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王昌偉教授的專著Li Mengyang: the North-South Divide, and Literati Learning in Ming China在哈佛大學亞洲中心出版，并收入“哈佛—燕京學社專著系列”（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此書之英文版面世后，即獲得了海內外明清史學界的廣泛關注，美國堪薩斯大學的達第斯（John W. Dardess）教授、匹茲堡大學的柯麗德（Katherine Carlitz）教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朱鴻林教授、北京師范大學顏子楠副教授等，均為此書撰寫了書評。

英文版封面

此書可以說是一本對李夢陽知識遺產進行開創性研究的專著，它的出版對于明代文學史乃至明代文化史都是相當有益的。它不僅僅是一本專人研究專著，全書涉及面廣，話題多樣且具縱深度，正如副標題所示，作者拈出了“南北差異”與“文人之學”這兩條線，來重新審視李夢陽乃至明代文人，“李夢陽就好比一個透鏡，王（昌偉）通過他來闡述真正興趣所在，即整個明代中國知識界，而它直到十七世紀中葉才面臨崩潰”（達第斯教授評語）。

2022年11月，此書之簡體中文版《李夢陽：南北分野與明代學術》，正式出版發行。

李夢陽：南北分野與明代學術

[新加坡] 王昌偉 著 譚曉君 譯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年10月出版

68.00元

978-7-5732-0413-4

作者簡介

王昌偉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2004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師從著名學者包弼德教授，主要從事宋明思想文化的研究。曾出版專著《中國歷史上的關中士人：907-1911》，英譯《歷史上的理學》（包弼德著）等；在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T’oung Pao、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Ming Studies、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漢學研究》《清華學報》等發表中英文專題論文30余篇。

譯者簡介

譚曉君 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在讀。

內容提要

李夢陽畫像

李夢陽（1473-1530）在十六世紀發起了一場旨在恢復中國古代散文和詩歌風格的復古運動。本書以這一特殊人物為中心，關注與其生活時代相關的諸多重要議題，包括明代科舉取士的名額、朝廷政爭、道學及其詰難者和競爭學派的學說等。本書從多方面敘述和闡釋了明代三次復古運動的原委始末，而重點關注的內容，包括明代（尤其是明中葉）的政治、思想、文化、文學上的重大議題和事件，以及文化傳承上的重要人物，整體上反映了“士人”對于“文”“道”關系的不同觀念與論辯要項。

在這本書中，作者全面審視了李夢陽的知識結構，并將他對“士人之學”的重新定義置于宋代以來知識轉型的大背景下。書中考察了李夢陽所處的獨特歷史時期與當時士人文化對南北差異的論述。作者認為，明代士人劃分知識體系和地域的方式，對理解李夢陽乃至有明一代士人的思想及其遺產至關重要。

專家推薦

達第斯（John W. Dardess）

已故美國堪薩斯大學歷史學教授

李夢陽就好比一個透鏡，王（昌偉）以他闡述了本書真正的旨趣——整個明代思想世界的發展進程， 直到十七世紀中葉的崩潰為止。

朱鴻林

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本書的主旨便是還李夢陽一個歷史公道。作者從宋代道學興起后到明代中期一長時段的政治、思想、文化、文學大趨勢和大節目中，述析李夢陽時代的政治制度、李夢陽的生平志業、學術關注和詩文主張，解釋這些因素與其復古文學主張的關系，還原其文學思想的時代意義，論說其所號召者能夠動人之故；又從明代思想的發展以及文人品味的改變，解釋何以李夢陽的文學主張在晚明趨于息微。

顏子楠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此書是對李夢陽（1473-1530）的集中研究，涉及兩個更為廣泛的問題：社會政治框架下所謂的“南北分野”，以及明代士人之學的發展。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它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對李夢陽作品的細讀范本，而且為我們理解明代士人提供了一個啟發性視角。

中譯本序

如果我們說李夢陽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人物，相信沒有人會有異議，可是，如果我們說他也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可能就會有很多人不認同。其實李夢陽晚年所著之《空同子》，從義理的層面和理學對話的意圖非常明顯，但在現代學科的分類下，我們極少在哲學史的框架下討論李夢陽的學術。本書正是希望能從李夢陽自身的視角出發，理解他對所處之時代的政治、社會、文化與思想課題所持的觀點，而不僅僅討論他的文學復古思想。筆者想要證明的是，對李夢陽的學術進行細致的考察，能夠讓我們更為深刻地理解明中葉思想文化轉型的實質內涵。

本書的主角雖然是李夢陽，但其中的一個重要關懷卻是陽明學的“勝利”。程朱理學自從被國家定為正統的意識形態以后，一直要到李夢陽、王陽明那一代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只是那是個人才濟濟的時代，為什么陽明學對后世的影響無人能及？如果我們考慮到陽明在潛心義理之學以前，是被視為李夢陽所領導的古文詞運動的同路人這一事實的話，那陽明學的崛起和廣泛傳播，就是一個必須解釋的歷史現象。我們除了從正面去理解之外，似乎也可從當時的一些“失敗者”如李夢陽的學術的歷史際遇去推測陽明學成功的原因。

當然，把李夢陽說成是一名失敗者是言過其實的。我們今天討論中晚明的文學思想，無論對李夢陽的評價是高是低，都繞不開他和所謂的“前七子”對當時的文學理論及其發展所帶來的沖擊。因此，本書也會嘗試從接受史的角度，探討人們如何逐漸把他界定為一名文士而不及其余。換言之，本書的宗旨，除了力圖還原李夢陽思想的全貌，還在于闡明他作為明中葉文學復古運動的領袖的單一形象是如何被建立起來的。

所謂文學、哲學、史學的分類，固然和現代學科建設有關，但這不表示古人都是“文史哲不分”的。李夢陽的傳記在《明史》中被歸類于《文苑》，正能說明問題。當然，學術分類及其演變，必然和當時政治、社會、文化和思想的變遷有關，要掌握其中的發展脈絡，我們必須同時兼顧“思想”和“歷史”兩方面。在爬梳了明代的史料和相關的研究后，本書以南北差異為研究框架，展開對李夢陽的學術和影響的討論。但必須說明的是，筆者不因為李夢陽是北方人，就草率地視其為北方文化和文學傳統的代表。筆者的目的在于揭示，所謂的南北差異，除了實際存在的地域因素以外，還是文化建構的產物。因此，時人和后人加之于李夢陽身上的諸如“北人”“北學”等標簽，正好為我們提供了考察李夢陽學術的接受史的視角。

本書中譯本的出版，獲得許多人的幫助。首先是比我更重視此事的廈門大學歷史系刁培俊教授。刁教授除了積極幫我聯系出版社，還不斷催促我著手進行這項工作，在整個過程中也不斷提供寶貴意見。譯者譚曉君小姐是我的博士生。曉君接下翻譯任務之初尚未正式入學，當時我并不清楚她的翻譯和整體學術水平，因此也不知道應該抱有什么樣的期待，但一接到譯稿樣本，就馬上松了一口氣。曉君的文字簡潔有力，對此一課題和英文原文的理解也很到位，是譯者的最佳人選。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虞桑玲小姐在準備譯稿的過程中給予各種及時的提醒和建議，使翻譯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在此一并致謝。

王昌偉

公元2021年8月8日序于星洲

引言（節選）

約1580年，英國廷臣、同時也是軍人和詩人的菲利普·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寫下了《詩辯》（A Defence of Poesie），他在其中提出，詩歌優于哲學和歷史：

因此，哲學家與歷史學家能夠達到這一目標，前者通過箴訓（precept），后者通過實例（example）；然而，他們都因不能同時掌握這二者而止步不前。哲學家總以艱澀的議論證明淺顯的規則，既難以言明，亦難以心知，使得那些別無其他指導可以依憑之人，在他身上浪費時間，踟躕終老，才發現人本應該誠實生活。哲學家的知識如此依賴于抽象性和一般性，有能夠理解之人已經足夠讓他快樂，而要是有人能夠應用這些知識，會更令他歡欣鼓舞。另一方面，歷史學家渴望著箴訓，卻被困于事物的實然，而非應然；困于事物的具體真實，而非普遍原理；因此他的實例無法得出必然的結果，他的學說更為徒勞無功。而無與倫比的詩人能夠二者兼具；哲學家認為應該做的任何事，詩人都能通過預想中的人物完成并描繪出完美的圖景，因此他得以將一般的概念與具體的實例相結合。

在求知的過程中，哲學探討一般性的規律，而歷史關注具體的實例，著眼于事物的現狀而非事物可能呈現的面貌。唯有詩歌可以超越二者的局限，以其想象力和啟發性，闡明晦澀模糊的概念。詩人掌握著至高無上的力量，能夠將哲學家闡述的普遍性箴訓與具體的歷史實例聯系在一起，從而使它們真正與人類息息相關。因此，詩人不僅超越了哲學家與歷史學家，更超越了天文學家、幾何學家、算術學家、音樂家、律師、文法學家、修辭學家、邏輯學家、醫生與形而上學家。詩歌為展現宇宙運行與人類世界之間的聯系提供了最佳途徑。

西德尼的《詩辯》意在回應斯蒂芬·高森（Stephen Gosson，1554—1624）的短論《濫用之流派：內含對詩人、吹笛者、演員、弄臣和諸如此類的聯邦蛀蟲的盡情非難》（The Schoole of Abuse: Containing a Pleasant Invective against Poets, Pipers, Players, Jesters and Such Like Caterpillers of the Commonwealth）。這篇擅作主張獻給西德尼的作品，指責詩人與劇作家只為觀眾提供感官享受而未能促使他們盡到自己的道德義務。一直以來，高森的非難被認為源于清教徒對一切虛構文學和藝術的鄙夷。然而，虛構文學，尤其是詩歌，與道德追求的割裂，以及西德尼在其有力的反駁中對詩歌在人類事業中的價值的辯護，二者同為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新思潮的產物。在那個時代，對曾經無所不包的國家宗教神學的挑戰愈演愈烈，文藝復興知識分子通過研究古代希臘和羅馬尋求靈感，其結果就是對古典智慧的“再發現”，在此基礎上，文藝復興知識分子闡述了人文主義的新愿景，并對人類知識的各個領域進行了富有熱情和批判性的重構與重估。

考慮到這一點，不難理解西德尼呼吁承認詩歌的力量，實際上是要求重新檢視對文藝復興知識分子來說最為重要的人類知識體系。米勒（Miller）和路易斯（Louis）在《古物主義與智識生活》（Antiquarianism and Intellectual Life）中的一些文章里，通過對“古物主義”（antiquarianism）——大致等同于中國傳統中的金石學——的分析，頗具雄心地嘗試著比較和對比1500—1800年間歐洲與中國對過去的認識及其對智識生活的影響。與之類似的情況，同樣發生在大約半個世紀以前明王朝的統治之下，身為士大夫與文人的李夢陽（1473—1530）也曾試圖為詩歌辯護，他征引了孔子的話：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孔子非不貴詩。“言之不文，行而弗遠。”孔子非不貴文，乃后世謂文詩為末技，何歟？豈今之文非古之文，今之詩非古之詩歟？閣老劉聞人學此，則大罵曰：“就作到李杜，只是個酒徒。”李杜果酒徒歟？抑李杜之上更無詩歟？諺曰：“因噎廢食。”劉之謂哉！

在十六世紀初的中國，一些人認為作詩不過是無用的技巧，將偉大的詩人貶斥為只知享樂的酒徒。結合李夢陽的生平經歷，我們能夠更加全面地理解他對詩歌的辯護。從姻親朱安的記載中可以得知，李夢陽本人正是這種偏見的受害者：

十一年戊午，公二十七歲，服闋，如京師。時執政大臣，北人也，弗善公，曰：“后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于是授公戶部山東司主事。

文中提到的執政大臣即北人劉健（1433—1526）。1498年，李夢陽正式任官前在京師與劉健相遇，我們將在第一章繼續回顧這段經歷。同時，從這段引文中我們可以注意到三個主要問題。首先，李夢陽對詩歌發展的理解，訴諸所謂“復古”的觀念，認為當代的詩歌不盡如人意，而要向遙遠的過去尋求典范。不過，早在孔子之時，回向歷史尋求啟發的做法已然非常普遍，為免流于泛泛，本書對“復古”（archaism）一詞的使用將更為具體。我用“復古”指代一種形式主義（formalistic）的方法，其使用者相信古代作品的真正價值在于體裁、語言和文風，而非內容，因而它們的精髓能夠被重現于當代。

其次，劉健對詩歌的非難和李夢陽的辯護，共同反映出士人之學可以被劃分為不同的類型，具有各自不同的內涵與表達方式。劉健認為，其中某些類型較之其余更為優越，而李夢陽希望為那些受到非難的學術類型正名，二者的分歧由此產生。最后，上述引文證明，在明代，學的差異可以被理解為地域差異的體現。

本書對李夢陽的研究將從他對詩歌的辯護中產生的主要問題入手，并由此探討明代思想史上一些更為宏大的問題。現有的教科書對明代詩歌——以及散文——的介紹，往往勾勒出一條清晰整齊的發展脈絡，明初的宋濂（1310—1381）和劉基（1311—1375）為其開端，寫作所謂“臺閣體”的閣臣和翰林學士緊隨其后。而在臺閣體發展后期，出現了超越臺閣體的李東陽（1447—1516）。盡管本身也是臺閣體中的佼佼者，但李東陽開始修正其以宮廷為中心、過分浮華諂媚的文風。他身邊聚集了一群年輕文人，形成了以其故鄉命名的“茶陵派”。李夢陽本是李東陽的后學，早年也加入過茶陵派，但在十六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李夢陽和他的老師分道揚鑣，并與“前七子”的其他成員共同開啟了第一次復古運動。他們最廣為人知的主張，是反對道學之文，而鼓吹秦漢之文、盛唐之詩，有人因此指責他們鼓勵對古代文學形式的盲目模仿。“唐宋派”的出現乃是對他們的回應，唐宋派主張學習唐宋名家之作，要求有志為文之士超越形式而以“道”是求。不過，唐宋派濃厚的道學色彩招致了引領新一輪復古思潮的“后七子”的批評。隨著晚明原始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對自由地表達自我的追求開始流行于文士之中，文學中“浪漫主義”的轉向也由此興起。公安派與竟陵派的文學理論最具代表性地展現出晚明對個性自由的追求。然而，在明王朝走向滅亡之際，深刻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危機引起了士大夫對過去數十年間毫無約束的乖僻（idiosyncratic）文學取徑的反思，思想的調和推動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復古運動走上歷史舞臺，但這一進程終究為1644年清朝的征服所打斷。

以上是對這一時期文學發展史的常見敘述。本書的寫作目標之一，則是指出這種過于清晰整齊的文學流派與思潮的發展脈絡，不能準確地反映出明代文學的復雜面貌。為了更好地理解明代文學，我們不能局限于明代，而是采取長時段的視角，將李夢陽的追求置于始自宋代（960—1279）的思想轉型語境之中。盡管很多明代的思想文化發展都能在更早的時代找到源頭，但我們還是將考察始于宋代，因為李夢陽的思想主要意在回應宋人對于學的理解。而考察的下限將置于十七世紀晚期。在結語部分我們將會看到，這一時期，一方面士人領袖正在重估明代的遺產，另一方面，知識界已經走向了新的方向，這使得十五至十六世紀士人共有的某些設想和關切變得邊緣化和無關緊要。

明末清初同樣是一個重要的時段，二十世紀早期，五四知識分子正是透過這一時期的歷史環境來理解李夢陽，李夢陽在明末清初受到的負面評價，被五四知識分子用以建構他們自己的反傳統論述。五四的領軍人物，尤其是周作人（1885—1967）和林語堂（1895—1976），堅定地捍衛新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并認為這一思潮可以在晚明找到源頭。這主要歸功于公安派和竟陵派的理論，他們推崇“性靈”的概念，追求個性解放，認為傳統價值阻礙了對個人情感和追求的自由表達。在這一過程中，周作人和林語堂接受了公安派和竟陵派對李夢陽和復古主義的批評，指責李夢陽和他的追隨者鼓勵在寫作中盲目模仿古人。盡管五四時期并非所有人都認同周作人和林語堂對晚明浪漫主義文學的肯定，但他們或多或少還是同意，復古運動是落后的，應當受到批判。五四的遺產至今猶存，而我們對李夢陽和復古觀念的理解亦久已受其蒙蔽。

不過，為李夢陽“正名”并非本書的首要目標。我更感興趣的，不如說是展現李夢陽及其同輩所處的歷史背景，并解釋為何在當時某些思想模式較之其他能夠獲得更多的認可。也就是說，在綜合考察李夢陽的思想圖景后，我將探討它是如何又為何在一個特定的歷史節點出現，以及這一點如何成就或減損了它對后世的影響，從而展現出發生在宋明之間的一些思想轉型。

這一研究路徑要求我們意識到，李夢陽不僅僅是一個文學理論家或者作家。盡管本書受到中國文學研究的深刻啟發，但與幾乎其他所有學者不同，我不打算將李夢陽僅僅視為一名文人。隨行文深入我們將會看到，李夢陽是一個多維的思想家，對于宇宙、倫理、政治、禮學和歷史都有嚴肅的討論。盡管李夢陽思想中的這些方面在他在世時即已遭到忽視，但這不應阻止我們追問，李夢陽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我們需要超越將李夢陽僅僅視為作家或文學批評家的傳統方法。事實上，為何李夢陽會被僅僅視為一個文學人物，才是亟需解答的問題。

話雖如此，我并非意指李夢陽在不同的知識類型之間未作區分。相反，正如前文所論，李夢陽明確認為，區別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將學劃分為不同的類型也是必要的。正如文藝復興時期，對某些古典學術重新產生興趣，標志著一種對知識體系的全新理解和重新建構的興起，十六世紀早期，李夢陽思想觀念的形成，同樣顯示出一種關于士人如何看待真正的知識的文化轉變。

（下略）

原標題：《王昌偉《李夢陽：南北分野與明代學術》 丨 以李夢陽為窗口，深入解析十五、十六世紀中國的知識界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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