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67年，波蘭裔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的田野日記在他去世后被公開出版，因其中言論與他在嚴肅著作中對當地人的態度反差巨大，而引發一場關于人類學家職業倫理和研究科學性的持久爭論。

相比人類學家坐在書齋中完成的民族志文本，他們在田野調查過程中隨手記下的筆記也許能夠更真實地留存“此時此刻”的經歷和感受，進而引發學術性的思考。對于公眾而言，閱讀這些異鄉故事和記憶片段也將是一場新奇而刺激的文字旅行。

由此，澎湃新聞請講欄目開設“田野調查手記”專欄，主要刊發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經濟學等學科的田野調查手記。我們期待通過講述田野故事，使讀者在收獲新知的同時拓展日常生活經驗的邊界。本欄目歡迎投稿，投稿郵箱：papertydc@163.com，郵件標題請注明田野地點。

我買了甜甜圈去看“媽媽”，照常在“食街”的漂亮大門前下車，在出租司機的驚訝目光中隱身進對面骯臟的小巷子。跳過橫流的污水，躲開嚼著青草的山羊和它們的排泄物，抬頭看到卡米在某個小樓里探出頭叫我過去喝茶，她的“男友”也擠過窗邊來好奇地打量我。我說“下次”，他們便又回去繼續親熱了。

家門口站街的姑娘換了個新的，伸手來要錢。我說“我是阿希的女兒”，她便嘻嘻地笑了，給我讓出條路來。摸著黑爬上“媽媽”家的小樓，進屋發現房間收拾過了。之前住在家里的那個病弱的我不知道名字的徒弟已經死了，她躺過的地方顯得空蕩蕩的。

“媽媽”老了，我很擔心她生病。自從我不住在家里之后，她便把我睡覺的那一小片地給了隔三差五上門的徒弟們。不過，她們都很快病死了，沒了。

紅燈區里的“第三性”

我在巴基斯坦的拉合爾。“媽媽”住的這條街是歷史上聞名的“紅燈區”。當地人談到它的名字便露出尷尬的笑容，男人們更是會個個指天發誓說從小到大從未去過那里。這是老城的中心區，緊鄰著輝煌的巴德沙大清真寺和“食街”五彩斑斕的店鋪招牌。城里的有錢人和游客們會坐著觀景大巴來游玩，卻沒有人帶他們去僅一街之鄰的“鉆石集市”——所謂的紅燈區。

這里一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還是開放的聲色犬馬之地。人們迢迢地來看舞女表演，漂亮的舞女們每人擁有一個小隔間請客人進去觀賞。舞跳過之后，便可能做更進一步的肉體買賣。但自從巴基斯坦國內的宗教保守勢力愈發強硬之后，一切都不復存在。跳舞的小房間被政府拆除了，舞女們也散了。聽說她們隱藏到了更自由的富人區，剩下來的只有躲在角落里的暗娼和數不清的“第三性”性工作者們。

我研究“第三性”人群，“媽媽”是我的主要報告人。2011年，當我第一次踏上巴基斯坦的土地，看到“第三性”跳舞的時候，便被她們迷住了。（雖然討論超出了男／女兩性的藩籬，在英文中已經不用he/she來指代了，在中文語境下我還是愿意用“她們”來稱呼）屢次想接近而不得時，我的朋友拉希德向我介紹了阿希。

我至今記得那個冬夜，坐在拉希德摩托車的后座，呼嘯著掠過拉合爾堡投下的巨大陰影。夜風灌進我的夾克衫，滿街無所事事的男人們好奇地盯著我看。阿希是個微胖的漂亮大媽。我不知道用什么詞形容她更好，她嬌嗲地說話，但聲音是男人的低沉。

我想提問，她卻開始抹著眼淚哭起來，訴說她們多么不幸。雖然日后我逐漸明白了哭是她得心應手的技術，當時卻很是手足無措。拉希德給了她一千盧比。她接過錢，迅速在我們面前掀起上衣，露出了巨大的乳房，“真家伙！”她很得意。拉希德在回去的路上一直小聲咒罵著，說再也不要來看“希吉拉”的胸。

“希吉拉（hijra）”是南亞地區國家對這群“第三性”人的通稱。她們被認為非男非女，大部分自幼離開原生家庭，和同伴共同生活。她們有著自己組織嚴密的小集體，由一個年富力強、人際關系暢達的首領作師父。不同師父的弟子數量不同，多的達幾百，少的僅一兩個。她們的主要收入來自于在結婚典禮和男孩的生日宴上跳舞。當地人相信她們的舞蹈有祈福和保佑的神秘力量。還有很大一部分收入來自賣春，只不過沒有人坦率地承認她們確實做這些有失體面且違法的事。

阿希是紅燈區里最著名的師父，她有無數的徒弟和通向社會各階層的人脈。

2013年，我又去拜訪她。我和她聊民歌，聊舞蹈，把我有關旁遮普民俗的平生所學都搬出來找話題。我敲塔布拉鼓，她跳了一段舞。必須走的時候，我送了一個救生哨給她，從我自己書包上當場摘下來的。我不喜歡給報告人錢，自己沒錢，也不覺得花錢是一種好的方式。她看著哨子微微笑了，“你就當我女兒吧。”她說。

此后，從2015年開始，我便斷斷續續以女兒的身份理所當然地和她住在了一起。不知不覺時光荏苒，最初的恐懼、興奮和局促感都消失了。她也在我面前隨便地罵街、放屁，光著身子沖涼。她教我她們的秘密行話，我們一起講最臟、最黃的罵人話取樂。她愈發胖了，也更不愛出門。

走到外面，街上男人們猥褻的目光似乎會穿過我們的長袍與蓋頭。“媽媽”裝作沒看見，我則常常反瞪回去。“媽媽”很喜歡跟人炫耀我說，“看我女兒剛來的時候可小了，跟我一起這么久，現在都長大厲害了。”對她們來說，每個人都只有短短幾年的好時光，此后便是百無聊賴的無人問津。

她似乎忘記了我最初來找她的研究目的，我們倆常常會坐在床上接受其他當地研究者的采訪。“媽媽”在旁邊抹著眼淚訴說，我在心里偷偷地笑著那些認真記錄的同行。同行們往往以為我是個新來的徒弟，因為巴基斯坦北部地區也有長相接近中國人的少數族群。他們拿不準我是外國人還是當地人，也往往對我投以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憐憫目光。“媽媽”拿了他們的錢，客氣地送別之后便會和我笑作一團，招呼芒買炸雞肉碎來吃。

魔術師徒弟

好幾天沒見“媽媽”，我沒有告訴她去國外開研究會了，做關于她們的報告。去年以來，我不再和她一起住了。房間太小，我需要一張桌子寫我的論文。睡在地上總被臭蟲咬得睡不著。但“媽媽”和芒從來不被咬，我懷疑是臭蟲看著她們結著黑皮的腳難以下口。

突然，來了一個沒見過的徒弟。她端端正正地穿著袍子，戴著嚴嚴實實的面紗。看到我顯得十分興奮，念了一通咒語，變出四十盧比送給我。“媽媽”說你拿著吧，我便接了過來。“媽媽”夸說，這個徒弟特別擅于變魔法。

正說著，她接了一個電話。某家有人生病，請她說些祝福語。她深蹙雙眉，一只手伸向遠方，抖下奇怪的粉末，一邊對著電話說著我從其他姐妹那里都沒聽過的冗長連貫的祝福語，說了足足五分鐘。掛了電話，她又凝了會神，像是練完氣功收勢一般慢慢回過神來。

我問為什么之前沒見過她，她說自己云游四方，去各個地方的蘇菲圣廟祭拜——當地對蘇菲圣人的信仰非常濃厚，雖然伊斯蘭教不拜偶像，但逝去的蘇菲圣人的墳經常被人們供奉起來，修建大大小小的廟參拜。最著名的一個圣廟在信德的一個小鎮，每年到了紀念日都擁擠得水泄不通。

我曾經跟二十多個“第三性”組團去參拜。從拉合爾出發使用各種交通工具走了一天一夜才到達。在那里駐扎十天，支起大棚來跳舞。遠道參拜的人們向她們拋灑紙幣，我和其他不跳舞的徒弟們負責撿錢。那是最熱的季節，平均每天氣溫都在42－45攝氏度之間，停水停電加之酷熱，不免讓人產生幻覺。

我們的團隊從夜里跳舞到凌晨，一晚上的收入能達到十萬盧比之多，得到的錢會拿出一部分為圣廟捐一面旗，表達大家對圣人的敬意，也希望圣人保佑。這位徒弟聽說我也去參拜過信德的圣廟，立刻豎起大拇指對我大為贊揚，耐著酷暑去參拜這些圣地，対當地人來說是了不起的行為，去過圣地本身似乎讓人也帶有了幾分“圣人”的味道。她伸出手來按我的頭頂，這是她們對人進行祝福保佑的標準姿勢。念念有詞地講了一通，她說：“你是我師父的女兒，就是我的姐妹，我要送一套衣服給你。”

作為儀式的閹割

魔術師讓我保證不告訴其他人要送衣服給我便出門去了，說是給我拿衣服。“媽媽”插好門，開始用各種臟話罵不在場的芒。邊罵邊嘟嘟囔囔去廁所小解。從我來了之后，“媽媽”已經去了三次，我追問她怎么了。她說她“下邊”痛，每次只能尿幾滴。各種病的可能性在我腦中回旋起來，不會得了腎病吧。

“腰痛不痛呀？”

“沒事，我已經看了哈基姆了，吃點藥就好。”

哈基姆是江湖醫生，會抓草藥和奇奇怪怪的東西給病人吃，他們抓的春藥被當地人廣為推崇。我腹瀉的時候也被迫吃過他們的粉末，可是始終不敢太信任他們。“媽媽”對我的各種檢查建議很不屑，說吃了藥就會好。我再三勸說，她嘆一聲道，“又不是第一次了，我這兩年沒犯過，但以前也偶爾有。我們這樣的人都有這毛病。”

我這才想起，“媽媽”的身體并不是完全的女性。很多“第三性”做過陰莖切除。和現代變性手術的理念不同的是，很多人并非在醫院接受正規手術。她們把閹割當作一個儀式，覺得完成儀式才能成為一個完全的“第三性”。

早年間，很多人被師父執行閹割。徒弟們把人綁在椅子上，師父用燒紅的剃刀割下男性生殖器。眾人迅速在傷口上抹菜籽油并任由血流淌不止。她們認為血帶走了身體中的男性部分，使她們的身份得以轉化。如果一直血流不止，說明不具備完成儀式的條件，只能等待死亡而后收斂尸體。成功完成儀式活下來的人則會被供給甜食，每天在家中涂油，休養，一個月后以新的身份示人。

接受過閹割的人在群體中地位高，也更具有神秘力量。徒弟的儀式由師父安排。近年，很多師父選擇送徒弟去保密的私人醫院做手術，也有人選擇保留男性生殖器，穿特殊的貼身內衣遮掩。

我并不了解她們在儀式后可能終身遭受的病痛。“媽媽”沒有特別講過這些事。她們總是表現得很光鮮，穿最美的衣服，畫濃妝，賣力地展示自己的美好身材。

能戀愛但無法結婚

“媽媽”第四次去了廁所，終于決定不再等芒。她打電話叫錢達過來給她買藥。錢達和幾個姐妹住在離我家隔一個巷子的地方，她以眨眼之間的速度跑來了。

錢達喜歡每天把臉涂得慘白，穿著漂亮的禮服，我也估計不出她的年齡。“媽媽”問她在忙什么。她用行話說，“剛剛在接待客人，還要趕著回去。”“媽媽”揮揮手讓她快去，轉頭對我比了一個手勢，嘟囔了一句“骯臟的妓女”。這也是一句玩笑，誰都知道在這里每個人都靠這個生活。對她們來說，賣春不只賺錢，還能獲得一時肉體的溫暖。

“第三性”無法結婚。她們愛男人，但沒有人娶她們回家。即使再漂亮溫柔，不能生育的妻子也毫無價值，更何況這些人并非真的女性。幾乎每個人都有過一段撕心裂肺的戀愛史，之后便不再相信愛情。

某天清晨，“媽媽”的一個徒弟上傳了把手臂劃得稀爛、鮮血淋漓的照片。“媽媽”見了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大家都這樣，過一陣就好了。”“媽媽”自己也愛過不少人。據她說，她最愛的男友帶她回了在意大利的家，但家人不同意，被迫分手。我追問那個人現在如何，她只是回答了一句“他死了”。比起貼感情還貼錢的愛情，賣春更為簡單實惠。不少客人還能成為朋友，當然其中不乏惡棍。強奸、搶錢的黑色新聞不絕于耳。

小不點是一個姐妹的仆人，也是“第三性”。她沒有離開自己的原生家庭，在家庭的壓力下和女性成了婚，但每天晚上都出門去賣春。

有一天，我看著她努力地對著鏡子涂白粉和腮紅時，忍不住問“你老婆不知道你每天晚上干什么嗎？你不覺得這樣對她不好嗎？”一向沉默寡言的小不點卻突然滔滔不絕起來：“她不知道！我也不想娶她啊，可是我們這里的家庭就是這樣啊，我不結婚家里人不同意，她家里人也不同意。您看看，我每天要掙錢，掙的錢要養她。我不想跟她做，可她要跟我做啊！您看看，像我這樣的人，每天被男人用，用過之后回家還要被老婆用。我都不想啊，我也想要個男朋友，可是……”

小不點哽咽了。我以為她哭了，可是轉眼卻看到她拿著我剛剛買的漂亮裙子比比劃劃，在我阻止她之前已經飛快地套上了身。

錢達買回了藥。“媽媽”剛吃下，一個徒弟風塵仆仆地跑進來說，“莎麗死了！”這個徒弟是莎麗的好姐妹，她是來報信的。

莎麗也是“鉆石集市”的一員，來自費塞爾巴德，死后需要錢下葬。徒弟向“媽媽”討錢買裹尸布。“媽媽”給了她一千盧比。“師父，您是好人！”徒弟點頭致意，飛快地跑了。“裹尸布要多少錢？”我問。“沒多少錢，可還得送莎麗回家啊，大家都沒錢，互相接濟吧。”“媽媽”說。她沒有什么表情。

這種事發生得太多了，連我也看慣了。這條街幾乎每天都有人因為艾滋病而死去。如同開頭提到的，在我搬走后的一段時間里，我睡過的被褥上睡了很多“媽媽”的徒弟。上個月回去的時候，見過一個非常瘦弱的人。我忘記了她的名字，或許她也根本沒提起。她躺在地上，眼睛還一閃一閃的，看起來有點精神。她按我的頭，謝謝“媽媽”帶她上醫院看病。但這次回來，她已經死了。一切東西都沒留下，好像從來沒存在過一樣。她們說，作為“第三性”，這就是命。

但事實上，無知才是最大的敵人。因為無知，她們并不了解要保護自己，NGO和衛生機構分發無數免費的安全套，卻很少有人使用；因為無知，她們對艾滋病、肝炎等各種性傳播疾病的嚴重性毫無所知。這種無知又造成了更多人的感染。就連“媽媽”在照顧生病的徒弟時，也沒有動過絲毫自我防護的念頭。行走在刀刃上，卻絲毫感知不到痛楚與恐懼。我對這種無知的無畏感到深深的絕望。

同樣是性少數者人群，巴基斯坦也有LGBT組織。那些受過學校教育、可以講英語的人們聚集在一起，向人們傳播性向和性別多樣性的知識，維護自己的權益。某著名組織領袖本人也是HIV陽性，但生活得很健康。很多海外組織建立基金幫助性少數者建立正常的生活，關注他們的健康和生存狀態。而這些，看似都是受過英文教育、知道自己有什么權利的人的權利。

盡管LGBT組織也數次聯合“第三性”展開各種集體活動，卻被彼此看似“傳統”與“西方”價值觀的對立深刻地隔絕開來。所謂的互幫互助最終都是淺嘗輒止。

無家基金會

魔法師回來了。但是她兩手空空，并沒有拿衣服給我。我毫不意外，說空話是這里的常態。她又長篇大論地贊揚了我，拿了“媽媽”一千盧比走了。“大家都窮，互相接濟唄。”“媽媽”還是那句話。

芒也終于回來了。照例又是一陣互罵，這也可以看作一種無聊的消遣。被罵過的芒樂呵呵地拿錢出門，我們終于吃上了炸雞肉碎。“其實今天有好事呢！”“媽媽”說，“我們的空調要到了！”把我啃剩下的半塊肉塞進嘴里，還在舔著手指的芒也高興地說，“一會拿到空調就送去‘無家基金會’辦公室咯！”

“無家基金會”是“媽媽”的杰作，是她一手建立起來的NGO，專門收留50歲以上無家可歸的“第三性”。“媽媽”說，她很久以前就有一個理想，建立一個大家庭來幫助大家。多年以來她一直在籌款。巴基斯坦在2009年正式成為南亞首個承認三種性別的國家，身份證中的性別項有三種選擇。

從那時起，“媽媽”等師父頻頻曝光于媒體，“媽媽”用她拿手的哭戲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也幫助她建立了不少人脈。她的舊男友們、慈善家們、虔誠的穆斯林信徒、熱愛施舍的人們紛紛向她捐款。她用這筆錢買了一塊地建房子。去年年中，房子徹底建成，她在當地人最愛用的Facebook上發布了落成消息。她安排一批自己選中的“第三性”住進了新房。

最近，又有實業家為裝修和電器捐錢，今天運來的這個空調便是用一筆善款買的。拉合爾的夏天從3月底一直持續到11月，漫長的炎熱天氣里，沒有空調簡直無法忍受。我充分體會過那種酷熱，滿目白光，無邊的熱浪似乎把口耳鼻舌全堵住了，頭暈目眩，氣也喘不出來。每年都有很多體弱的人和無家可歸的人熱死街頭，其中不乏“第三性”。

“媽媽”邊在空調發票上簽字，邊喜滋滋地說，“這下可涼快了。回頭你也到那邊住去。”我苦笑，我怎么可以利用這些救濟“第三性”的資源呢？雖然是捐給“媽媽”的，但也并不是她的私人財產。當整個社會都處于一種對秩序和公義的忽視、對人治和私情的認同時，又怎么可能強求她考慮那么多呢？

望著芒抱著空調、坐著電動人力車興高采烈地駛去辦公室，我看了看表，快六點了。一個下午就這樣飛快地過去了。同千百個普通的下午一樣，這就是“媽媽”的普通生活，也是我熟悉到懶得記下來的生活。

但隨手寫了兩句發在朋友圈之后，卻引起了一片“是不是小說”的疑問。有些人過著在我們看來比小說還離奇的生活，而我們自己看來熟悉自然的生活，卻又是她們想象皆不可至的故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