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嚴肅的人口學八卦組 嚴肅的人口學八卦

本文作者：何雨辰

責任編輯：張洋

彈性工作制在近五年來變得越來越流行，尤其是疫情以來居家辦公也更加常見。傳統工業中標準化的勞動契約、工作場所和工作時間變得越來越靈活，工作狀態與非工作狀態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朝九晚五的工作變成了下午晚上的工作；人們從工廠的車間里和高樓大廈走出來，公司的組織形式變得不再可見。出勤規定寬松化，工作場所分散化、網絡聯結電子化成為了彈性工作體系最重要的三個特征。

彈性工作制的緣起

貝克在《風險社會》中這樣描述靈活辦公的起源：社會的發展是以一種利潤導向的理性化的不變邏輯而發生的，而靈活辦公也不例外，它緣起的力量在于生產力的發展，即企業為了提高生產力而對勞動的使用方式及其包含的組織可能性進行去標準化。

通俗一點講，從傳統工業模式到靈活辦公轉變的前提是傳統就業系統通過信息技術、社會政策和法律的現代化浪潮進行了結構性改革。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部分勞動可以被機器所替代，此時組織中需要的人員就相應減少了。同時也產生了專業性和技巧性較強的監督、指導和維護工作，這些工作可以在不同的位置上進行局部任務的聯合。企業可以依據訂單情況靈活安排這些崗位的工作時間，讓生產時間不受工作時間的限制，從而大幅提高生產力，還可以通過不充分就業將一部分企業風險轉嫁到雇員身上。組織的靈活性就因此增加了。

除了工作時間的靈活化，電子信息技術可以消除勞動分工中各個相連領域的直接協作，傳統勞動組織中集中的模式開始變得分散、傳統的勞動契約關系也被打破，人力組織的形式變得非職業化，全職工作也開始朝著兼職工作發生轉變。

靈活辦公的出現對就業者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這包括不充分就業對收入、社會保障、晉升帶來的風險，但勞動者也相應獲得了一定能夠“獨立處置自己生活的自由和自主”。由于傳統觀念中彈性工作制涉及的主要對象是女性，圍繞靈活辦公對就業者的影響（尤其是益處）的討論中總是離不開性別和“工作與家庭平衡”的話題。

彈性工作制對性別和家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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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在家庭內減少性別沖突？

在貝克看來，當今性別沖突爆發的根源是女性對平等的期待和不平等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以及男人的共同責任的口號和舊有角色任務的保留之間的矛盾。傳統的工業社會在性別與家庭方面保留了封建社會的遺產，人類勞動力的商品化是分裂的，因此有工資的雇傭勞動就預設了不計報酬的家務活的存在，工業社會依賴的基礎正是男女地位的不平等。這些不平等和現代性的原則相抵，當今市場的普遍主義讓女性不再接受被迫在家庭內從事家務勞動，沖突也必然爆發。

這種家庭的沖突、性別的沖突由制度而產生，也需要制度性的解決方法。靈活工作制就可以被看作一種緩解兩性沖突的制度性解決方案（同樣包括白天兒童照料、社會保障等等）。彈性工作制能夠改變傳統工業社會中家庭和勞動分割的狀況，因此讓有酬勞動和無償家務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模糊。因此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和不可緩和的家庭-工作沖突就有了轉變的制度可能。

2

能否在勞動市場上減少性別不平等？

《風險社會》中寫到，彈性工作制和不同形式的兼職工作可以讓作為“隱性儲備”的婦女和年輕人涌入勞動力市場，實現靈活就業。尤其是對于剛剛生育過后的母親而言，彈性工作制能夠降低兩性在收入、勞動參與方面的不平等。用貝克的原話說，“彈性工作制可以幫助女性自由地過上一種自主的生活，避免一種母性的復歸”。這說明彈性工作制不僅是一種平衡工作與生活的工具，而且也是在家庭需求增加時期提高和保持個人工作能力的工具（Chung，2018）。

這種正面的影響在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中更為突出。因為專業性和管理性強的崗位對工作時間有著很高的期待，彈性工作制能讓這些女性更靈活地安排工作時間，兼顧高強度的工作任務和帶娃需求（Fuller和Hirsh, 2019)。最近也有一些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崗位新設立了“媽媽崗”，通過提供靈活的崗位避免了“一刀切”地辭退育兒女性并且減少了企業的用人成本。此外，隨著互聯網自媒體的興起，也有越多曾經的全職太太們涌入了這種新型的勞動力市場，通過在平臺上把家務或者帶娃的日常生活分享出來，實現靈活就業。

但是由于彈性工作制和傳統的工作形式不符，常常被人們認為是效率低下、對工作不投入或者表現不佳。而女性相比與男性更容易因此遭受歧視，晉升機會也會被減少（Kmec等，2014；Chung，2020）。新興的靈活就業形式也存在著社會保障不完善、收入相對較低、不穩定等問題。并且從本質上看，許多工作還是在幫助延續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這些工作形式雖然給女性提供了一種新的職業發展路徑，但沒有在根本上改變職業性別隔離的現狀。選擇彈性工作制對女性在長期的職業發展上則可能會遭受負面損失。

疫情居家辦公中的家庭勞動分工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疫情中學校和托兒所的關閉大大增加了家務勞動和照看孩子的工作量，同時“居家辦公”也成為了很多人新的工作形式，許多雙職工父母這時候會面臨著誰承擔這一責任的新選擇。疫情不僅影響著夫妻的工作方式，也進一步影響著他們在家庭中角色和分工。

從一方面來看，疫情中的居家辦公是一個提升男性的育兒責任的好機會。縱向來比較，如果父親選擇了居家辦公，他們和以前相比就會做更多的家務和照顧孩子，母親是唯一或主要負責家務和照顧孩子的人的可能性與以前相比也會就大大下降（Chung，2021）。

圖1：新冠封城期間家庭內部母親承擔主要家務的比例。資料來源：（Chung，2020）

需要承認的是，由于母親也增加了他們的勞動參與，母親為主的傳統的家務勞動分工模式并沒有得到改變（Dunatchik等，2021)，但是父親在家務中“從無到有”的改變也有著積極的意義。

從另一方面來看，彈性工作制可以幫助減少女性回家照料孩子的收入損失。有研究指出，在疫情中面對學校停課時女性相比于男性更傾向于回家照顧不上課的孩子、減少工作時間或是退出勞動力市場。在這種背景下，彈性工作制為女性提供了在家中也可以工作的機會，減少女性在收入方面受到的影響，能夠緩解不斷擴大的性別收入差距（Tverdostup，2022 ；Foley和 Cooper,2021）。

結語

彈性工作制是一個新的制度工具，但它也只是一個工具。彈性工作制對于性別與家庭有多大的影響歸根結底還是兩性在各自的天平上給工作和家庭賦予了多少權重。

因此整個社會的性別文化對彈性工作制是否能真正促進性別平等和家庭工作平衡有著重要的作用。在性別更為平等的社會中，彈性工作制則能更好發揮它促進工作-家庭平衡等正面作用，而性別文化更傳統的地區，它對家庭和性別帶來的負面影響則顯著更高（Kurowska, 2020）。如果還是帶著傳統的性別角色規范的眼鏡去看待彈性工作制，它不但不能促進家庭和諧和兩性平等，反而加劇了舊有的性別分工。比如有研究指出，男性會利用彈性工作增加了工作強度或時間，而女性在彈性工作中給家庭花費的時間和精力更多（Lott和Chung，2016）。在這種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下，彈性工作制會加重女性的家務負擔，彈性工作制還更會加大兩性的性別收入差距。

因此，只有改變傳統的性別角色規范，改變對父職和母職期待的差異，才可以真正讓彈性工作制起到緩解家庭工作矛盾、促進兩性平等的作用。

彈性工作制是否能真的緩解家庭和工作的矛盾也和組織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如果一個企業中有人人爭做“完美打工人”的導向，把加班當成努力，把工作帶回家只是為了能晚上做或者周末從而能“卷”過同事，那么彈性工作就會帶來更嚴重的工作與家庭沖突（van der Lippe和 Lippényi，2018）。

圖2 papi醬 “老板的異想世界——完美上班族-嗶哩嗶哩”。資料來源：https://b23.tv/VOnj7hb。

總之，要想讓彈性工作制度發揮它能帶來的正面作用，就需要利用這一制度的人們做出積極改變，第一步改變或許可以從消除對彈性工作者的歧視、不再把選擇彈性工作的女性和能力低下劃上等號開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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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彈性工作制度怎么來的？工作家庭因此更平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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