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中文系創意寫作教研室主任、作家王威廉的《一種“純文學科幻”——從石黑一雄《克拉拉與太陽》談起》（新批評第192期）一文獲得第八屆《文學報·新批評》優秀評論獎。

作為一個跨界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寫作者，他回顧了從事文學批評的心路歷程，以及自身對批評的理解。他認為，“批評努力想要破除學術的壁壘，將各種重要的話語整合在一起，激發出異質性的思想。因此，跨學科是批評在這個時代最有魅力、也最有勇氣的一種思想品格。”并且表示，“我想要借助文學和寫作去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界，而不僅僅是表達自我。批評是我面對知識原野和未來未知的探測器。”

高地上的勇者

文 /王威廉

在高速發展的網絡信息時代，批評家像是站在高地上的勇者，不僅要俯瞰更多的信息，還要有能力在信息中看到相通之處，從而可以進行話語的多種聯結與重新構造，這是對方向的探尋與定位，這是希望的辨析與確證，這是對文化大轉型時代的深度塑造。

自從我從事寫作以來，我從未間斷地寫下了大量的批評文章，批評與創作如影隨形，構成了我更加完整的寫作印跡。

實際上，我最早正式發表的文章并非小說，而是批評。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萊是一個令很多人都陌生的名字，包括他的鄰居，更何況我，故而當次年其譯本在國內推出后，我迫不及待進行了閱讀，沒想到深深觸動了我的內心，甚至顛覆了我的很多文學想法，至今讓我難以忘懷。他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幸存者，僅此一點，就值得太多的敬意。但他的寫作不是廉價的自我療愈，而是代替人類不斷重返奧斯維辛的黑暗深處與致命的苦難對視，晦澀、痛苦和睿智的文字就是這種對視的產物。我寫了一篇批評隨筆《做乘法的凱爾泰斯》，意指凱爾泰斯的勇氣，他對苦難不僅不做減法，還不做加法，他做的是乘法，讓二十世紀的苦難變得無比深重。文章發表在2004年的《讀書》雜志，那年我大四，拿到樣刊的同時離開了大學校園，在社會上開始摸爬滾打數年之后才開始寫小說。

羅伯特·剛索維斯插畫作品，下同

我一開始并不理解什么叫“批評”，我跟大多數初學者一樣，覺得“評論”更好理解。但隨著文學經驗的積累，我越來越喜歡“批評”這個提法。當然，“評論”跟“批評”在很大程度上語義是相通的，但這兩個詞在當代語境中所對應的內涵還是有些差異。在日常語境中，“批評”是個負面的詞，指責某人或某事，但在文學語境中，“批評”不僅可以指責作品好不好，更是一種闡釋的冒險，它顯得比“評論”更自由、更不羈。相對而言，“評論”似乎不能離開那個相關的話題對象太遠，有“跑題”“偏題”之虞，但“批評”似乎可以走出很遠很遠，甚至成為一種獨立的、可以自我指涉與繁衍的話語。“批評”看似讓我們對世界的看法變得概念化、抽象化，但它實則是為了破除另一種板結的概念與抽象，從而建構起一個自我跟公共性之間更加平衡和智慧的視野框架。很多時候，“評論”確證著尺度，而“批評”探察和拓寬著尺度。

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開始我寫的那些文章更多的是偏向于評論，是對很多經典文本或同時代文本的學習心得體會。評論的寫作仿佛是一根鋼筆的吸管，探入到那些作家的作品深處汲取情感與思想的墨汁，然后落筆在紙上，形成永久的記錄。這些記錄為我寫小說提供了一種藝術的刻度。

后來寫了不少“創作談”這種文體。說到這個，就不能不提中國文學期刊體系對文學生產的重要影響：對于比較優秀的作品，尤其是新人作品，期刊常常不惜篇幅進行推薦，除發表作者的作品外，還會配發評論家的文章以及作者自己的創作談。如果不是刊物邀約，我不會寫那么多的創作談。創作談是初學寫作者的噩夢，本來朦朦朧朧的感受卻要寫出個“一二三”，是很傷腦筋的事情。正因我很早就開始寫評論文章，故而在寫創作談時，就告誡自己，不要過多去闡述自己的小說，把創作談寫成是自己小說的評論，那還是有些奇怪的。自我闡述會局限自身的視野，創作談在總結之余，更應該是展望與突破。于是，我在創作談中努力去眺望一種寫作的理想：作品想要達到的，而不是已經達到的，并且努力想讓創作談的話題更加具有公共性與時代性。

發表作品多了，開始出版單行本。每出一本書，我都有寫后記的習慣。這個后記就不同于單篇作品的創作談，它是從一個更長時段來回望自己的寫作，有感悟和總結，也有反思與展望，也是對我特別重要的批評文字。

久而久之，我形成了一種習慣，就是用思考去推動小說，又用小說去推動思考。這倒不是說我要先設立主題然后去生搬硬套，而是理解了敘事與思想的關系。小說的思想不是一個給定的結論，而是伴隨著敘事慢慢生成的，甚至就是敘事本身。小說的發生必然受制于思想的視野，只要視野足夠寬闊，才能讓自己的寫作不固步自封，逐步向著陌生而遼遠的領域前行。此外，一個作家的作品形式也不能是單一的，而是要呈現出多種多樣的形態。作家要有自己的風格，但好作家要努力破除自己的風格。

這樣做是有風險的。在接受層面上，有些喜歡我現實主義作品的讀者讀到我現代主義的作品之后，就覺得一下子很不適應；喜歡我科幻作品的朋友回頭去讀我的現實作品，也覺得不適應；有些習慣了類型化的科幻作品的讀者，讀了我的混雜著現實與未來的科幻作品，也覺得不適。我沒有強大到可以超然其上，一笑了之，有時候也會有那么一點點委屈的感覺，分明是在探索，怎么會遭受這樣的誤解呢？但同時馬上就意識到，既然是探索，那么遭受誤解肯定是必要的，否則就證明你根本沒有邁出去。好多年前，我的編輯華愛丁老師有一次跟我說，不要寫“太完美”的小說，我對她的這個提醒一直念念不忘。在小說學徒期，應該努力寫出各方面都覺得好的“完美小說”，但過了這個時期，就應該去探索小說的可能性。

但是探索談何容易，探索不是天馬行空，而是在時代語境中既膠著又超越；膠著的部分關乎時代的特質，超越的部分關乎歷史傳統、文化價值與藝術譜系。

自現代以來，大多數小說家都有著良好的理論能力，很多關于文學的隨筆與文學作品同時流傳于世。有幾位堪稱是杰出的批評家，在我心目中，加繆、米蘭·昆德拉和庫切這三位作家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們的作品跟他們的批評完全是密不可分的。加繆的寫作習慣是將同一個時期的哲學思考寫成三種文體：小說、批評隨筆和戲劇。比如《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話》和《卡里古拉》就是同一時期完成的。昆德拉的小說則幾乎是他小說思想的一種實踐，他的批評隨筆集如《小說的藝術》《被背叛的遺囑》是現代小說批評史上繞不開的經典。庫切長期在高校執教，熟知當代各種前沿理論，故而他的小說很多時候是對理論的一種回應乃至挑戰。他的小說《福》就是一個極為典型的例證，對于女性主義和后殖民理論都有所涉及。

中國的現代文學其實亦是如此。在魯迅那一代新文學代表作家那里表現得非常鮮明，研究、批評與創作是三位一體的。他們幾乎都是學者型的作家，不過基于當時的歷史語境，他們首要的職責是總結，對于過往的數千年漢語文學遺產進行過渡性的大總結，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就是典型的論著；總結之外就是開啟，這種開啟與世界性的理論旅行息息相關，眾多的文學理論與批評也從那個時候開始構成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理論跟批評甚至一度框定了寫作的范疇。進入新時期以來，作家在這方面的探索越來越多。“先鋒小說”幾乎是理論和觀念的產物，如果回看，許多作品艱澀難讀，但其中的很多思想與氣質卻化入到當代文學的傳統中去了，點燃了很多可能性。

進入21世紀后，一個高速發展的網絡信息時代迅速讓文學的信息傳播功能黯然失色。還記得我的童年時代，信息匱乏，只要獲得一本書，都會得到尊重和捧讀。可如今，各種信息觸手可及，有時候攝取了過多的信息反而一無所得，大腦陷入麻木狀態。就像我有時也喜歡刷抖音，看的時候很投入很開心，幾十分鐘一晃而過，但放下手機再回想剛剛都看了些什么，十之八九已經想不起來了。因此，批評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出來。批評家像是站在高地上的勇者，不僅要俯瞰更多的信息，還要有能力在信息中看到相通之處，從而可以進行話語的多種聯結與重新構造，這是對方向的探尋與定位，這是希望的辨析與確證，這是對文化大轉型時代的深度塑造。

批評之所以有這樣的力量，是因為好的批評猶如利劍出鞘，沒有任何藩籬能夠阻止它的鋒芒，它注定是跨學科的。當“論文”都固守于自己學科內部的“一畝三分地”時，批評卻努力想要破除學術的壁壘，將各種重要的話語整合在一起，激發出異質性的思想。因此，跨學科是批評在這個時代最有魅力、也最有勇氣的一種思想品格。我自己也從物理跨到了人類學，又從人類學來到文學，那些滋養是慢慢出現的。比如多年以后，我才意識到自己可以寫科幻，而人類學家的那種寫作雄心也讓我念念不忘，覺得也應該是作家的寫作雄心。如人類學家徐新建說：“格爾茨、列維-斯特勞斯、摩爾根、弗雷澤等學者，他們到處收集材料，是力圖回答并解釋‘人的問題’——全人類的問題。你可以不同意這些作者提法的普世性，但卻不能輕易否認他們寫作的整體目標。”

當代作家的學歷也在大幅度提升，有博士學位的作家越來越普遍，因此當代作家基本上都能寫批評文章。學歷與思想自然不能劃等號，但學歷本身意味著受到了較長時間的學術訓練，擁有較好的知識積累，這些都是思想運行的基礎。不過，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警惕那種過度的學術程式與規矩對自由思想的扼殺。

我的博士論文寫的是《當代小說的文化詩學》，我想深究的是小說這種文體的奧秘究竟何在，盡管它已經存在了上千年，但是我希望能真正理解小說的內在機制。這場漫長的思辨旅程讓我受益匪淺，我以小說與文化的關系入手，終于理解到敘事是生命主體的一種文化實踐，正是在這個講述的過程中，主體才逐漸生成。批評家李敬澤說：“小說就是不自然，就是人的聲音對世界的干預。”這是他在論述作家羅偉章的文章中提出的，令我印象極為深刻。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敘事、理解小說，才能真正意識到小說這種文體背后所承載著的人類的精神分量。敘事是大于小說的，并不是每一種敘事都能被納入到小說的范疇當中，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小說是藝術，因此小說的復雜程度又是大于一般敘事的。小說的敘事與其他的文化敘事有著根本性的不同，除卻形式上或表面上顯而易見的不同，還在于它依賴一種特殊的戲劇性，即一種主體塑型的戲劇性。沒有對社會內部的各種機制有一種新的敏感的洞察，便不會有一種恰到好處的戲劇性來展示現實與釋放情感。循著這個思路，我理解著小說的發生、主體的生成、戲劇性的能量勢能以及符號在社會與文本的雙向循環等等根本性的問題。小說文體與生命訴求之間的深刻關系，給予我更加堅定的寫作信心。

盡管文學的藝術本無所謂“前沿”還是“傳統”，只有好或不夠好，但是在某種趨勢中又確實蘊含著時代與未來的氣息。我想要借助文學和寫作去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界，而不僅僅是表達自我。批評是我面對知識原野和未來未知的探測器。我寫下一篇篇批評文章，勾勒著自己的文學知識地形圖，它也變成了我的思想武庫，假如它能對他人也產生一點啟發，那我就喜出望外了。

感謝《文學報》的肯定和鼓勵！

原標題：《王威廉：高地上的勇者 | 新批評·獲獎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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