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食障礙的住院患者中，青少年和年輕女性比較多見。據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臨床心理科主任、進食障礙診治中心負責人陳玨介紹，她在門診中見過年齡最小的神經性厭食癥患者只有7歲。青少年的神經性厭食癥有兩個年齡高峰，分別在13、14歲和17、18歲；神經性貪食癥的年齡分布更加寬泛，大約在12-35歲之間。她認為，中小學生的飲食行為問題亟需得到重視。

“2018年-2020年是最黑暗的時候，最可怕的不是體重不斷下降的時候，而是剛開始瘦的時候。”2022年8月2日，狒狒（化名）在小紅書寫下了她掙扎于進食障礙的四年的經歷。

對她來說，2018年是一道分界線。不僅分開了她的學業，也分開了她的健康和生活狀態。當時狒狒六年級，正在準備小學升初中的考試。14歲的她身高不到160cm，體重86斤，卻時不時會被同學和家人說胖。她在心里埋下了減肥的念頭。上了初一后，因為座位附近的兩位男生經常說她胖，她決心將減肥的想法付諸實踐。

通過有意地限制進食，她的體重下降到40kg。但瘦下來并沒有讓她變得開心，她反而更加不敢吃米飯了。不久之后，學校要求外宿學生住宿，她為了搶熱水洗澡，晚飯經常只啃即食玉米。減肥期間，她給自己的食譜越來越苛刻。最開始，她在早餐時會吃一個包子或面包，搭配一些水果，午餐吃兩片吐司、一包牛奶，或者八寶粥加學校的菜，偶爾也會只吃菜，不吃主食。很快，她的體重降到37kg。后來她了解到代餐粥，就把午餐和晚餐都代替了，體重降至34kg，并且之后每周她都能瘦1-2斤。最輕的時候，她只有25kg。看著不斷下降的數字，她覺得很自豪。

“周末我會吃平時不敢吃的蜜棗、紅薯干或紫薯干，一次性吃完一包，忍著腮幫子疼也繼續吃完。糯米飯和餃子，一頓可以吃兩大碗。”狒狒說。然而一到學校，她又立刻進入嚴格的控制飲食模式。家人發現了她的異常，逼著她一起吃飯。她覺得很痛苦，有時候會偷偷把飯倒掉。為了減輕“罪惡感”，她會在晚上瘋狂運動，或者早晨空腹跑步后再吃早餐。

她開始變得很“奇怪”。2020年的寒假，她住在外婆家，經常一個人躲在房間吃飯，不愿意出去和大家一起吃，并且只吃木薯、芋頭等讓她覺得安全的食物。她很怕冷，穿了七八件衣服，兩條褲子和兩雙襪子，可仍然離不開烤火爐。她的月經也“出走”了。

外公外婆不理解她，總說她天天蒸東西吃浪費電，還把她的烤火爐藏了起來。她受不了，回到自己家。但情況并沒有“好轉”，吃飯仍然像“宮斗劇一樣膽戰心驚”。她的情緒很壞，幾乎每天都哭，哪怕是有人來關心她吃飯了沒有，她都會覺得很煩躁。最瘦的時候，她忽然發現自己的發尾只剩下稀疏的幾撮，才發覺自己已經嚴重掉發。“馬尾稀稀疏疏的，太丑了。但我當時只想著降體重，完全沒有注意到掉發的問題，后來好好吃飯，竟然神奇地養回來了。”她對澎湃科技記者說。

疫情形勢好轉后，她去過一次醫院。建議狒狒去看病的是她的舅媽。當舅媽告訴狒狒的父母她可能得了厭食癥時，狒狒的父母覺得沒有必要，認為她是減肥過頭，多吃東西就行。后來她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父母才帶她去看了心理科。

她在醫院做了詳細的生理和心理檢查，診斷結果是——進食障礙，并伴有中度抑郁癥。所幸各項生理指標都還正常。心理醫生分別和狒狒、狒狒的父母進行溝通。在那之后，狒狒的父母對她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不再強迫她，并盡可能滿足她的合理要求。心理醫生可以傾聽狒狒那些無法被家人理解的想法，這也讓她感覺不錯。

2020年后，狒狒決定開始恢復飲食，但過程并不順利。直到2022年3月，她還曾因別人的幾句話而陷入飲食焦慮，什么都不想吃了。“但那次焦慮之后就徹底走出來了，太在意別人的話會過得很累，做自己就好。”她說。

青少年進食障礙同樣多因“怕胖”所致

如今，像狒狒這樣患上進食障礙的青少年不在少數。近年來，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臨床心理科主任、進食障礙診治中心負責人陳玨觀察到，進食障礙的住院患者中，青少年和年輕女性比較多見。她在門診中見過年齡最小的神經性厭食癥患者只有7歲。據她介紹，青少年的神經性厭食癥有兩個年齡高峰，分別在13、14歲和17、18歲；神經性貪食癥的年齡分布更加寬泛，大約在12-35歲之間。由此她認為，中小學生的飲食行為問題亟需得到重視。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是國內為數不多可為進食障礙患者提供專業化病房的醫院。2003年，由陳玨教授牽頭，在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臨床心理科開設進食障礙門診。2003年，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進食障礙門診新增初診人數為33人，18年后的2021年，新增初診人數達到了649人；2003年，因進食障礙而住院的患者人數為4人，2020年則達到218人。

“進食障礙（ED）是一個譜系障礙。主要包括神經性厭食癥（AN）、神經性貪食癥（BN）和暴食癥（BED）。病人來就診的時候可能是落在連續譜的某一個疾病上，之后可能發展成別的疾病。”陳玨向澎湃科技介紹。

不少患者的進食障礙起源于不恰當的減肥。“因為怕胖，他們就想通過節食、運動、嘔吐、使用減肥藥等一系列手段來減輕體重。這就有可能導致‘神經性厭食癥’。因為體重減輕會導致營養不良，進而導致全身的軀體并發癥。如果軀體并發癥嚴重的話，會造成全身多器官的衰竭，甚至死亡。過度節食減肥之后，大多數患者在一年內可能會出現暴食行為。由于‘怕胖’的心理仍然存在，暴食之后，患者會采取一系列的清除行為，比如幾頓不吃、更加劇烈的運動、摳吐、或者濫用瀉藥等，來抵消體重的增加。

此時有可能出現兩種情況，如果患者體重仍然過低，就會發展成‘暴食清除性厭食癥’。如果患者體重達到了正常范圍或輕微超重，就發展成了‘神經性貪食癥’。還有一類是‘暴食障礙’，簡稱‘暴食癥’，即無法自控地、大量地進食，從而導致肥胖。”陳玨說。

進食障礙譜系。圖片由陳玨主任提供。

進食障礙患者數量增長明顯，很大程度上源自時代的影響。陳玨發現，即便是青少年，大部分也是因為“怕胖”的心理而患上進食障礙。“小學生的減肥觀念很大程度上來自于網絡和父母。可能是因為在網上看到明星的外貌，或者是因為父母經常喊著減肥。根源還是在于‘以瘦為美’的觀念。上世紀80年代還以豐滿為美，然而現在的社交媒體上充斥著‘A4腰’、‘鎖骨放硬幣’、‘筷子腿’的說法，它們迅速傳播，并被大部分人不加批判地接受。”

但不恰當的減肥并不是導致進食障礙的唯一因素，“社會上很多人都在減肥，但是進食障礙的患病率很低。國外進食障礙的患病率大約是5%，中國目前進食障礙的患病率大約只有1‰。”陳玨說。但她認為，這些數字是被低估的，“希望未來能有針對進食障礙的流行病學調查。”

陳玨分析，進食障礙的成因很復雜，跟生物、心理和社會文化等因素都有關系。從生物學角度來看，進食障礙可能與遺傳有關，可能由多個基因作用而形成。也有研究顯示，進食障礙患者所產生的感知綜合障礙與大腦的某些部位有關，因為感知部位出現了問題，他們喪失了自知力，完全被疾病控制。從心理學角度看，進食障礙通常有人格基礎，例如過度追求完美，自卑，又比較執著等。

從家庭的角度，病因不可知并不妨礙治療

陳玨介紹，進食障礙的病因并不明確，基本上是綜合性的。因此，目前對于進食障礙的干預也是綜合性的。并且每個患者的病情不同，需要制定個體化的方案。首先要進行營養治療，讓患者逐漸恢復飲食，針對軀體并發癥，要進行內科治療，對于進食障礙伴隨的體象障礙、抑郁等精神問題，要使用精神科的藥物治療，以及心理咨詢，女生因進食障礙導致閉經，則去婦科治療。

因此，進食障礙的治療團隊也是綜合性的。陳玨告訴澎湃科技，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進食障礙治療小組的團隊由精神科醫生、護士、大量的心理治療師、家庭個體治療師組成，在醫院外，還有相互配合的社會工作者、康復治療師等。此外，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進食障礙小組還和龍華醫院、華東醫院、上海兒童醫學中心等三甲醫院之間建立了合作，對進食障礙患者進行對癥的治療。

目前對于兒童的進食障礙，循證有效的治療流派是基于家庭的治療（Family Based Therapy ，FBT）。該療法主張病因不可知論，即沒有完全搞清楚病因不妨礙治療。因此，醫生不必去追究病因，而需要培訓家長，讓家長負起監管孩子飲食、減少和停止暴食催吐行為、恢復體重的責任。

更進一步來講，該療法注重挖掘疾病的維持與家庭的互動模式之間的關系，找到進食障礙在家庭系統中的位置和作用，從家庭系統的角度探討兒童進食障礙的治療方法。

“疾病是有功能的。我們要去評估個人問題的產生是否跟家庭系統相關、如何相關，從而在家庭系統角度對疾病進行重構。”陳玨說。比如有的兒童神經性厭食癥在被評估后，發現是一種“背負著父母關系”的疾病。因為父母之間的關系存在問題，例如天天吵架等，孩子想方設法幫助父母去處理他們的關系，以至于“犧牲”了自己。此時孩子的進食障礙可以看作對改變家庭關系的訴求的一種表達。

找到進食障礙在家庭中的功能后，醫務工作者就開始和家庭成員共同探討，如果家庭成員均認可孩子的疾病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那么就可以由家庭成員共同商討治療方案。“家庭系統改變之后，系統中個人的問題才可以解決。這其中的關鍵是，理解孩子的進食障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可能和家庭關系相關。”陳玨說。

陳玨表示，在FBT療法中，父母的責任是幫助和支持孩子，但是這種支持是有技巧的，需要做到溫柔地堅定。如果把“支持”理解成不讓孩子那么痛苦，要讓他心情好一點，于是同意孩子不吃東西，或少吃一點，那么“支持”就是無效的。這種“支持”只會讓孩子暫時得到情緒穩定，但是他的情緒調節能力卻越來越差，從長期來看，狀況只會越來越糟糕。

進食障礙非常難治，但是存在一定的治愈率。目前，厭食癥的治愈率約為45%-50%，青少年厭食癥治愈率相對較高，約50%-70%。貪食癥治愈率可達70%，暴食癥治愈率大約為15%。“未來，隨著對病因的進一步了解，我相信一定可以提高治愈率。”陳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