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問題”是歷史研究的兩大要素，“問題”的生發有賴于“材料”的運用和解讀，“材料”的豐富程度直接影響著“問題”的解釋與探討。陳寅恪先生謂“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近幾十年來的學術發展證明了“材料”與“問題”之間的緊密聯系。大量秦漢簡牘、敦煌吐魯番文書、北朝隋唐墓志的發現、整理與研究，激發出眾多新的學術議題，備受關注，成為推進秦漢至隋唐歷史研究的一大新動能。自宋代以下，傳世文獻浩如煙海，隨著大量典籍的影印出版與整理點校，加之計算機檢索技術的應用推廣，“材料”的不斷“涌現”亦支撐著宋元明清史研究的學術進步。

相較之下，在各斷代史中，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素以史料匱乏著稱，傳世文獻記載相對較少，出土石刻資料亦無法與隋唐碑志等量齊觀。那么，新一代的遼金史學人如何在有限的史料中精耕細作，進一步推進遼金史研究，便是很有價值的討論議題。2018年3月28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舉辦青年史學工作坊第89期學術活動，以“遼金史料的深翻與檢討”為主題，邀請青年遼金史學者進行漫談式的研討，有助于我們探索和反思遼金史研究中的“材料”問題。

此次漫談會由中國人民大學古麗巍老師主持，邱靖嘉擔任引言人，受邀與談人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康鵬、孫昊研究員和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苗潤博博士。其他參與討論的學者有包偉民教授、張帆教授以及胡恒、胡翔宇、周施廷、杜宣瑩、張亦冰等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的青年教師。

本活動屬于人大青年史學工作坊之“史料工作坊”系列。首先，古麗巍介紹了此次漫談會的緣起和各位引言人、與談人的學術背景，并向各位參會的老師、同學表示歡迎和感謝。

隨后，邱靖嘉作為引言人，對此次漫談會的主題做了解釋說明。在各斷代史研究中，遼金史最為薄弱，尤其與前后相承的唐、宋、元史研究相比，更顯蕭條，造成該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史料的缺乏。目前，研治遼金史主要依靠的還是《遼史》、《金史》兩部元修正史，遼金時期的傳世文獻，確為遼代的僅有一部韻書《龍龕手鏡》，金代尚有《大金吊伐錄》、《大金集禮》以及幾部金人文集，數量少得可憐，出土石刻資料也不如唐宋豐富，而宋元文獻有關遼金王朝的記載十分零散，不易搜檢。雖自近代以來，幾代遼金史學者利用有限的史料奮力開拓，已取得可觀的學術成果。但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材料”問題一直是制約遼金史研究進一步發展的重要瓶頸。約十年前，劉浦江教授在《歷史研究》上發表《窮盡·旁通·預流：遼金史研究的困厄與出路》一文，曾談及這一問題。據他粗略估計，“遼金史史料僅及宋代文獻資料的三、四十分之一”，“盡管材料如此匱乏，但在今天的遼金史學界，傳世文獻資料仍遠未得到充分的發掘利用，傳統史學方法也還遠遠沒有被發揮到極致”，并指出從遼金史研究對于史料的利用應從此前的“粗放式耕作”走向“精耕細作”。那么我們該如何“精耕細作”呢？這就直接催生出本次漫談會的主題“遼金史料的深翻與檢討”，對此可從以下三個方面試作解題。

第一，大力發掘遼金史的新資料。遼金史料雖少，但若深入翻檢、挖掘，其實仍可發現許多尚不為人知的新史料。劉浦江教授即已指明方向，提示應“將遼金史研究的史料范圍擴大到五代十國、兩宋、西夏乃至元、明、清等歷代文獻，并旁及高麗、日本等域外文獻；尤其是宋、元時代的傳世文獻，其中有關遼金史的史料仍有很大的發掘利用空間”。近年來，已有一些青年學者循此路徑，從宋元類書、明清方志等書中搜掘出一些新的遼金史料。此外，遼金石刻資料亦需進一步搜集與整理。

第二，對已有遼金史料的深入分析與研究。傳世的遼金史料往往來源復雜，既有源出遼金官方記載者，也有宋元人的轉輾訛傳，需要從史源學的角度加以仔細辨析，去偽存真。如元修《遼史》、《金史》各部分史料來源不同，間有元朝史官的敘述，可信度有別；又《三朝北盟會編》卷三所載女真史料歷來引用者甚多，孰不知此卷系徐夢莘雜采諸說剪裁拼接而成，其中頗多訛誤，需提高警惕。另外，如《冊府元龜》、《續資治通鑒長編》、《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大部頭史籍記有許多遼金史事，雖略為人所知，但尚未引起學者的充分注意和研究。

第三，對于遼金史料的批判與檢討。在明晰史料來源之后，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其歷史記載的文本是如何生成的，并將其置于當時的情境之中去加以解讀，以期了解編撰者的心理和意圖。這就牽涉到當下比較時髦的史事建構和歷史書寫問題，對于遼金史研究而言可謂是一個嶄新的視角，通過批判、檢討既有史料，我們可能會生發出新的歷史認知，甚至顛覆某些熟知的“歷史常識”。比如今本《遼史》、《金史》的編纂過程十分復雜，若對其歷史記載體系加以解構，或許可以看到遼金歷史的另一面相。

其后，三位受邀嘉賓圍繞上述主題，結合各自的研究心得，分別做了回應發言。孫昊最初因受博導楊軍教授影響，研究《金史·世紀》而進入遼金史領域，對早期女真歷史記述做過系統梳理和研究，出版《遼代女真族群與社會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年）一書。他認為遼金史材料雖少，但并非已無可做的余地，需要結合上述三個方面加以深翻與檢討，也要重視理論“常識”的轉變對于理解文獻，尤其是民族史文獻的重要意義。

孫昊認為對于傳世女真文獻資料的“深翻”，有賴于理論“常識”的轉變。長期以來，一些“孤島式”民族志理論在許多研究者觀念中形成了先入為主的錯誤“常識”，影響到他們對文獻史料的理解。正確的研究方式應從分析史料記述的社會語境入手，然后再與特定的理論觀點對話，得出新知。他的《金史·世紀》研究就循此思路，首先梳理文獻記載體現出的社會關系，厘清史料與史料之間、不同人物之間的聯系及其基本屬性；其次，對女真各部族的分布情況做歷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工作，從地理空間層面擴展有限的資料，揭示出更多重要的歷史信息。從這兩方面出發，可以解決很多問題。通過地理位置能判定，《金史·世紀》記述的“完顏”僅是一個“部姓”而已，并不能像學界舊識那樣，將之釋做實然存在的血緣性的氏族、部落組織。通過仔細梳理各部族、歷史人物之間的關系，并結合相關女真文資料，能夠獲知《金史》所載某某部、某某族、某某家的基本概念和結構。最后結果可以證明，學界傳統舊說與女真人早期的社會觀念不相符，那么就有必要對看似已經沒有挖掘空間的常見文獻資料進行重新認知。另外，要充分意識到文獻的文類特征與編纂目的，把握其撰作的語境、目的。就民族史而言，應尤其重視古代民族志記述的文本語境對讀者的影響。這一點從宋人關于女真的知識譜系的反思即可見到。孫昊在梳理《宋會要》、《遼史》、《三朝北盟會編》、《高麗史》諸書的女真記述時，發現各方記述的女真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場和語境之中，遮蔽了女真自身的政治取向和族群分異實態，因此在運用此類文獻時，應當辨明其文本形成之語境與知識來源，而不是簡單引用，泛泛而談。

在對歷史文獻記載進行深入剖析和檢討的基礎之上，我們可以在理論層面總結一些有益的思考。此前原始社會向早期國家發展的酋邦理論并不適用于中國北族王朝的研究。因為無論是酋邦，還是部落聯盟，其預設前提都是這個民族在沒有受到周邊社會影響，處于一個獨立的、緩慢的自我發展的過程，但這個過程并不符合中國北方社會多民族交融、相互影響的發展實際。近些年來流行的所謂“內陸歐亞”視角，與傳統中國民族史研究視角的一個重要區別是，這些學者并不承認北方社會的原始性或落后性，而認為北方的內陸歐亞社會是具有歷史獨特性的社會發展主體，具有自身的文化特征和歷史發展邏輯，不能用“原始社會史”的觀念來理解。內陸歐亞視野下的北方民族相互聯動的觀念，無疑為孫昊的女真史研究拓寬了出口和可能性。

孫昊現在中國社科院歷史所中外關系史研究室工作，合作導師李錦繡研究員一直以內陸歐亞學作為本室學科建設的核心。受這種有利環境的影響，他將上述理念付諸實踐，從事東北亞民族與內陸歐亞或內亞草原的關聯性研究。他認為東北民族的發展與整個歐亞草原緊密相連。這一點并不僅體現在內亞文化的相似性，更多地體現在多族政治互動直接導致了東北民族的一些政治概念和政治關系的產生。美國學者巴菲爾德(Thomas J. Barfield)所著《危險的邊疆》（袁劍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提到，東北民族往往是拾荒者，利用北方草原和南方農耕定居族群兩敗俱傷的機會發展起來，就是因為東北民族可以同時吸收南北兩方的政治和社會資源。孫昊最近關注渤海國問題，也發現渤海王權的建構事實上凝聚了北方草原可汗正統性和唐代政治傳統雙重因素。因此，東北民族的發展可能較我們之前所了解的更為復雜。

理論不僅是一種視角和問題意識，還是挖掘史料新義涵的方法、工具。20世紀40年代政治人類學的“非洲經驗”（參見[英]M.福蒂斯、E.E.埃文思·普里查德編《非洲的政治制度》，劉真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促使后來的研究者意識到所謂親屬關系組織起來的社群，其實都是一種政治組織，這影響到此后研究問題意識的轉向，并成為當代內陸歐亞民族史研究的基本思考出發點（如[美]Lindner, “What Was a Nomadic Trib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4, Issue4,1982，在國內近年羅新老師亦大力倡導）。這是政治人類學社會“常識”之更替促使歷史現象認知改變，進而影響我們對現有常見史料理解的典型例證。因此，我們應充分跟蹤，采用多學科的“常識”，投入到我們自身的“田野”工作——文獻解讀過程之中，變“常識”為“工具”，與文獻所記述之語境進行深入對話，也能夠得出新知。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通過自身的“田野”經驗與其他歷史研究領域在一個共同關注的理論層面進行對話、相互借鑒。

最后，孫昊總結其研究心得，指出傳統的文獻研究方法（含多民族語言的文獻）是民族史研究的基礎，歷史地理、阿爾泰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值得重視。在此基礎之上，理論“常識”的轉變對于闡釋史料是最為重要的，但前提是對于任何一種新的“常識”或理論，一定要像追溯史源一樣地追究它們的知識源流，明確其終極問題趣旨，才能將其變為自己闡釋與深翻史料的得力工具。

苗潤博將引言人所說的開拓新史料、對既有史料的深入考索和重新解讀三方面問題概括為史料的“加法”與“減法”。在一般情況下的歷史研究，或者說是積累階段的歷史研究，需要做的往往是史料的“加法”。就是多一條材料，我們的解釋力似乎就多了一點；看到一個系統記載，就以其作為綱目，在此基礎骨架上填充血肉，即搜羅更多材料證明已有的敘述和知識。這似乎是歷史研究一個比較通行的做法。而所謂“深翻”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做“減法”。我們一方面可能會面對支離破碎的史料，另一方面還可能要面對史料背后透露出的整體敘述。一種歷史敘述的整體性、連續性越強，越容易被我們先入為主地接收，然而這樣的歷史敘述其實更加需要警惕。面對看似整飭的歷史敘述，我們要做的首要工作應該是抽絲剝繭、正本清源，通過區分不同敘述主體、不同來源的史料，剔除干擾性因素，必要時需要以打破既有歷史敘述連續性的方式來求得新的連續性。

以他研究的早期契丹史為例，“契丹”一名在公元4世紀末出現，直至公元10世紀初建立契丹王朝（即遼朝），建國前史大概有五百多年，以往我們講述這段歷史時，很多時候是以元修《遼史》關于這五百多年的歷史敘述為依據，將其作為一種“常識”或者研究的基礎。但如果深入分析這套歷史敘述，不禁會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遼朝契丹人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建國以前的歷史？元朝史官所總結的發展脈絡是否符合遼朝當時人的歷史記憶或曰歷史敘述？這樣一個基本的問題意識落實到具體操作層面時，我們就要進行史源學的考索：元朝史官有關契丹早期歷史的敘述是怎樣形成的？實際上，這套歷史敘述有兩個不同的文獻來源：首先是中原文獻呈現了一套關于契丹早期歷史的系統敘述，從《魏書》開始設置《契丹傳》，到唐宋時期正史一直相沿不輟；其次是，元朝史官修《遼史》時尚能看到少量零星的遼朝人自身的歷史敘述。出于一元線性歷史敘述的思維習慣，元人理所當然地將遼朝文獻和中原文獻所記建國以前的契丹歷史敘述進行了雜糅和拼接，在這一過程中會產生很多問題。苗潤博的研究首先就要將我們熟悉的歷史敘述進行拆分，做史料的“減法”，去除掉能夠確定出自中原文獻系統的記載以及元朝史官根據己見所做的削足適履、生搬硬套式的嫁接、粘合與改編。當把中原文獻對契丹早期史的記載與元朝史官關于契丹早期史的想象剝除之后，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還原或保留遼朝自身的歷史敘述。這時我們會驚奇地發現，遼朝自身的歷史敘述居然與我們在《遼史》和中原文獻中所見的完全是兩種不同的面貌，這就是“減法”的作用。在層層剝離史料的過程中，傳統史源學的追索與現代問題意識的結合顯得尤為重要。

此外，苗潤博還回應了民族史研究中的“漢化”命題。最近有學者試圖用一種新的視角來重新解釋遼朝整個歷史的發展，提出自遼太祖阿保機開始便采用全盤漢化的建國方略。但根據苗潤博的研究，我們在《遼史》中看到的遼朝中前期歷史其實經過了遼后期的改寫和重塑。漢化漸深的后期史官有意對遼朝開國歷史進行了偽造和建構，并重新書寫了遼中前期的歷史敘述。如果不加批判地采信這樣一套敘述去研究阿保機時代及遼朝中前期的歷史，我們就會在不知不覺間充當了遼朝后期史官的現代翻譯者，而不是批判者。

苗潤博總結道，在中國古代斷代史研究的許多領域紛紛超越傳統精耕細作階段，進入后現代的史學反思即思考歷史書寫這一層面的問題時，遼金史研究某種程度上還在前現代和后現代之間徘徊，在史料“加法”還未做好的情況下，同時要面臨做“減法”的問題。不過，反過來說，遼金史研究也有后發優勢，可以有意識地借鑒后現代或是比較成熟的其他斷代史的研究方式，立中有破，破中有立。在這一過程中，最重要的或許不是史料的“加法”而是“減法”，畢竟對于遼金史學者而言，史料的“加法”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而史料的“減法”則是義不容辭的。

康鵬主要談論了民族語言文字資料對于深化遼金史研究的重要價值。契丹、女真王朝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前人研究主要依據的是漢文的傳世文獻，無論是中原王朝的史書記載，還是遼金王朝編纂的國史，僅僅看漢文的歷史書寫往往是片面的，無法充分理解遼金王朝的某些特殊性，這就需要依靠契丹女真語言文字資料的解讀與研究。例如，劉浦江老師研究的契丹父子連名制問題（《契丹名、字初釋——文化人類學視野下的父子連名制》，《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華書局，2008年），此前研究者已意識到契丹人的第二名很特殊，但如果沒有契丹文字資料，我們是無法知曉其規律性的。又如，從漢文記載來看，契丹人的姓氏只有耶律和蕭兩姓，但實際上，蕭姓在契丹文字中是沒有的，目前契丹大小字石刻記載的都是這些蕭姓契丹人的具體部族名，如述律、拔里、乙室己等，由此看來，蕭姓可能是對漢人的一種宣稱，同時又是凝聚其他民族的一個工具，如奚人皆姓蕭。再如，遼朝國號問題，漢文記載遼朝曾多次改國號為“遼”或“契丹”，但據契丹文墓志可知，遼朝始終實行雙國號制，稱“遼·契丹”或“契丹·遼”（劉鳳翥《契丹文字中遼代雙國號解讀的歷程》，《鄧廣銘教授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中華書局，2008年）。以上這些例證表明，通過將漢文記載與契丹文字資料相結合進行研究，我們可以深入了解契丹人獨特的想法。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現存的契丹語言文字資料除了契丹大小字墓志以外，在域外文獻中也有可能保存一些零星記載，如《馬衛集》等阿拉伯文獻。總之，契丹語言文字資料還有很大的深入挖掘空間，而且它們恰恰可以從契丹人的角度去理解遼朝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值得大家關注和利用。

在三位受邀嘉賓發言之中，進入自由討論環節。張帆教授對于孫昊、苗潤博從史料“減法”的批判視角來檢討遼金早期的民族發展線索、建國道路等問題表示贊賞和支持。按說有關遼金早期歷史的資料很少，十分珍貴，但經過他們的批判和剝離之后，也許反而能呈現出比原來更加清晰的畫面，這是很有意思的現象。不過，這種研究方法不一定對其他民族史研究也適用，比如蒙元的歷史記載可能就不大容易進行剝離。由于遼朝流傳下來的資料很少，《遼史》成書很晚，在編纂過程中會加入許多錯誤的歷史知識，甚至是史官的比附、猜測與想象，所以《遼史》敘述的契丹早期歷史很可能與契丹人真實的歷史不是一回事。《金史》情況稍好，但也有一些后世史官建構的成分。而元朝有成書很早的《蒙古秘史》，尚未受到中原王朝觀念的影響，其記載相對比較可靠，恐怕暫時還無法對其加以批判和剝離，這有待于今后的學術發展。同時，張帆教授還提示應關注金朝作為中原歷代王朝中的一環，如何與此前的唐宋及之后的元朝相接軌與過渡的問題，并深入體會和解讀史料背后的歷史信息。歷史總是比我們想象得要復雜，有些問題看似是不證自明的“常識”，但如果深入考究之后，或許會完全顛覆我們的既有印象。另外，對于初涉史學者而言，史料批判、剝離式的研究方法需小心謹慎，應在充分讀懂、理解史料的基礎上再追求創新。

包偉民教授并不覺得史料的多寡是一個問題，對于同一個學者群而言，面對同樣的材料，如何做出出類拔萃的研究才是關鍵，這也是一種考驗。有的斷代史資料太多也有自身的問題，學者研究往往會流于資料的排比，而疏于深入解讀，比如宋史研究對資料的解讀總體上不如唐史研究精心。關于民族早期歷史的敘述多虛無縹緲，有較多后人建構的內容，其實這種現象是具有普遍性的，在其他歷史中也常常存在。以浙江龍泉民國司法檔案所見為例，司法訴訟雙方呈交的契約如何書寫受到訴訟制度、法律條文、具體情境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因此必須了解文本背后的書寫目的。又如地方大族往往會有意地將捏造的本宗族、家族歷史塞入地方志的編纂之中，等若干年后編修家譜時再從方志中抄出，這樣私志搖身一變就成為官修“信史”。因此，在了解了某些通例和制度之后，再去談史料的“減法”問題可能更為妥帖。包偉民教授還指出，以前我們往往會不假思索地接受前輩學者建構起來的說法，很少提出質疑，然而隨著學術的發展以及研究條件、手段的進步，思考中國史學如何繼續往前推進，除了開拓新領域之外，其實已到了對以往習以為常的成說進行檢驗和反思的地步。

來自不同研究領域的幾位青年學者也參與了討論。張亦冰介紹了宋史研究的資料狀況，并結合宋代經濟、制度史研究，指出宋代也有類似歷史書寫的問題。古麗巍對所謂史料的“加法”和“減法”問題做了回應，認為有時研究中兩者是并行不悖的。就“加法”而言，并非遼金史所獨有，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在歷史早期不少都會出現所謂“層累造成的歷史”、“英雄祖先”之類的現象，主要看討論的對象如何靈活地運用史料。而“減掉”的史料也不一定是廢料，或許換一個視角就是有用的材料，所謂“書寫”更應該看成一種研究的多維視角。胡恒就遼金史料問題反觀清史研究，清史的問題在于史料太多，除眾多傳世文獻典籍外，還有大量的檔案資料，這種狀況對于清代地方史研究帶來的困擾是呈現出了很多的細節，并且以為它們具有很強的獨特性，但其實如果仔細讀《大清會典》會發現，其實我們此前并沒有真正理解清代中央的制度規定，而誤以為那些細節體現了什么地方性，因此清史研究也需要加以深翻。另外，清史研究如何避免碎片化的趨勢，怎樣在若干地方化、區域化的具體研究基礎上提煉出一些更具解釋力的框架，這也是清史研究面臨的一個挑戰。周施廷、杜宣瑩從世界史的角度，分別介紹了歐洲宗教改革和英國史研究中的檔案資料利用情況及其相關問題。現場同學也就新舊《五代史》中的契丹史料、遼金經濟史研究、《高麗史》中的女真記述等問題紛紛提問，由在座老師一一作了解答。

此次漫談會氛圍輕松愉悅，各位發言人事先均未作周詳準備，然而討論時圍繞主題各抒己見，多有精彩言論，頗具啟發性，達到了良好的效果。近年來，各種形式的斷代史學研討會不計其數，但其中很少見到遼金史的身影，這也間接反映出目前遼金史研究的弱勢狀況。希望今后能夠看到更多以遼金史為主題的學術活動，在這方面青年學者理應發揮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