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一整年的海昏侯熱中，讀者們多半會被層層疊疊繁復華麗的隨葬品吸引住目光，而對兩漢高等級墓葬的葬儀葬制本身了解不多。一年一度的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結果將在10日下午揭曉，在進入終評的二十六個新發現中，洛陽東漢帝陵可謂是一瞥漢代帝王陵寢制度的絕佳材料。

持續十六年的考古歷程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現與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合并為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第一次對東漢帝陵展開考古調查工作，是在國家文物局對邙山陵墓群考古調查項目立項后的2003年。此前，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曾對邙山和洛南這一區域內可能屬于東漢帝陵的二十余個墓冢進行了踏查。

早期認識的東漢帝陵分布圖（圖片來源：《東漢帝陵有關問題的探討》）

考古調查，意在了解帝陵之地望。首先判斷東漢帝陵的分布區域，再找出每座陵冢的陵園范圍，最后對其歸屬進行分析。簡而言之，就是回答“在哪”、“多大”和“屬于哪個皇帝”這三個問題。就東漢帝陵而言，由于墓志刻石之類的材料是更晚期才出現的，無法像調查西晉、北魏帝陵時直接利用碑刻或周邊墓葬的墓志記載來交叉判斷，只能依靠考古類型學原理，結合文獻材料進行實地調查和勘探。

根據《續漢書·禮儀志》等史籍，除獻帝禪陵位于河南焦作修武縣之外，其余十一座帝陵均位于洛陽，按位置分為漢魏洛陽城北兆域(孟津縣境內)的五座，包括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順帝憲陵、沖帝懷陵和靈帝文陵，以及南兆域（偃師市境內）的六座帝陵，即明帝顯節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殤帝康陵、質帝靜陵和桓帝宣陵。

2009-2017年發掘區（圖片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網站）

2012年，針對東漢陵園的主動發掘工作首次展開。截至2017年，先后發掘了孟津縣朱倉村M722東漢陵園遺址和伊濱區白草坡村東漢陵園遺址，累積發掘面積超過14000平方米。截至目前，勘探總面積256萬平方米，已經進行考古勘探的帝陵共七座，分別是大漢冢、二漢冢、三漢冢、劉家井大冢、朱倉M722、朱倉M707、白草坡村東漢帝陵。在封土周圍均發現大面積的陵園建筑基址，集中分布在封土東側或東北側，發掘者認為存在內、外兩重陵園。陵區發掘工作基本復原了東漢帝陵的面貌，回答了陵園布局、陵區內建筑結構等問題。陵園的始建年代和使用年代由于缺乏完整的證據，出土遺物常常缺乏可靠的地層關系，且“整個陵區從東漢早期到晚期都有建設，單個陵園內出現不同時期的遺物實屬正常”，因此尚未對各陵園的歸屬形成定論。由于在可見的未來都不會對帝陵本體做考古發掘工作，對帝陵陵園的考古發掘就是我們了解兩漢陵寢制度的核心材料。

西漢東漢大不相同

總體上看，西漢和東漢帝陵在陵寢制度上已經出現較大變化，東漢陵園的考古工作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封土形狀不同。

封土是指堆砌于墓室之上、高于地面的土丘，多認為始于春秋戰國時期，由于聚族而葬的“公墓”制轉向以財富、地位維系的共同體葬于一處的制度，出于強化辨識度的要求而產生。西漢帝陵均為覆斗形封土。2004年7月對偃師地區的大型東漢墓葬鉆探發現，耕土下殘留的封土為橢圓形。

二、墓室形制不同。

西漢帝陵為豎穴土坑木槨墓，即從地面豎直向下挖出墓穴，再用數重棺槨裝殮遺體與隨葬品置于其內。西漢帝陵的槨室為“黃腸題湊”，即用柏木芯構筑的框形結構。東漢帝陵已探明為方坑明券墓，但未經發掘，推測為磚石混合型的回廊形墓室。

三、墓道數量不同。

西漢帝陵為四條墓道的繁體“亞”字形墓，四條墓道除了表明等級最高之外，其必要性在于搬運開挖墓壙產生的大量土石以及安裝木槨。東漢帝王陵墓使用一條墓道的洞室墓，平面呈“甲”字形，一方面強調了祭祀空間，另一方面是由于磚石墓的建造不需要四條斜出的墓道。

四、帝后合葬方式的變化。

西漢時期，皇帝和皇后雖埋葬于同一陵園，但位于陵園內的不同位置，墓室和封土都是分別建造，“同塋不同陵”。東漢時期有明確記載，“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帝后葬于一室。

五、外藏系統不同。

外藏系統指商周時期以來，出于“事死如事生”的需要，為逝者分門別類準備的“婢妾之藏”“廚廄之屬”等各類隨葬品。西漢時期，外藏系統為陵冢內外大量不同類別的陪葬坑。東漢帝陵中，就目前調查勘探的情況來看，沒有發現與墓室分離的外藏系統，應當是由于洞室墓的耳室、前室等取代了陪葬坑的功能。

六、陵園的封閉方式不同。

西漢時期，帝陵陵園皆以垣墻封閉，直到光武帝原陵，文獻中也記載是使用修筑垣墻的方式。而自明帝開始，“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開始使用“行馬”來作為陵園的界限。“行馬”是指宮門、官署前阻攔同行的路障，一般認為是木質的柵欄。

七、此外，東漢陵寢的規模遠遠小于西漢時期，一方面是由于投入較少，另一方面和盜墓風氣日盛、社會上層提倡“薄葬”有關。

從帝陵材料研究社會變遷，問題何在

從帝王陵墓到刑徒墓地，墓葬材料既是探索死者生活習慣、愛好、社會經濟地位的一手材料，更可以被用于觀察長時段的歷史和社會變遷。洛陽東漢帝陵的考古新發現，對于考古和歷史研究者而言十分珍貴，可以借此進一步研究帝陵建制和發展脈絡，從而闡釋陵寢制度背后所隱藏的政治、經濟、社會意涵。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墓葬的特殊性質，在被用于分析死者生前的活動時，有其天然的局限性。

埋藏和形成考古記錄的過程會損失部分信息。發掘者和研究者只能看到遭受過自然和人為破壞的“墓”，很難復原“葬”的過程。而發掘工作本身，也會造成部分信息的損失信息的逐層遞減，需要盡可能地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分析，尤其需要結合同一時段同一文化的其他遺跡進行觀察。

其次，對于帝王陵墓而言，可能有一部分物品，是在墓主人死后才被選中作為其隨葬品的。皇帝的生前和死后，其社會性和社會角色已經發生了變化。陪葬品并不一定是墓主人生前擁有或者使用的東西，也可能被用以表達死者和生者之間的關系，或生者自身的意識。墓葬是意識形態最集中的表現，是對現實社會網絡的歪曲再現，并不直接反映真實的社會結構和權力關系，而可能是被構建的一種鏡像中的形態。

第三，對于研究者本身來說，只通過研究墓葬材料來觀察社會生活的全貌是不夠的。絕大多數社會活動，都不會直接表現在墓葬中。諸如財富地位、信仰習俗、親緣關系、社會結構，在下葬的儀式、隨葬品以及墓地的構建中，都只有部分的呈現，墓葬提供的只是一幅拼圖的一部分材料。以上這些因素，都要求考古研究從實際出發，從材料引出理論而非相反，研究者需要結合同一文化的多類遺跡來重建社會面貌。

參考文獻：

《洛陽孟津朱倉東漢墓園遺址》，張鴻亮; 嚴輝; 史家珍; 盧青峰

《洛陽朱倉東漢墓發掘簡報》，張鴻亮; 司馬俊堂; 張海濤; 郭朝杰; 高虎

《東漢“原陵監丞”封泥考略——兼談漢代陵園職官》，張鴻亮

《略談東漢帝陵陪葬墓塋域問題》，張鴻亮; 盧青峰

《洛陽孟津朱倉東漢帝陵陵園遺址相關問題的思考》，嚴輝

《東漢帝陵有關問題的探討》，韓國河

《偃師洛南東漢帝陵考古勘探報告》

《洛陽邙山陵墓群第一階段考古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