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為復旦大學校園媒體所作的“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導師”候選人訪談，摘錄自《行不由徑——周振鶴演講訪談錄》，周振鶴著，東方出版社2018年3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問：您指導的研究生共有幾名？您帶研究生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周振鶴：碩士、博士總共有三十幾個吧。最大心得是尊重研究生的學術興趣，鼓勵他們獨立思考。

問：您原來是工程師，為什么后來選擇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在奮斗的過程中有哪些寶貴的經驗可以分享？

周振鶴：因為過去數理化念得好，我們當時的風氣，自然是要考理工科的，而且還更偏重于工科，但心里始終很喜歡文史，喜歡人文科學。在這方面的訓練我們雖然不如老師一輩，但在當時還算好，實際上我就只依靠高中的文史基礎與自己的自學成績貿然報考了歷史地理專業。

我是以旁門左道的身份進入歷史地理專業的，所以不能說有什么經驗。但有一點我認為比較重要的是，我的學術興趣比較廣泛，不將知識范圍限制在自己的研究領域里。另外，我還有一點刻苦精神，讀書能刻苦，做研究也能刻苦，做不出來不肯放手。我的特長也許是考證，比較善于在史料不足的情況下，恢復歷史的原貌。我不敢說我是好學深思之士，但我的確極喜歡讀書，或者說除了讀書與旅游以外，我沒有其他興趣了。而對書的嗜好尤其厲害，家里的擺設只有書。另外我還有個缺點，就是喜歡不務正業，只要感興趣的東西，不是本專業的也想探個究竟，所以在近代新聞史、語言接觸方面也做了些研究，但這不足為法。

問：在研究生培養過程中，如果自己的學生在學術上很好但是在品德上有一點問題，您會怎么處理品德與學術之間的矛盾？

周振鶴：對學生我主要關注他們的個性。只要品德上沒有什么出格的，就不會太引起我注意他們的道德問題。在品德方面我多半是不正面說的，我做我的事，他們自己看著辦。從我的角度來講，如果一個學生學術做得非常優秀，但品性有一點小問題，我覺得可以教育好，我還是愿意要。因為人才還是很重要的。

問：您心目中的好導師有哪些人選，他們在學術或人格的哪些方面影響了您？

周振鶴：我心目中的好導師主要就是譚其驤先生了，跟其他老師接觸也少。如果說古代與近代學者中我的偶像是錢大昕與王國維，現代就是譚先生了。譚先生做學問特別認真，他把做學問當生活過，肯從事艱苦考證的工作，且有獨立的見解，從不人云亦云。譚先生有些話給我印象非常深，當年他當上學部委員時，我們向他表示祝賀，但他說，現在學部委員當中，浙大出身的是多數，學部是老委員選新委員，浙大出身的學部委員認識我的自然就多。這種話現在有誰會說呢？所以譚先生的人品與學問一直是我的楷模。像譚先生這樣寫了許多在當時有影響的文章，以后還要繼續影響下去的學者，現在看來是太少了。

問：您要求您的學生具有什么樣的品德和學術規范？是怎樣要求他們做到這些的？

周振鶴：在復旦大學研究生院建院二十周年年會上，我引用了前人的一句話說：“學以求真，不在致用。用以濟民，不在干祿。”這就是我對學生的要求。做學問先要求真，而不是先問它有什么用。如果將學問應用到工作當中去，目的也是為民眾服務，而不是為自己的仕途升遷。我覺得這里品德與規范都有了。具體而言我希望他們做學問不要浮躁，要踏踏實實，不要求他們多發文章，而是要打下扎實的基礎。

問：您認為復旦校園中的研究生有哪些優勢？有那些不足？可以從哪些方面進行改進？

周振鶴：復旦的研究生沒有多大優勢，但如果是從復旦本科或其他優秀的大學升上來就有優勢。復旦的本科生比較強，因為入學比較嚴格，基礎比較好。其他方面的優勢我說不上，只有一個優勢，就是復旦的氛圍。因為復旦是文理科綜合大學，而且有傳統的文理科綜合的優勢，有文科理科教師舉行講座的優勢，讓學生可以從兩方面得到教育，這比較要緊。復旦的優勢恐怕就是這點，它是文理科綜合大學。

缺點也有，因為擴招相應地降低了研究生的水準。雖然復旦不算嚴重，但也有影響。

做研究生和做本科生不一樣，最好導師有個性，學生也有個性，那樣就可以做出一些成績。如果導師比較平庸，沒有個性，一切都是程式化教育，學生也平庸，成為程式化學生，那樣就沒有什么成績。譚先生喜歡跟學生閑聊，但學生要跟老師聊得起來，就必須有底子，如果學生沒有準備，沒有基礎，沒有資質，就聊不起來了。我對學生當然也希望這樣，但現在有時達不到。

問：作為一個學者，最引以為自豪的事有哪些？

周振鶴：比較欣慰的，不能說自豪的，就是薪盡火傳。說句笑話，一個人做學問最好有九條命，很多大學者都是帶著一肚子學問離去的，能夠做到薪盡火傳，就等于有九條命了，這是最令人感到欣慰的。至于最自豪的，大概是能在學術的大道上很踏實地打上個腳印，以后其他人研究某個學術問題總繞不開你，這就夠了，至于說著作等身，那倒是次要的。能在學術上有個腳印這一生就沒有白過。譚先生有一次和我一起散步，走在路上，指著路燈下打撲克的老人說，我們做歷史地理的好處就是老了以后不用這樣打撲克，能有事做。話似乎平淡，但一個真正的學者，并沒有什么特別，如果說有些特別的話，那就是將學術研究當成生活來過。大約在政區地理、政治地理與文化地理研究方面，我可以算是有自己的腳印的。文化語言學方面或許也可以算是有開創之勞。

問：您平時是如何關注研究生生活的，如他們在經濟、心理上遇到問題與困難等？

周振鶴：我比較少關心，但碰到研究生有困難的，會具體幫助，在經濟上有時也會關心。另外也想辦法爭取一些事情來讓他們增加一點收入。如做英文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部分稿子的訂正，給學生提供了一點補助。有時自己解決不了，也爭取讓所里出面幫助。

問：您平時與研究生主要是哪方面的接觸？除了業務指導外，還有別的交流嗎？

周振鶴：最主要的是教學方面交流，或是聊天。我很少請研究生的客。我是有名的不大請人吃飯也不大被人請吃飯的人。

問：您是怎樣定位與所帶研究生的關系的？純粹的師生還是亦師亦友？

周振鶴：應該還是亦師亦友。我這個人比較喜歡交朋友，但是要交談得來的朋友。

問：您對當前的研究生及研究生教育有何評價或期望？

周振鶴：研究生教育還是要以質量為主，不要以數量為主，質量比數量要緊得多。研究生大量擴招不大合適，另外，我們現在的博士沒有淘汰機制，凡是招了進來的都戴帽子出去了，全世界沒有這樣便宜的制度。所以我公開投過博士生論文答辯的反對票，我指導的博士生也有人沒有拿到學位。我認為現在研究生教育制度中對質量要求不大嚴格，有的博士學位論文非常平庸，沒有創見，完全是拼湊的，甚至連學術著作都是這樣，名家都是這樣，大家都要獲取大名譽，要搶攤，沒有什么學術積累，就大寫某方面的專著，這種風氣很不好。

問：您有沒有座右銘？如果有，是什么？

周振鶴：我似乎沒有什么座右銘，我也不知道譚先生的座右銘是什么。但我五十歲時，譚先生送我一幅字，上面寫的就是我們兩人都很喜歡的幾句辛棄疾的詞：“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

問：您認為您最近的新的突破是什么，最滿意的成績是什么？

周振鶴：我對政治地理有更深的認識。過去著重于做具體的政區變遷考證，最近逐漸轉向理論思維，可以說大體上完成了從政區地理研究到政治地理研究的轉向和提升。另外還有一個小小的成績就是近代史料的搜集，我在這上面花了不少精力，可以補充公共圖書館的收藏。

問：在治學過程中，您是怎樣形成自己的風格的？

周振鶴：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專中求博，博的目的是為了專深。博士的題目可以窄而深，知識不可以窄而深，絕對要寬了才能深得下去，否則你就沒有聯想，不能同時具有發散思維和收斂性思維。很多人怕接觸專業以外的知識，這是不對的。專業以外的知識能使你聯想到光靠本專業學習不到的知識，所以不要怕學習不相干的知識。我本人是從理工科來的，理工科的思維就對我有作用，讓我在考證方面比較擅長。到復旦來，是先進歷史地理門，再進而歷史，同時我又對語言感興趣，所以再有語言和文化關系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等。所以如果擔心離開本行就會把本行的東西丟掉，這樣只能證明你對自己的能力不是那么自信。而且知識的拓寬對專門知識的加深有好處，很多東西都是從其他學科聯想而來的，絕沒有多讀不相干的書會把本專業丟掉的道理。

問：您有沒有特別的培養學生的成功經驗？可不可以談一些具體的事例？在指導研究生的過程中，有什么令您印象特別鮮明、感觸特別深刻的事情？

周振鶴：我比較主張教智慧，而不是教知識。一要教學生如何獲取知識，二要教他們如何做學術研究。所以一般我不幫學生想選題，因為學術興趣很要緊。當然，有的導師是把學生組織到自己的科研小組里頭，這當然很好，但我一般不大這樣做，我比較尊重學生自己的學術興趣，就是他自己喜歡做什么，因為這個是最要緊的。一個人做研究，興趣是很大的動力。過去許多漢學家研究中國，并不是用來混飯吃的，而是他們自己有興趣。但如果他們沒有特定的學術興趣，我也幫他們出題。有時候他們提出的選題不合適，我也會斷然反對。比如去年畢業的一個博士生本來想研究民國財政史，可是新中國成立前這方面的著作八卷本都寫出來了，以他的條件，不大可能超過。后來我給他建議了兩個選題，他選擇了亞洲文會。他原來英文并不是特別好，但做這個題目非要英文好不可，他刻苦攻讀，寫出了一篇像樣的論文，參加答辯的人都很滿意。所以尊重學術興趣，選對題目都很要緊。我很多學生研究的東西跟我做的項目沒有關系，要從學生出發，不是從自己，做老師要以學生為重。

人的腦子多少都有點偏向，有的擅長考證，有的擅長爬梳資料，有的長于作理論思考。要注意發現學生的不同特點而加以指導，讓他們發揮最大的特長，才能寫出最好的論文，而不要對他們有千篇一律的要求。我指導的那些優秀論文，主要是博士生自己的能力所致，我如果說有什么心得，不過是讓他發揮自己的長處罷了。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優秀的博士生是能與導師教學相長的，不但是你教他，他也能教你。我的學生中就有讓我受益的，不是哪一個具體問題受益，而是在互相啟發中思維受益。所以我說我和學生之間的關系是亦師亦友，還有這方面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