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波士頓人：美國大都市的貧窮與進步，1880-1970》，[美]斯蒂芬·塞恩斯托姆著，溫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348頁，68.00元

如果你了解美國城市史，你一定知道斯蒂芬·塞恩斯托姆（Stephan Thernstrom）；如果你想了解美國城市史，你一定要知道斯蒂芬·塞恩斯托姆。在史學界，那些能夠對社會已經達成共識的重大歷史問題做出新解釋的學者并不多見，那些能夠開創新研究范式的學者也算得上是圈中頂流，而塞恩斯托姆幾乎都做到了。在《其他波士頓人：美國大都市的貧窮與進步，1880-1970》（The Other Bostonians: Poverty and Progress in the American Metropolis, 1880-197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中，他將目光投向美國的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試圖用最可靠的數據告訴我們，這種流動性究竟有多高。

美國人對白手起家的傳奇總是津津樂道，鋼鐵大亨安德魯·卡內基、脫口秀主持人奧普拉·溫弗瑞、“星巴克之父”霍華德·舒爾茨以及首位非裔美國人總統巴拉克·奧巴馬，都是美國窮小子變成精英的典型。他們的經歷，在不同的年代里提醒著一代代美國人，霍雷肖·阿爾杰（Horatio Alger Jr.，1834-1899，美國兒童文學作家，作品大多描寫窮孩子如何通過勤奮和誠實獲得成功）的故事永不過時。事實似乎真的就像勞倫斯·塞繆爾說的那樣，在美國，“任何懷有果敢精神的人通過辛勤勞動都可以登上勝利的頂峰”。美國社會樂于標榜自己的社會流動性更高，以此來說明美國是一片人人都能找到機遇的樂土。可是，這樣的看法到底是真是假？

霍雷肖·阿爾杰（Horatio Alger Jr.，1834-1899）

關于社會流動性的研究，總是不時地成為美國學界的熱點。與社會科學界的研究不同，塞恩斯托姆并不致力于建立某種研究模型或者分析框架，也不是只盯著當下不久之前的一段時間，而是運用史料盡可能客觀地、從長時段的視角呈現美國社會流動性究竟是高還是低，為“缺乏歷史深度的調查”（《其他波士頓人》中譯本第4頁，下同）賦予歷史深度。《其他波士頓人》是截至七十年代，史學界對美國社會流動問題最為詳盡全面的研究。在這里，塞恩斯托姆梳理了將近一百年的美國人口普查數據中與波士頓有關的數據。他告訴我們，相比歐洲國家，二十世紀中期以前美國的社會流動性的確更高，勞工階層子弟有更多機會掙取比父輩更多的財富或是到達更高的社會地位。社會科學界對同一時期社會流動性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桑巴特在1906年就注意到，普通的美國工人認為自己有很大的可能從自己的階級中脫穎而出。

這不是塞恩斯托姆第一次用詳盡的數據展示城市社會的肌理和風貌，早在1964年出版的《貧困與進步》（Poverty and Progress: Social Mobility in a Nineteenth Century C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中，他便采用了類似的方法，以馬薩諸塞州海港小城紐伯里波特（Newburyport）作為研究對象，從職業和財產變遷入手探討這座城市的社會流動性，回應了關于霍雷肖·阿爾杰的迷思。他想告訴我們的是，那些普普通通的美國人想靠著雙手改變自己的命運，究竟有多少希望。與《其他波士頓人》相比，《貧困與進步》的材料更為有限，研究對象尚不足三百人，而且其中大約半數人的資料未能貫穿始終。更重要的是，紐伯里波特的人口在十九世紀末停止了增長，進入二十世紀后其流動性如何變化已然不可考，對于該地社會流動性的研究，完全成了一段死去的歷史，不要說由此觀察整個美國的社會流動性，連了解當地社會的后續變化都做不到。

盡管如此，《貧困與進步》的出版，還是被史學界視作“新城市史”（The New Urban History）創生的標志。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所有受到計量方法影響而產生的種種“新”史學中，新城市史位居概念最模糊、定義最不明晰之列。新城市史的形成，與傳統城市史關系不大，而是得益于新一代美國歷史學家致力于自下而上重寫美國歷史的努力。憑借計算機技術的進步，許多原本無法為歷史研究所用的材料進入了歷史學家的視野，新城市史家希望借助它們重建歷史上普通城市居民的日常經驗。他們最常使用的材料就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的統計手稿和數據匯編，最關心的議題包括城市社會結構與社會流動性、族裔和種族差別，以及階級的形成。《貧困與進步》引起了許多年輕學者的效仿，通過計算機分析統計數據回答微觀層面的社會問題，這樣的研究一時之間蔚為大觀。從該書到《其他波士頓人》，塞恩斯托姆的研究技術日漸成熟，選題的確定、史料的抓取、數據的分析、邏輯的建構，都有不少可取之處，得出的結論也更加客觀公允。

Poverty and Progress: Social Mobility in a Nineteenth Century City

對于新城市史家來說，可靠的、可以通過計算機處理的數據無疑是研究的基礎，塞恩斯托姆當然不會例外。在某種程度上，本書對波士頓社會流動性的研究，其實就是對男性職業變化軌跡的研究，是以縱向的社會流動為主，同時兼有橫向的空間流動為輔的研究。為此，作者依托美國人口普查局每十年一次的人口與經濟統計，以七千九百六十五名波士頓男性為樣本，將職業分為高級白領、低級白領、技術工人和低級體力勞動者四個類別。作者在1880年人口統計中選取姓名，追蹤他們及其后代在1910年的婚姻登記、1930年的出生證明和1958年的城市名錄（City Directories）以及相應年代的完稅證明中留下的信息，同時以愛德華·勞曼1963年對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市和貝爾蒙特市的訪談為參考，將這五個時間節點的樣本置于1880-1970年間的人口統計中，梳理出職業變化的軌跡，以此來判斷不同群體的波士頓人，在其一生中可能會如何改變自己的境況。塞恩斯托姆不但運用了大量前人所不常用的材料，更重要的是，他并沒有孤立地利用這些材料，而是將它們相互關聯起來，形成數據網。作者將上述五個樣本的信息錄入電腦，在超過兩百萬個案例中通過姓名發掘代際關系，再將職業篩選出來。作者特意在附錄中說明樣本來源、抽樣方式、損耗和穩定率等問題，足可供后來的研究者學習。

在波士頓這樣人口眾多、來源多樣的大都市里，社會流動性對于背景不同的人，顯然是不一致的。經過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新思潮的沖擊和各類社會正義運動的影響，那些長期被史學家忽視的因素逐漸浮出水面。塞恩斯托姆意識到，家庭出身、階級、族裔和宗教信仰都會影響一個波士頓人的機遇。父與子之間、本土白人與外來白人之間、職員的兒子與工人的兒子之間，在快速變化的社會經濟中，眼前有不同的選擇項。作者發現，“愛爾蘭人攻下波士頓的政治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可能并沒有惠及移民一代，而是造福了他們的子女……樣本證據可以讓我們從中分離出1860年代和1870年代出生的一群年輕人，他們的職業生涯是在愛爾蘭人攻下波士頓的政治之后展開的，而且可以將他們的成就與其他群體的記錄進行比較”（149頁）。整體看來，移民二代改變階層的機會小于長期居民，移民一代更低。不過出人意料的是，俄國裔猶太人移民的第二代在社會階層的躍升方面表現最為突出，甚至超過了東北部其他地區的白人移民；愛爾蘭裔和意大利裔表現平平，非裔美國人身陷社會經濟泥潭、難以脫身。

以今日的后見之明，塞恩斯托姆的結論只能說是中庸甚至平庸。他既沒有顛覆過去的研究者們得出的美國社會流動性較高的基本結論，也沒有完全否定相反的觀點，而是以“有卻不多”的態度將二者調和起來。不過，他將大量個人層面的材料加以串聯、整合和比較，從而發掘出個體經驗背后的共性和意義。這樣的研究方法既可以在歷時性中呈現城市人個體命運的變遷，又可以在共時性中揭示城市不同群體的特征。

但是，塞恩斯托姆的研究以數據為基礎，數據的多寡優劣直接決定了研究的可靠性，這是新城市史家面臨的共同挑戰。本書在人口普查數據的基礎上，引用了城市名錄作為參照，但名錄里收存的信息主要來自波士頓市，對于周邊的市縣郊區則很少涉及。倘若作者的研究對象是一個類似紐伯里波特這樣規模不大的城市，或是紐約市這樣行政轄區很大的城市，名錄基本夠用。但波士頓地區向來以碎片化著稱，郊區化進程啟動較早，薩姆·巴斯·沃納發現，早在1900年，波士頓中產階級“將要居住的地區，是城市的32倍之大”（Streetcar Suburbs: The Process of Growth in Boston, 1870-19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63）。新城市史的另一個問題，在于孤立地看待研究對象，研究者將流動性與城市中的其他因素割裂開來，只是通過分析統計數據描繪了特定城市中某個群體是否存在縱向的社會流動，卻沒有將這種流動性與其他因素結合起來，沒有考察其間的關系。本書也不例外，我們很難看到作者結合歷史背景對社會流動性差異做出解釋，似乎走進了這本書，就是走進了一個與世隔絕的數字世界。特別是在美國史學思潮變動的沖擊之下，隨著族裔、性別、階級等成為理解美國社會的基本維度，隨著文化現象日益受到重視，社會流動變成了一個高度復雜的、可以多角度解釋的問題，單獨依靠對海量數據的處理已經不能很好地理解社會流動了。

與《貧困與進步》所得出的悲觀結論不同，《其他波士頓人》揭示了近一個世紀里波士頓的社會流動性，發現波士頓人從藍領變成白領、從體力崗位變成技術崗位的可能性比紐伯里波特更多。作者并且在本書最后一章里，以波士頓為出發點討論了整個美國社會的流動性。不過塞恩斯托姆承認，社會流動性雖然存在，但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流動的空間其實非常狹小——在紐伯里波特，勞工階層子弟“向上的職業流動仍然沒有讓他們擺脫工人的身份，而他們的財富雖然有所積累，但距離真正的富人還有相當遙遠的距離”（《貧困與進步》，223頁）。即便是在數據更樂觀的波士頓，“1880年至1968年間，波士頓居民職業模式的一致性令人印象深刻。一開始是作為體力工人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所有男性中，大約四分之一在中產階級崗位上結束了自己的職業生涯；起初做白領工作的人，有六分之一后來下滑到了藍領崗位”（268頁）。藍領變成白領雖然困難但并非不可能，要想成為“高級白領”也就是進入公司管理層，幾乎就是不可能的了。與塞恩斯托姆差不多同時，彼得·奈茨1971年出版的《1830-1860年間的波士頓平民：一項關于城市增長的研究》（The Plain People of Boston, 1830-1860: A Study in City Grow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探討了內戰以前波士頓普通大眾的社會流動性，其結論與《其他波士頓人》相仿。奈茨比塞恩斯托姆悲觀，他筆下的波士頓，在1860年內戰爆發前夕就已經形成了固化的階級結構和社會經濟高度隔離的居住模式。加利福尼亞大學經濟史學家格里高利·克拉克更是指出，高社會流動性是意外而非常態。所以比起霍雷肖·阿爾杰，邁克爾·哈林頓在《另一個美國》中的結論更可能是正確的，那就是對于絕大多數窮人來說，他們之所以貧窮，是因為投錯了胎。說得再簡單些，要想變得富有，還是得有個好爹才行。

可他們的研究似乎并沒有在美國社會產生廣泛的回響，直到今天，美國歷史仍然常常被解讀為一個良性循環——普通人有足夠的機會實現階層躍升，甚至從底層躋身精英行列，這樣的社會流動性創造了財富、自由和正義，從而又為更強的流動性提供了支持。可研究顯示，盡管美國夢的故事比比皆是，然而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美國人從經濟底層躍升到頂層的可能性如今變得更小——就在塞恩斯托姆研究的年代里，美國人的可能性還更大。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發現，美國人高估了人們從經濟階梯的低端攀升到高層的可能性，歐洲人則低估了這樣的可能性。數據顯示，美國人以為百分之十二最窮的孩子會上升到頂層，但實際數字大約是百分之八；法國人估計百分之三十五最窮的孩子會被困在目前的階層，而實際數字是百分之二十九。美國精英階層正在關上大門、收起梯子，曾經這些大門向他們敞開，曾經他們借助這些梯子坐在今天的位子上。小布什政府把稅收激勵和政府津貼給了石油和鋼鐵公司，新能源和醫療衛生企業則從奧巴馬政府受益。托馬斯·皮凱蒂發現，在2009-2010年間，百分之九十三的收入增長流入了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的錢包。連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艾倫·克魯格也不禁慨嘆，不平等塑造了美國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Great Gatsby Curve）。這正是馬克思預見的未來，他寫道，資本主義蘊含著自我毀滅的種子。

塞恩斯托姆對社會流動性問題的回答，與當下現實之間的距離似乎越來越遠，但這個問題永遠不會過時，這段距離因何變得遙遠，同樣是值得追尋的方向。他的學術生涯告訴我們，以發掘過去為目標的史學，其實從未遠離當下。歷史對于后來者，只是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可對于當事人，歷史卻可能是愛國者的鮮血，可能是流亡者的熱淚。作為歷史學家，我們是何等希望將他們的故事翻找出來，講給后人聽。《其他波士頓人》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僅僅是作者發掘失語者聲音的努力，以及為了這種努力而嘗試的方法，就值得我們一再拿起這本書，因為他讓我們感受到憐惜的力量——憐惜那些淹沒在數字后面的普通人，更憐惜他們為了改變命運而不竭的奮斗和不屈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