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份，東盟迎來了黃金主場外交時刻，世界觀眾都期待著看這幾場戲，比如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G20）會不會迎來幾個主要大國的尷尬會面，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APEC）能不能化解全球風險，再就是第40、41屆東盟峰會和領導人系列會議能否堅持解決“五點共識”問題。所謂“五點共識”，是指東盟領導人在2021年4月24日就緬甸局勢達成的五項共識：緬各方應立即停止暴力；有關各方應開展建設性對話；東盟輪值主席國特使應在東盟秘書長協助下調解對話進程；東盟應通過東盟災害管理人道主義援助協調中心（AHA）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東盟特使和代表團應訪緬并與有關方會晤。2022年8月5日，東盟外長在第55屆東盟外長會議和系列會議發布的聯合公報中表示，“東盟愿意以積極、和平和建設性方式協助緬甸。”10月5日，前東盟輪值主席國柬埔寨卻稱：由于緬方“在落實‘五點共識’上沒有任何進展”，官方并未被邀請參加此次峰會，僅邀請了非政治代表出席。11月11日，東盟領導人發表了《關于落實五點共識的審議和決定》，表示有必要設定推行“五點共識”的具體時間表，并盡快與所有利益攸關方接觸。隨后緬甸便表態拒絕該決定。“東盟方式”繼續冷對緬甸，與近期緬國內一系列安全事件惡化有關，比如仰光監獄爆炸案、克欽獨立軍演唱會遇空襲等事件。“五點共識”遲遲未有進展，東盟各國多次對緬方實施“五點共識”進程表示關切，西方國家也曾明確表示對東盟處理緬甸問題進展緩慢感到失望。

實際上，東盟在緬甸問題上遇到的難題，與東盟并非一個意志統一的整體有關。東盟各國對緬甸問題態度各異，或是謹慎觀察，或是皺眉關切，或是兩面下注……各國選擇不同，是使命的推動，還是利益的驅使？緬甸作為東盟家庭中的一份子，與各國之間的關系各有不同，在紛繁交錯的關系下，各國在緬甸問題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且隨本文一起看看東盟各國處理緬甸問題的“眾生相”。

文萊、柬埔寨——奔忙的“管事”

2021年2月1日，緬甸政壇動蕩，恰逢文萊在此時任職東盟輪值主席國。4月24日，東盟國家緊急召開會議，協商討論處理方案，決定任命一名緬甸問題特使負責處理緬甸問題。8月4日，文萊外交主管部長艾瑞萬·尤索夫（Erywan Yusof）被任命為東盟緬甸問題特使。9月2日，有消息稱，艾瑞萬即將訪問緬甸。可經歷了多次協商談話之后，10月23日，軍方拒絕了艾瑞萬關于會見緬甸問題關鍵人物昂山素季的請求，還被警告不要接觸被軍方宣布為非法和恐怖組織的實體。10月28日，東盟峰會閉幕式上，文萊將輪值主席國職位移交給柬埔寨。直至最后一刻，艾瑞萬也未能實現到訪緬甸的計劃。

2021年10月，柬埔寨接任文萊，成為新一任東盟輪值主席國。作為同樣經歷過轉型波折和陣痛的國家，柬埔寨深知以“東盟方式”解決域內問題、反對外部干涉的重要性。同時，在政治抱負的驅使下，柬埔寨首相洪森也希望可以在任期內展現自己的領導才能和“柬埔寨經驗”，推動解決緬甸問題。

上任伊始，洪森就在緬甸獨立日公開致信祝賀“緬甸看守政府總理敏昂萊（Min Aung Hlaing)”，以積極、開放的方式，最大限度地發揮主席國作用，被稱為緬甸問題上的“大膽外交”。2022年2月23日，洪森回應聯合國緬甸問題特使諾琳·海澤（Noeleen Heyzer）“推動緬甸實行分權”的建議。他表示，緬甸軍方的權力由憲法授予，“權力分享”會導致極端組織的出現，這將延長緬甸的戰爭。洪森以朋友的姿態，期望能為緬甸看守政府解決和解問題營造出一個適宜的環境。但緬看守政府敏昂萊似乎“預判了洪森的預判”，他向洪森表達了尊重，但對洪森的期望則不予積極回應，對“五點共識”也一直未進行有效落實。

洪森作為東盟主席國釋放了足夠的誠意，但由于缺乏信任和意愿，緬甸各方很難真正展開政治對話。2022年7月21日，東盟緬甸問題特使、柬埔寨外長布拉索昆（Prak Sokhonn）在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發表主旨演講，呼吁緬方保持最大限度地克制，敦促緬甸所有民族地方武裝組織和政黨遵循非暴力原則。然而，緬軍方與反對派建立的“民族團結政府”（NUG）互稱對方為“恐怖組織”，甚至表達了“相互摧毀”的意愿。8月5日，緬看守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東盟成員國不應干涉緬甸事務，也不應與反對統治的‘恐怖分子’接觸。我們一直很清楚，和平進程將取決于國內事態的發展。”洪森一直在雙邊斡旋著、奔忙著，雖想著處理緬甸問題，卻又因外部壓力和緬甸軍方的排斥，陷入了兩難境地。

馬來西亞、菲律賓——耿直的“諫客”

如果說每個團隊里總要有個擅長“潑冷水”的角色，那么在緬甸問題上，馬來西亞可謂說是戲份十足。馬方曾向緬軍方發出警告稱，如果緬方繼續拒絕與東盟緬甸問題特使合作以解決緬甸危機，不推進與東盟達成的“五點共識”，馬方將考慮同反對派民族團結政府展開對話。在緬甸形勢惡化后，2022年4月27日，馬外長賽義夫承認與“民族團結政府”外長杜津瑪昂和民族團結協商委員會主席進行了“非正式”會晤。馬國成為第一個公開承認與“民族團結政府”接觸的東盟國家。除了自己“潑冷水”，馬方還與東盟成員國以及域外大國多次展開對話，提議與“民族團結政府”建立非正式接觸，為緬甸人民“爭取正義”。

同樣，菲律賓也是一個積極參與緬甸問題又擅于唱反調的“小伙伴”。2021年2月，菲律賓明確表示不接受緬甸進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2022年9月，菲律賓重申去年4月在東盟峰會上的聲明，呼吁緬甸避免采取不利于實現全國和解的行為。10月6日，菲律賓總統馬科斯表示，緬甸軍方一直未落實“五點共識”，菲律賓將在11月的東盟峰會上就解決緬甸問題提出新的解決辦法。

盡管一直高唱反調，“諫客”的存在對緬甸問題的解決并非“逆流”。俗話說，比同事唱反調，更可怕的是“信任危機”。馬來西亞、菲律賓的“反調”似乎有效避免了東盟各方因為緬甸問題而陷入信任危機。縱觀東盟全域，大部分國家本著“不干涉”原則，對于緬甸事務保有審慎的態度，對于軍方的消極回應，大多只能“敦促”、“呼吁”。馬、菲兩國錨定的目標從來不是完全拋棄緬甸。相反，馬、菲站反對派立場，一方面力阻緬軍方行為過激超出東盟控制，緬軍方不得不認真處理與反對派之間的矛盾可能帶來的國際危機。另一方面，內部先動起來，總比外人來干涉好。馬、菲兩國的積極行動，一定程度上遏阻了“東盟無作為論”唱衰東盟中心地位，避免西方插手緬甸事務，進一步激化事態發展，保障了東盟的獨立性與穩定性。

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冷靜的“裁判”

與其他國家相比，新加坡在此次緬甸問題中表現的十分冷靜克制。新加坡外長維文曾公開表示，東盟在緬甸取得的進展不像預期的那樣有效。但同時，他也肯定了東盟在緬甸問題中的不可或缺。2022年2月17日，維文表示，“東盟將繼續在緬甸問題上發揮關鍵作用，東盟不會干預緬甸內政，也堅決不會使緬甸軍方及其暴行合法化。”但他同時強調：緬甸“絕對”不可以影響東盟發展進程，東盟不能因為一個成員國的混亂而停滯不前。在對緬態度問題上，新加坡極為謹慎。2022年1月17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向洪森表示，在“五點共識”取得進展之前，緬甸軍方領導人應被排除在東盟峰會之外。新方認為，在足夠的耐心與正確的決策之下，緬甸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是要靠緬甸人。目前局勢雖不見明朗，東盟內部也仍有分歧，但進程緩不見得無效、反應慢不見得無用。

類似立場的還有印度尼西亞。2021年3月19日，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維多多呼吁召開東盟特別峰會，以解決緬甸局勢。面對軍方的強硬態度，印度尼西亞表示無法接受，并一度威脅“孤立緬甸”。2022年7月，緬甸處決四名政治犯后，印尼外交部長蕾特諾·馬爾蘇迪表示，緬軍方使用武器鎮壓民眾，重啟死刑，引發嚴重的民主與人權危機，多次“違背”與東盟達成的“五點共識”。印尼對緬態度較新加坡略顯強硬，但與新加坡類似，印尼在立場上非常十分中立。兩方都并未明確表示對緬甸國內兩股勢力的支持，主要是從區域性組織東盟以及東盟國家的整體利益出發，應對緬甸危機。

泰國、越南、老撾——緘默的技術總監和“老伙計”們

泰方自緬甸危機爆發后，一直扮演著與緬方接觸的“一線角色”，泰緬軍方關系親密。在此次的緬甸問題中，各方也從側面入手，積極與泰國交涉，以間接解決緬甸問題。2021年2月，印尼外長同緬甸外長在泰國曼谷進行了“閃電式”會見，泰國副總理兼外長敦·巴穆威奈（Don Poramatwinai）也參與其中。2021年11月14日，敦·巴穆威奈在內比都與緬甸軍方領導人會面。當日上午與緬甸外交部長吳翁納貌倫會面，下午同敏昂萊會面，會談內容并未被披露。2022年1月17日，聯合國緬甸問題特使諾琳·海澤會見了泰國總理巴育，泰國總理府發言人塔那功稱，泰國總理承諾將與聯合國緬甸問題特使展開合作，以解決緬甸問題。2022年6月13日，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與泰國總理兼國防部長巴育·詹歐差進行了關于緬甸問題的會議。此外，2022年4月27日，泰國任命外交部顧問波恩皮莫爾·坎查納拉克（Pornpimol Kanchanalak）為緬甸問題特使，以代表泰國參加有關緬甸的國內和國際談判、會議和研討會，直接向外交部長報告該國的基本事態發展。泰國作為緬甸的重要鄰國，在緬甸事務中雖不見頻繁發聲，但在默不作聲的表象之下，卻扮演著重要的“幕后角色”。雖然很多時候我們好像看不透泰方真實的角色，但從泰國總理巴育上臺的背景來看，泰方自然還是可以為緬軍人合理上臺提供參照的。緬方領袖敏昂萊一直希望能夠仿照巴育上臺的模式，如果順利通過比例代表制（PR）過渡，泰方可能成為幕后最大的“技術總監”。

相比之下，越南、老撾是兩位更加內向的“老伙計”，他們非常理解緬甸國內各勢力的廝殺，但選擇更多關注的是緬甸國內的亂局能否平復，而非國際的分歧與糾葛。2021年3月5日安理會討論緬甸問題期間，越南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鄧廷貴表示，國際社會應該提供援助，制止暴力行為，確保局勢穩定，并開展人道主義援助工作……為縮小緬甸有關各方之間的分歧創造便利條件。3月12日，老撾外交部也發表聲明，強調對話與和解，以使局勢盡快恢復正常，以實現和平、發展和緬甸人民的利益。值得關注的是，11月18日在2021年東盟峰會期間，老撾總理潘坎·維帕萬（Phankham Viphavanh）在接受路透社采訪時，公開譴責西方在緬甸殘酷鎮壓民主抗議后對緬甸實施的經濟制裁，并呼吁東盟地區集團的其他成員不要插手彼此的內政。

總之，把東盟作為一個意志統一、決策嚴明的行為體既不現實，也無意義。相反，東盟各國對緬甸問題的立場基于各自的責任、理想和利益抉擇，在看似“烏合之眾”的情況下，卻扮演著一個團隊所有應有的角色——適度放權的領導、冷靜的技術總監、敢于唱反調的老干部、沉默卻不添亂的小伙伴……當我們期望“東盟方式”能有多“見天地”的技術手段時，可能更應該看看不同行為體“見眾生”的多姿態。11月13日，東盟峰會落下帷幕，東盟成員國協商決定，為了取得更實際的結果，將對緬甸實施“五點共識”設定時限。同時，未來也有可能與緬甸反對派組織會面，以尋找解決沖突的方法。緬甸問題當然最好由緬甸人民自己解決，但當東盟大家庭愿意伸出援手時，只要他們目標一致，手段各異又何嘗不可。時至今日，緬甸國內連綿不斷的沖突為對話的展開施加了巨大阻力，“東盟方式”能夠堅持下來已屬難能可貴，即便將來不再是“五點共識”，換一個說法自然也是極好。隨著東盟峰會的落幕，無論“東盟方式”如何變化，只要“家人”還在，不出現唱衰者眼中的“10-1”，東盟中心性將愈加強韌。

（作者：程瑤，云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碩士；張添，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立場無關，文責自負。引用、轉載請標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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