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迪奧·馬格里斯獲波特利·拉特斯·格林扎納國際文學獎

日前，克勞迪奧·馬格里斯（Claudio Magris）獲得波特利·拉特斯·格林扎納國際文學獎（Premio Internazionale Bottari Lattes Grinzane）。此前，克勞迪奧·馬格里斯還曾獲得數十項歐陸及世界范圍內的著名文學獎，其中包括斯特雷加獎、伊拉斯謨獎、阿斯圖里亞斯公主獎、奧地利國家歐洲文學獎、卡夫卡獎、托馬斯·曼獎。

克勞迪奧·馬格里斯

像早期世界主義者或者世界文學主義者那樣，馬格里斯在暢想無邊的世界的同時，還深深沉醉于戀地情結。他把自己扎根在的里雅斯特。的里雅斯特（及弗留利）孕育了伊塔洛·斯韋沃、翁貝托·薩巴、皮埃爾·保羅·帕索里尼等作家。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的里雅斯特收留過普魯斯特、里爾克、喬伊斯、普寧、理查德·伯頓、弗洛伊德……直到19世紀，的里雅斯特還是一塊未與文學建立聯系的“處女”空間，現在卻變得信息過載了，以至于馬格里斯把這里稱作“文學的平方”。

馬格里斯小時候，的里雅斯特是橫亙在西方世界和東方世界的邊疆、邊界，某種程度上的無人區。他會散步到卡索河的邊疆地帶，越過那條河就是另一個世界。多年以后，馬格里斯感受到它們是被忽視和被拒絕的。邊界一直是馬格里斯的基本主題。這個主題之下又有地理的邊界、精神的邊界、自我的邊界。邊界有時是橋梁，有時是屏障，馬格里斯曾表示。然而在成長的過程中，馬格里斯體會到了大軍壓境般的“世界精神”，他向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學習，“它似乎猶自沉睡，甚至尚未萌芽的時候，就了解它在哪里。”在一次采訪中，他提到存在一種世界北方的文學和世界南方的文學，后者古老而富有詩意，比如莫言。

馬格里斯沒有拘泥于的里雅斯特，他將對的里雅斯特的愛延伸到中歐之上。中歐是理解馬格里斯的另一坐標，它包括維也納、的里雅斯特、柏林、布達佩斯、薩格勒布、克拉科夫等城市和歷史，這一點類似于哈貝馬斯的“跨國群集”。

他對中歐的興趣促使他完成博士論文《現代奧地利文學中的哈布斯堡神話》。在這篇博士論文中，他定論了“哈布斯堡神話”，并開辟了一種嶄新的文化視野。馬格里斯修正了奧匈帝國畸形的現實形象，同時也照亮了秩序和統一之外的混亂與碎片，由此哈布斯堡能夠被看作是破碎中的整體世界。哈布斯堡神話范式涉及三個主題：君主制向多民族主義轉變的趨勢；哈布斯堡晚期的享樂主義；帝國主義運行緩慢但運轉良好的官僚制度。哈布斯堡神話的起源則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當時，執政精英將其作為一種政治工具，通過多國家意識形態來對抗分離主義運動。

《多瑙河之旅》（Danubio）是對其哈布斯堡神話的敘事呈現。《多瑙河之旅》帶二十世紀后的讀者掠影了多瑙河沿岸的風光、文化，布滿從河淤中新出的花草，以及弗蘭茨·圖姆勒、迪米特里·安格爾、尤若夫·阿蒂拉等人對多瑙河的頌歌。

多瑙河被馬格里斯改造成了當代巴別塔的代表。就像烏托邦在歷史主題和敘事上經歷過的變動，夢想、戲劇感、失落，它無所不包，且充滿邊界。“書寫者建構一個普世密教團體，一個共濟會，一個愚蠢的密會總部。他們自己，從讓·保羅到穆席爾，也寫關于愚蠢的散論和頌詞，這并非偶然。”馬格里斯在其中寫道。

多年前，馬格里斯在威尼斯和博爾赫斯聊了他的故事，后者囑托他親自寫下這個故事，這才有了他的第一部小說《軍刀的故事》（Illazioni su una sciabola）。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后的一個冬天，馬格里斯隨父親在烏迪內住院，當時烏迪內正在納粹治下。哥薩克人從俄羅斯流亡至此，他們與納粹談判，取得了一些領土。盟軍席卷至此，以彼得·尼古拉耶維奇·克拉斯諾夫為首的哥薩克人繳械投降，部分士兵落得個自殺的下場。中間還有阜姆自由邦的橋段。在恩佐·貝蒂扎、弗爾維奧·托米薩作品中經常有這樣的人物出沒，他們被斯拉夫人視為意大利人，又被意大利人視為斯拉夫人。

在馬格里斯看來，身份像俄羅斯套娃一樣，既存在于此一套娃，又存在于更大的包容中。在另外的場合，馬格里斯說，沒有經過反思，身份就會被忘記。不止馬格里斯有這樣的想法。西皮奧·斯拉塔珀以《我的喀斯特地貌》（Il mio Carso）表示，他是意大利人，又不完全是意大利人，相較于其他意大利人他具有某種特殊性。而在那篇文章里他不得不借用希臘詩人的典型手段，以隱喻的方式道出真相，道出自己。想想看，羅伯特·賴特（Robert Reiter）多年后變成了用施瓦本德語（schw?bischer Dialekt）寫作的弗朗茨·利布哈德（Franz Liebhard）。

（部分譯文參考：《多瑙河之旅》，克勞迪歐·瑪格里斯 著，蔡佩君 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

蕾拉·斯利瑪尼任2023年國際布克獎主席

日前，世界文學新星蕾拉·斯利瑪尼（Le?la Slimani）被委任為2023年國際布克獎主席，她擁有摩洛哥與法國雙重國籍。入選2023年國際布克獎評審團的作家與譯者還有烏克蘭譯者烏利姆·布萊克、馬來西亞英語作家、前英仕曼亞洲文學獎得主陳團英、記者帕魯爾·塞加爾、記者弗雷德里克·斯圖特曼。

蕾拉·斯利瑪尼

“還是孩子時，我曾生活在書的世界中。借助小說的魔法，我變成俄羅斯公主，淘金者，變成倫敦郊區孤兒，哥倫比亞山區煉金術士。文學家和翻譯家教給我，文學沒有邊界，沒有非法移民，沒有棄兒。小說是我的家，我非常榮幸能在小說的世界中度過幾個月時間，與朋友們和同事們共事，慶賀我們對語言和故事的熱忱。”蕾拉·斯利瑪尼就2023年國際布克獎對外表示。

成名作《溫柔之歌》（Chanson douce）的標題取自童謠《溫柔之歌》（une chanson douce）。2012年10月25日下午晚些時候，露西婭·克里姆、利奧·克里姆被看守人殺害，尸體沉在公寓的浴缸里，他們的一個姐妹正在母親的陪伴下上游泳課。受此感發，斯利瑪尼創作了這部作品。在獲得龔古爾文學獎后，該書在法國銷售了100多萬冊，此前已售出7萬多冊。《溫柔之歌》在摩洛哥也很受歡迎，因為它的主角是來自西方的人。

不過，斯利瑪尼早期文學生涯并不順利。2013年她第一件手稿被拒，出版商讓-馬里·拉克拉韋廷給了她很多指導。2015年憑借《食人魔花園》（Dans le jardin de l'ogre）獲得拉瑪穆尼亞獎。拉瑪穆尼亞獎由拉瑪穆尼亞酒店贊助，獎勵摩洛哥法語文學。歷屆獲獎者包括馬赫·賓賓（Mahi Binebine）、穆罕默德·萊夫塔（Mohamed Leftah）等作家。2015年后拉瑪穆尼亞獎不再頒布。

《食人魔花園》的主角阿黛爾是慕男狂患者即女色情狂，其真實取材自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部長、前總統候選人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圍繞2011年性侵指控展開的一系列緋聞和故事。小說充滿了女性對自己身體和狀態的審視，“阿黛爾下了床，雙手交叉覆在乳房上。她掀起蓋在沉睡男人身上的被單，男人蜷縮在一起，想要盡量暖一些。他的皮膚光滑、肥膩，看看他領阿黛爾來的這間保姆房，或許他比自己說的年紀還要小。他的腿很短，臀部像女人一樣。”

“他人的國度”（Le pays des autres）三部曲分別聚焦于斯利瑪尼的外祖母、母親，以及斯利瑪尼三代人的生命。她借鑒了威廉·福克納、卡森·麥卡勒斯、瑪麗·弗蘭納里·奧康納所鞏固的南方文學的傳統，希望建造自己的“阿拉巴馬州”。

第一部作品袒露了殖民末期，女性的脆弱和創痛。瑪蒂爾德（Mathilde）遇到了在阿爾薩斯駐扎的摩洛哥穆斯林下士阿明（Amine），她被迷住了，決定和他一起上路。當1947年瑪蒂爾德回到阿明的家，與阿明的母親生活在一起的時，她突然意識到，自己時刻被提醒“自己是外國人，是女人，是妻子，是任人擺布的人”。牟羅茲（Mulhouse）鼓勵她成為體面而非幸福的女性。“當她親吻他們（孩子）的臉頰時，有愛的力量，也有灼燒的遺憾。她更愛他們，她為了他們放棄了所有的東西：幸福、激情、自由。”斯利瑪尼在書中寫道。

最后，瑪蒂爾德終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在牟羅茲的廚房第一次學會了阿拉伯語，從本地治療師那里學會了柏柏爾語，病痛時她還會說起阿爾薩斯方言。她給女兒起名為艾夏（A?cha），以此向拉拉·艾夏（Lalla A?cha）致敬。

斯利瑪尼關心公共事務，尤其是女性議題和泛摩洛哥問題。她曾長期供職于影響力最廣的泛非雜志《非洲青年》（Jeune Afrique），該雜志1960年成立，曾在突尼斯、摩洛哥發行但屢遭禁止。

《性與謊言》通過十余位摩洛哥女性的故事，探索摩洛哥的性行為，以及其下的社會境況。摩洛哥的性保守氛圍極其嚴重。據Tel Quel周刊調查，84%的摩洛哥人反對性自由，其中90%的女性、78%的男性反對性自由。編輯對她說，《性與謊言》最常涉及的是“羞恥”。羞恥在阿拉伯人的世界里是體面的，是應然的。在邊界受恩寵，越過它則會遭遇懲罰。祖爾夫·利瓦內利（Zülfü Livaneli）在《幸福》（Bliss）中寫道，在整個地中海地區，榮譽的概念仍然存在于女性的大腿間。此外還有法律問題。

性的主題在摩洛哥文學中并非少例，穆罕默德·喬克里（Mohamed Choukri）、塔哈爾·本·杰倫（Tahar Ben Jelloun）、穆罕默德·萊塔（Mohammed Leftah）、阿卜杜拉·泰亞（Abdellah Taia）等作家都會去表現它。色情的主題在西亞北非也并不少見，喬瑪娜·哈達德（Joumana Haddad）、薩拉瓦·阿爾·內米（Salwa Al Neimi）、凱特·雅辛（Kateb Yacine）都有涉及。

1981年10月3日出生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小時候在外祖母的陪伴下，閱讀蘇聯和法國的現代史詩，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托爾斯泰、莫泊桑、左拉。1999年從笛卡爾中學畢業后，斯利瑪尼先后就讀于巴黎政治學院、ESCP歐洲高等商學院。初到巴黎，斯利瑪尼整整幾周沒適應過來，不和課外任何人說話。斯利瑪尼羨慕巴黎的性自由，不過這樣的故事和語言很難發生在拉巴特，那里沒有露臺，沒有葡萄酒，也沒有不帶雜質的愛。

她喜歡的作家有柳德米拉·烏利茨卡婭、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扎迪·史密斯、阿迪契、桑德羅·韋羅內西、米歇爾·維勒貝克、澤魯亞·沙勒夫。2018年，斯利瑪尼曾受邀來中國訪問。

北島“歧路行”

日前，北島長詩《歧路行》、詩文集《必有人重寫愛情：北島作品》出版。北島的詩歌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版本，最早可以追溯到1978年的油印本《陌生的海灘》。除詩歌外，他的經典作品還包括一系列散文集，有《藍房子》《午夜之門》《時間的玫瑰》《青燈》等。

《歧路行》的創作時間從2009年起到2021年止，跨越了整個2010年代。《歧路行》的寫作因2012年中風一度中止，自2015年才得以重啟。中風對北島的影響頗大，他在長詩中記錄道，“語言障礙專家的判斷是對的 我真的甘愿送披薩/……/與宇宙相稱 畫畫讓我狂喜 墨點聚散依附錯落流動 森林在語言邊界之外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我是沒有靶標的自由 傾聽雪花的低語 守望日與夜渦旋中的神秘河流”。

在集結成冊前，《歧路行》曾分四次發布于《今天》，分別為2012年春季號總96期、2019年春季號總121期、2021年春季號總129期、2022年春季號總133期。首次發表時，《歧路行》與兩首長詩的選章共同出現，分別是歐陽江河《鳳凰》和西川《萬壽》。《歧路行》并非北島唯一的長詩，此前他還寫過長詩《白日夢》，刊于1986年《人民文學》。

北島將更多的筆墨留給了他的朋友。據不完全統計，《歧路行》涉及了至少以下人物，艾基、帕斯、達爾維什、桑塔格、李陀、萬之（陳邁平）、老木（劉建國）、張鵬志、鮑爾·博魯姆、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巴萊頓·布萊頓巴赫、呂敏、顧城、阿多尼斯、嚴文井、牛漢、馮亦代、黃銳、艾倫、施耐德、安達壯一、是永駿、谷川俊太郎、馬格利斯、歐陽江河、商禽、也斯。比如涉及顧城，北島寫道，“柏林之春 顧城夫婦家/戴高筒帽做飯 他談論死亡/魚的快樂 盤子 盤子/為我領路 從三層到底樓/敲開艾基夫婦的門/詞與詞坐在一起 顧城是/空格 用冬天的手勢/貼近靈魂的雪花”。

北島，原名趙振開，1949年出生。據其父的日記，“1949年10月，我們給兒子取了小名慶慶。有了第一個兒子，我們倆都很忙。美利給兒子做小衣服，經常給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夠，每天還喂幾次奶糕。我經常抱他在屋里走來走去，拍他入睡，還變換各種角度給他照相。小家庭有了這個小寶貝，一切都有了生氣。”

據不完全統計，北島曾在以下大學任教，杜倫大學（不詳）、密西根大學（1994年-1995年）、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1994年-1997年）、伯洛伊特學院（1999年–2006年，短期）、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2000年）、阿拉巴馬大學塔斯卡盧薩分校（2005年）、圣母大學（2005年-2007年，春季）、香港中文大學（2007年至今）。北島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職責還涉及舉辦香港國際詩歌之夜。

北島不為世界或者中國寫詩，他只為一小撮朋友寫詩，北島在一次訪談中提到。正如其在《上海文學》1981年第5期所表示的，“詩人應該通過作品建立一個自己的世界”。同時，北島也關心文學的社會功能。在當下的社會，恢復漢語的尊嚴極不易，北島曾對香港貿發局表示。一方面，這來自于北島的文學觀，即語言應處身于體制和市場之外。另一方面，這來自于北島對嘈雜的現實的憂心。

在1949年以來的中國詩人中，北島幾乎是被翻譯得最多的詩人，他幾乎擁有最多的外語版本作品。以英語為例，他幾乎所有作品都有英語版本，且新作推出幾年內就有了英語版本。僅以詩集和散文集為例，不考慮新版重版，其英語版本要遠多于漢語版本。北島的英語外譯最早見于1985年某選集。

謝漢·卡魯納蒂拉卡獲2022年布克獎

日前，謝漢·卡魯納蒂拉卡（Shehan Karunatilaka）以《馬里·阿爾梅達的七個月亮》（The Seven Moons of Maali Almeida）獲2022年布克獎。入圍終選名單的作家還有珀西瓦爾·埃弗里特 （Percival Everett）、伊麗莎白·斯特勞特（Elizabeth Strout）、克萊爾·吉根（Claire Keegan ）、諾維爾莉特·布拉瓦約（NoViolet Bulawayo）、艾倫·加納（Alan Garner）。評委們稱卡魯納蒂拉卡的小說有“滑稽而大膽的敘事技巧和遼闊的創作野心”。

謝漢·卡魯納蒂拉卡

混亂的斯里蘭卡內戰，泰米爾叛亂組織、人民解放陣線、特別工作隊、印度維和部隊等糾斗不休。“不要試圖尋找好人，因為根本沒有。”馬利·阿爾梅達在其中告誡道，“雖然所有的演講都與此相反，但是僧伽羅人、泰米爾人、穆斯林、布爾人的裸體是無法區分的。火焰面前，人人平等。”

馬利是伯爾-泰米爾族母親和僧伽羅父親的兒子，一名戰地攝影師、無黨派人士、賭徒、同性戀者，自稱“蕩婦”。開場時，馬利服用了傻藥（silly pills），業已身亡，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死的，他只能回憶起那晚是在飛馬賭場所在的利奧酒店。生前，馬利受雇于政府、分裂分子等不同派別，也結下了不少仇怨。馬利拍攝了很多令人震驚的照片，如今他必須在七天時間（七個月亮）內聯系他的朋友們，說服他們找回照片，披露給公眾。這些照片就像是一個黑暗時代的遺產。“來世是一家稅務局，每個人都想吃回扣。”卡魯納蒂拉卡寫道。

此前，卡魯納蒂拉卡以《中國人》（Chinaman）獲得轉型后短命的英聯邦文學獎、DSC南亞文學獎。小說以年邁的體育作家之口，呈現了1948年以來斯里蘭卡的弱點和期望。

卡魯納蒂拉卡曾就讀于S.托馬斯預科學校、旺格努伊學院。他長期就職于麥肯、BBDO等廣告公司工作，如今仍在廣告公司。他搞樂隊，最喜歡的樂隊是警察樂隊。影響卡魯納蒂拉卡的作家有威廉·高德曼、湯姆·羅賓斯、馮內古特、魯什迪、翁達杰、克里斯蒂、斯蒂芬·金、尼爾·蓋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