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姚大力 

提到馬可·波羅，在中國可以說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是意大利威尼斯商人、中世紀最著名的大旅行家兼探險家，元代期間他隨父親和叔叔通過亞歐兩大洲間的絲綢之路來到中國游歷。回國后，經他口述撰寫而成的《馬可?波羅游記》給西方世界帶去東方的見聞，激起了歐洲人對中國文明的向往。

關于馬可·波羅究竟有沒有來過中國這個問題，多年來一直為學界所關注，也有所爭議。

實際上，《馬可·波羅游記》中有關元代中國的大量感性、具體、翔實而又十分準確的細節描述，只能是由某些曾長期生活于中國的人們直接帶到西歐去的。因此，即使馬可·波羅沒有來中國，那么也必定有某個或某些名為約翰·波羅或馬可·斯特勞思的人們，曾在元代中國的大地上漫游過。

元代空前繁榮的跨地域文化交流，不僅讓來自歐洲的游歷者將神秘中國的訊息帶往西方，也造就了多元文化在元代的交相輝映。

01

行萬里如履庭戶

唐后期中國藩鎮割據，中央政府逐漸失去控制全國的能力。接著是黃巢起義。此后中國又經歷了五代十國和宋遼金，在今天中國的版圖上長期有七八個國家割據并存。中國經歷近五百年的分裂而重新完成統一，正是在元朝。

蒙古帝國和元的區分很重要，元不是蒙古帝國，而是在蒙古帝國瓦解過程中蛻變出來的若干個繼承國家之一。

13世紀，蒙古勢力的版圖不斷擴大。1206年，其勢力基本上在今蒙古高原；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此前蒙古的疆域已在他手中向外擴大了很多。

蒙古征服的極盛之時，亦即蒙古帝國瓦解之始。它為什么會這么快就走向衰亡呢？一般歷史書都把它歸咎于最高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斗爭、權力妥協和權力分配。

1260年蒙古帝國解體，分離成很多個國家，包括元朝和“四大汗國”。這些國家之間時而也有矛盾、沖突乃至戰爭。但是無論如何，在由蒙古勢力統治的那片廣大領土上，最高統治者都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孫，而且與成吉思汗相隔還沒有幾代。

歐亞大陸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時代，人們在如此遼闊的地理范圍內可以相對自由地往返移動。蒙古帝國的統一版圖提供給人們的舞臺就和過去的時代大不一樣了。

中國很早就建立了驛傳制度。楊貴妃吃的荔枝就是利用驛傳來急遞的。但是過去沒有“驛站”這個詞,查閱《廣韻》，“站”字還只有久立的意思。它在現代漢語里還有一個意思是station，那是始于元代的后起之義。蒙古人把很寬的路叫作jam,該詞在元代又用于指稱包括驛道在內的整個驛傳系統，漢語以“驛站”對譯之。其中“驛”是jam的意譯，而“站”則是它的音譯。這是因為“站”字在元代還保留著閉唇尾聲母-m，讀音與jam很相近。“站”作為jam的漢語音譯語詞，既與驛傳等義，也在漢語中轉而兼指驛傳系統中可供停駐的設施。因而它又變得可與“鋪”字相通，于是獲得station的新義。元代一部學做刀筆吏的教科書里說：“站驛，安也。舡馬車轎之所曰站；使客傳舍曰驛。”可見在公文專用語里“站”字的意思很窄，但在日常用語里它也可以泛指利用驛傳的過客留宿歇息的“次舍”或“傳舍”。你們看，不同語言或文化之間的交流過程，細究起來竟會曲折得如此有趣。驛站的設施本來是供官方使用的，不過也有人假公濟私。使用驛站的憑據是驛牌，有了驛牌就能使用驛站的設施。晚上可以住在那兒，并且根據你的身份等級供給相應的酒飯，第二天早上騎著體力充沛的替換馬匹再出發。

這樣的驛道設施從北京開始，沿著歐亞內陸一直到達伏爾加河的薩萊城，那里是金帳汗國的首都。如果往西南走，可以從云南一直走到今天的巴格達。從巴格達再往北不遠，直抵大不里士，也就是當時伊利汗國的首都。元朝的漢人說：“行萬里如履庭戶。”出行萬里，就好像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散步。從西歐向東直到東亞，過去需要打通好幾個相對封閉的貿易圈、經過無數關卡才能聯通的交流網絡，在元代變得空前地暢通便捷。

02

空前繁榮的跨地域文化交流

有人把蒙古人統治的一百年（1250—1350）稱作歐亞舊大陸的世界體系時代。世界體系的出現，一般認為是一種近代現象，但是在近代之前歐亞大陸已經有過一個世界體系。元代時中國各種各樣的外來文化就是在這樣一個近代之前的歐亞舊大陸世界體系背景下傳入的。

泉州有很多阿拉伯文字的伊斯蘭教元代文物，而留在北京牛街的伊斯蘭教文物卻多是用波斯文書寫的。因為阿拉伯人可以從波斯灣通過海路直接到達中國南方，而經過陸地到達中國北方的中亞僑民大部分來自流行波斯語或以波斯語為宗教用語的突厥語國家。波斯文于是也就變成了11世紀之后伊斯蘭教向中國北方傳播的一種重要媒介。伊斯蘭教傳入中國雖然很早，然而“元時回回遍天下”，才為回族在后來發展成一個全國性民族奠定了最基本的局面。

基督教東方教會亦以其舊稱聶斯脫里教派在元代重回中國。它過去曾因為在一些重大的神學問題上和正統看法不同，而被東羅馬教廷判為基督教異端，趕出東羅馬，遂向東在歐亞草原及伊朗尋求發展，并沿著草原和綠洲一路東傳。聶斯脫里教派在唐代傳到過長安，當時以“景教”知名，至唐德宗時被禁。在元代，它隨著蒙古統治再次從中國周邊地區傳入漢地社會。元朝并不要求所有人都講蒙古語，而是設計一種字母，讓各種語言都能夠用它拼寫各自的書面語。可惜這套字母體系被設計得太復雜煩難，使用起來很不方便。所以一旦失去官方強制推行的壓力，便即刻無疾而終。

當時的文化交流并不限于“中外”之間，也發生在元代中國境內不同的民族與文化區域之間。元代后期在位于燕山支脈一段狹長山谷間的居庸南口，翻建了一座上有三個白塔的過街塔樓。建塔時在塔基券門的壁面上鐫刻了很多題記，包括用梵文、八思巴字蒙文、回鶻文、藏文、西夏文和漢文形式書寫的陀羅尼經咒語，以及用后五種書面語書寫的造塔功德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出現在這里的西夏文題記。1227年西夏被滅國，以后黨項人四處流散。事實證明，到了元末黨項人還在這個地方活動，捐錢造塔并用西夏文將功德記刻在券門壁面上。梵文的陀羅尼經咒文一直保留在佛經里，成為一種僅供口誦的書面語片段而已。

杭州吳山寶成寺大黑天神造像

杭州有很多元代留下的藏傳佛教造像。上圖為“大黑天神”造像。大黑天神是藏傳佛教中著名的護法神，但漢人對他的印象是負面的。有詩云：“北方九眼大黑殺，幻影梵名麻紇剌。頭戴骷髏踏魔女，用人以祭惑中華。”杭州靈隱山旁的飛來峰，有元代鐫刻的梵文咒語、綠度母造像和寶藏神造像等。綠度母是西藏佛教特有的崇拜對象。飛來峰上還有楊璉真迦師徒的造像，南宋滅亡以后忽必烈派了一個西夏出身的藏密高僧到南方從事文化鎮壓，就是楊璉真迦。他主持盜掘了紹興的南宋皇陵。

03

馬可·波羅究竟有沒有來過中國？

講到元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最有名的當然是馬可·波羅。馬可·波羅其人的存在沒有問題，現在還保留有他的遺囑，但是他究竟來過中國嗎？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這逐漸變成了一個受到質疑的問題。這里沒辦法詳細展開，只介紹幾本相關著作。

英國學者吳芳思曾經是北大的工農兵學員，回國后做過很多年的大英圖書館漢文部主任，是對中國非常友好的一個學者。她寫了一本書，書名就是《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雖然她本人是懷疑馬可·波羅真的來過中國的，但本書還是力求客觀地反映在這個問題上的各種不同看法及其依據。

南開大學的楊志玖先生隨后出了一本《馬可·波羅在中國》，在書名里就直截了當地表達出與吳芳思相反的看法。楊先生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從《永樂大典》里發現過一條重要旁證，表明馬可·波羅到過中國。據他的游記所言，馬可·波羅是順道陪同一位出嫁波斯的蒙古公主，一同由海路離開中國的。書中還舉出了隨行返國的三名蒙古使臣的名字。楊先生在《永樂大典》里找到一則給遠赴波斯的三使臣發放出差補貼的檔案文書。文件簽發于1290年，其中涉及的三人名字竟與《馬可·波羅游記》所載完全一致：

兀魯阿 必失呵 火者 （《永樂大典》）

Oulatai Abishihe Coia（《馬可·波羅游記》）

盡管該文件沒有提到馬可·波羅和那位出嫁的公主，但它記載的三個人名與馬可·波羅的陳述密合無隙，已足可視為馬可·波羅所言不虛的有力佐證。

2013年，德國有位學者Hans Ulrich Vogel又出版了一本討論這個問題的了不起的書。作者寫道：仔細研究游記的內容，可以發現其中“更多的說法能證明這個威尼斯人確實到過大汗的帝國，而不是相反。根據我多年考察所獲得的對本書的總體評判，我最終決定將這部專題著作取名為‘馬可波羅親歷中國考’”。本書開列“引用書目”的附錄部分達到92頁之多。可以說它是學者手邊不可或缺的一部世界性的馬可·波羅研究指南。

我們知道，信息若是經由多重承轉環節的長距離傳遞，必定要發生嚴重的扭曲和走樣。因此，《馬可·波羅游記》有關元代中國的大量感性、具體、翔實而又十分準確的細節描述，只能是由某些曾長期生活于中國的人們直接帶到西歐去的。即使馬可·波羅沒有來中國，那么也必定有某個或某些名為約翰·波羅或馬可·斯特勞思的人們，曾在元代中國的大地上漫游過。就這個意義而言，馬可·波羅是否來過中國，甚至可以說已經變成了一個偽問題。

原標題：《姚大力 | 馬可·波羅究竟有沒有來過中國？這或許是個偽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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