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若風|中國話語體系建設的傳統（三）

語言學上有語言與言語之分。語言是一套符號系統，是說話的材料和結構；言語則是語言系統的運用，是具體說的話。中國文學史上的復古者除少數人，大多采用前人的語言，即文言，同時學習前人言語的修辭手段及精神風韻，但不主張襲用前人的言語。

劉勰強調向古人學習，然而從不提倡套用現成的古人言語。他在《宗經》中將圣人著作的優點概括為六條:

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涎，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

他要求學習古人言語主要就從這“六義”展開，而“六義”都是寫作的基本原則和方法。

韓愈的思想也是這樣。他雖然一再表示喜歡古人文辭，且從中得到很多借鑒，但是，他又說:“師其意而不師其辭”（《答劉正夫書》）、“惟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他沒有一頭鉆進前人言語的囚籠，在創作上力圖有自己面目:體會前人標舉的“道”，但要讓它化為自己的精神，以己意出之；含咀前人言語的英華，終究還是要說自己的話。

宋代李耆卿在《文章精義》中反對孤立地、片斷地學習古人言語，他說:“褚少孫學太史公，句句相似，只是成段不相似；子厚學《國語》，段段相似，只是成篇不相似。”他要求學習古人言語的妙處，把握其精髓，并自創新意。他又說：

古人文字、規模、間節、聲音、節奏可學，惟妙處不可學。譬如技師塑木偶，耳目口鼻儼然似人，而其中無精神魂魄，不能活潑地，豈人也哉？此須是讀書時一心兩耳，痛下功夫，務要得他好處，則一旦臨文，惟我操縱，惟我捭闔。此謂一莖草化丈六金身，此自得之學，難以筆舌傳也[14]。

文章的“精神魂魄”來自作者的刻苦學習和靈活創造。學習前人的作品只領會其神情，勿慕仿其形跡。

明代李夢陽對古代寫作之法“尺尺而寸寸之”,在模擬路上走得比較遠，被人譏為“古人影子”，他甚至說:“夫文與字一也，今人模臨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書，何獨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門戶邪？”（《再與何氏書》[15]）似乎否定了創新的意義。然而，他在《駁何氏論文書》中又申辯:

假令仆竊古之意，盜古形，剪截古辭以為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周襲其辭，猶班圓之圓，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16]。

他仍然認為不能學做他人腔，優孟古人，要發之于一己之情，述說當今之事。

文學上的復古者一方面采用古人的語言（文言），以貼近古人，一方面又拒絕襲用古人言語，以保持自己的面目。盡管他們在借鑒古人言語中方法不同，程度不同，但極少有人愿學古人腔調，他們也因此在文學上有或大或小的建樹。

在漫長的封建時代，穩定的社會結構和生活形態，使文人保持著相對同一的意識，這是先秦以后文人堅守先秦哲人的理想——“道”及他們的語言—文言的主要原因。正因為這樣，當五四運動的洪流沖垮了舊的社會秩序，千百年來文人孜孜以求的“道”被蕩滌，文言也陷入了窘境，最終被淘汰。

不過，即使是在“道”與文言覆蓋著的那個時代，社會雖沒有根本性的變革，但仍以滯緩的腳步前行著，因此，“道”的理想的光輝并不能照耀每一個角落，文言也時時顯出與生活的疏離。佛教并不以中國的“道”為旨歸，所以，在唐代就出現了宣講佛理的白話語錄。宋吸收了佛學的一些思想，也有人采用了白話語錄體。宋儒講求“心性”，雖然仍追求“道”，但尤重自己心性所得。他們認為，只要體驗日常生活，便可從中獲得心性上的真諦，在這種情況下，運用日常的口語，即白話，比運用文言更自然一些，也更符合他們理論邏輯，因為文言畢竟是先秦的語言，后人運用它，就成了一種外的力量，它不可能真實、自然地顯示“心性”。其實，在被視為承緒道統、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那里，也存在著“道”、文言與生活之間的矛盾。中唐終究不是先秦，先秦人的“道”與生活在中唐的韓愈當然有距離，讀先秦人的文章，會感到“道”的理想真正地滲透進了當時人的血液，它也是當時土壤上的合理的存在，而文言又是那時的口語，也就是最自然的語言，因此，“道”與文是融合的。而韓愈所面對的“道”與文言都來自前人，與所處的生活現實有距離，這使得他的創作受到一些限制。拿他的《原道》與先秦論“道”的散文比較，就可感到它內容蒼白，味同嚼蠟。他用“神圣”的文言去寫不太“嚴肅”的、生活氣息較濃的《毛穎傳》，無法被一些人接受，原因也在這里。

北宋的古文家蘇軾也有這個問題，所以，朱熹指出: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個來，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處[17]。

朱熹認識到，“道”與文應是一體的，“道”從心底自然流出，文是它的寫照。因此，文就是“道”。一些古文家的缺陷在于，將“道”與文分別開來，然后又將它們結合一起。“道”與文只能是生來就為一體，“道”即文，文即“道”，而不能生硬地捏合。然而，朱熹沒有指出，構成文的語言—文言作為前人遺產，有時并不能成為后人心靈化的符號。當后人運用文言時，就已經讓言語（文）以及與它一體的“道”遠離心靈了.不過,就在上面所引的朱熹的這段話里也可以看到一些白話，或許朱熹正是用自己的寫作實踐（言語實踐）表明了對文言的態度。

總之,文學上以先秦的兩漢散文為范式，語言學上以文言為長久的書面語，這二者實是一個孿生體，而孕育它的母體觀念則是:“文”即“道”，復古論者希望以古文、文言將自己送返先圣之道。

作者簡介：

孫若風

武漢大學博士生導師

中國人民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甘肅省委宣傳部與蘭州大學共建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研究院專家委員會副主任

全國旅游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主任

全國文體康旅裝備聯盟理事長

注:

[13]《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四，四部叢刊本。

[14]有正書局石印本《文學津梁》。

[15]明萬歷浙江思山堂本《李空同全集》卷六十一。

[16]同上

[17]清光緒刊《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