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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中國｜馬良：用奇幻懷舊捕捉個體與集體記憶
他拍攝的照片，更像是一張劇照——服裝、人物、道具、顏色、燈光，全是被他創造出來的，被凝固的瞬間，迷幻又寫實。迷幻是因為這個被他創造出來的場景大部分源自他或別人的夢，寫實是因為這個場景里出現的符號在現實中能對應，且能喚起同時代人的共同情感記憶。“觀眾看到的時候，覺得它是真實的，但它表現的內容又是超現實的，這之間的張力太有趣了。”馬良在接受澎湃新聞第六聲采訪時，談到攝影吸引人的原因。
1972年，馬良出生在上海的一個戲劇世家，媽媽是演員，爸爸是著名的京劇導演。在12歲正式學美術之前，父親逼著他練了兩年的武生基本功，但他最終沒有子承父業，而是成了藝術家。
在他童年的回憶里，上海是魔幻的地方：“我小時候，上海有一半是老的西洋房子，很多老人會說英語，喝咖啡。我的小學是一個很漂亮的洋房，有三扇教堂般的玻璃窗，每一扇都是細長型的。老師讓我罰站的時候，彩色的光透過窗戶照在我身上。”這些場景的描述出現在他的散文集《人間臥底》里。家族的戲劇傳承以及敏感的視覺記憶，是他以后所有作品汲取的源泉。
馬良第一次用作品喚起公眾共同情感記憶是早在他做廣告導演的時期。在代表作品“channel [v]：眼保健操，中國制造”里，各行各業的人在各種城市空間里做著眼保健操——這是80后學生時代的回憶。更進一步，張江高科地鐵站、建筑中的大樓、街頭小賣部……這些場所，是保存豐富個人回憶的地方，也是形塑關于中國城市化集體記憶的符號。在那個電視媒體占強勢地位的時代，這條廣告為馬良獲得了不少業內的獎項。在這之后不久的2004年，馬良開始走上用攝影作為媒介，表達自我的道路。
攝影創作的頭幾年，馬良嘗試用戲劇導演的方式安排好一張照片里的所有元素，指導演員做出與情境相對應的神情和姿態。在《上海媽媽的好孩子》系列里，戴紅領巾的青年男演員，以極其夸張的樣子——臉上打著腮紅、表情迷離，出現在上海老洋房內外的各種生活場景中。
這樣的畫面，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但使用的道具和安排的情節卻引發了觀眾對童年的回憶。比如，對很多80后而言，童年里被媽媽每天監督練習鋼琴，馬良抓住了這段共同經歷，制造了一個超現實的夢境。這個時期，也是80后陸續從學校進入社會，逐步進入主流輿論場的階段。馬良創作的影像，因能引發他們的共同情感，逐漸傳播開來。
進入2010年以后，以微博為代表的社交媒體迅速搶奪了年輕人的注意力。馬良開始重新思考攝影的意義：“我突然覺得攝影已經不重要了，我想讓攝影這個行為跟人們的生活發生關系。我喜歡收集老照片：全家福、結婚照、同學的畢業合影等等，這些東西對每一個人來說更有意義。”
2011年，馬良開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拍攝行動——在微博上征集被拍攝對象，用卡車裝著道具和服裝，去全國給陌生人拍照。每到一處，在當地朋友提供的場所里，搭建起一個臨時的照相館。這個場所可以是一輛古董公共汽車，也可以是某個人家的后院，或者是美術館的展覽廳。
歷時11個月，他走了35個城市，拍了1600多個人，馬良這場事先在微博上張揚的活動，更像一場行為藝術。通常情況下，拍攝對象提前告訴他，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馬良就盡量用道具幫他們把這如夢境般的場景搭建出來。這個過程中，馬良拍攝的大多是70后和80后，他們分享著關于青春的回憶，也敘說著當下的故事。
在《移動照相館》系列照片里，我們看到了普通人的愛情、親情和友情，也看到了反復出現的流行文化的符號，這些情感和符號被70、80后共享，建構著屬于這代人的集體記憶。
《移動照相館》系列之后，馬良依舊對個體記憶感興趣，但在創作手段上，他更加跨界。在他的一個裝置作品《銀河》中，他用了1000多張肖像寸照。這是他去甘肅的時候，從蘭州的舊貨市場淘來的。當時是按包買的，不能打開看。
除了照片，馬良還收藏了大量的紙本，從解放后到現在各種各樣的紙，報紙、筆記本、明信片、文革時的檢討書、坦白書等。后來馬良利用這些豐富的紙本，做了一個展覽。他在一個畫廊的墻上貼滿了密密麻麻的紙，觀眾只要走進來，隨處都可以開始閱讀，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生活痕跡。“我看到了材料的主人們的肖像，通過文字能感到在他們在過去的糾結，那代人好像是以另外一種方式活下來了。”馬良說。
現在，和馬良同時代的人都已結婚生子，有了自己的事業。“有的時候，我也有點看不懂這個時代了，這不只是作者創作的危機，或許還是中年危機，我覺得最主流的那部分我已經觸摸不到了。”一直對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關系把握精準的馬良，接受采訪時也表達了自己的困惑，“每個年紀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最悲催的人是，他永遠在抓自己不懂的那個部分，希望自己不要落伍，但他肯定會落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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