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數據時代，數據是人類日常生活、社會運作的必備要素，并成為凝視自我的一個重要界面。作為凝視界面的數據是一面什么鏡子呢？是否會出現反向凝視甚或對抗性凝視呢？數據的“心思”與自我的“心思”又是怎樣的一種關系呢？

如果說尼古拉·尼葛洛龐蒂在上個世紀關于數字化的構想打開了人類生存方式的一種新圖景，那么，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和肯尼思·庫克耶關于大數據對人類生活、工作、思維等所產生深度變革的描述，則將大數據的“心思”進行了充分的彰顯，并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伴隨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的發展，數據的重要性日漸呈現。在我們漸漸地習慣了通過數據來做出判斷或決策的進程中，數據出現在了對自我的認同、對他人的審視的行為之中。

通過數據對自我或他人進行量化解析的諸多App貌似成為了我們作出評判的依據，變成了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面鏡子，雖然我們還不能確定是一面什么的鏡子，但毫無疑問，其是人類進行自我凝視的一種方式。那么，這種凝視會透露出怎樣的小心思呢？又是如何透漏的呢？ 數據的“心思”與自我的“心思”又是怎樣的一種關系呢？當我們希望懂自己的心思的時候，又是在期望懂自己的何種心思呢？進一步暢想，智能革命背景下的數據是否有心思呢？若有，我們該如何面對這種來自數據之鏡的凝視呢？我們透過數據之鏡凝視自我的時候，我們又是何種感覺呢？然而，此時，不禁轉念一想，來自數據之鏡的凝視是在何時悄然而至的呢？

作為凝視界面的數據之鏡是一面什么鏡子

依據《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1年）》，我國從2017年到2021年，我國數據產量從2.3ZB增長至6.6ZB，全球占比達9.9%，位居世界第二。在全球數字化轉型的進程中，數據已經成為人類日常生活、社會運作的必備要素。以日常生活中的出行為例，在我們計劃出行時，會將目的地、出行時間、擬到達時間等數據輸入，通過算法獲取最優方式；我們通過每日步數、攝入食物的營養成分、生活軌跡等所產生的數據來獲悉與判斷自身的健康狀態、工作效率乃至幸福指數等，進而形成一個關于我們自身的數據畫像，并成為了凝視自我的一個重要界面。

翻開《現代漢語詞典》，“凝視”的意思為“聚精會神地看”。易言之，凝視這一行為的發生與完成至少需要凝視的主體和被凝視的客體兩個元素。也正是這兩個元素——主客體的關系在凝視的過程中被塑造出來。在薩特、拉康、福柯等的理論體系中，凝視與權力、欲望、主體性、二元對立、主客體關系等緊密關聯。因此，在凝視理論的中有著超乎日常所指的視覺行為意義上的哲學意蘊。回到當下的數據時代，作為凝視界面的數據是一面什么鏡子呢？

首先，數據之鏡的形成來自世界的數據化。在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將世界進行表征的過程中，數據孿生、數據創構、數據挖掘等在也相伴而至，由數據構成的鏡像之自然與由數據構成的數據自然界之鏡。其次，假如將數據之鏡與現實世界中的鏡子進行簡單且粗暴的類比，譬如，其若是反射鏡，那么，反射出的是數據作為科學技術的工具性多一些，還是科學技術背后的人性更多一些？其若是三棱鏡，那么，會出現折射出什么？進一步說，數據輸入與數據輸出之間的邏輯里路所透漏出的“心思”源自何處？其若是OK鏡，那么，其所矯正的內容、矯正的方式以及矯正的效果是否如我們所愿？易言之，其是否猜到了我們的“心思”？事實上，數據挖掘中的隱私保護技術可以被類比為OK鏡，就是在不斷地調節數據、自我與世界的關系。最后，作為凝視界面的數據之鏡伴隨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的日益全范圍介入，且不說數據處理之后的數據之鏡是一面模糊的鏡子還是過度修飾的鏡子，其是否會成為一面無處不在的無鏡之鏡呢？不妨暢想一下，在人與技術日漸融合的大趨勢浪潮中，數據不再是作為居間意義上的界面，而直接等同為人類的某種屬性，那么，凝視的視角與凝視的界面將出現何種轉換呢？

反向凝視的數據之鏡與視角的轉變

作為人類社會基礎設施的數據，恰如海德格爾通過擺置、訂造、持存等來打開技術的本質時，當人類在開采自然資源的時候，卻一不小心將自己也被列入資源系列，“流行的有關人類資源”“某家醫院的病人資源”等諸如此類的表達出現在其所著的《技術的追問》中。上述表述事實上已經將技術對人的某種反向塑性呈現出來。依據此邏輯，當人類透過數據之鏡進行凝視自我的時候，是否會有反向凝視甚或對抗性凝視的出現呢？

毫無疑問，近年來，數據主義的出現就已經證成了反向凝視現象的來臨。此時，來自數據的凝視將人類視為被凝視的對象。類似“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凝視的視角在數據與人的互動過程中進行了悄然的轉換，就人類而言，一種被凝視的感覺油然而生。數據從起初意義上的人類認知自我的界面，伴隨數據的智能化，其在人類社會中的作用從智能助手走向了對人類行為的規范、導引甚或強制。因此，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蘊含了超乎界面的潛能，而人卻反過來作為界面，成為了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中的數據提供者與使用者，甚或變為數據流通環節中的一個節點。

我們把數據視為鏡子，是源自我們潛意識地將其視為一種對象化的存在。因此，凝視的視角是基于人類自身作為主體而言的。當我們發現被凝視的時候，為了避免人類的未來被數據所宰制，習慣了透過數據之鏡來凝視自我的我們是否可以跳出數據之鏡呢？是否會出現類似古希臘神話中的納西塞斯那樣的經歷，我們迷戀數據之鏡，一旦失去凝視界面的數據， 我們是否會覺得茫然無措呢？不愿意被數據之鏡反向凝視的我們，是該與數據之鏡掰手腕，還是與其握手言和呢，還是打碎數據之鏡重歸主體視角呢？關于上述問題答案的探尋之旅，就是關于凝視辯證法的審視之旅。

凝視的辯證法：數據的“心思”與自我的“心思”

在韓炳哲的思想體系中，肯定社會、展示社會、證據社會、加速社會、揭秘社會、信息社會等是其所描述的“透明社會”的表現形式，并且這里的“透明社會”的“透明”也指向了自我的被透明化。被數據環繞的我們既是數據的生產者，又是數據的使用者。我們期冀數據之鏡能了解我們的“心思”，卻又不愿數據之鏡猜透、預設我們的“心思”。換句話說，人類期冀在透明與不透明之間形成某種美好的默契。

然而，在數字化轉型的進程中，如果說正如韓炳哲所言，透明性是信息的本質，它就是數字媒體的基本步調，進而導致了由數碼所驅動的一種對透明度的強迫，那么，隱私保護技術是對自我透明化所進行的一種抗爭，是對反向凝視或對抗性凝視的對抗。隱私是數據社會的一個重要話題。從數據的“心思”與自我的“心思”二者互相猜測的意義上看，隱私既是遮蔽各自“心思”的一種有效方式，也是解蔽各自“心思”并解碼這種猜測的一條必由之路。當后隱私的表述出現時，與其說是人類對隱私觀念的更新迭代，倒不如說是被數據過渡凝視后的某種困惑、凄涼或者自救。

說其是困惑，是因為我們對數據的依賴與對我們對隱私的憂懼之間的糾結，恰如克里斯多夫·庫克里克關于微粒社會中那些高度不透明的數字化機器正在創造者無法辯駁的透明的悖論所進行的剖析一樣；說其是凄涼，是一旦由數字革命所帶來的無差別、同質化、透明性對人類社會所帶來的新異化被視為技術發展進程中的應有之義，則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的邏輯（心思）將被泛化為社會運行的邏輯，進而人類將被順理成章地安置到“數字舒適區”，類似法蘭克福學派左翼的主要代表人物赫伯特·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所描述的那樣，辯證思維的缺席使得人類全面發展的出現問題；說其是自救，是因為人類在奮力捍衛自身隱私，力圖確保自身的主體地位，避免在透過數據之鏡凝視自我的過程中，淪為鏡中人，變成被凝視的對象。

（本文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825期第6版，經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