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必須只能用一個詞來概括現在的德國，那就是“時代轉折”。這個詞第一次出現在今年2月。彼時，默克爾時代余溫尚在。上任不久的總理朔爾茨在其第一場正式回應俄烏沖突的國會演講開始不久就明確提出“這是一個時代的轉折點”。

在這場演講里，這位一向以不善言辭著稱的總理十分罕見地語氣激昂。這樣的語氣連同演講背后的涵義，仿佛一閃而逝的利刃寒光。與其說是一個慣于守拙藏愚之人突然間老夫聊發少年狂，不如說是朔爾茨作為一個有多年執政經驗的政治家，默契地從他的老同事、老對手 、老戰友默克爾那里接過了“時機成熟”的一棒。

正如經由俄氣中斷發酵而成的能源危機給德國的影響遠勝于一時的短缺，更應該看到的是這場沖突對于德國的意義遠比它迄今為止所表現出來的深遠。通貨膨脹也好，能源危機也罷，都只是那背后意義的表象而已。在“時代轉折”前，內閣三黨修修補補，各自珍惜漫長組閣談判后的執政機會，在磕磕碰碰中有一搭沒一搭地做著疫情的掃尾工作。在“時代轉折”后，默克爾卸任時留給大家的那一點溫情如風中之燭。“時代轉折”所帶來的風暴很快席卷了德國政治和德國社會。

當地時間2022年9月4日，德國柏林，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在總理府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就政府聯盟應對能源成本飆升的救援計劃發表講話。

外界對于“時代轉折”的理解往往停留在地緣政治影響的層面，即，歐洲本土的和平被打破，因而朔爾茨作為西方盟國之一的領導人不得不作出反應。但是，在此之上，“領導性角色”也為“時代轉折”做了一個很好的德國式注腳。在“時代轉折”演講后，“領導性角色”一詞開始頻頻出現在一些高層政治界人士的發言或采訪中。社民黨雙黨魁之一、曾經主理過朔爾茨選戰的克林貝爾是緊隨朔爾茨“時代轉折”演講、第一批借全國性電視節目拋出“領導性角色”這個概念的人之一。他是這么形容的：“冷戰結束和兩德統一后，德國更多參與國際事務的期望顯著增加。這當然也是因為我們在歐洲的經濟實力。不少國家期望德國履行其責任并發揮領導作用。我認為我們應該大聲而明確地說，我們已經為這個領導角色做好了準備，我們積極但絕不霸道。同時，我們也必須一再向內證明，為什么德國這個新的領導角色很重要”。他同時也提到了歐洲：“我輩政治家的責任是，讓歐洲成為極其自信自覺的國際政治參與者。我們都知道歐洲很重要，但不記得為什么重要。俄烏……改變了這一點。為了守護我們的價值觀、守護我們的繁榮，我們需要歐洲。”同樣出身于社民黨的國防部長蘭布萊希特也在“領導性角色”的框架下解釋一經朔爾茨提出就一石激起千層浪的德國國防軍擴軍：擴軍有助于維護德國的獨立自主性和行動能力，德國可以也應該在世界的和平秩序里起到“領導作用”。

即使是不同意朔爾茨做法的人，也很難否認德國的“領導性角色”。因此，在這里，德國所追求的“領導性角色”并非傳統里會引起很多人反感的那種歷史上的霸權式鐵血式領導，而是在已無可避免的世界多極化這一歷史趨勢中成為政治、尤其是政治文化的一極。其實，對于這樣的角色，默克爾已經默默地用她的政治頭腦和長達16年的出色執政為德國在國際社會里贏得了不少“民心”，也讓德國的經濟現實和世界政治間產生了無法“脫鉤”的聯系。現在所做的，無非是要把這個角色缺的一塊角（同時也是德國自二戰以來難以觸碰的禁區）補齊，把卡在很多人胸中想要宣之于口的訴求說出來：參與國際政治的話事權。俄烏沖突，給了德國這樣一個嘗試的機會。

自“時代轉折”以來，我們看到的所有重大社會問題，都是德國在國際政治環境中正在經歷的期許和現實之間所產生的摩擦。這一點是英法美這樣的其他西方政治大國所難以體會的。

沒有一個重大社會現象不與“時代轉折”有關，也沒有一個重大政治決定不是在事實上呼應著或鋪墊著“時代轉折”。例如，11月3日，就在總理朔爾茨訪華前夕，德國聯邦及各州首腦會議終于通過了爭執日久、多次難產的紓困計劃。該計劃的重點有：在跨年期間引入49歐元票以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率，聯邦和州各出一半補貼費用。引入能源價格剎車機制，尤其是天然氣、區域供熱和電力價格，來減少百姓對于俄烏沖突所帶來的價格恐慌。與此同時，國家的補貼也并非無上限，只有前一年所耗天然氣總量的80%才會受到補貼，以此激勵民間節省能源。對于工業界而言，自2023年1月起，國家在該公司歷史消耗天然氣總量的70%內給予價格優惠。而對于已到眼前的12月，聯邦在一定能耗范圍內補貼住家和公司所需支付的天然氣預付款。2023年即將開始的住房金改革則在擴大了受益人群的同時囊括了供暖補貼。而新的《通貨膨脹補償法》則旨在通過提高基本津貼和兒童金等方式減輕物價上漲對于不同收入人群的影響。正如前文所說，德國的經濟和社會現實已經與世界政治間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系，家事國事天下事。

外界經常把出身綠黨的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哈貝克以及外交部長貝爾伯克當成德國在這場沖突里的意見的代表。他二人也的確在德國內外都出鏡率頗高。“對俄強硬”取代“環保”成了兩人現在最大的標簽。隨之而來的于是有一個問題：為什么從環保運動和反戰運動起家的綠黨如今變成軍綠色，反而成了德國議會里最好戰的黨？

自2月以來，能源安全問題一直是懸在德國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幾乎沒有一個歐洲國家面臨德國這么嚴重的能源安全問題，其嚴重程度又偏巧和其經濟體量以及其在歐洲的話語權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張力。除了工業以外，和能源問題相伴而行的首先是民生問題，尤其是中低層人士的民生問題。面對“老本行”能源問題和民生問題，綠黨的表現卻可謂朝令夕改。自初夏開始，德國進入其三階段天然氣供應緊急計劃級別的第二級，即“警報”級。7月間，面對北溪的斷供，哈貝克甚至一度考慮修改《能源安全法》，允許能源公司向消費者轉嫁成本的大幅上漲，并不惜警告如果未來真的庫存見底，天然氣作為戰略資源將被迫進入配給制管理。那么天然氣之外的替代型能源呢？主要的還有褐煤或是核能。但是不巧，褐煤不環保，而反核又是綠黨的核心主張，甚至于，在德國呼聲很高并持續不斷的反核運動也是綠黨的主場話題。當年默克爾決定關停核電站的計劃也是受到了綠黨的影響。于是，面對能源危機，哈貝克選擇了不做選擇。他先是決定依然按照原計劃，2022年底前關停剩下的三座核能發電，同時啟用褐煤——因而違背了其一部分環保精神。初秋，他又認為褐煤的污染實在過于“不進步”，所以要堅決放棄褐煤，與此同時考慮延長核能計劃——因而違背了其另一部分環保精神。在10月于波恩舉行的黨代會上，他又強調了關停其中一座核能電站，并將其定為綠黨既堅持自己宗旨，又參與執政的底線，綠黨的氣氛一時十分高漲。與此同時，關于德國如何具體“既要又要”地度過能源危機，或者說在2045碳中和目標之前度過缺口，經濟部長哈貝克的選擇依然是沒有選擇。

與其對能源問題的語焉不詳相對的是它在國際問題上的強勢，其中不乏聚焦于個人形象的打造。眾所周知，綠黨的領導人強勢主張更主動地介入俄烏局勢。自沖突爆發以來，以貝爾伯克為代表的綠黨政治家競相多次去烏克蘭打卡。在歷經幾屆政府的老好人總統施泰因邁爾甚至總理朔爾茨本人都一度在烏克蘭駐德大使嘴里不受歡迎的同時，貝爾伯克和烏克蘭外長庫列巴的相擁照片卻有著媲美電影海報的“氛圍感”。9月初，貝爾伯克更是激情發言，稱代表德國政府站在烏克蘭這一邊，“無論我的選民們怎么想”。曾進入去年德國大選聯盟黨最終輪候選人角逐的羅特根對此評論：“親愛的貝爾伯克女士，這是完全不必要的虛假英雄主義……民主政治家必須學會用好的論據而不是胡說八道來說服他人”。

當地時間2022年11月1日，德國施瓦希德，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和巴斯夫歐洲公司執行董事會主席馬丁·布魯德穆勒參觀正極材料工廠，這是對巴斯夫公司訪問的一部分。

所以說，它的定位如今是什么呢？在剛剛過去的下薩克森州選舉中，綠黨和被定義為“極右翼”的德國選擇黨互相從對方那里搶到了最多的選民。與此同時，綠黨又分別從社民黨，自民黨和聯盟黨那里搶到了不那么多的選民，雖然它的選民也同時向這幾個黨有所流失。傳統的政治光譜已經不足以解釋它的定位了。“出頭”是它現在的定位。

綠黨的強勢給內閣里的另外兩黨留下的空間非常小，好像綠黨才是政府的第一執政黨。這種逼仄感不僅體現在國際問題上，也體現在內政問題上。比如哈貝克堅持關停核電站的主張就和一向自詡“技術進步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自民黨的設想完全背道而馳。只不過，執政機會難得，誰也不想做那個第一個掀桌子的人。加上二戰形成的特殊政治文化，德國政府從其“道德感”出發，并不敢像法國一樣公開談論勸和。于是社民黨和自民黨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忍讓。

無法施展的空間很快就讓和綠黨一起執政的其他兩黨付出了代價，自民黨的代價尤其慘重。在下薩克森州選舉中，自民黨的票數“跳水”一樣下跌到議會門檻以下，從而成為被關在州議會門外的真正意義上的小黨。自民黨的選民丟失最多的給了綠黨。下薩克森是德國經濟和人口大州。自民黨領導人、聯邦政府的財政部長林德納一定馬上就想起了有關默克爾第二屆政府內閣的掌故：自民黨接了經濟部甚至副總理，然后馬上在下一屆大選里跌出了聯邦議會。

和自民黨相比，社民黨由于是第一大執政黨，固然需要承受最多的指責，但總理之位還是在關鍵時刻給了他們可以拿出“當家作主”的姿態來的底氣。

上文提到的那幾座永遠也談不攏的核電站命運的討論，最終是由總理朔爾茨拍板決定的。綠黨波恩黨代會僅僅過去了兩三天，媒體上還滿是哈貝克的豪言壯語，一向安靜的朔爾茨就決定延長三座核電站的使用。這個決定就其具體內容而言可謂是在綠黨和自民黨間取了一個平衡，被時政評論者形容為“沒有守門員的點球”。就其意義則可謂是綠黨自參與執政以來從社民黨以及總理府那里得到的第一個干脆利落的拒絕。

朔爾茨的另一次拍板就是剛剛過去的漢堡港收購項目。在進入聯邦政治之前，朔爾茨曾經長時間地擔任這座有著歐洲第二大港的德國第二大城市的市長。在六個內閣部門的反對下，他不惜例外動用了憲法給予的總理特權，強制性促成中國遠洋運輸有限公司入股漢堡港。盡管分析人士表明，對于這次入股的爭議原本就是一個情緒問題，而不是一個實際問題。但是，由于俄氣所帶來的“依賴性”討論在這個即將進入寒冬的深秋已經成為德國的政界所亟待解決的第一大問題，就連聲譽良好的默克爾都不能幸免，朔爾茨在這個當口的決斷力可謂超出所有人的預期。這一次，所有的媒體都無一例外使用了“權力宣言”來形容朔爾茨此舉。

他用同樣力排眾議、不為所動的姿態放出了訪華的消息，成為了自疫情以來訪華的第一位西方國家首腦。據德國媒體報道，此次訪華殊為不易，多虧了前德國駐華大使施明德從中斡旋。面對隨即而來的輿論長達幾日的滔天巨浪，他背后的社民黨罕見地團結。上文提到的克林貝爾逐個駁回了其他黨派和輿論界對總理的質疑。

無論在俄烏沖突開始時的德國曾經有過多么激烈的爭論，這一切隨著戰線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拉長變得銷聲匿跡。對德國百姓來說，這是二戰后第一次在歐洲本土發生的戰爭。它的陰影就這樣以一種顯性的方式徘徊在德國上空，以至于普通百姓無論想與不想，都無法看不見這樣的事實：無論是超過10%的歷史性通貨膨脹率，還是對于即將到來的寒冷秋冬的擔憂，或是時時刻刻懸在頭頂的擴大化的可能——如果那樣，那么德國本土也將被卷入戰爭。這場沖突于是逼得再平常的百姓都不得不身體力行地去思考自己與國家的命運。

在沸騰的社會空氣里，以前的國家秩序又是否依然可以受到尊重呢？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便不難理解貝爾伯克所提出的“外交政策應由外交部主導”。該主張不僅涵蓋了一些具體內容，更意味著一種政治結構的變動。這樣的主張無疑是對聯邦政府——而不僅是總理府——的挑釁。以此推之，試問：一國是否出兵，是否參與戰爭，難道是該由國防部主導決定的嗎？

就像《法匯報》時事評論員所說，“遙想（前總理）施羅德，盡管也具有合作精神，但他心里非常清楚，一個廚房里的主廚只能有一個，而他也毫不客氣地表現出他自己才是那個唯一的主廚。而現在的問題是，廚房里若干打下手的人也想當主廚，或者說，他們提議主廚該由大家輪流做。”

對于德國社會而言，這場持續至今已9個月之久的軍事沖突所帶來的最大改變是風氣的變化。民意已經漲起來了，沖突進行到現在，已無回頭路可走。無論最終的結果是什么，都必須給民意一個合理的出口。而沒有結果也不意味著值得慶賀的和解，反而很有可能導致長期無法紓解的社會情緒以一種意想不到的形式爆發。自古華山一條道。無論是社民黨還是綠黨，都想趕在局勢變得不可控之前搶占先機，引導民意走向屬于自己的方向。只不過，兩黨的思路不一樣：綠黨希望更深度地參與沖突，通過做那個最“豁得出去”的人，火中取栗，贏得國內外的簇擁。而社民黨的主張更是有保留地參與，為各國（不僅限于德俄）“日后好相見”這樣一種國際政治文化留下空間，從而以此作為名片，成為國際秩序里的一塊新的壓艙石。在“時代轉折”點上，最終決定民意向左還是向右的人將有機會親手開啟新的歷史篇章。

在朔爾茨訪華前夕，外長貝爾伯克于雨夜抵達哈薩克斯坦。這是她中亞兩國行程的第一站。盡管哈薩克斯坦的經濟與能源結構以德國的標準看來毫不“綠色”，但這并沒有妨礙這位來自于以環保活動為主要標簽的政黨的外交部長一下飛機就熱情地趕上兩步握住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哈薩克斯坦官員的手。不但如此，貝爾伯克也在其中亞行程的第二站——烏茲別克斯坦發表了感言，正如她趕在朔爾茨之前到聯合國去發表演講一樣，盡管這段感言的內容似乎與烏茲別克斯坦關系不大。既似在向朔爾茨隔空喊話，又像是說給在場的烏茲別克斯坦聽。而在這樣的框架下提到內閣，多個媒體解讀為對朔爾茨的“警告”。

似乎是為了回應，朔爾茨于11月2日在法蘭克福匯報上發表了題為“歐拉夫·朔爾茨解釋他的訪華之旅：公開和坦誠的交流”的署名文章。文風如朔爾茨本人一樣鋒芒不露，樸實無華。這篇文章也隨即登上了德國聯邦政府門戶網站。其中有一句話：“新的權力中心正在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