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省際人口遷移總體上表現為由中西部遷往東部沿海地區的“一江春水向東流”態勢，且這一態勢“一浪高過一浪”。然而，“潮漲終有潮落時”。通過利用歷次全國人口普查、1%人口抽樣調查以及常規人口統計資料，筆者對近20年來中國人口和城鎮化格局的變化情況進行了梳理，發現中國省際人口遷移的空間格局已經悄然逆轉，2010年成為重要的時間拐點。

中西部向東部的人口遷移凈增量已呈現波浪式回落

據筆者推算，中國東部地區的人口凈遷移量，2000-2005年和2005-2010年間已經分別高達2315萬人和3183萬人，但2010-2015年間卻急轉直下地跌落為2219萬人，2015-2020年間進一步下降為1952萬人。這表明盡管東部地區的人口吸引力依舊強勁，但中西部地區的人口吸引力也在提升。從人口凈遷移量來看，中國中西部地區的人口凈遷移量始終為負向增長，特別是中部地區的人口流失比較嚴重，但在2015-2020年間，中西部地區人口凈遷移量由大幅減少轉向微弱減少，其原因就在于近年來中國推行的“一帶一路”“西部大開發”“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取得了較好的效益。

如表1所示，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的人口凈遷移表現為中、西部人口遷往東部，以中部遷往東部為主流。對2010年前后兩個時期相比較，東部凈遷入量減少了30.29%，中、西部凈遷出了分別減少了29.30%、32.31%；中、西部向東部的凈遷出了分別減少了29.91%、30.96%；中部向西部的凈遷出量減少了16.49%。而2015年以后，中西部向東部的人口凈遷移量減少趨勢更加明顯。由此可見，中國東中西部地區之間人口凈遷移由增變減的變化幅度以中-西流向最為明顯。

表1  2000-2020年各時期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的凈遷移人口  萬人
資料來源：根據1990、2000、2010、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和1995、2005、2015、2019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推算，推算結果對應于各地區年末人口統計數據，下表同。

2010年以來中國省際之間的流動人口增長明顯減緩

對比東中西部各省的省際流動人口增長變化情況，如表2所示，除2000-2005年間中部地區的省際流入人口有所減少外，2000-2020年間東中西部的省際流入或流出人口總體上呈持續增長態勢。對2010年前后兩個時期進行比較，可以發現東部地區的省際流入人口和中、西部地區的流出人口增幅分別由86.35%、77.79%、73.16%下降到8.40%、8.86%、8.51%；東部地區的凈流入量增幅由81.33%下降到1.94%，中、西部地區的凈流出量增幅分別由73.53%、100.58%下降為2.55%、0.64%。2010年以后，中西部凈流出增幅大幅縮減，既是因為新增流出人口減少，也是因為過去流出人口返流的增加，以及建制鎮和中小城市落戶限制放寬后，部分流動人口轉變為城鎮人口所導致

表2  2000-2020年省際流動人口的增長變化    萬人
注：因2020年人口普查資料未公布西藏相關人口情況，故推算的西部地區流動人口不包含西藏。

2010年以來中西部地區城鎮化速度反超東部

中國城鎮化過程中區域之間的人口遷移流動，主要表現為跨區域的農村人口城鎮化轉移。經濟發展和城鎮化水平、速度的區域差異，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口遷移流動的空間格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和城鎮化水平東高西低的空間格局未變，但進入21世紀之后，城鎮化速度的區域差異卻發生了逆轉性的變化。

根據表3，就東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率而言，在2000-2005年間分別提高了8.63、5.62、5.27個百分點，在2005-2010年間分別提高了6.78、6.23、6.98個百分點，在2010-2015年間分別提高了4.88、6.84、7.16個百分點，而在2015-2020年間則分別提高了4.38、7.95、4.51個百分點。由此可見，東部地區的城鎮化速度趨于減緩，而中、西部的城鎮化速度則趨于加快。在2000-2005年間，城鎮化速度東部最快、西部最慢；2010-2015年間逆轉為西部最快、東部最慢；2015-2020年間進一步逆轉為中部城鎮化速度最快、東部最慢。

表3  2000-2020年東中西部城鎮化率及其變化  %

根據筆者推算，如表4所示，在東中西部地區，全國鄉-城人口凈轉移規模分別為8865、9072、7940、9563萬人，總的趨勢是先增后減，然后再增，呈現出波浪式變化；東部地區城鎮的凈遷入和農村的凈轉出人口數量在2000-2015年間一直呈現下降趨勢，但2015-2020年間有所回升；中部地區的城鎮凈轉入人口在2000-2010年間減少，但在2010-2020年間則持續增加，農村人口凈轉出表現出與此相反的趨向，即前十年增加后十年減少；西部地區的城鎮凈轉入人口自2000年以來不斷增大，增幅先大后小，而農村的凈轉出則呈現先增后降的變化。

從東南半壁和西南半壁來看，東南半壁的城鎮人口凈遷移在2000-2020年間呈現出先增后減再增的趨勢，而農村地區的人口凈遷移也表現出了類似的特征；西北半壁的城鎮和農村人口凈遷移量在過去二十年間均保持著持續上升的趨勢。這說明，在2010年前后的兩個十年，中西部地區城鎮吸納本地區農村人口的能力存在明顯差異，農村人口跨區域外流的強度也有所不同，這是導致中西部地區人口凈遷出量波動變化的直接原因。

表4  2000-2020年東中西部三地帶城鄉人口的凈轉移量推算  萬人

鄉-城轉移的人口年齡紅利逐漸消逝，城鄉老齡化程度雙雙增長

中國的鄉-城轉移人口一直以勞動年齡特別是青壯年為主，但其占比正在悄悄發生變化。據筆者推算，如表5所示，15-64歲年齡段的占比一直保持“城高鄉低”，而鄉-城轉移人口中15-64歲年齡段的占比在2000-2005、2005-2010年兩個時期比城鎮或農村更高，但2010-2015、2015-2020年兩個時期的占比則比城鎮或農村更低。不難發現，人口轉移對城鎮和農村的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分別起到了抬升和下降效應，但2010-2020年間，鄉-城轉移人口中的勞動年齡段占比已經轉變為介于城鄉之間，從而對城鄉兩端的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都發揮了下降效應。這也意味著，鄉-城轉移人口已不像過去那樣年輕，人口城鎮化的年齡結構紅利已悄然消逝

表5  2000-2020年四時期分城鄉和鄉-城轉移人口的年齡結構  %
注：由于2020年國家和地方七普數據均未公布城鄉地區分年齡的人口數，故采用2019年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數據進行替代推算。

中國人口的東西流動是雙向的，2010年前后中西部人口向東部地區的凈遷移轉增為減，是順向轉移減少和逆向回返增加的綜合結果。可以認為，返鄉農民工的總體素質，基本上應介于東部大城市人口與中西部家鄉人口之間，農民工的回返轉移，可以對流入與流出地的人口素質同時起到抬升效應。其實，在東部地區產業結構率先升級的情況下，其向西部地區轉移的產業結構水平基本上也介于東西部之間，因此這種產業轉移對東西部的產業結構也會同時起到抬升效應。農民工返鄉和產業轉移，也給區域均衡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與挑戰。

啟示：重點關注農民工返鄉流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區域經濟實現了由非均衡向均衡的發展戰略轉變。進入21世紀之后，東部地區率先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和城市轉型發展，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逐漸反超東部地區，全國城鄉收入差距由拉大變為縮小。在此背景下，中國人口遷移和城鎮化發展的空間格局也發生了重要的轉折性變化：一是中西部地區向東部沿海地區的人口凈遷移量由改革開放頭三十年的持續高增長轉變為減少；二是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速度反超東部沿海地區，人口與經濟區域均衡的發展趨勢初露端倪。

人口遷移與區域經濟發展高度相關，人口空間格局的變化有著多方面的經濟社會起因和后果。在中國人口和城鎮化格局轉折性變化的背景下，我們要重點關注農民工返鄉流，特別是長期滯留大城市的農民工和返鄉農民工的就業難問題。雖然中國已將農民工納入城鎮調查失業率的統計范圍，但返鄉農民工的就業狀況究竟如何、怎樣更好地幫助他們返鄉后的就業創業等問題，還需要進一步加深了解。由于農民工返鄉后不再屬于流動人口，因此也不再進入中國流動人口跟蹤調查的對象范圍，這就需要在未來適時設立專門的返鄉農民工跟蹤調查，以更好地關注這一群體。

雖然中國的人口和城鎮化格局已經發生轉折性變化，但這一變化主要發生在東南半壁內部的東部沿海與內地之間，胡煥庸線依然保持穩定，奠定了中國人口發展區域均衡的大格局。與東南半壁內部的“一江春水向東流”人口態勢相比，胡煥庸線兩側的人口遷移依然是“涓涓細流”。這一人口遷移態勢的懸殊差異，背后寓有區域人口與生態平衡的內在機理。人口均衡的要義在于“均而不衡，衡而不均”。西北半壁的生態環境不斷改善，但只宜保持較低的人口密度，其意義不僅僅在于為子孫后代留下“綠水青山”，也在于促進人口再分布過程中地區之間收入與生活水平差距的縮小，最終實現“人的發展的均衡”。

[本文作者吳瑞君系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社會發展學院教授，薛琪薪系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文章改寫自作者發表于《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22）的論文“我國人口遷移和城鎮化格局的轉折性變化：2000-2020”]

-------------

“長三角議事廳”專欄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創新基地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發起。解讀長三角一體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線調研報告，呈現務實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