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欲形成對全球高峰人才的“磁力效應”。

在3月26日舉行的上海市人才工作大會上，《上海加快實施人才高峰工程行動方案》（以下簡稱《人才高峰方案》）出臺，主要聚焦13個領域的高峰人才。其中“量身定制、一人一策”、“高峰人才全權負責制”等引起廣泛關注。

《人才高峰方案》明確，上海將為高峰人才量身創設新型工作機構，不受行政級別、事業編制、崗位設置、工資總額限制。實施高峰人才全權負責制。賦予高峰人才用人權、用財權、用物權和技術路線決定權、內部機構設置權。

其中，“高峰人才及其家屬、核心團隊成員及其家屬可以直接辦理本市戶籍”、“允許高峰人才及其核心團隊成員將在滬的薪酬收入、成果轉化收益等合法收入匯至境外”等著力解決高峰人才及其團隊的后顧之憂。

連日來，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記者采訪了英國、美國、日本以及中國香港的專家、學者及青年博士共10人，聽他們講述對上海人才高峰工程方案的看法。

點贊：賦予高峰人才全權

上海出“大招”攬才，引來不少叫好聲。

“又比上一個政策往前走了一步。”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院長黃煜告訴澎湃新聞記者，這次上海的人才新政，是一個有創新，有前沿思維，是在對世界有比較深入了解的情況下，所出臺的一個好政策。

黃煜表示，現在對于海外人才引進，已經走向了定制化發展的階段，此次，上海引才特設“量身定制，一人一策”，正是在這方面做了很有益的嘗試，在原來的“普適性”政策基礎上更加精準化。

“對于引進對國家有重要發展、有前途、有才華的科研人員和教授級的人員，這是一個很大的利好消息。希望這個政策的出臺，能夠進一步把一些重要人才引進回國。”黃煜說，希望在人才政策具體執行的過程中，能夠不斷適應情況變化，使其更好地完善起來。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副教授莊太量告訴記者，他身邊也有很多同事前往內地進行教育和科研工作。本次上海出臺的人才政策比以往政策更精確，在財務支持和保障配偶子女相關待遇等方面有較大吸引力。

汪岑是日本千葉大學工學博士，研究專業是人工智能，目前在日本企業從事人工智能研發工作。他認為：“作為一個搞研發工作的人員來講，研發資金問題、研發過程中的自主，以及出國考察參加國際研討會之類的利便是最擔心的問題。就這次上海出臺的方案來言，可謂是方方面面都考慮到了。”

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也有學者為人才新政點贊。

張一滋是美國加州大學河濱校區商學院助理教授，他表示，從海外華人的角度，很高興看到現在出臺的措施不僅僅面對海外華人，也面對外國學者。

“這一輪改革最有吸引力的是，實施高峰人才全權負責制。賦予高峰人才用人權、用財權、用物權和技術路線決定權、內部機構設置權。因為中國財務體制、行政體制跟國外差別很大，現在，能盡量跟國外接軌總是好的。”張一滋說。

目前在美國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市的化學博士林佳也認為，“出臺的政策很好，配合了做科學研究一系列的條件。有人才、經費、資源的支持。很重要的一點是，考慮到個人、家庭的問題。”

顧慮：回國發展是否還能安于學術

上海的人才新政只是一個開端，人們還期待看到更多具體細則。

汪岑提出，高峰人才這個概念太過于廣義，具體情況時、哪些人才屬于哪些又不屬于較為模糊。

關于高峰人才的定義，上海有關部門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了“高峰人才應具備的核心條件”：取得國內外同行公認的突出成就、一般處于本領域全國前5名或國際前20名，或年富力強、活躍在創新創業一線，具有成長為世界級高峰人才的潛力。

一名香港高校相關人士對記者說，上海人才新政對高峰人才的界定較為模糊，其中“本領域全國前五名國際前二十名”的說法不夠專業，應具體說明如何定義。林佳則認為：“我覺得能符合條件的人很少。全世界前20的要求很高，這樣會排除很多有潛力的人才。”

汪岑說，日本的作法可以參考，“日本近年也出臺新的簽證（高度人才簽證）來吸引人才，采取的是積分制度，所以是不是屬于自己就可以知道。”

除了詳細界定高峰人才，有學者希望“量身定制，一人一策”也能更加細化。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生物醫學博士羅沛宜說：“我很好奇‘一人一政策’會如何實現？作為青年學者，我又具體能通過何種方式獲取資源呢？”

英國約克大學博士何澤儀，是大數據與人工智能領域的專家。她希望，生活配套政策也能更加細化。

何澤儀說，新政能讓人才“回得來”，但是否能“住得下去”，還需要有進一步的了解，“我在英國生活了十余年，如果回到國內工作，我與家人的社會保障、生活配套政策是否能落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還有學者顧慮回國發展是否還能安于學術。在倫敦博士聯盟主席、倫敦大學學院高級講師李會良看來，最吸引海外人才赴滬工作的不是人才政策與福利，“全國各地給海外人才待遇相差不大，但上海最有優勢的是它的科研教育水平和研究資源——好的研究團隊至關重要。”

李會良提出，國內教授所面臨的行政任務和來自研究所的壓力，很可能會導致自己難以專心學術工作，“我發現國內有些比我年輕的教授們都早早地‘退居一線’了，他們很少親自去實驗室做研究，而是把大量的時間花在當評審、開會上。”

對羅沛宜而言，上海是自己畢業后繼續研究的理想城市。但她也擔心：“我最近回到國內高校交流時，發現博士后們經常會幫導師做很多雜事，比如寫報銷條和新聞稿，而在英國這些工作都有專門的秘書負責——我擔心自己回國后繼續科研工作時也會因此被分心。

倫敦瑪麗女王大學的凝聚態物理學博士楊振強坦言，自己一直在英國學習和生活，有著自己熟悉的研究團隊和學術圈，回國便會與多年積累的國外資源斷了聯系，要重新加入和適應一個新的環境，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李會良還提到了經費使用和研究材料方面的顧慮。他認為，國內科研經費管理有自己的優勢，比如國家自然基金委面上項目的評審是他見過國際上最公正的，但面上項目的支持力度不大，“我比較喜歡進行獨立研究，這樣我的工作就會比較受限。”

張一滋也說，聽國內來的學者稱經費難用，雖然國家撥了很多經費，但使用都是相當有限制的，影響了學術研究的正常開展。如果財務方面使用自由度改善的話，就能解決研究者的后顧之憂。另外，也聽聞國內學者有出國要用因公護照，對出國的時間有限制，如果能改善出國自由度，將更有利于學者靜心學術活動。

除了經費，研究材料也是一大難題，“在國內想要獲取國外的實驗試劑或組織切片很困難，中介公司難以保證試劑質量，有時還會從中牟取暴利。”李會良建議，上海海關可以考慮科研單位的研究需求出臺相關政策。

張一滋還提出，“目前，涉及的學科領域大多數都是能直接帶來經濟效益的，希望本輪改革能兼顧到各個學科領域，而不是局限于目前的這13個領域。只有對于基礎學科同樣重視，才能使對于海外人才的吸引乃至整個國家科技發展產生一個可持續的正面影響。”

抱著種種期待，多名采訪對象表示，本次上海人才新政政策優勢明顯，如何落到實處是他們最為關心的。何澤儀希望上海能頒布此次人才項目計劃的落實時間表，為海外人才提供更加詳盡的政策信息。

香港高校相關人士也建議，應先劃定大前提，如符合條件的高峰人才可以每年拿到多少補貼，多少年薪，再根據每位引進人才不同的實際情況，制定相關的政策。

張一滋則表示，具體的實施措施最終都有可能由高校、科研院所等來執行，這些機構如何對接這些政策尤為關鍵。吸引來的人才肯定也需要在享受優惠政策時對口一個窗口，而并不想碰到在執行中，在機構和各個政府部門間跑，耗費精力和時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