你通過自學已經學完了‘文革’前大學四年的課程。你現在年紀已不小了，不必再在本科學習上浪費四年的寶貴時間了。所以你應該直接念研究生”。時任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的熊德基先生，是我父親的一位老朋友，剛好這時到昆明來開會。我父親帶我去看望他。先前因為寫《方臘起義》，熊德基先生也知道我。見面后談起了考研究生的事，他對我說：“依照你的水平，考研究生應當沒有問題。國家一定會恢復研究生制度的，你就準備考研究生，不要去考本科了”。于是我就做了決定：不參加高考了。到1978年真的招考研究生了。我去考，考上了廈門大學中國經濟史的研究生。

二、求學廈大

許金晶：當時怎么會選擇廈大和中國經濟史這個專業方向的呢？

李伯重：因為“文革”期間我跟我父親在家里讀書，主要是讀宋史。我父親認為要做宋史，必須熟悉唐史，因為宋代是從唐代發展演變而來的。在國內最好的唐史學者中，一位就是廈門大學的韓國磐先生。

韓先生是著名學者，我先前讀過他的一些文章，對他很敬佩。此外，我父親也希望我到學術更為發達東部名校求學，以擴大眼界。廈門大學是好學校，廈門是一個很安靜的地方，有點世外桃源的味道，非常適于安心讀書，所以我父親建議我去廈大，師從韓先生。我聽從了他的建議，報考廈大歷史系中國經濟史專業研究生。當時研究生錄取比率非常低，廈門大學是名校，報考的人很多，但只就招了28個研究生，是所有專業的研究生。

許金晶：所有專業？

李伯重：對。在這批研究生中，我還算年紀比較小的，但是那時也29歲了，和我同時錄取的另外一個同學楊際平，比我大11歲，是北大歷史系1962年畢業的高材生。我考試成績還不錯，古文第一名，英文第一名，政治沒有及格，但其他人的政治也都沒有及格。

許金晶：當時可能就沒有一個單科過不過線的說法，只要總分過線就可以。

李伯重：之后，我在廈大讀了三年碩士生。導師韓國磐先生對學生非常好。他因為身體不好，住在鼓浪嶼，不能到學校里來，于是，我和師兄楊際平每個禮拜到他家兩次聽課。他對我們要求也很嚴格，叫我們把《新唐書》、《舊唐書》認真對著讀，要寫讀書筆記，上課時向他口頭匯報，連文字上不懂的地方都要提出來，他給我們講。所以我們上他的課，要花很多時間做準備。這種嚴格要求使我們掌握了扎實的功夫，以后一輩子受用無窮。韓先生為人儒雅，能寫優雅的詩詞，對我們學習上要求嚴格，但是態度非常溫和，使人真有如坐春風的感覺。每次講課完后，他都和我們聊天，說古道今，使我們從中有獲取了許多知識。

我1978年去廈大讀碩士，1981年畢業。由于是第一屆研究生，學校對我們的答辯非常重視，請了大名鼎鼎的王仲犖先生、史念海先生、吳楓先生三位隋唐史名家來參加答辯。史先生因故未能來，派遣黃永年先生代他來。

許金晶：當時碩士做的是什么題目？

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

許金晶：對，當時已經開始關注江南這塊了。

李伯重：是的，因為我先前做過方臘的研究，方臘起義發生在浙江，所以我讀了不少宋代江南的史料。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韓國磐先生當時不能招博士生。我通告答辯后，王仲犖先生希望我去山東大學跟他讀博士學位，我也愿意，但是廈大不同意。廈大校方說：你是我們培養的好學生，不能放你走。那怎么辦呢？學校叫我跟傅衣凌（家麟）先生讀博士。我在讀碩士時，就聽過傅先生的課，對他非常敬仰。由于傅先生的福州口音比較重，我們才去聽課時，不太聽得懂，后來逐漸熟悉了。由于我很仰慕傅先生，同時學校也不同意讓我去山大，于是我就轉到明清史，跟隨傅先生讀博士。在他的指導下，我確實學到非常多，特別是如何在史學研究中運用社會科學方法。

許金晶：他當時就有這種意識。

李伯重：那當然了。

我轉來跟傅先生讀書時，有老師對我說：你這個轉專業轉的幅度過大，所以風險太大。你先前沒有念過明清史，一下轉過來，實際上要從頭念起，用三年時間完成別人六年的學習，很可能會失敗。但是我想，如果自己盡到了努力，失敗了也就失敗了，沒什么好抱怨的；但如果說自己的努力獲得成功，不就更好嗎？所以我就決定跟傅先生讀。我1981年碩士畢業，要轉到傅先生這邊的時候，由于是第一次招博士生，學校在辦手續上沒有經驗，因此到1982年春才開始讀博士，中間隔了幾個月。博士又讀了三年，因此在廈門大學，加起來就接近7年。

傅先生對我們很嚴格，也非常關愛。他為我們開了一份史籍的書單，要我們必讀。他說：明清士子入太學，要坐監讀書，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你們既然已經在讀博士，就要專心“坐監”，心無旁騖。

傅先生是中國史學界具有國際眼光的少數幾位學者之一。他早年從廈門大學歷史系畢業后，到日本讀社會學，受過社會科學的系統訓練。他是第一個在中國利用民間的契約檔案，研究農村的社會的學者。他的思路和視野非常開闊的，是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代宗師。我跟他讀書，對我幫助非常大。

傅先生心胸開闊，非常開明。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吳承明先生是經濟史的泰斗，大約是1979年，他到廈大來開會，我去拜見他，向他求教。吳先生說：做經濟史有各種做法，從國際潮流來看，應該用經濟學的方法，特別是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只做經濟史的一個方面是不夠的，應當做綜合的研究，最終要研究GDP。什么是GDP，當時我還沒聽過。我請教吳先生我應該讀些什么書，以彌補我知識的不足。吳先生給我推薦了哈佛大學柏金斯（D. H. Perkins）教授寫的《中國農業的發展》，和牛津大學伊懋可（Mark Elvin）教授寫的《中國過去的模式》。這兩本書，廈大都沒有。我在1980年冬天去到北京圖書館，找到伊懋可的書，但是不能外借，也沒有復印服務，只能坐在閱覽室里看，只好一邊看，一邊信手將重要內容翻譯成中文做筆記。這樣，把伊懋可第三部分明清部分大致翻譯了出來，由于時間緊，而且這是第一次讀西方學者的原著，加上伊懋可使用的是典型的英國紳士文風，一個句子好幾行長，讀起來很吃力，這個翻譯匆匆進行，比較草率。柏金斯的書，在北京來不及讀。有一個美國學者易社強（John Israel）教授正在研究西南聯大的歷史，他專程去昆明，采訪尚健在的聯大校友。他采訪到我父親，交談之中，我父親講起了柏金斯這本書。易社強回去之后對柏金斯說：你的書在中國有一位學者在關注。柏金斯馬上寄了一本書給我父親，我父親又寄給我。這本書我讀得非常認真，不僅是學習研究的思路、理論和方法，而且還有英文。伊懋可的書，我后來把第三部分重新翻譯了，并請在加州理工學院任教的王湘云博士把第一二部分譯了出來，之后又請了一位臺灣的年輕學者陳怡行博士，請他核對書中引文。伊懋可的中、日文都很好，但是他在格拉斯哥大學寫這本書的時候，很多中國古籍看不到，因此書里引用的很多史料是從日文轉引的。陳怡行日文很好，做這個工作是非常適宜的。最后，又請首都師范大學的張天虹教授把全書的中文引文進行了核對，并對全部譯文作了校核。這樣，四個人，前后花了30年，終于在去年最后完成了譯稿，遵循伊懋可的意思，改名為《中國之路》，將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在今冬明春出版。

許金晶：談談對您導師傅家麟先生的印象？傅先生在為人、治學、生活等方面，對您產生了哪些影響？

李伯重：我才到廈大時，和傅先生不熟悉，覺得傅先生是很嚴肅的人，很多學生開始接觸他時都有點敬畏。當時傅先生已經做了副校長，對學生很嚴格。但是如果跟傅先生相處一些時候，就會發現他是一個真正的學者。我們是學生，有不清楚的問題可以和他討論甚至辯論，這樣的情況在那輩學者中并不多見。剛才我提到，吳承明先生來廈大，叫我讀那些書。我讀了之后覺得很符合自己的興趣傾向，因此就比較傾向于做純粹的經濟史。傅先生是社會經濟史大家，特別是在社會史方面更是一代宗師。后來我的一些同學都是走社會史的路子，研究農村、農村家族結構、宗族等，都取得很大成就。我和傅先生談過多次，我應當選擇什么學術路子。傅先生說：你的路子更接近吳先生的路子，所以你應該多向他請教。不僅如此，他還為我安排專門去拜見吳先生。我覺得傅先生的胸懷，真是非常寬廣。

許金晶：還真是很寬廣的胸懷。

李伯重：我的博士論文是關于明清江南經濟發展的研究。如前所述，我曾經寫過《方臘起義》的小冊子，就是在江南發生的事，碩士論文也是做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所以我對江南特別感興趣，一個主要原因是這個地區的史料特別豐富。博士論文我寫了六篇，因此論文題目就叫《明清江南工農業生產六論》。答辯時請了吳承明先生、王仲犖先生、廈大的韓振華先生，都是有名的學者。他們給了我的論文很好評價，對我是一個非常大的鼓勵。

傅先生說：做明清史，一定要學日文，日本學者的研究工作從來沒有中斷過，他們讀漢文的能力是西方學者很難比得上的。遵從他的指教，我在廈大就讀了三年日文夜校，當時學得不錯，還翻譯了一篇日本學者天野元之助先生的長文，畢業以后發表了。傅先生的教誨，使我受益良多。

三、海外交流

許金晶：當時翻譯的著作是哪篇？

李伯重：是日本中國農業史研究權威天野元之助先生寫的《中國農業史上的耕具及其作用》，譯文發表在《農業考古》雜志上。我博士答辯通過后，學校要我留校工作，但我想我多年研究江南，卻還從來沒有到過江南。所以我想去江南工作。當時浙江全省沒有一個博士，他們知道我有意到江南工作，就派了浙江省社科院人事處長程雪蓉女士來動員我。傅先生不同意，學校也不同意。傅先生問我的意見，我就說了我的想法。傅先生聽了很傷心，對我說：你去吧，在那里待一段時期，如果將來想回來也可以。這樣，我就去了杭州。

浙江省把我安排到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我是全省唯一的一個博士，受到重視，一來就給我安排了住房，解決了愛人的工作，并且要給我安排歷史所所長的職位。但是這里學術水平確實不高，學術氛圍也不濃，完全不能跟中國社科院或者重點大學相比。去了之后，我很快就覺得這并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做研究所所長也非我所愿，于是再三推辭，院里后來找了一個年紀比較大的人去做，我做不管事的副所長。我是1985年夏天畢業去的，到了1986年，我的孩子出生，夫婦兩人在杭州，舉目無親，過得很累，也很難。這個時候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羅斯基（Thomas G. Rawski）向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申請到一筆錢，要舉辦一個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的對話會。羅斯基請吳承明先生推薦一位中國年輕學者去，吳先生推薦了我，于是我于1987年1月2號去到夏威夷，參加這個會。這是我第一次出國，也是生平第一次坐飛機。到了那里，覺得什么都很新鮮。那時我在杭州家里連電視機、電話都沒有，看到這些，當然好像是進入天方夜譚的故事境界了。

許金晶：那時候中國還很落后。

李伯重：因為原來學的是啞巴英文，所以我的英文聽力很差。加上這是我第一次直接和西方經濟學家接觸，他們講的我都聽不懂，這給我很大的一個震動。我帶了一個小錄音機，把他們講的錄下來，回來聽，還是不怎么聽得懂。他們講課都有文章，我就晚上休息時認真讀文章，第二天聽得懂幾句就聽幾句。一起參加這次對話會的那批去歷史學家有李中清（James Lee）、王國斌（R. Bin Wong）、濮德培（Peter Perdue）和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等，其中彭是最年輕的一個。這些人后來都出名了。

許金晶：都是加州學派的那一批人。

李伯重：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的黃宗智先生是一位有名的社會經濟史學家，他讀過我發表的幾篇關于江南農業史的文章，得知我去夏威夷，于是寫信給我，邀請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來做個演講，我說當然很好。于是夏威夷會議之后，我到加州大學做了一個演講，講農業史方面的一些問題。當時黃宗智先生正在寫江南農業的書，我們討論問題，談到很好。于是他就問我說你愿不愿意明年來教半年書？我說當然愿意。于是他就邀請我明年去那里，開一門研究生課。我在那兒待了半年，真讀了不少英文書。

許金晶：開的課叫什么？

李伯重：明清經濟史，是用中文講，教學生讀史料。在這個過程中，李中清告訴我，你可以向美國好大學的圖書館申請旅行費用，去看書。于是我向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的圖書館提出申請，獲得了費用，去到這些地方看書。我主要是看中文書，英文書則復印下來，帶回國慢慢閱讀消化。在這段時期，我省吃儉用，買了一臺電腦帶回來。在當時的中國，歷史學者用電腦的，可能我是第一人。但是因為沒有中文軟件，只能寫寫英文信?；氐皆谡憬缈圃?，繼續工作，也去浙江的農村和市鎮作了一些實地考察。1989年，法國國家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請我去那里講學一個月，獲得批準，于是我從杭州到了北京，這是我第二次坐飛機。

許金晶：去法國。

李伯重：不是，飛機只坐到北京。到北京后，改坐火車，穿過外蒙古和蘇聯、波蘭、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去到巴黎。

許金晶：您坐火車去的。

李伯重：我那時候還能講一些俄語，現在都忘記了。我在莫斯科停留三天，一則是要換車，換去東柏林的火車，二則是要想看莫斯科，因為過去讀了很多俄羅斯作家的作品，對莫斯科有些想象。我在巴黎一個月，和著名漢學家魏丕信（Pierre-Etinne Will）教授密切交往，成了一輩子的朋友。

因為經常出國，獲得信息比較方便。我得知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正在招一個博士后，是費維凱（Albert Feuerwerker）教授做導師，他是大名鼎鼎的中國經濟史權威。我提出了申請，很幸運，在47個申請者中我中選了。我在密歇根大學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費維凱的課都去聽，讀了許多書，特別是英文書，對西方學界的了解進一步深入了。

之后，我又有幸被美國國會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聘為駐院研究員。威爾遜中心是紀念威爾遜總統而建立的，在美國，每個總統退休時都由國會出資建一個圖書館，存放他的文件，供學者進行研究。威爾遜是美國唯一的學者出身的總統，他認為圖書館是死的，而他希望要創造活的知識，因此就讓國會用這筆錢建了這個國際學術中心，位于白宮和國會之間的史密松學院（Smithonian Institute）。中心每年在全世界招30個學者（其中通常有20個美國學者，10個外國學者）去那做一年的研究。研究完全由學者自主，只要中選，就可以到那里做你提出的那個題目的研究，沒有什么指定的任務。中心提供生活費用和工作條件，包括使用國會圖書館的藏書，因此對于學者來說是非常難得的機會。當年有770余個人申請，30人中選，我是其中之一。中國學者，在我之前只有中國社科院資中筠先生做過駐院研究員，我去的時候她還沒走，有一個月左右的交集。同時中選的駐院研究員中，有4個關于中國研究的學者入選，除了我之外，有匹茲堡大學的·羅斯基教授和其夫人羅友枝(Evelyn S. Rawski)，她是著名的清史專家，后來做了美國亞洲學會會長。此外還有臺灣“中央研究院”的朱鴻林先生。我內人和孩子也都去了，在華盛頓生活了一年。在威爾遜中心，和其他學科學者接觸的機會很多，大家每天都去的辦公室，吃午飯都在一起，可以隨時見面，討論問題，因此見識也更多了。這時我的英文也有提高，至少結結巴巴地可以跟人家交流。

在威爾遜中心一年的工作快結束時，我又被美國全國人文科學中心選為駐院研究員。這個中心是美國最大私立的人文學研究中心，每年也選聘30位學者做駐院研究員。在我之前只有一個華人學者劉欣如教授在那做過駐院研究員。她是印度史專家，我去到中心的時候，她已經走了。我在那里接觸了一些與我研究無關的學者，如美國的德國史學會會長、美國的英文詩歌學會會長等，從和他們的談天中，也學到了一些我原來完全不懂的東西。

我在這個中心工作時，中國政府派出一個由國家勞動人事部副部長章漢夫帶隊的招聘團，到美國招聘人才。中國大使館不知道從什么渠道知道我在威爾遜中心做過研究員，于是請我以及其他4位比較出名的在美學者作為代表，和章部長見面。章部長動員大家回國工作，其他的4位學者都說再考慮考慮，只有我說我愿意回去，我說我要去北京，到中國社科院經濟所（這是因為吳承明先生很希望我去那里工作，我也非常希望在吳先生指導下進一步提高）。章部長說沒問題，戶口、單位我都負責落實。于是我在人文學中心只待了3個月就回國了。

許金晶：回來是哪一年了？

李伯重： 1993年。回來就到了中國社科院經濟所。中國社科院當時給了房子，戶口也都解決了，但是也有一個問題，即我內人的工作，社科院無法解決。后來還是吳先生幫忙，她才能到北京一家中學里做老師。至此，總算歸安頓下來了。我在社科院工作了5年，1998年底離開社科院去到清華。在這5年中，得到吳先生、方行先生和其他前輩學者的許多指導，這對于我學問的提高有很大的幫助。

許金晶：作為第一位中國經濟史博士，這一身份對您的學術教學工作有沒有帶來某種影響？

李伯重：我覺得沒有影響，大家要看的是你的成果，不是看你的身份。

許金晶：您的新著《火槍與賬簿》比較強調國際化和全球史視野的這種轉變。

李伯重：在讀外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時，我有一種強烈的好奇心，想要知道他們為什么那樣做。中國經濟史學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比較史學的基礎之上的，因為中國經濟史學是用西方引入的話語系統和概念體系來建構的。這本身實際上就隱含著一種比較的味道，只是大家并未意識到。例如中國有沒有封建社會，過去很長時間里我們將其視為不必討論的問題，因為有封建社會是天經地義的。但是，封建社會這個概念并不是中國自有的，你要仔細追究，就會發現在同樣概念之下，實際上有巨大差異，以至于今天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中國沒有封建社會，至少是沒有我們過去想象中的那種封建社會。因此，要使用西方引入的話語和概念，首先要看到中國和西方的不同。我在國外和西方學界接觸比較多了，覺得很多問題只是比較還是不夠的。

世界是一個整體，世界不同地區之間不僅有共性和個性，需要通過比較來辨明，而且各地區之間也存在各種聯系，因此應當把各地區放在同等地位，了解它們之間有什么關聯，是怎么相互影響的。2007年我在加州理工學院教書，那里有一位霍夫曼（Philip Hoffman）教授，是一位優秀的經濟史學家，后來做過美國經濟學會的會長。他研究歐洲近代早期經濟史，以法國為主。我們的辦公室就在兩隔壁，所以每天見面聊天。他談到他對近代早期戰爭和經濟的關系等研究，我也很感興趣，開始關注這方面的問題，后來我慢慢積累，最后寫了這本書。

許金晶：作為共和國的同齡人，能否談談這么多年，您對于國家發展與時代變遷的感悟？這樣的發展與變遷對您個人的學術研究有沒有產生相關影響？

李伯重：國家的變化，對我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在1966年以前，不可能想象會爆發“文化大革命”那樣的事情。在我讀小學和中學那個時候，國家沒改革開放，大家覺得反正好好讀書就行了。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一下子天翻地覆了。在“文革”時，也根本不可能想象后來會有改革開放。1980年代改革開放，全國充滿信心，朝氣勃勃。但是那時國家和個人都仍然很窮，不可能想象到了2010年以后生活會變得這樣。在改革開放前，中國閉關自守，根本不可能接觸外國學術，我父親通曉英文、俄文、日文、德文，但他根本看不到國際學界成果，只能讀讀馬克思的原著。

（本次訪談由訪問者許金晶、《大眾考古》雜志編輯孫海彥共同整理。本文刊發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