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1918年9月11日的下午，正是美國東北部的歷史文化名城波士頓最美的秋天，一個來自中國的青年吳宓悄然抵達劍橋，開始了其在哈佛大學為期四年的留學生活。這是一個看上去極為平淡無奇的秋日午后，落英繽紛的街道安靜得讓人神定氣閑，一戰(zhàn)即將結(jié)束，世人正從戰(zhàn)時的情緒緩慢調(diào)整到日常的節(jié)奏之中。但借由吳宓當年留下的日記所呈現(xiàn)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卻可以發(fā)現(xiàn)以吳宓為參與者和見證者的這一群一戰(zhàn)前后聚集在哈佛的中國留學生（趙元任、梅光迪、竺可楨、李濟、陳寅恪、湯用彤、張鑫海、林語堂、樓光來、顧泰來等）超凡脫俗，如此不同凡響，用群星閃耀來描述也不為過。縱覽近代中國的留學史，可謂是空前絕后的一代“文化貴族”（吳宓語），讓人不得不感慨“天才為何總是成群地來”。

吳宓

吳宓是近代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怪才，是一個典型的矛盾體。他自身的存在充滿了一種悖論，他所向往的人格往往是其極度匱乏的，他反對的行為方式往往又是他一邊抱怨一邊在實踐的。他在哈佛時生活在梅光迪、陳寅恪和湯用彤的巨大陰影（并無貶義）之下，后者的學識、德性與才華讓吳宓贊嘆和歆羨不已。或許正因為此，吳宓的一生都只能扮演一個高端學術(shù)的鑒賞者，一流學者的知己和引薦人（比如力薦陳寅恪執(zhí)教清華國學研究院）而無從作出自己獨特的學術(shù)貢獻。即使是他一生迷戀的古體詩詞，也被胡適在日記里罵為“爛詩”，余英時先生也認為吳宓其實并無特別的詩才。可是我們卻不能輕易地指責吳宓是一個知行分裂的兩面人，他是一個軟弱而倔強的性情中人，從其之后的人生歷程來看，吳宓幾乎從未屈服于外在的權(quán)力壓迫和思想規(guī)訓，他與陳寅恪仿若那個黑暗時代的雙子星座，雖然微弱而搖曳不定，卻畢竟給了后世治史者些微的光亮。尤有進者，眾所周知，同齡人甚至同代人之間最難相處，尤其是處身于同一個領(lǐng)域而都需要嶄露頭角的知識人。自詡為新人文主義精神領(lǐng)袖白璧德中國傳人的吳宓誠然一生對新文化派如胡適、陳獨秀等人心懷不滿，語近謾罵，但對于他在哈佛往來最多的學者如陳寅恪、湯用彤等，卻是心悅誠服一生不變的，敬重前輩或激賞后學都不難，難的是對于同代人中才華橫溢或?qū)W術(shù)出眾者持有一種發(fā)自內(nèi)心的欣賞，并且毫不難為情地求教，或者毫不吝嗇地援助。吳宓雖然沒有多少思想學術(shù)的原創(chuàng)性和文學的才華，但其一生將記日記當作人生事業(yè)來堅持，巨細靡遺地記錄了他所棲身的20世紀中國知識人社群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并且以其實際行為踐履了他最欣賞的陳寅恪推崇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這一價值準則。僅此一端，也足以載入史冊。

在波士頓郊區(qū)劍橋的寒冬午后，輕輕打開吳宓寫于一百年前的留學日記，讀著這些或長或短的字句，以及在字里行間躍動的生命體驗與紛繁思緒，仿若跟隨一個從遙遠中國走出來的青年知識人在波士頓城區(qū)和哈佛校園步履匆匆，重新經(jīng)歷了他在哈佛的生活與思想，由此也可以管窺聚集在波士頓的這個獨特留學生群體的歷史面相。這真是一次奇幻的歷史文化之旅。從吳宓日記來看，他所穿梭其中的這個留學生群體大都術(shù)業(yè)有專攻，有各自的學習和研究特長，并且能夠沉浸其中。吳宓伸展出他的敏感而細膩的觸角，從這些同輩人中汲取新知和人格的力量。陳寅恪是1919年1月29日抵達哈佛所在的劍橋，未幾就經(jīng)由其表弟俞大維認識了先前到此地的吳宓，兩人可謂一見如故，成為終生摯友。3月2日吳宓在哈佛中國學生會演講《紅樓夢新談》，陳寅恪贈詩一首《紅樓夢新談》題辭：“等是閻浮夢里身，夢中談夢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更有人。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自此以后，陳寅恪在吳宓的哈佛日記里頻頻出現(xiàn)。同年3月26日，吳宓在日記中寫道：“陳君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儕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志行高潔，深為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無論是學術(shù)還是人格，陳寅恪都成了吳宓景仰的對象，從這簡短的語句可見吳宓人生得一知己的難以自抑的歡愉與興奮。就連吳宓購買西文書籍，也是得陳寅恪等提醒，而開始搜購收藏以備回國后教研之需。吳宓1919年8月18日日記寫道：“哈佛中國學生，讀書最多者，當推陳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維。兩君讀書多，而購書亦多。到此不及半載，而新購之書籍，亦充櫥盈笥，得數(shù)百卷。陳君及梅君，皆屢勸宓購書。回國之后，西文書籍，杳乎難得，非自購不可。而此時不零星隨機購置，則將來恐亦無力及此。故宓決以每月膳宿雜費之馀資，并節(jié)省所得者，不多為無益之事，而專用于購書，先購最精要之籍，以次類及。自本月起，即實行焉。”

《吳宓日記（1917-1924）》

4月25日，吳宓在日記里寫道：“近常與游談?wù)撸躁悾愐。⒚罚饭獾希┒秊檑欅E最密。陳君中西學問皆甚淵博，又識力精到，議論透徹，宓傾佩至極。古人‘聞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信非虛語。陳君謂，欲作詩，則非多讀不可，憑空雜湊，殊非所宜。又述中國漢宋門庭之底蘊，程、朱、陸、王之爭點，及經(jīng)史之源流派別。宓大為恍然，證以西學之所得，深覺有一貫之樂。為學能看清門路，亦已不易，非得人啟迪，則終于閉塞耳。宓中國學問，毫無根底，雖自幼孜孜，仍不免于浪擲光陰。陳君昔亦未嘗苦讀，惟生于名族，圖書典籍，儲藏豐富，隨意翻閱，所得已多；又親故通家，多文人碩儒，側(cè)席趨庭，耳濡目染，無在而不獲益。況重以其人之慧而勤學，故造詣出群，非偶然也。”吳宓在這則日記里分析了陳寅恪有過人之見識的來由，除了指出陳寅恪的勤奮與聰慧外，他認為陳出身世家名族也大有關(guān)系，耳濡目染之際，往往得潛移默化之果。同樣出身書香門第的已故旅美學者林同奇在《林氏家風：中國士大夫傳統(tǒng)現(xiàn)代轉(zhuǎn)化一瞥》所作的家族史記錄也可以例證吳宓這一見解。相形之下，吳宓對自身越來越不滿意，基本上是否定性的負面評價，而其回國后的公共人格表現(xiàn)出來的卻又是一種極其自負、睥睨眾生的特質(zhì)。吳宓認為家族、階層出身對個人治學的底蘊與眼界有莫大關(guān)系，這一觀點也是他一直貫徹始終的。到了抗戰(zhàn)后期的1943 年2月15日，吳宓在為陳寅恪父親陳三立撰寫的《讀散原精舍詩筆記》中由衷寫道：“先生父子（指陳寶箴、陳散原父子），秉清純之門風，學問識解，惟取其上，而無錦衣紈绔之習，所謂‘文化之貴族’，非富貴人之驕奢荒淫。降及衡恪、寅恪一輩，猶然如此，誠所謂君子之澤也。先生少為‘四公子’之一，佐父首行維新改革于湘中，坐是黜廢禁錮，而名益顯，望益高。所與交游倡和者廣而眾，又皆一世之名士學人、高才碩彥。故義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shù)德教所托命者。寅恪自謂少年勤讀，蓋實成于家學，淵孕有自。而寅恪之能有如斯造詣，其故略如宓以上所言，非偶然者也。”精英文化的浮沉往往系于世家大族的興衰榮辱。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也曾經(jīng)論及這一點：“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zhuǎn)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氣之變遷有關(guān)。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tài)，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并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zhuǎn)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于消滅而后已。其不肖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yīng)付此環(huán)境而已。”

《吳宓與陳寅恪（增補本）》

吳宓的女公子吳學昭也曾在《吳宓與陳寅恪》一書中寫道：“聽父親說，昔年在哈佛，志同道合，情趣相投，往來密切的同窗好友，除了寅恪、錫予伯父，梅光迪和俞大維先生，還有張鑫海、樓光來和顧泰來等君。父親常夸清華一九一八戊午級畢業(yè)同學張鑫海（后改名歆海）‘年少美才，學富志潔，極堪敬愛’。張君浙江省海寧縣人，英文優(yōu)長，從白璧德師學，得文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馬修·阿諾德的古典主義》（The Classicism of Matthew Arnold）。又說清華一九一八級畢業(yè)同學樓光來英文極好，入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一年即得文學士學位，升入哈佛研究院治文學，成績亦佳，‘為人嚴正，甚重道德’。顧泰來君畢業(yè)于蘇州東吳大學，‘英文也極好’，一九二〇年初春自費來哈佛習歷史兼政治。與父親和錫予伯父相識，遂成為知友。‘三人每日同餐，同游，同出入，同研究校課，形跡極密，心情亦厚。’父親說，諸君多具有深厚的國學基礎(chǔ)，對西方文化也相當了解，在對待祖國傳統(tǒng)文化的問題上，不贊成胡適、陳獨秀等的全面抨擊、徹底否定、破舊立新，而主張昌明國粹，融化新知，重視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繼承性，在現(xiàn)有的基礎(chǔ)上完善改進。又說當時在哈佛習文學諸君，學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陳。張鑫海表示，‘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志集，定必與若輩鏖戰(zhàn)一番’。”如此情懷，亦可理解，受白璧德影響對中國文化傳統(tǒng)深懷敬意與溫情，試圖昌明國粹，融化新知，而遠在大洋彼岸的故國卻已然陷溺在歐風美雨對傳統(tǒng)的摧折之中，支撐中國文明的儒家傳統(tǒng)搖搖欲墜，近乎兩頭不到岸的孤舟游魂。這種悲情意識與文化托命的自我認同形成了一種強固的心靈結(jié)構(gòu)，既有共同的敵人，又有彼此抱團取暖的知己，并且有來自白璧德等哈佛名師的加持，也就不難理解吳宓此時此刻的心志，以及張鑫海的“鏖戰(zhàn)”一詞。其時與吳宓合租一房每日相往還的湯用彤也主張面對西方應(yīng)該改變出主入奴之態(tài)度，培養(yǎng)獨立反省之文化，不降志，不辱身，不媚外。他在一篇后來刊于《學衡》的文章中說道：“今日中國固有之精神湮滅，饑不擇食，寒不擇衣，聚議紛紛，莫衷一是。所謂文化之研究，實亦衰象之一。菲薄國學者，不但為學術(shù)之破壞，且對于古人加以輕謾薄罵，若以仇死人為進道之因，談學術(shù)必須尚意氣也者。……主張保守舊化者，亦常仰承外人鼻息，謂倭鏗得‘自強不息’之精神，杜威主‘天（指西方之自然研究）人（指東方之人事研究）合一’之說，柏格森得‘唯識’精義。……蓋凡此論者，咸以成見為先，不悉其終始，維新者以西人為祖師，守舊者借外族為護符，不知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討論，新舊淆然，意氣相逼，對于歐美，則同作木偶之崇拜，視政客之媚外，恐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有趣的是，這明明是一個抱團取暖的留學生群體，吳宓卻常常強調(diào)自身不肯為主義或流派所規(guī)定的自由心志，這也恰恰說明了吳宓極其矛盾的心態(tài)。吳宓在留學哈佛日記中曾寫道：“吾自抱定宗旨，無論何人，皆可與周旋共事，然吾決不能為一黨派一潮流所溺附、所牽絆。彼一黨之人，其得失非吾之得失，其恩仇非吾之恩仇，故可望游泳自如，脫然絕累。此就行事言之也。若論精神理想一方，吾自篤信天人定論、學道一貫之義，而后兼蓄并收，旁征博覽，執(zhí)中權(quán)衡，合覆分核，而決不為一學派、一教宗、一科門、一時代所束縛、所迷惑；庶幾學能得其真理，擷其菁華，而為致用。吾年來受學于巴師，讀西國名賢之書，又與陳、梅諸君追從請益，乃于學問稍窺門徑，方知中西古今，皆可一貫。天理人情，更無異樣也。此‘無所附麗’之又一解也。總之，吾但求心之安，逃于憂患。凡此種種，皆暫不棄世而圖自救之術(shù)耳。”其時的吳宓，面臨著嚴峻的精神危機，曾試圖到查爾斯河自絕于世，對自我嚴苛的要求，近似于一種道德圣徒的境地，同時對自我學術(shù)也有極為崇高的期許，而日常生活中的吳宓卻常常被世俗瑣事甚至隱蔽的情欲所牽絆，讀其日記感覺他每天都在疲于奔命，成了一個不會拒絕別人的意志軟弱的人，比如為了婚事常與家人以及未婚妻陳心一的親人反復通信溝通，比如接待從各種途徑到訪波士頓的師友，迎來送往，參與編輯約稿，哈佛中國學生會的活動等等分割了他很多的時間與精力。尤有進者，自青年時代起，他既得益于與梅光迪、陳寅恪、湯用彤等一流學人的談史論學，開闊了眼界，培養(yǎng)了見識，可也被籠罩在梅、陳等巨星之下，尤其對陳寅恪近乎學術(shù)粉絲心態(tài)，自成一家的學術(shù)主體性并未得以確立，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或許正因為此，畏友陳寅恪或湯用彤在哈佛同學時對吳宓的批評，每每讓其既警醒，又耿耿縈懷而欲自辯。陳寅恪言及婚姻與人生之關(guān)系事，取豁達自然通透之態(tài)度，而每批評吳宓之泥足深陷、難以自拔之作繭自縛，而對于學術(shù)自由與人格獨立之關(guān)系，陳更是有著清醒的認知，沒有吳宓身上那一種夾纏不清的書呆子氣。1919年6月3日，吳宓在日記中記載陳寅恪的話，“‘學德不如人，此實吾之大恥。娶妻不如人，又何恥之有？’又云‘娶妻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輕描淡寫，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學志之大，而競競惟求得美妻，是謂愚謬。今之留學生，其立言行事，皆動失其平者也’”。這可能是針對留學生群體習染歐風美雨，倡導戀愛神圣之說，每每單方面撕毀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預定之婚約，而欲在女留學生中選擇新式女子之風氣。胡適在1918年9月寫成的《美國的婦女》一文里對此也有嚴厲的批評：“近來留學生吸了一點文明空氣，回國后第一件事便是離婚。卻不想想自己的文明空氣是機會送來的，是多少金錢買來的。他的妻子要是有這樣的好機會，也會吸點文明空氣，不致受他的奚落。……這種不近人情的離婚……是該罵的。”而對于經(jīng)濟獨立與學術(shù)自由之關(guān)系，陳寅恪也有深刻的論斷。吳宓在1919年9月8日的日記里記載陳寅恪的言說：“我儕雖事學問，而決不可倚學問以謀生，道德尤不濟饑寒。要當于學問道德以外，另求謀生之地。經(jīng)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若作官以及作教員等，決不能用我所學，只能隨人敷衍，自儕于高等流氓，誤己誤人，問心不安。至若弄權(quán)竊柄，斂財稱兵，或妄倡邪說，徒言破壞，煽惑眾志，教猱升木，卒至顛危宗社，貽害邦家，是更有人心者所不忍為矣。”學問不足以謀生，而經(jīng)濟獨立才是人格獨立的前提之一，這論斷放在當今中國之學界，也同樣適用。

無獨有偶，同居一室的學友湯用彤對吳宓也偶有嚴苛之批評，給吳宓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尤其是對吳宓熱衷交際、荒疏學問的指控，讓吳宓久久難以釋懷。吳宓其實并無長袖善舞之潛質(zhì)，卻又躍躍欲試于交際場合，所以真是有點用非所長自取其辱。據(jù)吳宓日記（1919年12月29日）所記錄，“近宓常有此感，但惜宓于諸學之藩籬，尚未盡涉耳。留美同人，大都志趣卑近，但求功名與溫飽；而其治學，亦漫無宗旨，雜取浮摭。乃高明出群之士，如陳君寅恪之梵文，湯君錫予之佛學，張君鑫海之西洋文學，俞君大維之名學，洪君深之戲，則皆各有所專注。宓尚無定決。文學與報業(yè)，二者究將何擇，久久不決。現(xiàn)擬暫不明白劃分，而乘時多讀佳書，無論其為文學、歷史、政治、時局、哲理等，但能選擇精當，而所讀既多，必有實益。且此心得安，則精神舒適，縱有瑣屑煩惱，皆不足計較矣。凡學問事功，均須下苦功，未有不耕耘而收獲者。錫予言，‘宓在清華時，頗有造成學者之志趣，之氣度。及民國五六年間，在校任職一年，而全失其故我。由是關(guān)心俗務(wù)，甚欲嫻習交際，趨重末節(jié)，讀書少而心志分，殊可惋惜’云云。按宓近今之見解，以為人生應(yīng)有之普通知識，及日用禮節(jié)規(guī)矩，例應(yīng)通曉，且習之亦不必即害正業(yè)，故亟欲一洗前此偏僻樸陋之病，非有從俗學交際之心。且生來本無此才也。惟錫予既如是言之，復除亦嘗有譏諷之意；是誠我之大缺失，亟宜改省”。吳宓自辯為欲借此一改中國讀書人固有的書呆子氣，卻得不償失，反而為友人所譏笑，以為他熱衷于俗務(wù)傾心于應(yīng)酬，就此而言，或許才能理解吳宓以讀書來自我救贖獲取內(nèi)心安寧的“讀書教”之所由來。讀書寫日記就成了吳宓的一種具有宗教儀式感的行為了！友朋學問日進，而自身幾無寸功，吳宓自然就容易滋生沮喪愧疚之心情。他曾在日記里吐露心聲道：“張君鑫海年少美才，學富志潔，極堪敬愛。此間除陳君寅恪外，如錫予及張君鑫海，及日內(nèi)將到此之樓君光來，均具實學，又極用功；在今已為中國學生中之麟鳳，其將來之造詣，定可預知。學然后知不足，學愈深，愈見得自己之所得者尚淺。故如錫予與張君等，均又實心謙虛，尤足稱道。宓于學問，毫無實功，今即與二君較，遠不能望其項背；而年華已長，憂國傷亂，魂夢不安，又為種種邪魔雜念所侵擾。靜中回首，虛靡之光陰，真不為少。欲純靜潛心用功，實難之又難，將來只可以常人終身。吁！可驚也，可傷也。”

不過這是吳宓在哈佛中國留學生群體的內(nèi)部比較時所形成的自傷自哀情緒，所謂同輩皆如群星璀璨的天才，而自己卻才疏學淺，心志不堅，邪魔雜念纏身，安身立命無所寄托。而當他在日記里寫到紐約的中國留學生群體時，則自身屬于波士頓或者哈佛留學生群體的一種自我肯定、鄙視紐約留學生的認同就遮掩不住地顯露出來。一言以蔽之，在吳宓的筆觸之中，劍橋才是追求真知、潛心讀書之所在，而紐約這個花花世界卻成了腐蝕中國學生、毒化其心靈的城市。據(jù)其1919年9月4日的日記記載，“午后，楊孟紀來，復述在紐約所見中國留學生情形。若輩各有秘密之兄弟會，平日出入游談，只與同會之人，互為伴侶。至異會之人，則為毫不相識，雖道旁見值，亦不頭點招呼。其專門職業(yè)，共有二種，而讀書為學不與焉。凡在紐約讀書者，均只掛名校籍，平日上課，亦或到或不到。該處學位既亦取得，考試又皆敷衍，故無以學問為正事者。其二種職業(yè)為何？（一）競爭職位。結(jié)黨營私，排擠異黨之人。而如學生總會、年會之主席、會長等，及《月報》《季報》之編輯、經(jīng)理等，必皆以本黨之人充任，不惜出死力以相爭，卑鄙殘毒，名曰‘Play Politics’。而國事及公益事業(yè)，則鮮有談?wù)撸餐鋵嵙ΡM忠耶？（二）曰縱情游樂。無非看戲、吃飯、跳舞、狎妓等事，而日常為之，視為正業(yè)。于是奢靡邪侈，無所不至。平日相聚吃飯，或有請宴者，則必男女偕來，每一人柬招一女留學生，（謂中國女學生，其在紐約者，皆甚不高明）入席則并肩坐。其情形酷類中國之招妓侑酒”。僅過三日，他又在日記中寫道：“昨記紐約中國留學生情形，而波城（康橋附近）之留學生則大異。波城及其附近，亦有留學生百馀人，然大率純實用功、安靜向?qū)W者居多。在留美學界中，要為上選。（哈佛及麻省理工學院，課程亦較嚴，迥非紐約哥倫比亞等校之比。）而紐約之中國學生，則鄙夷之。謂凡來波城讀書者，皆愚蠢無用之人，不如彼輩之活動能事云。”紐約與劍橋，形成了民初留學史上風氣迥異、彼此仇視的兩個星團，孰是孰非，有待留學史專家進一步的考證。就我的閱讀體驗而言，聚集在哈佛、麻省理工的中國學生確實更為篤學自律一些，其后來的學術(shù)與文化成就更是學界公認、有目共睹。

王汎森曾在一篇短文《天才為何成群地來？》中談及19世紀歐洲思想之都維也納，正是“天才成群地來”的地方。維也納城大量的咖啡館成為繁星們的養(yǎng)成之所，往往體現(xiàn)了一群人如何把一個人的學問及思想境界往上“頂”的實況。當時維也納的小咖啡館，點一杯咖啡可以坐一天，甚至信件可以寄到咖啡館，晚禮服也可以寄放在那里。譬如維也納的格林斯坦咖啡館（Cafe Grien-Steidl）就有包括茨威格等大人物。以此對照一百年前聚集劍橋的中國留學生群體，真有異地而同時之感，他們在此地風云際會地相遇相識，甚至相守一生，讀書、交談、思考、寫作，逛書店，喝茶，吃中國餐館，修課，求索中國文明的奧秘與出路，真正達成了學術(shù)生涯與心靈生活的高度契合，這是一個近代中國留學史上嚴重被忽略的群體。按照余英時先生的看法，這個群體確實很特殊，此前沒有，此后也再沒出現(xiàn)過，而這個知識群體面對中西學術(shù)與文化所展現(xiàn)的襟懷與抱負，尤其是其中大部分的成員不以區(qū)分中西新舊為心魔，自由涵泳往復于多元的學術(shù)文化傳統(tǒng)之中的態(tài)度，直到今天仍舊有其啟示價值。而一生雖然學術(shù)上無大成就的吳宓，卻以其文人的細膩敏感和學者的嚴謹，巨細靡遺地記錄了哈佛中國留學生的這個“黃金時刻”，無疑是一種歷史的見證和學術(shù)的備忘錄，對于今人在眾聲喧嘩的時代格局中探索中國文化的由來與歸途更是具有深遠的啟示意義。

本文選自《北美學蹤：從溫哥華到波士頓》，唐小兵 著，上海書店出版社｜也人，2022年6月版，澎湃新聞經(jīng)出版社授權(quán)摘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