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葬（尸骨葬、全身葬）固為喪葬之主流，但火葬作為宋代常見的喪葬方式和文化現象，在有些火葬盛行的區域，甚至嚴重干擾了土葬，故有必要辟專節來討論。

火葬約有兩種形式。一是火化后，將遺骸投諸水中，不留下任何遺跡、遺物。這可能是火葬的主流，唯其無遺物留存，以實物為研究出發點的考古學者便無從談起。二是將燼余的遺骸、骨灰置于棺木或其他容器中再行土葬，即所謂火葬墓，考古發掘中，偶有所見。

火葬墓多因陋就簡，并無穩定的規制，上海曹楊新村火葬墓，墓用五塊小磚平鋪作底，上以楔形磚圍成十一邊形的墓室，中間放置一件黃綠釉帶蓋小口平底的骨灰陶罐，磚壁外另有七個宋代長筒形小罐，全墓甚小，高僅40余厘米，對徑約65厘米。

杭州留下西穆塢發現6座類似的火葬墓，多為多邊形墓，有六邊形墓、七邊形墓、長方形墓等，砌筑隨意，體量不大，邊長多在39厘米至45厘米之間，隨葬品極少，有陶缽和少許銅錢等，為南宋火葬墓。

杭州留下西穆塢M3火葬墓

西穆塢M5火葬墓

湖州安吉縣尼姑岙兩座磚室火葬墓（M2、M3），形式稍所不同，為長方形的三室墓，平面呈“品”字形，二前室，一后室，通長約123.5厘米，出土骨灰罐和瓷盒等，罐內尚存骨灰，應為南宋火葬墓。

正式刊布的火葬墓資料較少，無法全面反映火葬的實際狀況。但從以上三例，依稀可見南宋兩浙地區，尤其是兩浙西路火葬盛行之一斑。事實上，火葬在浙西和浙東部分地區的流行，嚴重影響了當地主流的埋葬習俗。

據歷史學家研究，火葬流行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一是與佛教信仰有關，火化即所謂“浮屠法”，上至皇室、下至平民之篤信釋氏者，均有采用火葬者。二是火葬較土葬簡易、經濟，貧困者少地或無財，無力營葬，故多用火葬。在人眾地狹的地區，火葬顯然更加經濟。三是衛生防疫的需要，在南方地區，火化有利于隔斷瘟疫的傳播。四是因游宦、游學、商旅而歿于他鄉，為歸葬故里之便，先行火化。五是朝廷、官府禁止火葬的措施不力。總之，江南地區火葬盛行，有深刻的宗教文化、社會經濟的原因，其屢禁不止、久行不衰，說明火葬符合部分民眾的利益，尤其具有經濟、衛生、簡便易行等多方面的合理性。

但上述原因，只是簡單羅列，并無具體的針對性，不足以完全解釋兩宋時期浙江地區火葬的現象：從新石器時代以來至五代吳越國之前，江南地區始終都是土葬，為何在兩宋時期，火葬突然盛行，甚至嚴重影響傳統葬俗？就浙江地區而言，為何浙西的火葬較浙東更流行，在浙東地區尤其是明州等地，北宋的火葬又較南宋為流行？從宋代朝廷、官府到明初朱元璋禁止火葬，雖三令五申，但是火葬仍然流行，為何在明代中期尤其是嘉靖年間以后，火葬習俗開始在江南地區衰微乃至銷聲匿跡？

只有合理解釋上述現象，才能真正說明火葬習俗形成、流行并消亡的原因。喪葬習俗生成與流行更多出于社會文化觀念，其次是自然環境的制約。

一般而言，兩浙火葬習俗在五代吳越國時期正式形成，并在兩宋時期流行。

在晚唐以前，浙江并無火葬習俗，即使佛教徒，亦大多采取全身葬或所謂“漢禮”的土葬，南朝著名高僧義烏雙林寺傅大士，即用土葬。后晉開運三年（946），鑒諸道者在杭州煙霞嶺下創建西關凈化禪院，始在佛教信眾中推行火化，《西關凈化禪院記》曰：“道者乃曰：‘國土民安，君王信向，足云水煙霞之眾，瓶囊盂錫之游。其間或有幻相無情，塵緣將盡，百衲之衣何直，周身之具奚求？爰尋佛言，備得教旨。且西土苾芻、苾芻尼，下至優婆塞、優婆夷，送往之禮，名以阇維。阇維之文，實火化也，棄余灰于遠水，免遺骨于他山，勞無煩人，置不有地。’即具以上事達于廟朝，創佛祠于湖山，思祈為功德主。”經吳越國王錢弘佐批準后，“乃于鎮西關之右，延壽山之陽，郛郭匪遙，柴水甚便。命開基址建僧居。圣上允俞，錫名‘凈化’。阇維之道，興于此焉。繇是臺閣勛臣、香閨貴戚、府郭君子、阛阓信人，發心無難舍之財，集事有易成之力。像設畢備，舍宇一周，香燈含晝夜之輝，鐘磬續晨昏之韻。仍于院側，立此方壇，或愿阇維，不計來眾，資其事用，給以薪蒸。利濟之門，無大于此”。

碑文所謂“阇維之道，興于此焉”，可見江南地區佛教信眾制度化、習俗化的火化行為，始于吳越國時期的杭州西關凈化禪院，從此漸成風俗。《宋史》卷一二五《士庶人喪服紀》載紹興二十八年（1158）戶部侍郎榮薿言：“臣聞吳越之俗，葬送費廣，必積累而后辦。至于貧下之家，送終之具，唯務從簡，是以從來率以火化為便，相習成風，勢難遽革。”顯然，火葬出現并流行的直接原因就是佛教信仰，尤其在吳越國時期，從錢镠到錢俶，三代五王，以崇佛聞名于世，在他們的推動和經營下，吳越國境內號稱“東南佛國”，佛教信仰支配了民眾日常生活的許多方面，包括喪葬習俗。又因火葬相對簡易，為貧下之家樂于接受，至南宋初年遂大興于兩浙。

在北宋中期之前，江南地區民間普遍崇佛，儒學對民間的影響力遠不如佛教。火葬無論作為佛教信眾的選擇，還是世俗民眾的便宜行事，在官府或正統儒家所標榜的孝道價值看來，都不被鼓勵，甚至是亟須摒棄的異端。北宋仁宗朝，鄞縣民間多行火葬，王安石擔任縣令期間，著手大事整頓。這是北宋中期以來，儒教與佛教在民間喪葬習俗領域展開競爭的典型事例。

據北宋嘉祐五年（1060）汪洙撰《宋故汪公、莊氏墓志》，墓主人汪順卒于康定元年（1040），其妻莊氏卒于慶歷二年（1042），子三人：元吉、元奭、元輔。長子汪元吉告其子弟曰：“明（州）之為俗，狃于無教，其親死則舉而委之于火，故予父母皆不克葬，此予所以抱無涯之恨也。及王公安石之為鄞，其民稍稍知送死之禮，予于是有感焉。今母骨殖尚存，不可以無葬。”于是汪元吉及其子弟“以嘉祐五年八月甲申招先考魂，以母之骨殖合葬于鄞縣清道鄉東安管沿江里”。

北宋宣和七年（1125）鄞縣《宋劉氏夫人墓志銘》，劉氏為莊竝道之妻，莊竝道早卒于元祐四年（1089），當時“七子皆幼，生事蕭然”，不得已“以夫柩焚之”。后來，劉氏深感內疚，以為“吾夫生不就志，死而不葬，是為婦者不義之過也”，于是重行土葬。

北宋中晚期以后的明州鄞縣，隨著儒學向基層社會滲透和民間“業儒之家”的增多，土葬在“業儒之家”中逐漸取代火葬。南宋以后，因為溫州、臺州、明州、紹興等地儒學的持續推廣和科舉的鼎盛，火葬習俗蔓延的勢頭得到遏制，土葬地位相對鞏固，這可以視為是一種整體性的發展趨勢。當然，佛教的影響力無所不在，終不可能禁絕，從北宋中晚期鄞縣的兩個例子，可見普通民眾在火葬與土葬之間的掙扎與兩難選擇。此番情形，南宋時期想必不會少見。

至于民間的火葬習俗在明代中后期以后在浙東逐漸退出歷史舞臺，這可能與明代中期后宗族社會正式形成和壯大有關，強大的宗族力量可以對宗族成員的喪葬行為形成足夠的約束力。這也反過來說明，從南宋至明代初期，江南宗族社會尚在形成、發展的過程中，并無能力完全制約所有宗族成員的火葬行為。

浙西平江府、湖州、秀州（嘉興府）和杭州部分地區所在的太湖流域，作為南宋經濟、文化發展的先進地區之一，反而火葬最盛興，周煇《清波雜志》云：“浙右水鄉風俗，人死，雖富有力者，不辦蕞爾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

浙西地狹人稠，葬地昂貴，這固然可充一種解釋，然猶未得其實。浙西水鄉地區，火葬特盛，除了社會文化觀念的原因之外，也受自然環境的制約。

南宋時期，浙西地區浸淫佛風，而科舉成就則落后于兩浙東路的臺州、溫州、明州等地，也就是說，浙西的儒學傳統較浙東為弱，受佛教的濡染較浙東為深，杭嘉湖地區的科舉成就超越浙東是明代以后的事情。南宋時期，相對于浙東地區，無論儒學傳統、科舉成就，抑或宗族勢力、鄉族社會，浙西均不及浙東，這是浙西火葬較浙東為興盛的部分原因。

地擇高阜，是自古營墓的共識，墳墓在山上，既少洪水、犁耕諸患，又有形法墓地所要求的山水形勢。但水鄉卑濕之地，天然缺山，則徒呼奈何！明代嘉興府嘉善縣人陳龍正感嘆道：“古名賢諸墓大抵在山。頃閱余杭邑志，其安堵可歷數者，以十百計，其為年以千百計，且不必皆名墓也。近觀吾邑累累畎畝中，曾有宋元墓乎？葬平原不如葬山，非為地理，為人事也。”

杭州環湖皆山，故多宋元名賢墳墓，《萬歷杭州府志》卷十九《風俗》謂杭州南北二山是“百萬居民墳墓之所在”。而秀州（嘉興府）嘉興、崇德、華亭、海鹽諸縣，因境內無山，幾乎不見宋元墓葬。

水鄉澤國，無形勢可言，無吉穴可擇。秀州個別富貴之家營建墳墓，只得遠求于湖州歸安、武康、德清諸縣的山地丘陵。平湖縣當湖鎮桑園弄（宋屬鹽官縣）魯壽寧夫妻合葬墓早年曾被發掘，出土文物甚夥，今藏平湖博物館。魯壽寧是兩宋之交的海鹽豪強，在其長子魯詹登進士第后，子弟多由科舉入仕，簪纓相襲。但魯壽寧諸子，長子左朝奉大夫魯詹、次子左朝請大夫魯詧、三子直敷文閣魯訔，生前居住于秀州，死后都遠葬于湖州，魯詹墓在“湖州歸安縣至孝鄉高峰塢”，魯詧墓在“湖州歸安縣至孝鄉仙嶺”，魯訔墓在“湖州武康縣慶安鄉后汪村”，據墓志稱，墓地由其生前親自選定，并“規劃兆域，旁筑息庵，隨一祠堂，環以松竹”。

高門大族或有力之家，尚有選擇余地，卜葬于鄰州的山地丘陵，而更多人只能便宜行事，就地火化。嘉興地區幾乎不見宋代大墓，而火葬格外盛行，除了佛教信仰的因素，主要是因為地勢環境的制約。元末明初昆山人殷奎說，“蘇（州）于浙水西，為地尤下濕，人死不皆得高原廣隴以葬，則相為火柩，以胔沉江流，或薶之防人習見以為當然，曾莫之知非也。異時吾先子防吾祖嘗援禮以行之，而誚者交至”。水鄉地區無地可擇，火葬盛行，人們習以為常，以至于殷奎的先人，援禮土葬，竟招致眾人嘲笑。

嘉興、上海地區多火葬而少兩宋名賢墳墓的現象，至元明時期始有所改觀，隨著灰隔墓、澆漿墓的日漸成熟和推廣，濕地埋葬技術較宋代大有改進，整體建于地面之上的灰隔墓，密閉墓室與外界環境完全隔絕，遂能克服水鄉環境的制約，并保存下大量元明時期的有機質文物，《上海宋元墓》《上海明墓》等考古報告，多有灰隔墓實例。

一言以蔽之，浙西火葬較浙東為興盛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浙西乃水鄉卑濕之地，受自然環境制約。

（本文摘自鄭嘉勵著《讀墓：南宋的墓葬與禮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