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需要“出圈”！不僅要打破專業或學科的“小圈子”，促進學科之間的交叉；而且要打破阻礙科學傳播的“大圈子”，讓科學向公眾開放。當今的科學應該是一個與社會和公眾充分互動的開放體系。

吳家睿

最近我讀到了《上海書評》一篇討論科學普及的文章，源自《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傳播：為新觀眾“設計”自然》一書的譯者姜虹對作者——加拿大科學史教授萊特曼——的采訪。萊特曼教授在采訪中提到的關于科學傳播的觀點引起了我的共鳴。

在他看來，那個時代的科學傳播不是單向的擴散模式——公眾只是被動接受職業科學家們投送給他們的科學知識，“我們和其他十九世紀科學史的學者都展現了公眾如何參與知識的生產和傳播，而不是被動接受”。

這種雙向流動的科學傳播觀點是今天的科學共同體所欠缺的。隨著美國政府在20世紀中葉推動的體制化科學成為了國際主流，科學逐漸演化成為一種封閉體系，不僅廣泛存在著各種專業或學科的“小圈子”，而且形成了科學與公眾隔絕的“大圈子”。顯然，在這個封閉體系里的科研工作者很容易把科學視為在這樣一個個“圈子”里的專業活動，而科學傳播則表現為公眾被動接受和理解科學工作者活動和科學知識的單向流動模式。

進入21世紀，世界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大變局，科學也隨之進入到一個新的變革時期。科學界的有識之士提出，需要打破封閉的科學體系，重構科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實現科學家與公眾的雙向交流與互動，讓科學成為一種全社會參與的事業。也就是說，科學需要“出圈”！不僅要打破專業或學科的“小圈子”，促進學科之間的交叉；而且要打破阻礙科學傳播的“大圈子”，讓科學向公眾開放。我們一方面要讓科學思想、科學方法和科學知識充分地傳播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另一方面要讓公眾的想法和需求及時地進入到科學共同體的視野之中，并讓公眾成為推動科學發展的重要動力。我由此認為，當今的科學應該是一個與社會和公眾充分互動的開放體系！

面對變幻莫測的世界，人類需要通過科學來提供確定性的力量，讓世間萬物可認識、可解釋、可控制。十九世紀法國著名數學家拉普拉斯的一段名言或許最能反映出科學家對確定性之渴望：“我們可以把宇宙現在的狀態視為其過去的果以及未來的因。如果一個智者能知道某一刻所有自然運動的力和所有自然構成的物件的位置，假如他也能夠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那宇宙里最大物體到最小粒子的運動都會包含在一條簡單公式中。對于這智者來說沒有事物會是含糊的，而未來只會像過去般出現在他面前。” 

從拉普拉斯的這段話里，可以看到研究者對確定性的兩層理解。首先是認為世界之本原是確定的，一切事物的存在和運行都是被決定了的，皆有規律可循；即使是復雜的生物體，也與非生命物體一樣，同樣要遵循物理和化學的規律。但這或許是人類的一廂情愿，回望宇宙乃至生命的整個演化過程，展現出的其實是充滿了偶然性的事件。今天的生命科學研究也發現，無論是生物大分子還是細胞，在其活動和變化中都具有相當程度的偶然性。

研究者對確定性的第二層理解，是相信知識之本質是確定的——只要人們不斷努力，就能提升知識的完備性，從“相對真理”遞進為“絕對真理”。但美國著名物理學家費曼并不這樣認為。在他看來，科學的本質中存在不確定性，“我們在科學研究中所說的一切，所得出的所有結論，都具有不確定性，因為它們只是結論。它們是關于會發生什么事情的猜測。你不可能知道會發生什么，因為你不可能進行最完備的實驗。” 

隨著自己在生命科學領域中研究閱歷之延伸，理性思維之拓展，我逐漸認識到不確定性在生物界乃至整個自然界中的存在及其意義，也非常認同費曼教授的觀點——科學的本質中存在不確定性。當然，我的這種科學觀很可能是“小眾”的。在去年出版的《生物學是什么》全書的最后一段文字中，我寫了這樣一句結束語：“生物學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來自研究者的決定論思維與生命的偶然性特征之間的沖突。”

（作者吳家睿，1998年入選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同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項目支持；現為中國科學院分子細胞科學卓越創新中心（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大學杭州高等研究院生命與健康科學學院執行院長、中科院系統生物學重點實驗室主任，研究方向是以系統生物學方法研究糖尿病、腫瘤等慢性病的發生發展；出版有科普書籍《后基因組時代的思考》《生物學是什么》，還通過雜志專欄和個人微信公眾號“吾家睿見”發表科普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