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白居易正租住在曲江流域西北的昭國坊，好友張籍則居住于在約三公里外（長安城外郭城東西廣九千七百二十一米，且左右各三列坊較中間四列坊更寬，故推算延康坊至昭國坊距離略小于東西總寬度的三分之一，約為三公里）的延康坊。三公里路，乘驢馬需走上二十至三十分鐘，對普通人來說不算太久，但對想同老友一敘的張籍而言，卻是萬分艱辛的旅途。在記錄張籍此次來訪的《酬張十八訪宿見贈》詩中，白居易對這位好友表達了關切：“憐君將病眼，為我犯埃塵。遠從延康里，來訪曲江濱。”此時張籍任太常寺太祝已近十年，并患上了嚴重的眼疾，他那通紅的，半瞎的眼睛，最怕這段路上的塵土。

 白居易

塵土從何而來？白居易詩里已說得很清楚：“長安久無雨，日赤風昏昏。”長安已很久沒有下雨，太陽炙烤地面，風刮起路上的塵埃，天昏地暗。不同于今天堅硬的柏油、瀝青路面，長安城中，就連最為寬敞氣派的朱雀大街也采用了原始的黃土路。黃土土質疏松，透水性強，蒸發量也大，一到干旱的大風天氣就會揚塵不已。走在長安街道上，“綠槐開復合，紅塵聚還散”（沈佺期《長安道》）。行道槐樹枝葉繁茂，紅塵滿途，已是日常之景。春夏是最干旱的時刻，路況也最為惱人。“浩浩長安車馬塵，狂風吹送每年春”（元稹《杏園》），猛烈的東風雜著塵土吹拂，能達到“跬步間人不相見”（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中華書局2015年版，2735頁）的程度。這一點在司空曙《長安曉望寄程補闕》詩中也可得到驗證：“天浄笙歌臨路發，日高車馬隔塵行。”路上的行人、車馬間都隔著一層灰蒙蒙的塵埃。

唐人薛逢出發前往成都時，全家都來送行。時值長安干燥少雨的六月，塵土漫天飛揚。那年的酷熱、眼鼻喉中的異物感，還有哭成一片的家人，種種并不美好的回憶就如實記錄在薛逢的《鑷白曲》中：“長安六月塵亙天，池塘鼎沸林欲燃。合家慟哭出門送，獨驅匹馬陵山巔。”千年后讀來，仍覺得眼睛刺痛，喉嚨發緊。

微型沙塵暴會在每一個無雨大風的日子里登場。長安人的一天，就是從睜眼“日出塵埃飛”（白居易《早送舉人入試》）開始，到傍晚“坐愁紅塵里，夕鼓鼕鼕聲”（白居易《早送舉人入試》）結束。日出沙、日落塵，這在現代人看來簡直無法忍受，而唐人則已習慣與之共存，并在詩歌中給予它一席之地。日光照射后揚塵色調偏紅，形成了名副其實的“紅塵”景觀。在唐人筆下，討厭的沙塵竟然具有了“佳氣紅塵暗天起”（盧照鄰《長安古意》）的氣勢。朦朧的漫天紅塵彌漫在朱雀大街上，直通皇城朱雀門，帶給普通人莫名的神圣感與巨大的壓迫感，成為名利旋渦的象征，讓古今長安過客為之神往。

“也笑長安名利處，紅塵半是馬蹄飜”（僧尚顏《贈村公》）、“三年游宦也迷津，馬困長安九陌塵”（沈亞之《送龐子肅》）、“出門爭走九衢塵，總是浮生不了身”（蔣吉《題長安僧院》）……彌漫于長安南北向九條街上的紅塵，既困住了馬的腳步，也牽絆了宦游人的心。詩人于武陵也勸慰白忙活一天，空手而歸的賣松人說：“長安重桃李，徒染六街塵。”（《贈賣松人》）“六街”指的是長安城內三條南北向干道和三條東西向干道。“九衢塵”“九陌塵”也好，“六街塵”也罷，都是名利紛擾、浮躁心境的具象。

“塵”之借喻可不僅僅流行于人間。元和年間，王洙在東陽驛南的佛舍中投宿，夜里遇到幾個精怪在聚會作詩，其中一怪吟道：“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競著鞭，相逢盡是塵中老。”（《東陽夜怪錄》，李昉等編《太平廣記》，中華書局1961年版，4025頁）你看，就連妖怪也嘲笑活人在風煙謎塵里蹉跎了一生。有時，詩人們還會將長安之塵進一步浪漫化，稱其為香塵。塵土混合著春日花香與衣衫的熏香，成為都人踏青記憶的一部分：“長安二月多香塵，六街車馬聲轔轔”（韋莊《長安春》）；“春日照九衢，春風媚羅綺。萬騎出都門，擁在香塵里。”（邵謁《長安寒食》）雖然長安城的建筑已然消失，市民都已死去，詩歌中留下的氣味、溫度、體感，仍能將我們帶回到當年的現場。

然而，無論紅塵還是香塵，拋開藝術處理的光環，道路揚塵對長安人的生活還是造成了困擾，患有眼病的張籍就是一大受害者。人們最期待的就是下一場雨了。“朝雨浥輕塵”，漫天塵埃終于沉淀，又因沾染了雨霧濕氣而散發出泥土的清香。此時上路最是愜意，正如戎昱筆下“數里衣香遙撲人，長衢雨歇無纖塵”（《贈別張駙馬》）的美好一幕。

杜甫

但長安城的黃土路實在承受不住淫雨的澆灌。連日下雨會導致另一極端狀況：路上泥湯四溢，條條黑水橫流。杜甫晚年在嘉州曾追憶困居長安的往事，那年“長安秋雨十日泥”（《狂歌行贈四兄》）的場景仍歷歷在目。他在長安的十年生活困頓，出行想必得靠徒步，而像白居易等騎馬坐車的官員，則也有馬蹄與車輪陷入泥中的窘迫。元和五年（810年），白居易任左拾遺，雖然官秩較低，卻因是供奉官而需要參加朝參。冬日里雨雪交雜，放朝回去的路上，已是一片泥途：“歸騎紛紛滿九衢，放朝三日為泥涂。”（《雨雪放朝因懷微之》）每到此時，道路功能近乎癱瘓，朝廷就會下令放假，如貞元十三年詔：“自今以后，時暑及雨雪泥潦，亦量放朝參。”（王溥撰《唐會要》，中華書局1960年版，474頁）又有長慶二年八月敕：“秋夏之間，常多水潦，如緣暮夜遭雨，道路不通車駕，宜使放其日朝參。”（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鳳凰出版社2006年版，632頁）韓愈的遭遇更令人哭笑不得。天降大雨，身為國子祭酒的他卻未仍得到放朝的消息，只好踏著泥水艱難上班，走到一半才得知放朝，只好折返，白白受累，氣得他在詩里發泄一番：“放朝還不報，半路蹋泥歸。”（《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無論在什么時代，身處高位的人總有更為舒適的境遇。張籍告訴我們，長安城中還有從宰相宅邸鋪設至大明宮，專供宰相等高官走馬的沙堤，沙堤略高于普通路面，能夠“早風無塵雨無泥”（《沙堤行呈裴相公》），一條黃土路所能反映出的等級差異可見一斑。不知怎么的，時任左拾遺的白居易似乎也在上朝時走（也可能是“蹭”）過這條沙堤。只是當天長安遍降大雪，沙堤結冰，讓馬蹄不停地打滑。“上堤馬蹄滑，中路蠟燭死。十里向北行，寒風吹破耳。”（《早朝賀雪寄陳山人》）一路上備受煎熬。

了解了唐詩中所反映的長安城路況，我們就更能理解白居易對張籍來看自己的感激與感動。“窮瞎張太祝”（語出孟郊《寄張籍》，“西明寺后窮瞎張太祝，縱爾有眼誰爾珍”）冒著眼疾，也許還無馬可乘，步行三公里前往昭國坊，真可謂風塵仆仆。

而大雨中淪為泥途的長安道，也見證了另一場真摯的友誼。張籍拜訪白居易一年后（元和十年）的一個雨天，白居易讀到了元稹寄來的新詩，他擊髀叫好，顧不得窗外正風雨大作，泥潦滿途，毅然決定前往元宗簡所在的升平坊與之分享：“好句無人堪共詠，沖泥蹋水就君來。”（《雨中攜元九詩訪元八侍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