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韓國首爾梨泰院的踩踏事故，造成了100多人喪生，令人震驚。法國學者邁赫迪·穆薩伊德為德國柏林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研究員，致力于人群行為和大眾心理的研究。在通俗易懂的群體心理學入門書《新烏合之眾》中，他提到了對于踩踏事故的研究。本文經授權摘自該書，原章節題為《人流洶涌》，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當地時間2022年10月30日深夜，韓國首爾，位于龍山區的梨泰院發生踩踏事故，消防員正在對現場人員進行救助。

這里有數百號人，來自不同國家的男男女女，有巴基斯坦人、伊拉克人、法國人、沙特阿拉伯人……站著的神情倉皇，坐在地上的雙手掩面。這些人嚇傻了，對救援人員遞過來的水也幾乎毫無反應。滿地都是垃圾碎屑：擠扁的瓶子、扯碎的布片，還有他們前一夜在阿拉法特山朝圣路上撿的小石子。

這到底是怎么了？有些人隱約回憶起來，他們正在去往“撒旦石柱”的路上，那是穆斯林前往沙特阿拉伯西部的麥加朝圣的重要一環。當時，通往這處圣地的加馬拉橋上人山人海。朝圣者們前胸抵著后背，被擠得東倒西歪，恐懼感一陣陣襲來，他們開始呼吸困難。他們被困在人流的旋渦中不能自主行動，直到失去意識，最終在一堆垃圾中間醒轉過來。

回過神來，他們才意識到自己置身于怎樣的一個災難現場。在他們身邊，幾百具尸體被白布蓋著，擱在亮橘色的擔架上。警笛長鳴，救護車一趟一趟地忙著把尸體送去太平間。警用直升機在空中盤旋，周圍更有幾千名戎裝軍人將此地封鎖。而在警戒線外，成千上萬的朝圣者們繼續前行著。他們不能停下來，否則會形成危險的堵塞，令情況惡化。

第二天，這一事件成了全世界報紙的頭條新聞。2006年1月13日的《紐約時報》刊登了題為“麥加朝圣途中踩踏事件造成345人死亡”的頭條文章。稍晚時候，死亡數字升至362人。盡管當時沙特阿拉伯政府已經在朝圣地點部署了6萬安保人員以阻止這類慘劇一再發生，但這遠遠不夠。

這場慘劇被幾十米高空中的一只監控攝像頭“冷眼”記錄了下來。在沙特阿拉伯政府的配合下，這份錄像幾天之后就飛往了慕尼黑，抵達了德克·赫爾賓的實驗室。對這些畫面的分析成了大眾研究領域邁出的重要一步。

撒旦之橋

大眾研究學者們花了相當長的時間才認識到歷史悠久的麥加朝圣在科學研究上的特殊意義。伊斯蘭歷的每年最后一個月，近300萬穆斯林匯聚于此，在5天的時間里踏遍這座圣城的各處圣地。連接圣地的道路上終日涌動著巨大的人流，踩踏事件高發。規模空前的人潮在幾分鐘內足以令數百甚至上千的人喪命，絕不可輕視它。因此麥加也成了大眾行為研究學者必到的“圣地”，這與考古學家不能不去吉賽金字塔，鳥類學家不能錯過亞馬孫雨林是一個道理。

我剛開始讀博士的時候，在那群物理學家中遇到了一個挺可愛的瑞典研究者安德斯，他那時候正處于論文的收尾階段。他就在麥加和我們的實驗室之間定期往返，以便在當地安裝他設計的自動化監控裝置。他的設備只憑借簡單的視頻圖像，就能實時預估事故風險。分析2006年踩踏事件錄像的重任自然也落到了他頭上。

畫面令人震恐。不計其數的朝圣者在一條大路上前進，他們挨得緊緊實實，密密匝匝，以至于“個人”的概念都失去了意義。人群構成了一個整體，組成這個整體的每一個人卻無從辨識。這就像我們觀看一條滾滾奔涌的河流時辨別不出單個的水分子一樣。

2006年1月12日，沙特阿拉伯麥加，穆斯林朝圣者在米納“射石”。此次朝覲活動踩踏事件，至少造成350人死亡。

視頻拍攝點是加馬拉橋頭，這座橋位于麥加往東5公里，是朝圣者的必經之地。人們從這里走向“撒旦石柱”，去那兒參加朝圣第三日的一個盛大儀式：信徒要往三根有象征意義的柱子上扔石子。從組織角度來看，這個儀式堪稱噩夢：加馬拉橋一日之內將有幾百萬人通過，密度指標高到爆炸。

密度是研究人群特征最重要的指標。我們用總人數除以人群所占空間的面積，得到平均每平方米面積上的人數，并用“人/平方米”的單位來標記。比如巴黎的居住密度是0.02人/平方米。這數字表面看起來不大，不過別忘了，現實中一個地區內的人不是平均分布的，總是有些區域擠，有些區域空。像火車站廣場這樣的公共場所，隨隨便便就能達到1人/平方米。至于地鐵車廂里，密度往往高達3人/平方米。如果是在日本地鐵，這個數字還得翻一番。與每日高峰時段的東京公交系統比起來，沙丁魚罐頭內部都堪稱海闊天空任我行。東京地鐵里的人是被“推手”（oshiya）們一個貼一個地塞進車廂里的。這些“推手”戴著白手套、大檐帽，穿著制服，是地鐵公司專門雇來往車廂里“塞”人的。地鐵關門的關鍵時刻，他們常常幾個人疊在一起壓上去，把所有體重突然壓向門口乘客，直到車門關上為止。到下一站，門一開，門口的人就像壓緊的彈簧被突然松開一樣彈出車外。

從錄像上看，人群擁向加馬拉橋頭的時刻，那里的密度創下了紀錄。起初大約是2人/平方米，這是人們能夠承受的合理密度，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時會遇到。這時的人流還像河床中平靜的溪流，順暢前進。片刻之后，越來越多的人集中于此，情況開始變得不妙。

密度到了3人/平方米時，人流忽然變得不暢。大隊伍輪流經歷停滯期和移動期，這種“手風琴效應”，或者叫“走走停停”（stop-and-go），你或許在堵車時有所體會。每過一分鐘，朝圣的人群就變得更密集。密度到了5人/平方米的時候，誰也休想往前挪一步了。人群停了下來，就像大風暴來臨之前那片刻出奇的寧靜。

緊接著，地動山搖。整座人山、整片人海前晃后倒，左傾右搖，人們仿佛站在一塊不穩的平臺上，止不住地亂晃。潺潺流淌的小溪已然變作激怒的大海。我驚愕地看著密度指標一路飆升到9人/平方米！

如果你看到這個數據時還能坐得住，那只能說明數據還不夠直觀。這么說吧，這就相當于一個標準浴缸里同時站著14個人，或者一張乒乓球桌上站了38個人，或者60平方米的房子里擠著540個人。而這樣驚人的聚集從加馬拉橋頭一直延伸到幾十米以外。

發現這種人群震蕩現象的物理學家將它類比為液體的涌動，將其命名為“人群湍流”。在這種不穩定狀態下，人的身體相互之間形成強大推力，一個人最輕微的動作也能誘發一股沖擊力，通過人們的身體擴散。這樣的人浪如果撞在一面堅硬墻壁上，接觸這面墻壁的人將立刻承受極大的壓力，甚至可能被壓碎骨頭。如果幾股沖擊力交匯，處于交匯中心的人失去平衡，就會引發多米諾骨牌式的崩塌和踩踏。在加馬拉橋上的這一天，許多喪生于人群湍流中的朝圣者是被活活悶死的。

十幾年以來，此橋一直是一臺貨真價實的殺人機器，不斷引發奪命連環案。1994年，270人魂斷于此；1998年，又有118人喪命；2001年死了35人；2003年又死了14人；2004年，251人由此踏上黃泉路；到了2006年，喪生者多達362人。這座橋設計的可通行人流量原為每分鐘3000人次，不可謂窄小，卻遠遠不夠。當地政府在2006年悲劇的震懾下行動了起來。原橋迅速被炸毀，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鋼筋水泥的巨無霸。它第一眼看上去不像橋，更像一座大樓。它長1000米，寬80米，共分4層，造價100萬歐元，設計通行容量為每分鐘8000人次。換句話說，如果全體法國人都到橋上走一遭，也只需要5天多一點的時間。

這項大工程之后，圣地難得平靜了一段時間，此后8年無事故發生。政府解決了這個難題嗎？很遺憾，事情并沒有結束。2015年9月24日，又一次人群湍流發生了。死亡人數之眾，耗費了幾個月的清點時間。這次有2431人死亡，再創歷史新高。而這次破天荒的慘劇恰好就發生在……加馬拉橋的橋頭。

致命的愛

幾年后，安德斯告別了我們的實驗室，當上了企業家。他的初創公司Crowd Vision向世界各大機場提供他在博士期間研發的一款人群管理系統，可用于優化機場客流。他的生意規模日漸增長，產品銷往世界各地，可謂發展無憂。

他離開的時候，我正進入論文的最后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得把關于論文主題的所有已知內容在幾百頁紙上闡明，所有博士生都怕這個。這個總結階段往往持續好幾個月，博士生一邊把正在做的實驗收尾，一邊又要動筆寫論文初稿，還不能忽略下一步的打算，為自己找一個博士畢業后的工作。與此同時，還得應付導師的各種要求，比如導師心血來潮：“我有一個新研究計劃！應該馬上著手。”

為安然度過這可怕的最后6個月，經過精密部署，我建了一張“無壓力工作日程表”。規劃細致到每一天的活動內容。3個月過去了，進度全面滯后，我不得不調整日程，每晚加班三四個小時。在截稿日前的幾個星期，我的“無壓力工作日程表”應該改叫“極限壓力生存計劃”了。不僅一夜最多睡5個小時，而且周末完全奉獻給工作。到最后幾天，吃飯、睡覺、洗澡等等浪費時間的事情，都被我從優先事項里剔除了。

論文終于打出來了，然而壓力并未隨之完結。首先，論文要通過六七個業內學者的評審，如果評價是正面的，接下來才是博士論文答辯。而這就算博士生的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時刻了。

從心理學上講，論文答辯的前一夜是不可能睡好覺的。答辯通常在大學的一間階梯教室里。評委們先聽年輕的博士生花45分鐘時間介紹自己的研究過程與成果，接著便在整整4個小時里用一連串問題圍攻這位研究者。

這還不夠，按照傳統，博士生要邀請他的家人、朋友來參與他的答辯。親友團成員個個笑容滿面，打扮得好像去參加婚禮，他們還以為自己是去一場慶典給未來的博士捧場喝彩。結果他們卻擠在階梯教室窄小局促的折疊椅上，手擱的小桌板上刻滿了歷屆大學生的各種反體制詛咒。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中目瞪口呆地見證了一場惡戰：可憐的答辯者在評委的槍林彈雨中拼命招架，試圖全身而退。我的老母親在我答辯時就急得差點沖上講臺，拿她的手提包掄評委幾下。“不許你們這么為難我兒子！快給他博士學位！”

問完全部問題，評委還要單獨商議評審結果。在這個緊張的懸念時刻，大家紛紛跑來安慰答辯者：“不用擔心，你回答得夠棒的！”他們這么說著，聲音卻沒底氣。終于，評委宣布答辯通過！大家熱烈鼓掌，接著就要下館子，開香檳。在慶功宴上，“前”導師還在喋喋不休他那“應該馬上著手”的新研究計劃……直到這一切都結束了，年輕的博士才能卸下盔甲，筋疲力盡地癱倒在床。

我的這場答辯發生于2010年6月18日，隨后發生了一場震驚大眾研究學界的事件。

7月24日，一起非比尋常的騷動驚動了我的同事們。這是一起人群踩踏致死事件。其實，這類事件在世界各個角落時有發生，幾個月之前印度的一場宗教慶典中剛上演人群踩踏事件，60余人因此喪生。可為什么只有這一次，我的同事全亂了？

因為這一次不同尋常。首先，事情發生于世界最著名的電子音樂節之一“愛的大游行”（Love Parade）期間。其次，事發地點在德國的杜伊斯堡，離我們實驗室只有幾百公里距離。人群踩踏事件在歐洲相對罕見，最近一回還要追溯到比利時的海瑟爾慘案[1]，或是英國希爾斯堡的事件[2]。

2010年7月24日，德國杜伊斯堡，踩踏事故現場。杜伊斯堡當日舉行“愛的大游行”電子音樂狂歡節時發生踩踏事件，造成18人死亡80多人受傷。

另外，這次可供研究的一手資料齊備。出于對信息公開透明的考量，悲劇發生后，音樂節主辦方立刻將海量信息公之于眾。現場監控錄像、場地位置藍圖、事件發生的先后順序，應有盡有。沒有哪次針對致命踩踏事故的科學研究有過如此豐富詳盡的資料。

我沒有遲疑，馬上開始看錄像。眼前場景十分慘烈，甚至很快引起了我生理上的不適。人的尖叫、警笛的長鳴，還有電子音樂的節拍全都攪在一起，震耳欲聾。跟在麥加看到的一樣，個體被裹挾在人群湍流中，東倒西歪。沖擊力向四面八方擴散，撞倒了來參加節慶的人們，把他們一個疊一個地壓在一起。過于密集的烏合之眾仿佛正在“自殺”。

在對這起事件形成初步印象過后，我花了幾個月細讀所有資料，想從科學角度分析事件的起因。這一年的音樂節在一個舊倉庫里舉行，150多萬名電子音樂迷從四面八方趕來，欣賞時下最火的DJ的表演。聽眾進出現場時，需要穿過一條30米寬的巨型隧道。組織者擔心隧道里通過的人太多，臨時堵截了兩端的人流。結果人群在警戒線前迅速聚集。迫于人群壓力，封鎖被解除，于是兩邊的人流相向涌入隧道。兩股人流相遇后死死卡住，進退不得。除了一條窄窄的救生梯，他們無路可逃。幾千個人守在梯口，隨后21人喪生于此。第二天，現場只留下散落一地的鞋：靴子、球鞋、帆布鞋，總共有幾百只，都是前一天被擠掉的。它們留在那兒，仿佛它們舊主人存在過的見證。

大眾研究的冒險家

據這場慘劇的生還者回憶，最可怕的是那種無處逃生之感。你被擠壓在人群中間，既無法進，又無法退。你的行動空間被飛快地壓縮。首先是胳膊無處安放，接著連手也動彈不得，直到你的胸腔連呼吸一下的余地都沒有了，肺部被擠壓缺氧。想要脫身？除非你會飛。

這種情況下能怎么辦？保羅·維特海默（Paul Wertheimer）是一家人群管理咨詢公司的創始人和管理者，他也問過自己這個問題。2008年長島大型連鎖商店沃爾瑪舉辦“黑色星期五”大促期間發生人群踩踏事件，導致一人死亡。這位專家曾參與事后的法律程序，并作為控方證人出庭。

維特海默其實并不是科學家。他是個生意人，一個特立獨行的生意人，專門挑戰在擁擠的人群中心極限生存。他讓自己置身于危險的高密度人群的最中心，試圖全身而退，堪稱大眾研究學界的邁克·霍恩[3]。

20多年來，維特海默擠過幾百場火爆的重金屬或硬搖滾音樂會。金屬樂隊（Metallica）、瑪麗蓮·曼森（Marilyn Manson）、潘多拉樂隊（Pantera）、黑色安息日（Black Sabbath）、殺手樂隊（Slayer），這些最瘋狂、最勁爆的樂隊演出現場都有他的身影，人稱“樂池老頭兒”。每次他都站在離舞臺只有幾米遠的位置，那里是人群的最中心，當然也是最危險的地帶。現在我就來給你講幾則他從親身實踐中得出的絕境求生方案。

求生法則之一：在往人群中心擠之前，先看好各處緊急出口的位置。一旦陷入人堆，人的視線范圍和頭腦清晰程度都勢必降低，那時候再找就晚了。要知道危急情況下你不一定到得了那個看似最快捷的出口。同時，要注意哪里是人群最密集的區域，哪里又是最直接的脫身路徑。

求生法則之二：一旦感覺不適，立刻撤離人群。就算演出還沒開始，而你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擠到目前所在的位置，也必須自認倒霉，轉身撤退。一旦到了安全區域，別想著回去找落下的東西或同行的朋友。回頭只會使情況惡化，沒有任何用處。

求生法則之三：站穩腳跟！人群潰散的后果是戲劇性的。在多米諾效應下，沒有人想故意踩你，卻還是會身不由己地踩上你；你也可能會被旁邊人死死壓住，直不起身。所以你要竭盡全力保持身體平衡。

求生法則之四：氧氣在這種時刻是最珍稀的資源。如無絕對必要，不要浪費氧氣！不要無謂地尖叫，大喊救命，即使你想引起附近救援人員的注意，也可以先試著做高舉雙臂搖晃等動作，有時候效果是一樣的。人群擠壓力越來越大的時候，盡量將你的兩臂抱在胸前，就像拳擊運動員的預備式那樣，這樣能保護你的胸腔，將壓力降至最低。

求生法則之五：保持體力。在感覺到人群的“震波”傳到你身上時，不要試圖抵抗。只要你能確保身體平衡，順著人群的方向搖擺是更明智的做法。一陣沖擊波過后，通常會有一陣短暫的平靜，趁這個間隙你可以朝著想去的方向挪動幾步。但注意別靠近墻或者其他硬的障礙物，那兒是人最容易被下一波壓力壓扁的地方。

維特海默還有一個獨門秘籍，但聽上去很荒誕——求你身邊的人把你舉起來，舉過人群的頭頂，靠他們的胳膊一個傳一個，把你一路傳到人群外邊。這個脫身術我聽著總覺得不太靠譜。要是有人舉不動了呢？又或者有人不愿意舉呢？萬一要是掉下去，豈不是比原來更慘？而且這樣做也會給周圍人帶來更大的風險。

歇斯底里的集體發作？

對于這類事故，媒體報道往往給人感覺事故的大部分問題出在參與活動的個人身上。英文報道里最常用的一個詞就是“stampede”，翻譯過來就是“蜂擁，潰散，四下奔逃”。麥加慘劇之后，有些組織者更是把批評的矛頭直指朝圣者，批評他們無組織無紀律。社交網站上還能讀到圍觀者感慨說“宗教使人喪失理性”。至于“愛的大游行”，我不時會聽到人們感嘆：“現在的年輕人啊！”“毒品，酒精……一沾上就完蛋。”這是真相嗎？我們這里談到的幾樁慘案只能算冰山一角。要知道，全世界平均每年發生4.2起人群踩踏致死事件，導致386人死亡。在有些高峰年份，比如2015年，更是有十數起慘劇連環上演，全球共2500人因此喪生。而且鑒于大型集會的舉辦越來越頻繁、規模越來越大，可以肯定此類事件只會有增無減，受害人數不斷攀升。

這類事故的常發地之一是宗教場所。比如經常登上新聞媒體的麥加，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那里發生了十幾起同類慘案。但在所有宗教場所當中，這類事故傷亡最多的當屬舉辦宗教儀式期間的印度神廟。要不是為了神明，那就是為了足球。跟法國人在文化上比較接近的例子有1985年的海瑟爾慘案和1989年的希爾斯堡慘案，南美和非洲的足球場也經常發生悲劇。再有就是大型音樂節和公共慶典，兩者造成的踩踏致死人數也都不少：1999年明斯克啤酒節，53人；2010年柬埔寨送水節，347人；1979年誰人樂隊（The Who）演唱會，11人。

讓人瘋狂的究竟是什么？節日、宗教，還是足球？事實上，這三者充其量都只能算誘因，是大型集會的由頭。事故的原因簡單而唯一：有限的空間中集結的人口密度過大。既不怪酒精，也不怪裁判員，一切僅僅是個密度問題。一般來說，每平方米6～7人是某個空間內人群密度的臨界值，一旦越界就很容易形成“人群湍流”。如前所述，這種現象對人的身體造成超出承受極限的壓力，致人死亡。不管是為了什么集會，比賽結果如何，吉他手現場發揮怎么樣，人們喝醉了還是沒喝醉，只要密度超過臨界值就會造成傷亡。這是力學決定的。

單位面積人口密度是誘發事故的直接原因。可深究起來，是什么導致了人群密度的攀升？我們常常會發現，缺乏規劃或人為失誤才是背后的原因。仍以麥加事件為例，加馬拉橋與周邊環境相比，是一個典型的瓶頸。朝圣者由四面八方匯聚至此，人流密度不可避免地激增。在“愛的大游行”過程中，如果組織者沒有臨時堵截人流，也就不會導致警戒線外人群的迅速堆積，繼而釀成慘禍。

2001年，在加納首都阿克拉，安保人員向球場外強制疏散不滿的球迷時，忽略了體育場有一個出口始終關閉著。結果人群在護欄前越壓越緊，127人就此喪生。在謝菲爾德的希爾斯堡體育場，大批觀眾在錯誤的引導下不斷擁入一片已經爆滿的看臺，96人就這樣被壓到鐵絲網上活活擠死。在海瑟爾慘案中，體育場看臺的一側沖上來一群氣勢洶洶的足球流氓，驚慌的人群全部擠到看臺的另一側，導致踩踏發生。有時，人群的聚集是由某個外部事件引起的，比如1999年白俄羅斯明斯克的一場暴雨，2011年印度薩巴里馬拉（Sabarimala）的一場車禍，2008年印度奈納德維（Naina Devi）一處圍欄的垮塌，2008年印度佐德普爾（Jodhpur）一堵墻的坍塌，2006年印度普拉塔加爾（Pratapgarh）一扇大門的倒下。一則簡單的謠言也足以引起人群騷動。在2005年的九夜節期間，印度一寺廟附近的人群中開始謠傳橋要塌了，恐慌造成115條生命凋零；在2005年的巴格達，因為人們懷疑有自殺式炸彈襲擊，最終導致965人喪生。

種種不同的實例已經表明，踩踏事故很少是人群自身引起的。它根本上是一組致命因素的組合：龐大數量的人群聚集，加上外部事件引發的預料之外的集體運動。因此，致力于破解此類事故謎題的大都是物理學家、后勤管理和規劃人員。迄今為止，的確是物理學家或工程師的研究讓我們更了解這類現象。那么心理學真的與此無關嗎？早在恐怖主義威脅逐漸占據我們的心神之前好些年，我就開始了從心理學角度的探究。

注釋

1.海瑟爾（Heysel）慘案發生于1985年5月29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海瑟爾體育場，利物浦隊與尤文圖斯隊進行歐洲杯決賽前，意大利球迷與英格蘭球迷發生沖突，造成39名尤文圖斯球迷死亡，另有300多人受傷。事后英格蘭球隊被禁止參加歐洲三大杯賽5年。

2.希爾斯堡（Hillsborough）慘案是1989年4月15日在英國謝菲爾德的希爾斯堡球場發生的踩踏事故，造成96名利物浦球迷死亡。

3.邁克·霍恩（Mike Horn），著名瑞士籍南非探險家，曾經用6個月時間縱游了亞馬孫河全程，徒步沿赤道繞地球一圈，還用兩年多時間環繞北極圈一周。

《新烏合之眾》，【法】邁赫迪·穆薩伊德/著 劉耘/譯，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2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