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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可挽回地喪失了真理
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即:“今天仍然實存著的是什么?”我們的回答是:“一種關于危險與失落的意識,亦即一種對根本危機的意識。”一切的客觀性都已變得模棱兩可:真理,無可挽回地喪失了;實體,成為令人困惑的謎;現實,則是一種虛飾的偽裝。
凡是想要探索這種危機的根源的人,必須剝除掩蓋真相的種種虛飾,以揭示真正隱藏著的東西。
——卡爾·雅斯貝爾斯
那成就人的世界達幾千年之久的事物看來正面臨著近在眼前的崩潰。而已經出現的新世界則是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機器,它迫使一切事物、一切人都為它服務,它消滅任何它不能容納的東西。人看來就要被它消化掉,成為達到某一目的的純粹手段,成為沒有目的或意義的東西。
但是,在這架機器中,人不可能達到滿足,它并不為人提供使人具有價值和尊嚴的東西。那在過去的貧窮與困苦之中曾經作為人的存在之不被爭議的背景而持續存在的東西,現在正處于消失的過程中。雖然人正在擴展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似乎也在犧牲那個他在其中實現自己的個體自我的存在。
因此,人們非常普遍地相信:各種事物的安排出了毛病,真正重要的事陷于混亂中。每一種事物都成為可疑的,每一種事物的實質都受到威脅。過去人們常常說我們正生活在一個過渡的時代,但是,現在每一家報紙都在談論世界危機。
那些探尋更深刻的原因的人發現了國家的危機狀況,他們認為,當政治管理的方法不能形成走向整體果斷意志時,當贊同的情緒游移不定時,所有的基礎都開始瓦解。另一些人則談到了文明的危機,這危機來自我們的精神生活的解體。最后,更有人宣布了這種危機對人類整個存在的影響。一種要求絕對地位的群眾秩序,它的界限正如此明顯地暴露出來,以致這個世界搖晃起來。
危機體現為信心的缺乏。如果說人們現在仍然依靠著法律的強制,仍然服從著權力,仍然恪守著嚴格的常規,那只是出于物質利益的考慮,而非源于任何真正的信心。當所有一切都歸結為生活利益的目的性時,關于整體之實質內容的意識便消失了。
事實上,在今天,沒有任何事業、任何公職、任何職業被看做是值得信任的,除非在每一具體的場合都揭示令人滿意的信任基礎。每一個不乏見聞的人都對他自己熟悉的領域中的欺騙、犯規、不可靠的現象司空見慣。只有在非常狹小的圈子內尚存有信任,這信任絕未擴至整體。危機是普遍的、包含一切的。它具有多方面的原因,所以不可能通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來克服,而必須作為我們在世界范圍內的命運來理解、來忍受、來控制。
從技術的和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人類必須解決的所有問題,就其范圍而言,似乎都已成為全球性的問題。這一點不僅僅在于在我們星球的表面已經產生了各種經濟條件的普遍交織(這種交織是對生活作技術控制的基礎),因而這個世界在今天只能作為一個單元而運作;而且在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把這種情況看做是必要的統—,即統一到一個范圍明確的領域中,只有在這個領域的基礎上,在如此統一起來的各種條件下,他們的歷史才得以展開。這次世界大戰就是第一次使得整個人類實際上都卷入其中的戰爭。
與我們星球的統一一起,開始了一個齊一化的過程,人們以恐怖的心情注視著這個過程。那種在今天對我們人類已具有普遍性的事物,始終是最膚淺、最瑣碎、最無關于人的可能性的東西。然而,人們仍然努力地要產生出這種齊一化,仿佛通過這種方法,人類的統一就能夠實現。在熱帶的種植園里以及在地球北端的漁村,都在放映來自大都市的電影。人們的穿著彼此相似,日常交往的習俗通行于世界。同樣的舞蹈、同樣的思維方式以及同樣的通行語言(它是一種來自啟蒙運動、來自英國實證主義以及來自神學傳統的混合語言),正在走向全世界。
在世界性的會議上,那些與會者們則推進了這種齊一化,他們不是設法促進異質存在之間的交流,而是希望在一個共同的哲學和宗教的基礎上實現統一。不同的人種之間彼此通婚。歷史形成的各種文明與文化開始同自己的根源相脫離,它們都融合到技術一經濟的世界中,融合到一種空洞的理智主義中。
當然,這個過程還只是剛剛開始,不過,每一個人,不單是成人,還有兒童,都受到了它的影響。一個擴展著的世界的最初的陶醉,就要為一種受制感所取代。當我們聽說人們會驚恐地躲避一艘越過西伯利亞的齊伯林飛艇時,我們確實感到驚訝。那些持久地居留在出生地不走的人,看來已經陷于停滯不前的境地。
我們時代的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是實體的喪失持續不停、無法挽回。在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幾代人的風貌不斷地降低水準。在每一種行業里,盡管始終有新的進取者的出現,但是人們埋怨缺乏有力的個人。在各個領域,我們都看到一大群凡庸之輩,在他們當中點綴著一些特別有才干的人,這些人是生活機器的官員,他們照看著這架機器,從中找到自己的事業。過去所具有的幾乎所有的展現的可能性都被滯留了,結果便是差不多無法清理的混亂。其結局就是,外在的炫示代替了真實的存在,多重性代替了統一性,喋喋不休的喧嚷代替了真正的知識的傳播,經驗代替了實存——一句話,是永無止境的重復仿效。
這種衰落有著精神或心靈上的原因。權威過去曾是通過互相信任而達到的互相聯結的形式,它規范著不確定的因素,它使個人同存在的意識相聯系。在19世紀中,這—形式最終被批判的火焰所銷熔。其結果,在一方面,是現代生活呈現玩世不恭的特征。人們以輕蔑的態度看待種種粗鄙和瑣屑的現象,這類現象無處不有,無論在重大事情中,還是在細小的事情中。另一方面,對義務的恪守以及自我犧牲的忠誠都已經消失。
我們用無所不施的仁慈(它已不再有人性的內容),用蒼白無力的理想主義,來為最可憐、最偶然的事情辯護。既然科學已使我們頭腦清醒,我們就認識到這個世界已成為無神的世界,而任何無條件的自由律已退出舞臺。剩下的只是秩序、參與和不干擾我們意志的運用不可能重建任何真正的權威,因為這樣去做的努力只會導致建立一種強權的統治。
只有從新的起點開始,才會形成真正有力量的事物。批判無疑是向更好的事物演變的先決條件,但是批判本身幷不具有創造力。從前,批判曾經是再生的力量,但是現在這種力量已經消散、衰亡,走向自身的反面,導向由為所欲為而引起的不穩定。批判的意義不再可能是按照正確的準則做出判斷和指導,這原是它的真正任務,即,評價事實和指出真正實存的事物。但是它現在不可能這樣做,除非一種真正的內容以及一個自我創造的世界的可能性使它重新獲得活力。
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即:“今天仍然實存著的是什么?”我們的回答是:“一種關于危險與失落的意識,亦即一種對根本危機的意識。”在當前,實存是一種純粹的可能性,而不是某種已獲得的和已被保證的東西。一切的客觀性都已變得模棱兩可:真理,無可挽回地喪失了;實體,成為令人困惑的謎;現實,則是一種虛飾的偽裝。凡是想要探索這種危機的根源的人,必須檢視真理的失地,以收復這塊失地;必須穿越困惑的重重迷霧,以達到關于他自身的決定;必須剝除掩蓋真相的種種虛飾,以揭示真正隱藏著的東西。
一個新的世界不可能通過合理的生活秩序本身的作用而從這種危機當中產生出來。所必需的是如下的情形,即,人所達到的境界要超出他在生活秩序中所完成的,他要通過表現那指向整體的意志的國家來達到這種境界,對于這種國家來說,生活秩序已無非是手段而已;同樣,他也要通過精神的創造來達到這種境界,因為經由精神的創造,他開始意識到他自己的存在。
沿著這兩條道路,他能夠在自由的自我創造的崇高之中重新認識人的實存的根源和目標,而對這一點的認識,在生活秩序中已經喪失。倘若他設想,他在這種國家中已經發現他的最本質的需要,那么,經驗會告訴他,這種國家就其自在自為的存在而言幷不能達到他的期望,而僅僅是提供了實現種種可能性的空間。倘若他相信精神,把它作為一種自在自為的存在,那么,他會發現這種自在自為的精神在其現存的每一種客觀化了的形態中都是可疑的。他必得返回。最初的開端,即返回到人的實存,而國家和精神均由人的實存而獲得生命和現實性。
如此,他就使那能夠聯結一切的惟一紐帶成為相對的。這個紐帶即是合目的的思想、合理的思想、運用到世界的客觀秩序上去的思想。但是,使社會得以形成的真理,是一種暫時的、歷史的信念,它永遠不可能是所有人的信念。當然,理性的見識所具有的真理對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但是,人自身所是的真理、使人的信念清澈明晰的真理,卻在人與人之間各不相同。在原始交流的無休止的斗爭中,相異突現,分歧產生。
由于這一原因,在當代精神狀況中開始意識自身的人,拒斥任何從外部作為權威而強加給他的信仰或信念。尚能作為整體的統一性來理解的,就是這種國家的歷史方面、精神作為一種生命同其根源的聯系以及人在其暫時特定的和不可取代的本質中的存在。
文字 | 選自《時代的精神狀況》,[德] 卡爾·雅斯貝爾斯 著,王德峰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
圖片 | Picture@Andy Denzler
編輯 | Cujoh
原標題:《我們無可挽回地喪失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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