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想寫這篇文章，卻一直未動筆，原因是討論這個問題有難度。一方面，鼓勵人們干事創業需要容錯；可具體應為哪些“失誤”容錯卻又不容易說得清。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要落實“三個區分開來”（把干部在推進改革中因缺乏經驗、先行先試出現的失誤錯誤，同明知故犯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尚無明確限制的探索性試驗中的失誤錯誤，同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為推動發展的無意過失，同為謀取私利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本文將從操作層面，對怎樣劃定容錯邊界作分析。

讓我從三個真實的案例說起：

案例一：大約五年前，某國企供暖鍋爐房需要改造，工程預算為300萬元。按有關規定，該工程由誰承建，需在央企中經過招標決定?？捎捎诠こ塘啃　⒗麧櫳伲肫鬅o意參與投標。后經多方動員，有3家央企答應投標，可遞交的投標文件皆不規范，結果導致流標。

這樣難題就來了。當時已近11月中旬，若再次招標，至少需等兩個月才出結果；如果不招標，由領導指定承建人，取暖問題雖可解決，卻違反了政策規定，將來有可能被問責。此事如何處理？是否應為這位敢拍板的領導容錯？

案例二：某央企辦公樓門鎖年久失修，需要更換。按照規定，購買門鎖應走“集中采購”程序，即從政府確定的“供應商目錄庫”中采購。而公司財務人員詢價發現，市場上同類門鎖，價格為500元/把；而通過“集采平臺”購買，價格卻為1000元/把。于是財務人員將此情況報告給了領導，讓領導定奪。

假若你是該公司的領導，你會怎么做？事情明擺著：若直接從市場上采買，成本會低一半；可若不走集中采購程序，就得擔風險，日后要是有人舉報你無視政策規定，極有可能挨處分。面對這樣的選擇，你是否會心存顧慮？而我想問的是，倘若該公司領導真的選擇了從市場上采購，是否應該為他容錯？

案例三：某地方國企生產的產品亟待升級換代，不然會失去市場競爭力?？僧a品升級在技術上遇到了瓶頸，需要投入1000萬元進行技術研發，而且最后不一定能成功。此時，企業內部出現了兩派完全相反的意見：一派不主張冒險，繼續維持原來產品生產；另一派則主張冒險，拿出資金做技術研發攻關。

事實上，無論企業作何種選擇，都有代價。不投資技術研發，產品會滯銷，并且會慢慢出現虧損；而投資技術研發，要是不成功，將直接損失1000萬元。從長遠看，企業要想立于不敗之地，當然應該投資技術研發，問題是一旦研發失敗，別人指責決策失誤怎么辦？請問：是否應為支持研發的決策者容錯？

對上面三個案例，不知讀者怎么看。其實早在2016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就曾提出，要為干事創業者容錯，為敢于擔當者擔當。中央強調要把改革中的先行先試，同明知故犯區分開來；把探索性試驗，同我行我素區分開來；把推動發展的無意過失，同違紀違法區分開來。

顯然，“三個區分開來”劃定了“容錯”底線，其實也是負面清單?？蓳宜?，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三個區分開來”的理解并不一致。比如案例一的鍋爐改造，最后未招標是否算“明知故犯”？案例二的門鎖采購，不經過集中采購是否算“我行我素”？案例三的研發投資失敗，是否算“無意過失”？

先不說我的觀點。這里想問讀者一個問題：時下某些官員為何“為官不為”？你可能會答：干事有出錯的風險，為了不出事，寧肯不干事。是的，中央提出為干事創業者容錯，正是為了鼓勵官員擔當作為。可現在的難題是，哪些失誤可以容錯而哪些失誤不能容錯呢？

既然“為官不為”與風險有關，我們不妨看看經濟學是如何分析風險的。美國經濟學家弗蘭克·H. 奈特在1921年出版的《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一書中，將風險分為兩類：確定性風險與不確定性風險。顧名思義，前者是指“出險概率”可以量度，后者不可以量度。奈特指出，可以確定的風險不是風險，只有不確定性才是真正的風險。

舉個例子解釋：在市內駕車存在一定的風險。據統計，城市發生交通事故的概率為萬分之三。奈特認為，只要事前知道了出險概率，便可通過購買“保險”規避損失，事實上也就沒有風險；相反，技術創新失敗的概率不確定，所以沒有任何一家保險公司為創新提供保險，故創新失敗的損失至今無法規避。

《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弗蘭克·H. 奈特 著，安佳 譯，商務印書館2010版

從這個角度看容錯，我的觀點，凡是可以預知的風險而未采取措施規避損失，此類失誤不能容錯；而對不確定性造成的風險損失，應該容錯。比如案例一，不招標雖然是事出有因，但若有人從中拿了“回扣”，就必須追責，因為拿“回扣”是明知故犯；再比如案例二，從市場采購門鎖并無不妥，但若購買的是偽劣產品，則屬我行我素，不能容錯。

真正的困難，是案例三。前面說過，創新能否成功具有不確定性，無法規避失敗的損失，對此類決策“失誤”，應該容錯。但要指出的是，應同時防止有人鉆“容錯”的空子，比如打著技術創新的旗號套取國家財政資金，中飽私囊。國內芯片研發有前車之鑒，一旦發現這種違紀違法行為，必須嚴懲不貸！

總結以上分析，可得三點結論：

第一，國家作出某些程序性規定，是為了避免風險損失。若不按程序辦也可確保不出現損失，則不必拘泥于程序，上級部門應為敢于擔當者擔當。

第二，明知存在潛在風險卻不按程序辦，造成了損失應對決策者問責。

第三，對具有不確定性的創新作決策，只要不存在“利益輸送”行為，即便失敗了也應該為其容錯。

最后，再多說一句：任何政策性規定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改革的任務之一，就是從實際出發對不合理的規定進行調整或創新。比如前不久國務院辦公廳發文，明令取消各地設置的“供應商預選庫、資格庫、名錄庫”便是例證。國務院為何發布這樣的禁令，就無需我解釋了吧！

（作者王東京為中央黨校原副校長、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著有《王東京經濟學講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