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旭東

2021年11月2日是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費孝通先生誕辰一百一十一周年的日子，作為一種紀念，也作為一種學術的傳承，我們特別編訂了這套八種十二卷的“費孝通經典作品集”出版，以饗讀者。

· 費孝通的鄉土觀

在這套文集里，所選定的第一本《江村經濟》是費孝通在英國求學時完成的博士論文。這恐怕是他所有作品中最依循西方人類學的民族志傳統而撰寫的一部專論式的民族志作品。馬林諾夫斯基曾為此書專門寫序，認為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這樣的盛贊也并非一種虛言，因為西方人類學在遭遇西方以外文明世界時的發展困境在這里似乎有了一個極為清晰的求解。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還是一個東方文明世界里的鄉土社會，在面對西方現代化強勢沖擊之后而朝著積極面創造性轉化的典范性案例。

編入文集的《生育制度》一書，是費孝通作品中最理論化的一本了，它是基于費孝通抗戰時期在云南大學上課時的講稿而寫成的，可以說是一部真正從對中國親屬制度的觀察出發，重新審視西方親屬制度研究在中國的適用性的著作。

在由《生育制度》所引發的有關中國社會結構的思考之中，費孝通加入了自己從譜系學意義上而言的“社會繼替”的觀念，因此有了一種基于中國家庭關系實踐的更具延展性的討論。同時，費孝通也注意到了在實際生活中所存在的代際傳承關系，而且，它往往是在從家庭擴展至家族的空間中逐漸展開的。

這套文集中所選的《鄉土中國》一書，根本上是有關于傳統中國鄉土的生活故事的，也就是一個人群如何長時期地牢固地被一片土地所束縛，由此而有一種由深厚積淀的農業文明所創造出來，并經過了一段歷史和文明的進程。

《鄉土中國》真正注意到了一種悠久文化積淀之中的中國人，注意到了如何使得依賴于土地生活的那些人自己可以有一種真正鄉土本有秩序的生成、呵護與維持。這顯然不單單是一種習慣意義上的秩序構造，而更是基于人要在鄉土社會生活這一真切的事實而有的一種鄉土文化的塑造，它因此必然會是社會、政治、宗教以及禮俗教化等諸多方面融為一體的整體性存在。

作為《鄉土中國》另一個向度補充的《鄉土重建》，兩本書，一正一反，恰成一體，費孝通也借《鄉土重建》試圖去扶正一路遭遇到現代世界發展之后的鄉土中國的頹勢。這個人為構造出來的“鄉土中國”，在費孝通看來屬于一種“觀念中的類型”，在實際社會中已經是不存在或不可以真實捕捉到的了。而這里所倡導的“鄉土重建”，顯然是在“鄉土中國”遭遇到了西方現代性侵入之后的一種新的道路選擇，它的未來絕不會是“脫亞入歐”“全盤西化”，而是真正意義上的由本土再造的自救和自保。這便需要在社會精英的引導之下去重新挖掘使之在世界潮流面前可以安身立命的本土資源，只有基于此，方能有一種真正的鄉土社會重建之可能。

· 費孝通的異域行走

 在費孝通的海外經歷中，他前后兩次去過美國，其中一次居留長達一年之久，他后來為此寫下了《美國與美國人》一書。費孝通以一種人類學所訓練出來的獨有目光去審視這個年輕卻也一樣文脈悠久的國度。他以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美國人的性格》一書作為藍本，先去闡述性地嘗試理解所謂紙上田野中的美國以及美國人究竟會有怎樣的一副形貌，隨后他也啟用了自己作為一名到訪美利堅的中國人類學家的獨特慧眼，去審視美國以及美國的社會與文化，并由此而看出了一個基于基督教傳統的移民國家的文化與基于儒家思想的傳統國家實際的文化分別究竟在何處。

在這次行走中，他很敏銳地覺察到了現代世界對于“舊的世界”不留任何疑慮地要加以徹底鏟除的那種文化上的果敢和無所畏懼，并在所謂“有鬼”和“無鬼”的世界之間進行了區分，由此得到了所謂東西方文化之間的既有差異。這一點文化比較，恐怕就是留在費孝通的美國之行記憶中最為深刻的印象了。

至于英國，是費孝通最初要去看世界的出洋留學之地，后來他又再次到訪，為此寫了《重訪英倫》，書里包含其初訪英國的學術自述《留英記》以及這本《重訪英倫》。他前前后后用了一些心思去研究英國的政治制度以及那里人民生活的現實，為此他還曾專門翻譯了赫爾（J. E. D. Hall）的《工黨一年》（Labour’s First Year）這本書。他的觀察和思考，正如其對中國母文化的觀察和思考那樣，是敏銳而深邃的。

而今天這樣一本書的價值，應該將其看成早期中國人類學家了解西方異文化的一次初步涉足之旅，是有著切身體悟的描摹性的民族志書寫，是相對而言一種公允客觀的文化比較，也是一個有著深厚中國社會生活經驗體察的本土研究者在其行走于近世西方文化典范代表的英倫三島及其人民中間而有的一種最為直觀的自我感悟。在《重訪英倫》一書中，從英國的議會制度、工黨政治，到二戰期間英倫社會的城鄉生活，處處可見從其行走之中涌現出來的點點滴滴的印象，并以輕快易讀的文字形式留諸筆端，構成一種不經意間的文化相遇。很顯然，行走于英國的經驗，成為他真正能夠身臨其境地去體驗異文化存在的開始，英倫三島也真正名副其實地成為他初涉西方文化真實存在樣貌的踏足之地。

· 田野作為方法

《社會調查自白》一書是基于費孝通的數次有關社會調查方法的講稿寫成的，不僅文字寫得明白易懂，而且字里行間透露出他思想上的靈機和睿智。他用一種自謙的“自白”來界定他所理解的社會調查方法，換言之，這種社會調查法乃是一種必然和自己本身的體驗直接聯系在一起的個人獨有或從個人經驗里獨自體會出來的方法，而非一種極度強調去人格化的所謂價值中立（value-free）的客觀，更不是那種形式上獨立于人，而又毫無親切感、有適恰性發生的、有似方法手冊一般冰冷的調查工具或機器。

在費孝通的這一冊薄薄的有關調查方法的“自白”之中，幾乎涵蓋并凝練了他作為一個研究者大半生的社會調查的足跡，以及基于田野思考的對于社會學、人類學以及民族學實地調查方法的最為深度的思考和反省。

· 雜寫的自由

在費孝通的文字中還有一個專門的雜寫集序列存世，這些文字絕對的趣味橫生，多少有些像大寫意畫家的冊頁，隨筆一涂，不經意間的一筆，卻是真真地觸及靈魂的妙趣。可以說，費孝通的一生都有隨時寫雜文的習慣，到了晚年，隨著其到處行走的頻繁和時間周期的加快，這種習慣也就更為突出了。這直接表現在雜寫文字的書寫上，體現了一種雜寫的自由，同時也體現了費孝通自己對于文字書寫的態度。

當然，此時費孝通的雜寫寫作也是成果豐富的。從“一九八二年的七月廿日”到“一九八七年的十二月十日”這個時間段，差不多每一年都會有一冊雜寫集出版，并且每冊都有五六萬字。他前后一共寫就和出版了甲、乙、丙、丁、戊五冊，這些不太被后來人所注意的文字，也都選編在這套文集之中。

之所以這樣做，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是這類文字無形之中真正體現了費孝通的文以記事、不動筆墨不讀書的文人情懷，二是也可以看到一個中國文人或者知識分子在傳播其思想上的多元書寫之風。

除此之外，也是我們作為選編者的個人偏好，我們都很喜歡費孝通所寫的這些邊邊角角的、不被歸類、不易歸類，也不被太多人看重和詮釋理解的小品文字，但恰在其中，我們又清楚地看到了一個中國文人學者的生活以及跟他的職業融為一體的情趣和樂趣。

編罷此套文集，行筆至此，獨自掩卷深思，心緒是極為復雜的。費孝通先生那種文字的靈性總是在敲打著我作為學生的充滿求知欲和遲鈍的靈魂，我為此而激動，為此而自豪，為此而感慨，也發自內心地希望這種敲打永不終止。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晨于山良書房

（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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