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48年4月，中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出版《鄉土中國》，是研究中國農村的經典之作。七十年過去，占中國國土面積大半的鄉土如何了？

旅美學者陳心想認為，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工業化和城市化使農民掙脫“土地”和“地緣”的束縛；知識資本的流動性讓人口流動更方便；職業結構上，原來束縛在土地的農民階層越來越少。

陳心想也指出，社會轉型“松綁”的同時，也存在一個“大重組”的過程，包括了城市群和大都市的崛起；知識階層地理分布更為集中；財富聚攏，區域差別加劇。

旅美學者陳心想。澎湃新聞 劉箏 繪

一、走出鄉土：轉型的“松綁”過程

1、工業化和城市化：掙脫“土地”和“地緣”上的束縛

中國社會在100多年前，尤其從鴉片戰爭開始，甚至更早，就已經開啟了中國走出鄉土之路。上個世紀改革開放之后，社會變遷更為快速明顯。在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很多的人從土地上掙脫出來了，參與到城市化提供的新的職業，這讓大部分原來在土地上耕種的農村人口來到了城市，從事了一種不同于種地的行業。

2006年1月1日，中國政府全面取消農業稅，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意義不平凡的事情。在古代，交皇糧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現在取消了“農業稅”，不需要“交皇糧”了。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了51.27%，城鎮人口超過了農業人口，科技的發展，把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我們的戶籍制改革就讓勞動力能夠從土地束縛中出來后，可以流動到城市打工，從事不同的行業，雖然戶籍制還沒有完全開放。同時，市場經濟讓物品流動自由起來。人、物的自由流動，改變了原來那種“生于斯，死于斯”的鄉土社會。在許多人走出鄉土的這個過程中，整個中國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結構都發生著改變。

197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還不到20%，2010年已經快到50%，40年里，中國的城市化率發展地非常快。而且中國的城市化率，從比例上來說還有很大的空間，美國2010年已經超過了80%。當然，城市化也給它帶來了很多的大城市病，比如交通擁擠、環境污染等。城市有城市的危機，所以大城市提出嚴格控制城市人口，北京要在2020年控制在2300萬以內，上海是2500萬，廣州是1550萬，大城市控制人口，人口就會分流到中小城市去。以上說的是城市化和工業化帶來的人的解放。

2、知識社會：知識資本的可流動性、高學歷和高等教育擴招

現代社會我們說是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主導資本的社會，知識是經濟發展的主要資源。知識作為一種資本，是可以流動的。不像土地，農民在這塊地上，要春夏秋冬去播種、除草、收獲和儲藏，只能在這塊土地上流動，他不能走哪里把耕地帶哪里。但知識作為資本可以流動。

我們來看看在世界范圍內二十世紀高等教育擴張的統計。在1990年，世界上受過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大約萬分之三，到了二戰結束時候大約萬分之二十，到1990年已超過萬分之一百，到2000年，超過了萬分之一百六十，增長速度很快。

在世界高等教育擴招的大潮流里，看我們中國高等教育擴展的情況。自1977年恢復高考后，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也很快，尤其是1999年高校開始擴招。從下圖可以看出，在擴招之前大學生招收人數每年比較平穩，增幅較小，擴招后大學生增長得非常明顯。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2013年中國全國社會調查數據，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上，1980年之前出生的人受高等教育是10%左右，到80后這一代就達到了34%，80后受教育程度是其前輩的三倍。高校的擴招，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知識社會的到來，因為知識資本的可流動性，給許多人的自由流動提供了條件。

中國高校擴招前后十年比較。

3、 階層結構的變化：三階段職業地位流動

職業結構的變化分成三階段職業地位流動（2013年中國人民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的調查數據，樣本量9437）按照出生年代劃分：1965年前出生，1965-1980年出生，1981年以及之后出生；職業地位劃分成五個階層：管理者階層、專業技術階層、一般非體力勞動階層、工人階層和農民階層。

三個年齡群體中，子輩成為管理者階層的比例——1965年前出生的人，農民子輩成為管理者階層的比例約為2.74%，工人階級的相比較高一些，5.88%，一般非體力勞動者的更高，8.81%，但專業技術人員的比例突然下降了，3.92%。這里可能和中國當時的社會運動有關系。管理者子輩成為管理者階層的比例最高，11.62%。1965年到1980年出生的這個群體中，子輩成為管理者階層的比例隨著父輩職業階層的提高而提高，平緩地上升。在80后出生的人這個群體中，增長也比較平緩，管理者的子輩成為管理者的比例還是最高（7.89%），但專業技術者的子輩成為管理者的比例已經逼近（7.69%）。

值得注意的是，職業是農民的人和是管理者的人的子輩成為管理者階層的比例都是隨出生年齡下降的，出現了一個回歸的趨勢。在1965年前出生的群體，他們的子女還是農民的基本占一半以上（57.5%），但到80后一代，他們父輩是農民自己還是農民只有19.17%。從57.5%到19.17%，下降得非常多，意味著有許多人走出了原來種地的生活方式，來到城市就業，身份也隨之改變。工人階層的變化比例較小，三個年齡群體的工人階層子女成為農民的逐漸下降，從9.34%降到1.86%。一般非體力勞動者的子女成為農民也非常低。到了專業技術者和管理者這兩個階層，他們的子女就沒有再回去當農民的——但在1965年出生的那一代不是這樣，即使是管理階層，他們依然有5%的人父輩屬于管理者階層，但自己是農民，這可能和當時的上山下鄉運動有關。

再看子女成為一般非體力勞動者的比例趨勢：農民階層子女成為一般非體力勞動者的比例總體上比較小，但趨勢是比例在增大，專業技術階層和管理階層的子女成為一般非機勞動階層的比例較高。總體上看，各個階層的人，不管父輩是在哪個階層，成為中間的那個一般非體力勞動者階層的比例都在增長，這大概是一種回歸。

以上這些是“松綁”的過程。工業化和城市化，實際上是把人口從地緣上解放出來了；知識社會，因為知識資本具有可流動性，包括高校擴張，高學歷人口越來越多，讓人口流動更方便；職業結構上，原來束縛在土地的農民階層越來越少。

二、中國社會轉型新階段：“大重組”時代

社會轉型的“松綁”過程中，也有一個重新再組織的過程，包括了城市群和大都市的崛起；知識階層地理分布更為集中；財富聚攏，區域差別加劇。

城市群和大都市的崛起

《2010年中國城市發展報告》稱長江三角洲已躋身于六大世界級城市群。2015年1月，世界銀行發布報告稱，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超越日本東京城市群，成為世界人口和面積最大的城市群。截至2017年3月底，中國已經形成了12個國家級城市群。這些城市群在吸納資源、資本、人才上，要超過在城市群外圍的城市。大城市群，不管是在政策還是地理位置上，是越來越促成資源分布不均的一個過程。從地理分布上看城市群，主要是沿海的一些城市，而中西部，沒有太大的城市群，以重慶有為中心個城市群，算是沿江發展。從城市群的分布可以看到，東、西部資源、人才上的分布差距。

知識階層地理分布更為集中

知識階層，即高學歷的人口的分布。知識階層分為知識工人（knowledge workers）和創意階層（creative class）。Richard Florida提出過一個3T理論——Tolerance(包容)、Technology（技術）和Talent（天分）。他的3T理論強調的是人才，創意人才，受過較好高等教育的人。當以《創意階層的崛起》聞名于學術界內外的Richard去多倫多大學就職的時候，多倫多的市長親自來為他接風洗塵，但多倫多成千上萬的市民卻游行著要把他趕回去。市民認為Richard強調的是創新階層，那更多的工人階層怎么辦？可見他的影響力。Richard在做研究的時候，和一個研究同性戀的博士討論，他們約到咖啡館，拿出各自的城市排名，結果兩個名單的排名系數相關性非常大。我們知道，很有創意的人的性格或特點都有一些比較古怪的地方，他們所在的城市相對會比較包容。現在很多城市用政策吸引人才，但我覺得吸引人不只靠好政策這樣單一的因素，還有很多其他因素，這是一個城市生態問題。比如說一個人來某個地方，他可能把家都搬過來，這會涉及到孩子的教育和整個家庭的生活和交往。這里插一個斯坦福大學老師的研究：富人移民，由于富豪很難去采訪或者問卷，這位老師通過觀察美國十幾年的聯邦稅收（稅收里有人的收入和地址等信息），美國每個州的稅率不一樣，超過多少收入會有不同的稅率。一般人認為，提高稅率會使富豪離開。但大數據發現，極少富豪會因為加稅就移民到其他州去，因為不管是他的公司、人脈還是客戶，包括他的安身立命，孩子、教育、家庭支持多方面都扎根這個地方。這個老師又用了福布斯世界排名一千的富豪做分析，發現在世界范圍內，基本上這些富豪都是在自己出生國生活的，很少在成為富豪后移民到其他國家去。即使有一些出生在比如非洲，但他很小的時候就移民到了美國，在加州成為富豪后，基本上不可能移居到紐約，像比爾·蓋茨現在還住在西雅圖，喬布斯之前一直在加州。

知識人才去哪兒？有城市的綜合性因素吸引，他才會來到這個地方。再說富豪移民，美國的州并不是通過降低稅率把富豪吸引過來，而是提高富豪的稅率。因為通常來說，富豪很少會走，用富豪的稅來幫助剛畢業有創意的年輕人，培養新的富豪，在代際之間提供幫助。總體來說，哪個地方人才越多，越能吸引人才，人才都是愿意晃蕩在一起的。我們看中國院士的分布，看211、985大學，在全國的分布對比，北京、上海、江蘇很高。

院士工作單位分布

財富聚攏，區域差別加劇

世界不是平的，知識經濟和新時代資本的發展優勢和劣勢則越來越不平等。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數據顯示，2008年三大經濟圈地區生產總值（GDP）達到12.51萬億元，占全國比重（指占地區GDP總計的比重）達到38.2%，拉動全國GDP增長4.5個百分點。關于財富的分布，可以看看中國的主要城市富豪排行：

三、“大重組”的社會、教育和文化

社會意義

農耕文明的社會結構基礎已經不復存在。原來的親緣、血緣聚居讓位給地緣、職緣，現在農村里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雖然還是原來的那種親緣、血緣的聚居，但生產方式已經不同了。青壯年都出來打工，或者通過其他的方式在城市安家落戶。甚至幾年都不回家看一看，原來對村莊里的人非常熟悉，現在可能連一半的人都不認識。熟悉社會變成了半熟悉的社會。但城市的擴張，又沒有重新組成新的熟悉社區，因為新社區的流動性非常大，經常是人來了又走。不像農耕文明綁在土地上的生活，太大的流動性沒法形成熟悉的社區。

在大城市，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不平等越來越大。知識、出生的家庭背景和個人智力等對個人發展和地位的影響都非常大，尤其是家庭出身，從小培養的資源不一樣，到后來的發展、在社會上的競爭力也不一樣，所以現在的培訓班非常多。一方面說人們重視教育，其實是以知識為基礎的分層體系里，我們要找到一個自己的位置，教育是獲得社會地位的重要渠道。

人們在空間和職業上都是在重新組合的過程，財富資本和知識資本在空間上的流動性，為這種重組提供了條件。重組的過程要求家庭和個人的價值和地位的也要重新確立。原來束縛在土地上“生于斯，死于斯”的農人所遵循的家庭和個人的價值觀念，傳承的傳統文化觀念，比如“父母在不遠游”，則很難在現代情況下發揮作用了。原來價值的觀念，傳統的東西，需要適應的這種生活方式，進行創新。這是社會的意義。比如，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里說的傳統社會里的“長老統治”，那是社會變遷緩慢的社會里靠經驗和習慣的生活，年長者具有生活經驗，有優勢，也有權威。但是，現代社會里，流動性和知識創新都在增長的社會，“習慣是適應的障礙，經驗等于頑固和落伍。頑固和落伍并非只是口頭上的譏笑，而是生存機會上的威脅。”這也是大重組的過程對社會的挑戰和意義，迫使人們不得不重新調整社會中對個人和家庭等的價值和文化觀念。

教育意義

知識對社會地位有決定提升作用。所以現在不管是中國、美國還是歐洲，好多比較發達的國家對教育都非常重視。政府會出臺一些政策做要求，比如一個學期不能缺課多少，對老師也有一些指標上的要求。教育成了知識社會的核心制度，因為無論是對個人成長、家庭幸福，還是社會和國家的發展，都是關鍵因素。教育也成了各國“競賽”的場域，比如美國現在很關注數學成績的排名，他們很焦慮這個排名，科技發展需要數學，而中國、新加坡或者東南亞的學生的數學成績很好，他們還會去取經，反映出整個社會對教育的重視程度。

教育制度還有一個功能是傳播知識、傳道授業。現代教育制度讓知識的分布不再像前現代社會：知識和教育為一小部分人所壟斷。現代社會讓知識的分布更為廣泛。和財產分布做比較，一般來說，財產分布和知識分布相關性很大，較富足的地帶，比較重視教育。另一個是知識的獲取。比如來到上海大學讀書，背后有個人的不停努力、家庭的支持，還有這個地區對教育的重視。我上中學那會兒，我們鄉最高領導說投資什么都不能投資教育，理由是學生畢業后還得回到這里，還得給他們發工資，那些不回來的，在外邊出力又不給我出力。這種觀念怎么能發展教育？所以說誰能獲取教育，如何獲取教育，這個機制里有很多東西值得研究。還有現代的知識社會，受過教育的人，要學會如何學習，并能夠保持終身學習。

文化意義

中國走出鄉土的城市化和信息化是一次穿越式社會轉型，文化價值觀需要重建。為什么叫穿越式社會轉型？拿美國社會進行比較，1920年代，美國和我們的鄉土本質上沒有太大差別，而且也出現了打工潮，在1900年到1920年代，男性一般出去打工，女性在家帶孩子，和我們現在的留守婦女差不多，就像我們走出鄉村，從農耕社會到工業社會。美國鄉村的大規模人口流動與城市化進程，也就是農業機械化時代，開啟于20世紀20年代。中國是在20世紀80年代開啟的大規模人口走出鄉土。90年代遇到信息革命。而美國用了近一個世紀的時間的社會轉型，我們用了二三十年時間。幾乎從美國的二十世紀初穿越到二十世紀末。1929年美國出現經濟危機，石油革命汽車制造業拯救了美國的就業和發展。因為汽車發展需要造路，是一個很大的工程，還有造加油站、配套的修車站，一系列設施，就把鄉村的勞動力吸引到城市就業。所以當時美國人口的城市化程度已經很高，它通過這種方式把人從農村解放出來，到城市謀取職位。二戰的爆發也給美國提供了一個發展的契機。從1920年代到1950年，美國人養的馬和騾子數量迅速降低，從2500萬頭減少到800萬頭，因為不需要這些畜力了。

中國正在經歷這個過程，差別在于我們進入信息化、城市化社會和走出農耕農業文明幾乎是同步的，而美國大約是用了一個世紀的時間，所以說我們是壓縮式的轉型，經濟、人才、社會大重組。重組后，我們原來依靠的倫理責任和相應的權利，以及這種傳統文化下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組合方式下，已經不能再發揮基礎性的力量。舉個例子像養老，費孝通先生在《江村經濟》里提到，一個人到老年的時候會排序，和差序格局一樣，如果他有自己的子女，他會讓自己的子女養老，如果沒有子女，他會讓哥哥弟弟的孩子來負責養老，從親到疏從大到小整個排序，是一種倫理的責任。但在現在，如果他的侄子跑到幾千里外去工作，按照排序的話，他應該由侄子來負責養老，但實際上不可能讓他回來養老了，而且現在也有養老新的政策。文化的觀念、倫理的責任和力量在減弱，而新的法治化的重新建構的文化作為開始形成一種基礎力量，比如新的養老院和養老金文化。

另外，在大重組中，不確定性和競爭越來越大，所以現在社會人的焦慮也比較強。我覺得，在下一步的大重組過程中，應該找到一個向相反的方向，“和”“合”文化將顯示出力量，“和”指的是和諧和秩序，另一個“合”指的是合作互助，不能再那么強調競爭。大重組的社會也是制度創新的沃土，可以期待“和合”新文化：“各成其美，成人之美，美美與共，欣欣向榮。”

（作者陳心想系美國密西西比州大學國家戰略規劃與分析研究中心研究員，著有《走出鄉土 對話費孝通<鄉土中國>》等。本文為作者在上海大學的演講，經作者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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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人說，是澎湃新聞·請講的常設欄目，以社會學者第一人稱，從社會學視角觀察中國，解釋中國，發現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