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來，在長期的低生育率下，兒童對于城市家庭的價值不斷提高。市場經濟的發展迫使家庭和個人無時不面對激烈的社會競爭，孩子不僅成為家庭成員當下的情感焦點，其成長還被視為關乎未來代際階層流動的前景。換言之，童年已成為社會再生產和社會競爭的重要場域。對于日漸壯大的中產階層而言，兒童養育更是家庭的核心關注問題之一。在學前或學齡兒童父母的社會交往中，養育方式和教育選擇往往能夠快速引發熱議，在媽媽們聚集的場合尤其如此。

在家庭生活和社會競爭話語的雙重變遷下，城市家庭中的母親角色也在悄然改變。作為兒童的重要養育者，母親對自身角色的認同與實踐是值得研究者和公眾深度了解的議題。然而，和歐美和東亞相比，國內學界對這一話題投入的關注還相當有限。近年來，社會學界已有針對工作母親“工作-家庭”平衡困境、“教育拼媽”和大眾媒介中母親形象塑造等問題的研究，但這些研究大多傾向于將母親角色作為一個整體概念探討，缺乏更為聚焦的階層視角，忽視了身為人母的女性對家庭和社會期待的感受與評價，亦較少討論女性在自我實現、家庭責任和社會期待之間如何協調應對。筆者聚焦于城市中產階層母親，通過與13位（本文選取了其中的6位）常住上海、育有2.5-11歲子女（因為這個年齡范圍大體覆蓋了目前上海兒童從入托到小學畢業的年齡范圍）的中產階層母親所開展的半結構深度訪談來探討這些擁有相對充足經濟、文化和社會資源的女性如何理解和實踐母親角色。

此外，筆者還收集了受訪人配偶的相關信息。表1展示了所有受訪人及配偶的基本信息（受訪人姓名均為化名）。13位受訪母親，年齡分布在31-44歲之間，除3位全職媽媽無個人收入外，其他受訪人的個人年收入在10.5-60萬元之間，加上配偶收入后家庭稅后年收入20萬元以上。所有受訪母親的初育年齡均小于35歲。

中產媽媽心中的理想自我是什么樣的？

大多數在職母親明確地表示自己理想的為人母狀態并非當下的狀態，而是一種能夠同時滿足自身的合理需求與養育孩子的平衡狀態。

1、大學教師于慧：理想媽媽的生活是：“思想自由、生活滋潤；小孩么，隨天性”

于慧在一所大學任教，是一個11歲男孩的母親。她在訪談開始不久就將自己比喻為“八爪魚”。于慧和丈夫婚后各自忙于攻讀學位和工作，長年兩地分居后才有了兒子。雖然她認為自己“對小孩不是那么熱心”，但有一個孩子是“結婚那么久了”之后自然要走出的一步，而身邊朋友們陸續為人父母也形成了一種沖擊力量。

由于老人不喜上海的氣候，加之丈夫出國長訓，于慧在最初兩年將孩子送回老家由公婆撫養。不幸的是，孩子兩歲多時出現語言和社交能力發展滯后的表現。她下定決心把兒子接回身邊，并因此從時間自主的生活迅速進入異常忙碌的狀態。自稱從懷孕到產后并不特別關注育兒知識的于慧開始大量瀏覽網絡信息，奔忙于求醫問診和各類可能有利于改善孩子狀況的早教訓練之間。到孩子五歲后，語言與社交能力發育遲緩的問題得到明顯緩解。

陪伴兒子奔走于康復治療的艱辛經歷讓于慧更加強調自己這一代父母是“注重科學、科學育兒”的，而祖輩只是“靠經驗”、讓小孩“吃飽了、弄好了”，因此只適合養育“天生比較好養的小孩”。

然而，在訪談中她幾次提及在這種較之父輩更為精細的養育方式下，自己身為母親卻深感疲憊。于慧坦承“無數次”想象過沒有孩子的生活：“你可以有空喝咖啡啊，聽音樂啊，看書啊，你時間就是自己的了，不是切割成無數的小塊。你完全可以上完班想干嘛都行啊。你不想干嘛發呆也行啊。我自從……從來沒有睡過懶覺啊，以前都是睡過11點的。這天天跟彈簧似的，恨死了（笑）?！?/p>

訪談中，于慧較少提及自己在大學中的職業發展。在她的敘述中，為人母者的理想生活狀態是“思想自由、生活滋潤；小孩么，隨天性”，而現實則是難以擺脫的時間緊迫感。兒子進入小學后，她的陪伴重心開始從早教訓練轉移到課業。盡管家中有一名交往十幾年的鐘點工分擔體力家務勞動，丈夫也在工作之余分擔了他所擅長的數學、運動等課業活動的陪伴任務，但于慧仍然需要大量壓縮自己在讀書、音樂、旅行等方面的興趣愛好，來應對在自己和孩子之間失衡的時間分配。

2、二孩媽媽葛雪：理想媽媽的狀態是從事具有更高靈活度的工作

葛雪也是一名在職母親，接受訪談時女兒尚未入園，兒子就讀幼兒園大班，并剛剛考入一所知名私立小學。她說，兒子在結婚第二年出生，是婚姻生活順其自然的推進，而到了女兒出生時，自己已經更加成熟。雖然家有二孩，葛雪從孩子出生以來沒有請過月嫂或保姆。丈夫忙于工作，養育勞動主要依賴同住的母親援手，隨著兒子的教育需求漸增，女兒更是主要由外婆照顧。幾年前，她隨丈夫的工作調動從外地遷居上海，接受訪談時一家人仍是非滬籍。通過朋友幫忙購入的商品房位居優質地段，與另外兩個同樣房價高昂的小區共同對口一所“不錯”的公辦小學。夫妻兩人認同這所小學所對口的生源，但供職于美資公司的丈夫考慮再三，仍希望孩子考入私立小學，在教育上逐漸靠近“高中去美國的目標”。

為了順利實現幼升小目標，葛雪花費了近一年的時間訓練孩子的各項技能，“沒有歇過一天”。她將女兒托付給母親，每天利用工作后的時間心無旁騖地“跟孩子搞學習”。在此過程中，她體會到全職媽媽們在對孩子學習的時間投入上具有明顯的優勢：“回家時間太短了，搞不了什么，跟人家全職太太我不能比的?！备呤杖氲恼煞虿⒉黄诖鹧┰诮洕蠈彝ビ酗@著貢獻，因此，對她而言，工作更多地意味著自我價值和經濟獨立。然而，工作還意味著難以突破的時間限制。時間是葛雪區分自己和其他媽媽、尤其是主婦母親們的一種重要資源，也是她在理想生活狀態的設想中所希望擁有的改變。她提到自己的一個朋友：“我很羨慕（她），她做了很多年外貿，有這個客源，做做老客戶，還有時間管孩子。”葛雪認為自己在有了孩子以后降低了職業發展的目標，不再渴求一間通過職位升遷可以得到的獨立辦公室。她告訴筆者，“坐那個辦公室，我不能每天花那么多時間在老大身上。跳槽，多點錢少點錢，……我老公坦白講，我至少不用想我這個收入去補貼家庭的問題?！币虼?，她對于理想母職狀態的設想是從事具有更高靈活度的工作：“我自己有個小事業，不大也可以，然后呢，要有時間管管孩子，閑適的。”

在中產階層的精細化育兒趨勢下，家庭對理想母親的期待逐漸超越傳統性別分工所指向的體力密集照顧責任，對母親的情感投入和養育智慧提出更高要求。在訪談中，葛雪說，丈夫并不認為自己是一名完全稱職的母親。盡管她下班后心無旁騖負責孩子的課業，但丈夫認為她脾氣不好、對待孩子態度欠佳，希望她能在心理咨詢等方式的幫助下成為與自己思路更一致、有知識素養但更柔和的女性和“妥帖的母親”。她告訴筆者，丈夫為自己預約的心理咨詢并未奏效，因為“別人不能緩解你，……個體都是獨立的，沒有人能夠緩解你。”

多數受訪的中產階層母親媽媽認為，當前性別公共話語中塑造的理想母親形象往往是完美的母親。她們認同現代女性已經擁有曾經只有男性可以得到的職業機遇，但社會對于女性在傳統性別分工方面的期待并未減弱，因此女性的職責所在實則是擴大了，也因此導致壓力來源擴大。受訪者們感受到的理想母親形象并非囿于私人家庭領域或僅僅長于事業的“單面向”母親，而是生活與工作的完美平衡者、以平等姿態對待孩子的媽媽、以及能夠妥善處理家庭內各種復雜關系的妻子。

3、全職媽媽柯瑤：渴望時間分配向自身需求傾斜

與在職母親相比，受訪者中的幾位主婦母親在日常時間安排上較為寬松，言談中似未體現出于慧和葛雪所強調的時間緊迫感。和在職母親不同的是，主婦母親希望實現的改善是以親子活動以外的事務實現自我和養育之間的平衡。同樣一兒一女、幾年前才來到上海的柯瑤在初次懷孕五個月時就辭職退出了職場，此后一直是全職主婦。柯瑤的公婆在老家，少有往來，日常與自己的父親合作分擔家務勞動，母親則住在妹妹家幫助撫養外孫。

作為沒有固定收入來源的主婦母親，她坦承并未感到明顯的經濟壓力或風險——丈夫雖然不會將收入悉數交給自己，但能做到信息透明，而家中新購的房產也是將夫妻兩人的名字都列為產權擁有者?？卢幍膬蓚€孩子均為學前，外公提供的幫助使柯瑤得以大大減輕耗費在家務勞動上的時間，但她對自己的主婦狀態并不滿意，希望能夠在孩子上學后重新開始工作。關于理想母職狀態，她認為“有所選擇的話，希望自己做一份比較輕松的工作，然后能夠照顧小孩和家里”。然而，丈夫已明確表示不支持她重返職場，因為這會導致她無法以孩子為生活重心，而家人也一致不信任保姆等雇傭照料者，因此柯瑤認為全職主婦的現實很難改變。她于是描述了一種看起來更接近現狀的理想母職狀態，期望能夠將時間分配向自身需求略有傾斜：“孩子上學以后，可能我理想中的（生活）就是去學一下跳舞啊，或者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文學方面的東西，跟那個相關的詩會什么去進行一些交流，或者去做下義工啊，這些都可以。就是可以安排自己的時間?！?/p>

在主婦母親柯瑤看來，理想的母親首先是一個對孩子全心全意的媽媽。其次，她對孩子應該既有原則，又富有耐心，“從來不會在孩子面前表露自己的情緒，不會打罵，非常溫柔，又有智慧”。在難以脫離全職主婦的現實困境中，柯瑤有時感到情緒低落，無法始終以溫柔的態度對待兩個學前的孩子。說到這里，她反省了自己對待孩子的方式：“我自己也覺得做的不對，但是有時候情緒一上來，就忍不住了。還有，我對孩子的愛可能沒有充分的體現，我心里還是有一點保留的。我覺得作為母親，我還是有一點自私。有時候會對自己有些方面沒滿足有所埋怨，這樣不是很好?！?/p>

柯瑤在希望有機會重返職場的同時還認為，“成立了一個家就相當于一個團隊一樣，我在團隊中必須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而且這個角色我必須把它做到最好。”相似的表述也出現在柏華的敘述中：“能夠把孩子教育好、養育好的人，其實是可以信賴的、值得托付的。……你必須要有足夠的責任感，也要有足夠的方法，然后與時俱進地學習各個方面。如果真的一個孩子是一張白紙，能夠被你教育教養得非常好，你應該是有一些過人之處，同時這樣的人如果有機會承擔社會上的一些工作，我覺得比一般人應該會更好吧?！笨梢?，中產階層女性對主流性別意識形態中女性養育分工的順應在一些母親的敘述中還體現出一種專業主義的價值取向。

4、終止創業回歸家庭的柏華：理想媽媽狀態是家庭與工作、孩子與自我的友好共存

接受訪談時，兒子就讀小學三年級的柏華剛剛成為全職主婦不久。此前，她經營連鎖水療店，經濟和管理經驗上有了積累，卻逐漸開始面臨自身價值觀與行業價值觀取向的沖突，于是賣掉股份，終止了自兒子出生后開始的創業之路。職業上“完全松弛”的狀態讓柏華開始比以往更多地關注家庭生活和親子生活。

她認為“全職主婦”只是自己的階段性狀態，最終理想的母職狀態應該是一種家庭與工作、孩子與自我的友好共存，而這種平衡共存的核心特征仍是時間的均衡分配：“節假日可以完全陪孩子，平時有一份自己比較喜愛的工作，……，物質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并不是沒有，也就是有對等的物質回報。不要有過多時間上的負擔，比如說我晚上還要深更半夜地去忙工作，節假日沒有休息。這個我覺得不行，我就希望說工作時間好好去實現所有的價值，晚上也好，或者中午也好，回歸家庭。這是我最希望有的。”

柏華在終止水療店生意僅兩三個月后就在兒子同學媽媽的影響下報讀了心理咨詢師課程。柏華強調自己對教養孩子有一定的心得，在10分中給自己的評價是8分。她解釋了自我評價中的扣分原因：“其實我對自己完全把精力放在家庭的現狀，并不是那么滿意的。只是我自己知道它是一個暫時性的（事情），我能接受而已……。還有，……，我兒子現在進入了青春期前期，他開始有很強的自己的主見。最近我發現他特別明顯的一個情況就是，我覺得他會有敏感的生氣，這個是之前我有點接受不了的……”

從柏華的案例，我們可以看到中產階層母親在難以搖撼私人領域性別分工前提下的自我賦能。對理想母親角色的想象在形塑中產女性母職實踐的同時，也可能改變她們的職業發展軌跡。

中產媽媽如何平衡家庭與自我實現？

中產階層女性對理想母職狀態的設想不僅可能與現實相違，也可能與家庭和社會的母職話語存在分歧。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和計劃經濟時代，母親忙于工作、缺席家庭一度被視為是合理的生活安排。然而，長期低生育率和轉型社會中教育競爭的加劇不斷推高城市家庭在兒童養育和教育方面的標準，母親的缺席不再具有合理性。恰恰相反，母親的在場被日益描繪為不可或缺的責任。

5、事業上升期的王雁：在時間分配上與家人有不同的認識

供職于金融行業的王雁與丈夫是大學同班同學，結婚三年后有了女兒。王雁說，有一個孩子既是結婚時就已制定的生活計劃的一部分，也是受到身邊朋友先后為人父母的影響。生育并未令她遭遇職業發展阻礙，相反，她憑借產假帶來的思考時間和求職契機跳槽到了目前服務的公司，成為一名團隊主管。然而，產假期間，她開始憂慮自己將難以應對“工作-家庭”平衡。盡管得到了新工作，她卻進入了新的困境：“產假時一直想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又想去追求職場上新的發展區域，又擔心會影響到家庭角色的精力各方面，覺得自己平衡不了，找不到那個出口。真正觸發這個點的，是拿到了新的offer（工作合約），覺得大家都挺認可你的。突然那個弦，興奮的點就斷了，就生病了?！?/p>

接受訪談時，王雁有時仍會因情緒不穩定和睡眠問題求助于心理醫生和藥物，但她在新公司的工作表現和晉升機會并未受到影響。王雁將自己描述為一個“不是想要做top（最好），但還是有追求”的職業女性。同住的父母在工作日持續提供照顧幫助，較大程度緩解了她所擔憂的平衡難題，但是她和丈夫對一個媽媽的時間應如何分配才算合理有不同認識。王雁詳細說明了兩人的觀念差異：“他好像希望我做的，比如我現在是覺得，我的時間是10分，6分留給自己，4分里面2.5-3給他和大家分享。他可能希望你10分，至少給孩子要5分，然后在他和家人那里再放個2-3分。我自己的分數就比較低?！?/p>

6、麗安：不認同家里對自己的角色定位，很無奈

王雁的描述指出了一個母親所可能面臨的矛盾：女性期望實現自我與家庭之間的平衡，但家庭的其他成員在承認母親需求的同時會對她的個人需求、孩子養育和家庭其它事務賦以不同權重，從而重新界定“平衡”狀態。這種矛盾在麗安的敘述中更為突顯。麗安的女兒剛剛上小學，一家人和公婆在同小區居住，相隔“一碗面”的距離。

在訪談中，她幾次強調丈夫的原生家庭非?！皞鹘y”，對作為媽媽的自己期待明確：“態度要好，安分守己。家里，他們就說你把孩子帶好就可以了。反正就是把家庭照顧好。……比如說，經常可以請假，有老人住院的話可以請假。孩子有事，也可以請假。他們就認為，你就應該圍著老公孩子父母轉......她（婆婆）就是這樣的想法，我兒子掙錢多，所以可以不用管家里?！?/p>

麗安說，她想到過這對自己不公平，但“你在這個角色上，你哪怕知道不公平，哪怕知道家里沒有人付出，你也要去付出?！徽J同，但很無奈?！痹邗r明的養育性別分工下，她將自己定位為各種與孩子相關事務，尤其是教育活動的決策者。為了避免老人在作業輔導中出錯，她要求爺爺奶奶在放學后只監督女兒是否做完作業，而把具體輔導等事務留待自己下班后。當筆者問及家庭中的幾個成人在養育和教育觀念上是否會存在分歧，麗安的自信溢于言表：“他們聽我為主。意見不一致的時候，都以我為主。（他們認同嗎？）不認同也以我為主?！?/p>

女兒7歲的麗安在婚后求醫問診五年才生下女兒，產后患抑郁癥、家中一度不和。直到接受訪談時，麗安告訴筆者，自己的抑郁問題仍未恢復。但是，在長期受負面情緒影響的情況下，麗安對女兒的養育卻可謂一絲不茍。她曾經利用自己的食品科學專業知識剖析市場上的各品牌奶粉的配方；深度追隨一位知名兒童心理咨詢專家的各類講座，學習如何養育孩子和應對兒童心理問題；從幼兒園起就提早調研小學階段將考核的各類技能為女兒安排課外培訓。當筆者請她評價自己是否“好媽媽”時，麗安說，自己對待孩子的態度可評7分，但對養育的專業研究程度可評至9分。“幼兒心理啊，幼兒的撫育啊，半個專家還是要的?！驗槲议e不住嘛。我有這個時間可以拿得出來，我就研究研究?！?/p>

結語

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的女性在公共領域和私人家庭領域之間長期面臨著身份困境。筆者基于13個深度訪談的案例分析（本文摘選了其中的6個案例）體現了中產階層女性的理想母職狀態想象與家庭和社會母職規范之間的深刻矛盾，并通過她們對自身母職實踐的評價和對理想母親形象的想象考察這種矛盾如何形塑中產階層女性的母職認同與實踐。

通過訪談及分析，筆者認為中產階層母親在母職認同與實踐上存在如下幾個特征：

首先，由來已久的傳統性別意識形態并未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變遷而自動淡化，女性在大多數家庭中仍是毋庸置疑的核心養育者。中產階層母親盡管具有良好的教育和職業發展能力，但家庭對其在私人領域內的職責范圍有著清晰界定，即無論是否經濟獨立，應以孩子的福祉為優先考量。

其次，在公共領域對女性“工作-生活”平衡難題的消極強調和家庭成員對“平衡”的不同界定方式下，母親的行為決策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約，所謂“平衡”狀態不易實現。

再次，“少子化”趨勢下家庭對兒童身心健康的全面關注、科學養育風氣的興起、信息傳播格局的變革等因素推動了中產階層對全方位理想母職的期待。筆者將之稱為“知識與情感密集”的母職意識形態。

筆者認為，在全社會范圍內營造健康的性別公共話語、鼓勵兩性平等的價值觀念至關重要。同時，“全面二孩”時代的家庭公共政策設計應更有效地納入性別視角，考慮家庭和女性真正的需求，鼓勵男性參與，緩解女性因撫育、養育而面臨的“工作-家庭”平衡難題。

（以上內容摘編自作者發表于《婦女研究論叢》2018年第2期題為“城市中產階層女性的理想母職敘事——一項基于上海家庭的質性研究”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