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清明節假期，被兩場激烈的校園師生沖突所充塞。

一是武漢理工大學研究生陶崇園自殺，被指生前遭到了導師王攀種種“壓迫”：每晚要去老師家里，要替老師打飯、組織球隊，甚至王攀還當眾讓死者“坦坦蕩蕩說出那六個字”——“爸我永遠愛你”。

另一件則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20年前舊事，多名校友在清明節期間指責當年北大教師沈陽性侵女大學生高巖，致其自殺。

前一則事件，武漢理工大學做出通報，未發現王攀阻撓學生答辯、侵占經濟利益等情況，但是存在與學生認義父子等與教學無關的情況，已經暫停了其研究生招生資格。

而后一起事件則更為復雜。沈陽教授高調喊冤，稱受到誹謗。受害者墓木已拱，很多案件事實難得到證實。但是，沈陽的確因為高巖之死背了處分。北大當年處分決定，幾乎是一邊倒呈現了沈陽一方的說辭，處分中沒有呈現死者家屬、同學的指控：是高巖要求與沈陽建立戀愛關系，沈陽承認與其有摟抱、親吻，其又解釋說這么做很無奈，是因為“高巖精神狀態有問題”，“怕出意外”。最后，北大以其與女生交往“態度不嚴肅”予以了警告的輕罰。

如果沈陽真的是去安慰女生，何以背上這個處分？正像北大自己承認的當年處理存在“寬、松、軟”問題。這個語焉不詳的處理，也為20年后沈陽在其學術自述中大言炎炎地輕佻死者留下了空間。

20年來，中國社會對性侵的理解、話語結構和范式發生根本性變化，從是否發生性關系，轉向警惕權力的濫用。

“師生戀”、性侵女生、導師把研究生當成保姆、“奴隸”等等，種種千奇百怪的師生矛盾，核心的議題是學術權力被濫用，師生關系被異化成人身依附、精神強制，而威逼利誘之下的發生性關系、陪女導師喝酒、替男導師買菜，只是權力濫用的表現形式。

從今年1月西安交通大學博士楊寶德自殺，輿論矛頭指向其女導師的種種“控制”，到這次的陶崇園自殺，從北航陳小武的性騷擾門到廈門大學吳春明的誘奸門，事件的核心和因果關系都似乎躲在磨砂玻璃后面。但這一系列的極端個案，應該推動的是公共領域規則的完善，而不是指向“花邊新聞”。

在現行研究生制度之下，導師的權力是否不受制約？高校老師與同性、異性學生交往的紅線在哪里？相關教育有沒有被納入學校的日常規范中？乃至學術界調侃的“不想當師娘的師妹當不成好師姐”的現象，如何納入反學術腐敗機制中？

如果20年前，“沈陽案”能夠得到徹查，并建立完善的預警機制，把師生之間的“糾紛”當成防止權力腐敗，在高校教師中明確樹立與學生交往的權利義務的邊界，明確哪些是關愛、哪些是越界的奴役、騷擾 ，是否能杜絕王攀們的“過分”？

20年前，北大用曖昧回避的師生之間的權利與責任問題，終于還是在當下社交媒體環境下全面爆發了。在中國高校，從法律層面厘定師生的權責利關系、建立通暢的救濟申訴機制，已經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不能再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