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內斯特·C. 莫斯納的《休謨傳》有一個十分明顯的特點：在每一章開頭，他都要援引休謨《自傳》（My Own Life）中的一個句子，或是一小段話，作為這一章的題記或“文眼”。不僅如此，在全書末尾，他又不加任何刪節，附上休謨的這篇短文。通過這一形式上的特點，莫斯納似乎有意表明：此長篇大作不過是休謨那篇短文的注腳。《自傳》為他提供了基本的寫作框架，以及傳主的人物形象。亦即，他著力刻畫的休謨應當符合休謨的自我理解。

莫斯納的《休謨傳》初版于1980年，休謨寫完《自傳》兩百年以后。他的《自傳》引導一代又一代人思索、品讀他的行思，進入其作品，探求知識、道德與秩序的法則。后人無緣一睹傳主尊容，若要為其繪一幅思想畫像，就只能憑借其著述、書信，以及同代人所作的言行記錄。許多世紀之后，只有文字資料方能克服時間與遺忘，顯露作者的意圖，施展其力量。既然休謨有《自傳》傳世，后人便無法避而不見，不加反思此中的線索。所以，《自傳》篇幅雖短，但卻是休謨有意為之的行動，絕非無足輕重。考慮到寫作時刻，這篇自傳則更加意味深長。

休謨在1776年4月18日撰寫了《自傳》，僅僅四個月之后（1776年8月25日），他便與世長辭。休謨寫作自傳時，已經清楚知道，自己身患絕癥，將不久于人世。《自傳》是他為死亡做的準備：

1775年春，我患了腸胃癥，這種癥候在一開始并不曾使我驚恐，不過我想它嗣后卻成為致命的、無法治療的病癥。現在我料想死亡是很快的了。我倒沒有因為我的疾病受到什么痛苦；更奇怪的是，我的身體雖然很衰弱，可是我的精神從沒有一刻消沉。因此，假若要我指出我一生中哪一個時期，是我愿意重過一次的，我一定會挑出這一段晚年的時光。我的研讀仍如以往那樣熱烈，我的談笑仍如以往那樣快活。而且我想，一個人已經到了六十五歲，就是死了，也只是截去不多幾年疾患的光景。而且我看到，有許多征象，預示著我的文名終究會顯耀起來，可是我知道我也只有不多幾年來享受它。我到此時對于生命算是最無牽掛的了。（莫斯納：《大衛·休謨傳》，周保巍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658頁）

這篇“自傳”記錄了休謨在走向死亡時的思想、情感，以及生活狀態。休謨以哲人的方式迎接死亡，對于生命之路將要通向的未知終點，他沒有絲毫恐懼。他仍以一貫的熱烈、快活燃燒著最后的生命，展現出積極、昂揚的德性。他沒有哀嘆老年的衰弱，卻稱“這一段晚年”是其一生中愿意重過一次的時光。日益興起的文名或許能帶來虛榮，但他垂死時刻的平和絕非來自這虛榮的寬慰，因為他知道自己“也只有不多幾年來享受它”。對休謨而言，晚年意味著什么？他仍然保持著一貫的研讀和交往，過著一貫的“文人”生活，為何這段晚年時光成為最值得一過的人生階段？按照休謨的自述，文名終究會顯耀的諸多征象才令這段時光與眾不同。文名（literary reputation）顯耀對他意義非常，因為這意味著社會的認可、思想之戰的捷報，也意味著文人使命的完成。正是在此意義上，他才覺得死而無憾，對生命了無牽掛，從而平靜、積極地迎接死亡來臨。

在他去世前二十天（1776年8月5日），亞當·斯密曾來探望。休謨與之談起正在讀的書和即將到來的死亡。休謨表達了對此生的快慰：“我打算做的每一件事都已經做好。即使我再多活幾年，親友們的境況也不會比現在更好。故而，我現在可以說死而無憾。”（《休謨傳》，643頁）隨后，他又借助琉善（Lucian）《死者對話》一書中“冥府渡神”的形象，不失調侃地道出此生志業：

經過一番思考，我想我或許可以對他說：“仁慈的冥府渡神，我一直在修訂即將出版的拙著。請您再寬限幾天，這樣我就可以看到公眾對于這些修訂的反應了。”但冥府渡神回答道：“在看到修訂后的反響后，你免不了還要做進一步的修訂。這種借口可謂無窮無盡。所以，誠實的朋友，您還是上船吧！”但是，我或許還可以懇求道：“仁慈的冥河渡神，請再寬限幾天吧！我一直以來都致力于開啟明智。如果再多活幾年，我或許就能心滿意足地看到某些盛行的迷信體系的倒臺。”但冥府渡神此時早已火冒三丈、斯文盡失：“你這個游手好閑的無賴，就是再過幾百年，這件事也不會發生。難道你以為我會讓你再活那么長嗎？立馬上船，你這個懶惰的、游手好閑的家伙！”（《休謨傳》，644頁）

愛丁堡的休謨像

休謨一生以學術為業，著書立說，旨在開啟民智、破除迷信。其生有涯，志業卻無涯。休謨對死亡與冥府渡神的調侃表明，他致力于在“有涯”與“無涯”間尋求平衡。他有一個精神的戰場，從事著一場漫長的戰役。其使命便是像戰士一般，護衛真理與正確的秩序、道德理想，與迷信和狂熱對抗。可朽的生命有其自然限度，與其志業和使命相比，區區百年仍嫌短暫。在不朽的真理和無限的時間中，若是一味貪求茍活，實為不智之舉。高才大德如休謨者必然不會執迷于此，也必然知曉：若要在精神戰場上獲得勝利，讓有朽的生命變得有力，唯一的方式就是超越它，將其轉化為不朽的信念，以及道德生活的樣式。休謨在極為年輕的時候便窺見真理堂奧，并因此堅定心志，明確了人生的目的。“經過大量的研究和反思之后，最終，在我十八歲的時候，一個嶄新的思想舞臺展現在我的面前，使我不可自抑地沉迷其中，并以年輕人慣有的熱忱，放棄了我此前曾打算追求的全部逸樂和事業。”（《休謨傳》，77頁）在傳記里，莫斯納這樣評述十八歲的少年休謨：“1729年，一切皆成定局。他將成為一名文人。”（《休謨傳》，77頁）

成為一名文人！這似乎是“天職”的召喚。自此以后，休謨一面滿懷激情地進行研究和寫作，闡發學理與思想；一面積極生活，力求中道，追求世俗德性與幸福。休謨不僅要在知識上啟發、教育世人，護衛、傳播真理；亦要在社會生活中立德立行，在塵世間彰顯德性光輝。休謨在1738年，不到二十八歲就完成并出版《人性論》，此后一直堅守由此闡發的學說體系。為了更好地傳播其思想，他又對這部煌煌大著加以改寫，論述人的理性、道德以及自然宗教諸原理。他也像浮士德一樣，并不把自己禁錮在理論和書齋里，而是積極追求世俗諸善：經營財富、關照親友，甚至不拒絕軍事與政治上的事功，從而享有“好人大衛”的盛名。

休謨自稱為“文人”（man of letter），他也自覺地過著“文人”的一生。“文人”不同于柏拉圖意義上的哲人，也不同于基督教中的牧師。哲人走出了“洞穴”，他在天性與品質上便與凡人有別。牧師侍奉上帝，是連接天國與塵世的中保。哲人與牧師都在社會之外。“文人”則在社會之中，從表述來看，它似乎只是社會分工中的一個特殊階層而已。休謨的哲學當然是“文人”的哲學，也是社會的哲學。正如他在《人性論》的“導言”中所言，他要通過對經驗的觀察，“直搗人性本身”，并通過對人性原理的闡發，提出一個“建立在幾乎是全新的基礎上的完整的科學體系”（休謨：《人性論》，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8頁）。休謨所謂的“人性”，乃是普通人的人性，是社會中人的人性。相對于柏拉圖和基督教，休謨帶來了西方道德哲學的“哥白尼式革命”。他不再訴諸“最高理念”與“上帝”來建構知識與秩序的確定性，認為它們超越人的理解能力，只能帶來依賴辯才而非理性的爭辯，令迷信與狂熱滋長。相反，休謨將視野轉向人的心靈與凡俗社會，試圖從中找到知識、秩序，以及道德的確切基礎。亦即，人與社會自有其神圣性，人可以在積極的社會生活中，也唯有通過積極的社會生活認知并踐行德性。

在《道德情感論》第七部分，亞當·斯密評述了古今諸道德哲學體系。他將休謨與哈奇森的學說歸為一類，稱為“以情感為嘉許原則的體系”（Of those systems which make Sentiment the Principle of Approbation），認為它們皆為“同情”的道德哲學。在這里，斯密對休謨的評論內容不長，但頗為凝練精到：

另一體系也試圖從同情（sympathy）來論述我們道德情感的起源。它不同于我正在努力建立的那一種。從同情那些受某種品質（quality）影響之人的幸福中，旁觀者體察到這種品質的效用，從而感到愉悅。它將德性放在效用的位置，并且對此種愉悅展開論述。這種同情不同于我們借以進入行為人之動機的同情，也不同于我們借以認同行為受益者之感激的那種同情。我們憑著與之相同的原則，贊許一架制作精良的器械。但是，對于我們剛剛提及的那兩種同情，沒有哪一架機器是其同情的對象。在這部著述的第四部分，我已對這種體系給出了一些論述。（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Liberty Fund, 1982, p.327.）

斯密：《道德情感論》

在《道德情感論》中，斯密專門辟出第四部分來批評休謨。然而，斯密的鄭重其事并不意味著他們在立場上的根本對立。甚至相反，這恰恰表明了其學說的內在親緣性：因其風格與基調相似，因此才需細致說明，辯清自己與前輩的差異，以及對前輩學說的發展。斯密在自身著述的第七部分，在上述引文中對休謨的處理亦能印證這一論斷。哈奇森是他在格拉斯哥大學求學時的恩師。1787年，斯密接受格拉斯哥大學榮譽校長一職，他在發表演講時對先師大加贊譽，稱之為“永遠難忘的哈奇森博士”。所以，當他將休謨與哈奇森的學說并列，便也間接地表達了對這位“老師”（休謨）的敬仰。斯密離開格拉斯哥大學，遠赴牛津求學后，他對牛津沉悶僵化的學風一度十分反感，將大量時光付與自主閱讀；其中一大主要內容即為“人性研究”，休謨的著作亦令其沉迷不已。據傳，斯密因過于用功患上了“學者病”，牛津巴利奧爾學院領導覺得應當去宿舍探望，“卻發現他正在閱讀休謨的《人性論》……那時該書剛出版不久[1739-1740年] ”，“調查這一事件的牧師們，沒收了這本異端邪說，嚴厲地批評了這位年輕的哲學家”（伊安·羅斯：《亞當·斯密傳》，張亞萍譯，羅衛東校，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124頁）。值得注意的是，《人性論》是被休謨自稱為“一刊印出來就像是死產，無聲無臭”的作品。可它甫一出版，便令斯密沉湎其中，可見兩人心意相通，以致日后引為同道，英雄相惜。

休謨：《道德原則研究》

休謨將道德的一般原則寓于效用之中。“人功（personal merit）由諸品質對擁有者自己或與之有所交往的他者的有用性（usefulness）與愉悅適當（agreeableness）構成”（David Hume,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ed. by J. B. Schneewind,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p.72），人們能夠同情這些品質產生的愉悅適當，并因而予以贊許。斯密總體上繼承了休謨的道德立場，但進一步發展了他的“同情”概念，將其闡述為旁觀者對行為人處境的理解：通過設身處地換位思考，旁觀者想象自己處在行為人的境地，從而產生與之相類或相異的情感，據此作出行為合宜與否的倫理判斷。

斯密的道德哲學也與休謨一樣，仍為一種“同情”的倫理學。實際上，無論“同情”概念繁簡與否，它都凝聚了人的社會性與道德潛能。它意味著，并預設了：人們能夠自社會交往中，也唯有從社會交往中，通過彼此“同情”，來認知、修習德性。道德原則便蘊含在社會當中。在這樣的理論視野中，哲人便旨在發現與確立完美德性之典范，改善民眾的品味，使之免受迷信之蠱惑與欺騙。在《國富論》中，關于哲人，斯密曾作出一番頗有代表性的論述。他說，哲人與面包師的分野乃是社會與分工的結果，而非自然天性使然。亦即，在天性上，哲人并非卓然超群、無與倫比，其才能既由社會造就，便要依賴社會，而不能“逃離”社會。其職責在于探究自然與社會之中的法則、原理，令其發揚光大。社會高于哲學，而非相反。事實上，如此“哲人”已經徹底喪失柏拉圖所賦予的含義，變為休謨所謂的“文人”（man of letters）。文人的“啟蒙”便不再需要“無希望的向洞穴外的艱難上升”，而是致力于改造洞穴自身，在洞內燃起火種，或是打穿洞頂，使之成為明亮而溫暖的家園（康子興：《社會的“立法者科學”：亞當·斯密政治哲學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17年，66頁）。

因其學說的“煙火氣”與現實感，文人休謨很自然地表現出特別“社會性”的一面。他亦因此尤為重視自己的“文名”：道德力量不應源自對“永死”的恐懼，而應源自社會的認可。他便是要以“社會的認可”、社會內在的道德原則來對抗基于幻想的“永死”之恐懼。所以，他也要樹立異教的道德生活樣態，以反擊教會的狂怒和中傷。在《自傳》的結尾，休謨如是寫道：“我雖然置身于各政黨和各教派的狂怒之下，可是因為我對他們平素的憤怒處之泰然，他們反而失掉了武器。我的朋友們從來沒有遇見任何機會，來給我的品格和行為的某些方面辯護。狂熱的信徒們并非不愿意捏造并傳播不利于我的故事，但是他們從來找不到可以令人有幾分相信的事實來。”（《休謨傳》，659頁）

他的生既然被賦予了革命性的道德哲學意義，他的死亦不可避免地成為重要的哲學事件。他會如何度過此生中最后的時刻呢？他會如何面對自己的死亡？沒有明確的獲得救贖的承諾與希望，他的道德理想能夠經受這最重大、最嚴酷的考驗嗎？依據莫斯納的敘述，在休謨大限將至時，不乏有人借故探訪，查驗其道德與宗教信念，看他“是否依然不相信來世”；也不乏有人粗暴打擾，當面評述其生活方式之錯謬。在這些好事之徒面前，休謨展示了一貫的平和、風趣機智、人情練達之風。

在“死亡”即將來臨的時刻，休謨寫作《自傳》來談論自己的“生”。對他而言，死后的世界不可知，唯有“生”可知也可以掌控。甚至，死亦因為“生”才有其意義——即便死了，“也只是截去不多幾年疾患的光景”。死亡終結的是肉體生命的衰竭，它是“生”的高貴終點。在這個時刻，他只能談論生，談論作為文人的一生，因為他對死亡既無恐懼也無希望。死的時刻仍然是生的最后時刻。

莫斯納說，《自傳》部分是生平傳記，部分是“宣言”，是哲學家向正統宗教觀點發出的莫大嘲諷（《休謨傳》，634頁）。此言非虛，但它又不僅僅是傳記和宣言；《自傳》還是他的天鵝之歌，是“文人”最后的作品，是他留給社會、世人最后的著述。試想，他為何一定要將其寫成文章、形諸文字，而不只是作一番宣講和傾訴？休謨對自己的寫作有十分明確的計劃，《自傳》或許是整個計劃的最后一環。借助這篇短文，休謨回顧了作為“文人”的一生，也提供了一條進入并理解其思想體系的線索。很明顯，《自傳》是休謨的生命史，是他為死亡做的準備；然而，他并非為時人而作，而是為身后的世界而作，是面向未來的寫作。所以，休謨一邊寫作自傳，一邊將早已寫成的《自然宗教對話錄》手稿托付給親友，安排身后的出版。肉身亡故后，他仍將以另一種方式生活在這塵世間。

《自傳》是他的天鵝之歌，但卻不是他最后的戰斗。在他為死亡做的諸項準備中，他很細致地交代了自己的葬身之所，并強調：墓碑之上只需刻上名字與生卒年月，“其他的任由后人評說”（《休謨傳》，634頁）。通過這樣的做法，休謨將自己的理論、道德生活理想完全交給身后的社會。他相信，在他們的評說中，自己的思想會展現出力量，獲得社會的認可。

休謨為死亡作的準備有力捍衛了他的學說，以及他對生的信念。個體之人的生命可朽而有限，但世代與社會卻綿延無盡，其中的道德法則亦不朽而永恒。

文人休謨于1776年8月25日死去，文人休謨不朽！

2018年3月22日凌晨初稿

2018年3月31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