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_ 薛熙明（西南民族大學旅游與歷史文化學院）

幾千年來，人類在所居住的地球表面不斷地遷移。在古代社會，人口遷移帶來了物質流動、文化擴散和文明繁榮。進入現代社會，人類對快速移動的熱切渴望與交通工具的科技創新交替推動，將世界日益塑造為一個時空壓縮的平面。伴隨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經濟全球化進程，人類的移動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1841年，英國傳教士托馬斯·庫克（Thomas Cook）以包租火車的方式，組織了570人去參加禁酒大會。這是世界上首次具有現代意義的旅游活動，也帶來了人類移動歷史的飛躍。旅游成為近200年來影響人類社會生活的重大事件之一。二戰后，部分歐洲國家甚至將旅游權利視為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為低收入群體提供福利性質的旅游服務。在當今資訊發達的網絡社會中，自助旅游已成為多數城市居民的生活常態，移動這一貫穿人類歷史的行為也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和意義。

英國萊斯特，托馬斯庫克大廈外立面的嵌板。
圖源：Wikimedia Commons

移動的緣起

當技術為人類移動提供了多種可能性時，在哲學層面對移動的思考卻多有不足。人為什么會移動？在《圣經》傳統中，移動首先被解釋為罪的后果。在《舊約·創世記》中，亞當和夏娃因違背上帝的旨意偷吃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園。在這一場景中可以看到：移動是被動的，移動就是離開美好之所，移動宣告了人神關系的破裂。其后，《圣經》也講述了人類因造巴別塔試圖通天而被分散到各地，以色列民因敬拜假神而遭滅國之災以致流落異鄉，這些均是關涉罪的被迫遷移。由后者還產生了一個專有詞匯——diaspora，用以形容漂泊在國土之外的猶太人，后泛指流散在外的國民。在《圣經》的敘事中，還有另一種類型的移動，即因順服神的旨意而遷移，顯明神對人的祝福和恩典。《舊約》中，上帝曉諭諾亞建方舟避難，顯明了對義人的救贖；上帝呼召亞伯拉罕離開本族遠去他鄉，是要他們在萬民萬邦中傳揚其名；及至上帝委派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以群體性的移動反抗法老的逼迫，亦是出于上帝對子民的特殊恩典。由此可見，《圣經》敘事中的移動必然導致人類社會原有結構的改變，而其結果好壞則取決于移動的動機。比較《舊約》中羅得和亞伯拉罕的遷移行為，不難發現，這種對移動效果的評價完全是目標導向的：人應按著自己的意愿移動，還是應當相信上帝的帶領？

The Crossing of The Red Sea, Nicolas Poussin, 1864  
圖源：Wikimedia Commons

社會學家顯然并不認同神學的說教，他們多以批判性視角審視現代社會中移動的特殊形態。他們的論說是圍繞著“現代性”這一核心概念展開的。盡管學者們對于現代性內涵的爭論莫衷一是，但這一概念基本上可以被視為一種伴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出現、以理性為特征的價值系統和社會模式。韋伯認為，盡管現代科層制有利于社會運轉效率的提升，但其非人性化和過度理性化的特征則會使之變成束縛個體自由的“鐵籠”。涂爾干以“社會失范”表達現代社會集體意識的弱化，馬克思則批判了資本主義經濟對人的“異化”。他們與韋伯一道，宣告了現代性對人性的控制和擠壓。因此，逃離現代性成為人們移動的普遍動機。本雅明在對20世紀的巴黎進行觀察時，就發現了一群城市漫游者以脫離社會節律的生活方式抵抗現代性。吊詭的是，如果將現代性對人的鉗制比擬為《舊約·出埃及記》中埃及法老加諸以色列人身上的苦工，那這種帶有追尋自由之目標的移動堪稱現代版的《出埃及記》。那么，移動為何能夠承載現代社會的這一人類需求呢？

首先，移動具有跨越時空的功能。黑格爾認為，時空是某一物體的時空，時空存在于具體的物體及其運動之中。即物體的靜止或運動標識了其占據空間的狀態，同時也與其在某一空間位置所消耗的時間相關。通過移動，人可以挪移“在場的”時間和空間。亦即，當人移動了一定距離，就得以脫離此在的時空邊界，進入新的時空中。

其次，移動可以重構地方。人文主義學者常常認為地方是在人類經驗和群體情感的集聚下產生的，是一種純粹、穩定與內生的文化想象。新馬克思主義學者并不認同這一觀點，他們主張從廣泛的社會關系建構的角度來理解地方。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認為，在資本流動與運作的過程中，不同的地方對于資本力量的響應不同，不斷地催生出新的空間秩序與社會關系。因而，地方是資本積累過程中的“不均衡發展”的結果。[1]多琳· 馬西（Doreen Massey）在對倫敦基爾伯恩（Kilburn）街區的觀察中發現，大量的少數族裔移民正悄然改變著當地的地方性，因此提出“全球地方感”的觀念，倡導建立一個開放、動態、富有內部多樣性的地方。[2]盡管人的移動可以帶來地方的重構，從而實現理想社會的轉型，但在當代社會更為多見的卻是，由于現代性巨大的裹挾力量，那些詩意的遠方在人流澎湃中會不慎落入其陷阱。

空間、地方與性別
多琳·馬西
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7

旅游的意義

如果說移動是為了逃離現代性，那么旅游作為當下最為常見的移動方式，其意義又是什么？18世紀晚期，在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自然界成為可供人類審美的景觀，自然旅游被市民階級美化為一種用以培養品味的生活方式。當時，莊嚴（sublime）和畫境（picturesque）被認為是評價風景的兩個最重要的美學原則。風景的社會建構體現了人們將美善的價值觀寄放于自然事物上的愿望，自然景觀因而被賦予了一定的象征意義，成為社會理想的表征物。欣賞風景，就是對廣泛認可的社會理想的習得。由于現代性所生成的物質環境阻隔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人需要回歸自然。王寧在Tourism and Modernity: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旅游與現代性：一種社會學的分析》）一書中指出：一方面，人類對于真實世界的分辨、自然環境的回歸、假期時間的使用以及移動區域的擴展，都體現了現代性正是旅游產生的推力；另一方面，現代性所創造的形象、話語、消費文化、象征性商品，又成為旅游產生的拉力。旅游者既要逃離現代性，又被現代性所誘惑。因此，旅游就是人類對現代性生存條件“好惡交織”的反應和體現。[3]

旅游者“好惡交織”的矛盾心理也在他們的旅游行為中表露無遺。旅游者常常引用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爾的經典名言“人，詩意地棲居”，來表達自己在旅行中對“遠方的家”的尋找。他們自詡為現代寄居者，不斷地離開城市生活，去異鄉尋找烏托邦，一部分人甚至以漂泊者的姿態游弋在他們所認同的“遠方”。賈庫·蘇萬托拉（Jaakko Suvantola）認為，旅行就是在家與異地間往復不休地運動，這既包括移動所帶來的居住地與目的地之間的空間轉換，也展示了旅游者在家的日常生活和離家帶來的所期待的生活之間形成的特定關系。[4]因此，日常生活世界與旅游世界形成了貫穿人類心靈與物質空間的社會系統。但是，對家的尋找并不意味著旅游者要與日常生活世界隔絕：比如在旅途中，他們也會借助現代通信服務與居住地的家人保持著“象征性接近”（symbolic proximity），從而達成一種缺席的在場感，使得在家與離家兩種狀態同時呈現于旅游者身上。這表明，現代技術彌合了距離所造成的旅游者與家之間的疏離，又或說，技術進步帶來了家的延伸。依賴于現代技術而進行的旅游活動，表明了“逃離現代性”與“回歸現代性”可能是無法分割的。因此，旅游并非總是對家的逃避，也是一種通過移動來“做家”（do home）的現代性的實踐方式。

Tourist's Experience of Place
Jaakko Suvantola
Routledge, 2018

人類社會早期所形成的定居主義世界觀將家限定在地方、民族、宗教和國家的范圍內。而在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的現代社會，家庭成員不斷的流動已經打破了家的固定時空。家不再是一個固定的位置，而是一系列的社會網絡。約翰·伯格（John Berger）認為，人的活動決定了家的空間屬性。[5]他提出“家與人同行”，這一觀點徹底顛覆了家的程式化定義。家的流動性特質成為人類社會對家的新認識。在這一觀念下，旅游的意義就被重構為對“流動的家”的想象和創造。詹姆斯·克里福德（James Clifford）認為，由于“對根的需要是先于旅行的”，因而旅游者是在“行走中寓居”。[6]時下流行的網紅民宿，正是一種迎合游客想象之家的定制真實性（customized authenticity）空間。但是，這種定制真實本質上卻是現代旅游話語和東道主社會共謀的結果，體現了全球化和后現代社會中家的開放性特征，并導致個體只能在移動和互動交流中建構身份認同和尋求精神歸宿。

當代的旅游者是不斷穿梭在居住地與異鄉之間的獵手，盡管他們自稱是寄居在現代世界的流浪者，但顯然，他們身上并無令人悲憫的孤單和凄涼。相反，他們能夠嫻熟地運用現代資訊捕捉目的地并自由進出，甚至抱持著世界主義信念，四海為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曾以旅游體驗深度為量度，將旅游者從淺至深分為娛樂型、消遣型、體驗型、試驗型、存在型等五種類型。[7]旅游者中也流行著一個鄙視鏈：尋找小眾目的地、選擇非常規路線、采用另類旅行方式，這些都是位居鏈條上層的旅游者的特征。不難看到，旅游者的分層帶來了一種新的炫耀資本，在這里，移動被視為一種能動性，一種可以突破邊界和地域限制的權力。旅游不再是面對現代性時的倉皇出逃，也未必是糾結于“好惡交織”矛盾心理的逡巡不前，而成為一種跨越現代性的自得權力。這種因移動而形成的權力實質上反映了移動能力的高低與移動意愿的強弱，即基于不同流動性的摩擦力。[8]

Mobility
Peter Adey
Routledge, 2017

新流動性范式

對移動動機和旅游意義的探尋直指哲學追問，而對移動體驗的思考更在于人類的行為經驗。顯然，移動路線、移動速度、移動方式甚至移動環境都會促使主體產生不同的感知體驗。盡管一些社會學家都提出過與流動相關的概念，如鮑曼的流動現代性、卡斯特爾的流動空間等，但這些概念或指涉社會的易變特征，或反映社會關系復雜的網絡結構，并非對移動行為的詮釋。千禧之初，約翰·厄里（John Urry）在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社會之上的社會學：21世紀的流動性》）一書中提出，身體移動、物品移動、想象性移動、虛擬移動和通信式移動是移動社會的核心特征，而物理移動、移動的主體意義和具身體驗應作為移動研究最為關注的內容。[9]以往，人們對移動的理解僅限于流入地點與流出地點所構成的區位，及其區位的固定性和邊界的確定性。厄里所構建的流動性則反映了人在不同空間的運動過程中所產生的意義和體驗，以及人、物體、信息和資本等不同類型的流的相互聯系，揭示了移動對社會造成的深刻影響。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John Urry
Routledge, 2000

厄里對流動性的全新詮釋也被稱為“新流動性范式”[10]。以動態論和聯系觀為特征，這一詮釋關注流動所產生的特殊經驗、社會實踐、差異性經歷、多重社會關系的建立，及其發生的動機、影響或意義。它將社會學的“社會”關注（不平等、權力、等級制度）與地理學的“空間”關注（領土、邊界、規模）及人類學和媒介研究的“文化”關注（話語、表征、圖式）結合起來，是一個由主體、空間和意義共同構成的關系本體論的研究范式。在這一范式下，移動是復數的，它表達了移動主體與環境客體所構成的動態共時性特征，也體現了人與物、人與人、物與物之間的復雜聯結方式。

新流動性范式具有三個重要維度：情感體驗、物質性和社會關系。[11]首先，人的身體可以作為情感媒介，在移動過程中對外界產生感知。每個人都處于自己的世界的中心，周圍的微觀空間會隨其身體的動作而改變，因而身體感知成為理解移動主體行為和體驗的核心。其次，非人因素在人類實現移動的過程中和塑造個體流動性體驗時也發揮著重要作用。盡管一些學者斷言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人新世”，但人的能動性最終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物質、技術和環境的影響。最后，人類個體在移動過程中，也在持續地建構或維續社會關系。移動改變了人與物、人與人之間的相對空間位置，也因此形塑了新的社會聯結方式。

新流動性范式很好地詮釋了當下社會一些特有的移動行為。舉例來說，穿越橫斷山系進入青藏高原的川藏、滇藏公路，因其多樣的地勢地貌，近年來一直受到眾多自助旅游者的追捧。人們用自駕、騎行、徒步等不同的移動方式穿行在公路上，來完成一次從身體到心靈的朝圣之旅。電影《轉山》就敘述了一位滇藏公路騎行者的故事。在整個騎行過程中，騎行者必須不斷地適應不同海拔高差的氣候，應對頻發的自然災害造成的道路險情，以及風餐露宿的艱苦生活，因此較能形成具身性的騎行體驗。同時，除了自己的身體狀況，騎行者的體驗也受到沿途自然環境、道路條件和騎行裝備的影響，物質性要素極大地參與了移動過程。最后，騎行者在移動過程中產生了各種人際交往，這些關系（比如騎友的陪伴、藏民的幫助）雖是因邂逅而形成的暫時性交往，但卻是騎行所建構的流動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騎行者也會同動物、自行車、道路等非人物質形成一定復雜關系，并與前者交織在一起，共同作用于流動性的社會建構。

電影《轉山》講述了一位臺灣青年為了完成哥哥遺愿，決定騎行滇藏線的故事。

人類通過移動尋找意義、感知環境，人類也在移動中建構著流動社會。流動社會具有一種網絡狀的特征，每一個體的移動都會引發網絡或大或小的震動。同時，個體無論身處哪一空間，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個體移動狀態的影響。在這樣一個不確定的社會中，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當每個人甘愿或被迫漂游在其中時，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我們仍是相互聯系的人類社群中的一員。“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部分”——17世紀英國詩人約翰·多恩（John Donne）的詩句仍在提醒著我們，在一個流動社會中，人應當怎樣找尋自己的坐標。

參考文獻：

[1] HARVEY D. From Space to Place and back Again [M]// BIRD J et al. Mapping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s. London: Routledge, 1993: 2-29.

[2] MASSEY D. Space, Place and Gender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 1994: 146-173.

[3] WANG N.Tourism and Modernity: a Sociological Analysis[M].New York:Pergamon, 2000.

[4] SUVANTOLA J. Tourist's Experience of Place: New Directions in TourismAnalysis[M]. Hamsphire: Ashgate, 2002: 280-297.

[5] BERGER J. And Our Faces, My Heart, Brief as Photos[M]. London: Writers &Readers, 1984: 64.

[6] CLIFFORD J.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Century[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3.

[7] 王寧, 劉丹萍, 馬凌, 等. 旅游社會學[M]. 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2008: 71.

[8] ADEY P. Mobility[M]. London: Routledge, 2009: 1-44.

[9] URRY J.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 firstCentury[M]. London: Routledge, 2000: 49-76.

[10] SHELLER M, URRY J.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J]. Environment &Planning A, 2006, 38(2): 207-226.

[11] 同[9]。

（原載于《信睿周報》第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