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9日，由復旦大學西方史學史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二屆復旦大學西方史學史論壇——《西方史學史研究》發布會暨學術研討會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形式召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上海科技大學、東北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等高校的學者以及商務印書館學術中心、《復旦學報》《探索與爭鳴》的編輯共同就“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的會議主題展開熱烈討論。

會議一開始，主持人吳曉群教授就明確指出，“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這一提法是為了在新時代加強史學史研究的解釋力和批判功能，這也將成為復旦西方史學史研究團隊未來的一個研究方向，并希望能與國內的學界同仁們攜手努力。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張廣智教授和歐陽曉莉教授為新刊《西方史學史研究》揭幕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張廣智教授和歐陽曉莉教授為新刊《西方史學史研究》揭幕

本次會議的第一組主題發言由歐陽曉莉教授主持。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張耕華教授首先發言，他以親身學習經歷為證，談到自己在讀書期間并不喜歡史學史這門課程，但如今它已經成為自己最為喜歡的學科。張教授表示，為何會發生這樣的轉變，原因就在于認識到歷史書寫總是思想的產物。張教授又以他對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的態度轉變為例，指出考察史家書寫歷史的方式，以及這些書寫方式所體現的思想意識的重要性。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吳英研究員表示，如今無論是西方史學史還是中國史學史研究都有走弱的傾向，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當今的史學史研究還存在一些理論問題尚待解決。吳曉群教授提出“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正當其時，它是對當前史學史研究理論的有益思考，對于提升史學史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有很大的幫助。吳英研究員認為，除了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外，社會史、文化史等多種方法和路徑都值得加以重視。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李宏圖教授指出，學界對于史家如何以歷史書寫的方式豐富和深化時代精神和思想觀念的問題關注得還不夠，這正是“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需要著重探討的一個方向。李宏圖教授強調，史學史不是思想史的一個類型，更不是作為思想史的附庸，而是應當秉持自身的主體性，堅守自身的立場和特性來展開研究。“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要求我們不僅要在文本細讀方面下功夫，還需要掌握一些思想史的方法和理論，尤其是闡釋學和語言哲學的理論。復旦大學法學院趙立行教授認為“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首先應當突出方法論的研究；其次，應當關注于史家的知識體系，每一個史家都受到自身知識體系的限制，從限制性的角度考察史家的歷史寫作是一個有待發掘的研究方向；再者，應當關注史學著作體現的時代價值觀念，即使史家有意識地在掙脫這種價值觀念的影響，但在潛移默化中他仍不自覺地落入其網羅之中。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張耕華教授與復旦大學史學系李宏圖教授

第二組會議主題發言由趙立行教授主持。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董立河教授發言，他主要以克羅齊的思想為例證討論了史學與哲學、史學史與哲學史的關系問題。在克羅齊看來，整部西方史學史就是一部史學與哲學相互融合、糾纏的歷史，兩者之間密不可分。董立河教授指出，我們可以通過某種時期的史學著作，更好地考察那個時代的思想觀念，也可以從某個時期的哲學思想出發，更好地理解當時的歷史書寫。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周鞏固教授認為，史學史和史學理論工作者作為最熟悉人類歷史記述的小眾團體，我們可以更多地關注思想史當中的文明理念，復興思辨的歷史哲學，并借此改變以往被動的學科角色，由被動化為主動。為實現這一目的，我們應當從過往的人類歷史經驗當中，從眾多優秀歷史學家的著述當中，提煉出最具普遍世界價值觀念的文明準則，以影響其它學科領域的思想。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鄧京力教授指出，張廣智教授特別重視中國視角與全球視野的結合，這體現出超越西方史學舊有范式的研究傾向，也與當下國際史學界提出的全球史學史、全球思想史研究有很多契合的方面。很多當代西方史家在研究全球史學思想交流時發現，不同史學傳統之間存在一些可以通約和不可通約的思想要素。對這些思想要素作跨文化、跨語言和跨區域的考察，能夠給我們提供以史學史的形式感知不同文明史學思想的比較模式。淮北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李勇教授表示，吳曉群教授提出“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其實是有淵源的，耿先生和張廣智教授都曾談到研究史學思想的重要性。李勇教授還探討了史學史和思想史的合理性和限度問題，他認為從長遠看來，史學史和思想史理應并存并立，密切合作。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董立河教授與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周鞏固教授

圓桌討論（上半場）由《復旦學報》陳文彬編輯主持。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范丁梁博士表示，史學史課程有其自身的特點和難度，比如知識點較為零碎，經典史家的觀點已經陳舊等，因此教授史學史就應當增強課程的吸引力，讓學生認識到這門課程是能夠生成有效性的。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梁民愫教授以自己對于全球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為例，探討了如何結合“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的理論思考，開展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和史學史的文獻整理和研究工作。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顧云深教授回顧了國內西方史學史研究的幾個發展階段，尤其強調了以耿淡如先生和張廣智教授為代表的幾代學者做出的重要貢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白珊珊博士簡要介紹了當前古典史研究的三大學術思潮之一的“物質轉向”，隨后討論了西方古典史學和古希臘語兩門課程的教學實踐問題。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梁民愫教授與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范丁梁副教授

上海科技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陳茂華副教授結合自身的教學經歷，表示我們應當用元認知的思維方式來研究西方史學史（尤其是“新史學”），也就是說，要對歷史學家的歷史認知進行探討。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陸啟宏教授指出，法國史家德塞爾托深受拉康精神分析學說的影響，他認為歷史研究類似于精神分析的過程，因為兩者都是主體與他者之間的交流，都是主體試圖去揭示被掩蓋和壓制的他者的歷史。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張智副教授總結了與會代表持有的兩種意見，其一是以文本細讀作為研究西方史學史的路徑，其二是寬泛的、類似于“制史史”的路徑，即討論歷史是如何被制造出來的。他認為，可能還存在第三種路徑，即討論更為廣泛的認識論意義上的史學辯論。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陸啟宏教授與上海科技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陳茂華副教授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歐陽曉莉教授以《吉爾伽美什史詩》的研究為例，指出史家本人的思想歷程或者人生經歷必然會對他的史學寫作產生影響。歐陽曉莉教授還討論了雅斯貝爾斯在《論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及的“早期高級文化”概念，表示該術語的來龍去脈以及它在當今史學界被使用的情形值得進一步探討。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汪麗紅副教授表示，自己學生期間所撰寫的兩篇文章正好印證了史學史從文化史向思想史的轉變：第一篇關于格里高利《法蘭克人史》的文章主要是基于基督教從羅馬向高盧傳播的文化背景加以討論；第二篇關于弗賴辛主教奧托《雙城史》的文章則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了思想史的框架，也就是強調“帝國轉移”成為中世紀相當多的歷史著作（尤其是普世史著作）的思想結構。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歐陽曉莉教授與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汪麗紅副教授

圓桌會議（下半場）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徐濤研究員主持。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陳慧本博士引用陳新教授的觀點，指出西方史學的精神除了求真以外，還有更為現實或務實的追求，包括證明、定位和導向等效用，“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理應對此有所關注。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鄧銳副教授結合自身的教學經歷，討論了研究西方史學史的有效性和功用問題。鄧銳副教授回溯到古希臘史學的初創時期，認為早期西方史學是為了提升作為集體和個體的人的生命境界而創立的。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黃璐指出，史學史研究的對象是史家的實踐，最為直接的便是史家的史著與史論，如果我們拓展到“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便可以看出，這些作品都是史家思想實踐的產物，這種思想實踐背后必然有其思想的情境。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李孝遷教授指出，張廣智教授提出的“西方史學，中國眼光”的觀點非常重要，如果我們僅是尾隨西方學界的論述，那就會陷入人云亦云、了無貢獻的處境。李孝遷教授強調，要重視西方史學在中國學界的傳播史以及中國學者對西方史學的接受史的研究，而且在研究過程中，更要有理論和方法論上的自覺。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李孝遷教授與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鄧銳副教授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商兆琦副研究員主要介紹了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丸山真男區分出了三種研究路徑，分別是內在理路、外在理路以及將思想史作為一種整合的世界觀的發展去把握的路徑，第三種路徑關注的不是單個的觀念，而是將社會觀念和政治觀念勾連起來的媒介體，或稱“思維樣式”。《探索與爭鳴》編輯部楊義成表示，當今國內學界的史學發展仍需要面向世界的開放性，從學科建設的角度看，中國學界對世界歷史知識的渴求為學科發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間。在這過程中，我們應避免過度依賴單一的知識體系、信息體系和敘事傾向，避免被鎖定在中心主義的認知框架之中。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商兆琦副研究員與《探索與爭鳴》編輯部楊義成老師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章可副教授首先回顧了中國學界使用“史學史”和“思想史”這兩個概念的由來，并著重討論了史學思想與史家撰史時面對的材料之間的關系，隨后延伸至史家在編撰過程當中面對的一般知識環境和知識資源的問題。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朱聯璧副教授圍繞美國漢學家歐文·拉鐵摩爾退休后在英國的學術和教學活動展開討論。她指出，拉鐵摩爾在英國的經歷有著深刻且復雜的時代背景，如果我們不帶著跨國史的眼光，不帶有思想史研究的實踐視角，那么拉鐵摩爾這樣人物及經歷就很容易被遺忘。西南政法大學哲學系卓立副教授引用胡塞爾的觀點“一種普遍的個人性科學即是歷史”，認為現象學對于歷史的理解與柯林伍德的觀點類似，因此當歷史作為思想史的話，那么史學史便是一種雙重的思想史。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章可副教授與西南政法大學哲學系卓立副教授

圓桌討論的最后階段，吳曉群教授回應了史學史和思想史兩門學科的關系問題。她指出，我們更應當關注于研究問題本身，而非局限于學科的邊界問題；另一方面，“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中包含的史學維度可以彌合思想史研究中關于連續性和斷裂性之間的矛盾。李勇教授認為，思想史和史學史的發展是并行的，學界的當務之急不是爭論主體性的問題，而是應當先“做起來”，在實踐中摸索思想史方法在史學史研究中的應用問題。

閉幕儀式上，歐陽曉莉教授為“恒德”獎學金的獲獎代表頒發獎狀，該獎項專門為西方史學史方向的研究生設立。復旦大學歷史學系2020級博士研究生阿慧代表“恒德”獎學金獲獎者作了發言。陸啟宏教授最后作了總結發言，宣布第二屆復旦大學西方史學史論壇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