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與北大”是人們常常談論的老話題，也是蔡元培與北大校史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對于這樣一個課題，以往的學術界已進行了很多研究工作，以致人們覺得“蔡元培與北大”似乎已是無可探究，早有定論的問題。然而，事情往往是相反相成的，唯其“無可探究”，其中也許反倒隱藏著值得探究之處。比如，蔡元培出長北大“是孫中山支持”的，以及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工作，是革命黨隱伏在北方文化教育方面的一著棋”a之類的說法，就長期在學術界流傳，而這類說法，與歷史的實際是否相符，換言之，蔡元培出長北大的歷史事實究竟如何，正是本文所要考察探究的問題。

蔡元培

一、蔡元培出長北大并非孫中山“支持”和“指派”

以往關于蔡元培或北京大學校史的代表性著作，幾乎無一例外地都認為，蔡元培出長北京大學是得到孫中山支持的，有些甚而提出蔡同意出長北大是受孫中山指示的。可見這種說法由來已久，流傳甚廣。但考察此一說法的來源，其持論根據不外乎羅家倫和黃季陸的回憶，換言之，羅、黃二位是此一說法的造其端者。現將羅、黃二人的說法照錄于此，再做分析：

民國五年底，蔡元培先生自己被任為北京大學校長。……當時黨內同志有兩種意見，一種贊成他北上就職，一種不贊成。國父孫中山先生認為北方當有革命思想的傳播，像蔡元培先生這樣的老同志應當去那歷代帝王和官僚氣氛籠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國性的教育，所以主張他去。蔡先生自己又不承認做大學校長是做官，于是決定前往。

黃季陸在《蔡元培先生與國父的關系》一文中，也說：蔡元培在考慮接受當時北京政府的任命時，在上海曾遭受舊日同志的反對。而孫中山對蔡元培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卻予以贊成。他進一步指出：“蔡先生在北京大學的工作，是革命黨隱伏在北方文化教育方面的一著棋。民國八年的五四愛國運動，如果說北京大學是當時思想策動的中心，那末其中心人物無疑也就是蔡元培先生。五四運動的真實意義是國民革命的的發生與繼續，是固蔽的思想、文化的突破，亦即是另一種形式的首都革命。”

羅、黃二位先生言之鑿鑿，但事實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一）原始材料不能印證此一說法

1．翻檢有關蔡元培的原始材料，蔡本人關于他出長北大之事，曾在若干文章中述及，最早的一篇是《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而據蔡元培回憶：“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于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后說，進北京。”

蔡之回憶，只提“友人”，并未直接提指“孫中山”，更未說他愿去北大是接受“孫中山”的“著意安排”。后來，蔡在《我在教育界的經驗》（1938年）中又回憶及長北大事，文字與上引文字略有不同，但所述情形與上文是一致的。

除蔡本人的回憶外，蔡之“日記”“自述”中皆無直接材料印證此一說法。

2．具體考察1916年底到1917年初蔡元培任職北大時孫、蔡二人現有的交往材料，孫、李二人之間，也無關于蔡長北大的相關討論、協商之議。其間二人交往的具體情況是：

①蔡元培于1916年9月1日接到教育總長范源廉邀請其出任北大校長的電報，10月2日離法歸國，11月8日到達上海。在上海，11月9日，孫中山、蔡元培等同在黃興靈堂吊祭。

②11月12日，蔡就離開上海回杭州、紹興。11月29日，以主喪友人的名義，與孫中山等聯名向全國發出通告電，并在各報登出關于黃興的“訃告”（蔡仍在杭州），直到12月12日左右返回上海。

③12月13日再赴杭州，然后由杭州直接北上。于21日到北京，26日，總統黎元洪發布命令，“任蔡為校長”。

④蔡任北大校長后，孫、蔡的交往是：

1917年4月14日，在再次公祭黃興時，孫中山向蔡元培電索黃公碑文，蔡即日復孫一函b。在此之后，一直到1918年11月14日，蔡、孫二人之間在一年多時間中再無通信。而從1918年11月14日到1919年1月21日，蔡又致孫中山函共四通，除第一、二通是向孫中山鼓吹和平主義、敦促開展南北和談之事外，三、四通所談論的都是無關實際政治活動的其他事務。

由此可見，孫中山“支持”蔡元培出長北大的說法盡管流傳甚廣，但至今尚無確切的、充分的原始材料證明此一說法。

（二）從當時孫中山蔡元培二人的政治活動、思想傾向分析，二人正處于分歧狀態之中

1．政治上，二人分屬于不同的政治派別：二次革命失敗后，國民黨的兩位領袖孫中山、黃興在如何“討袁”的問題上產生分歧，導致革命黨分裂，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主張“武力討袁”；而支持黃興的人士則組成“歐事研究會”，主張積聚力量，聯合其他政黨，以溫和漸進的方式共同反袁，蔡元培則屬于此一系統，在反袁問題上，與孫中山的主張并不完全相同。

2．思想上，二人的主張也不同。反袁結束后，如何建國？孫中山認為北洋政府腐敗，政治上無法取得進步，故主張“實業救國”，準備從事實業。而蔡元培盡管也認為北洋政府腐敗，但卻力圖從教育入手，以改造學校教育而提高人民素質。

3．在具體的政治事件上，二人的政治態度和立場也不同乃至大相徑庭。1917年2月，在蔡元培就職北京大學不久，北洋政府即因對德宣戰問題而發生府、院之爭。在對德宣戰問題上，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國民黨人及其議員，大多數持堅決反對“參戰”的態度，而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等《新青年》作者群（新文化派）則贊成、支持北洋政府段祺瑞“對德宣戰”，而且，陳獨秀還撰文批評孫中山的態度。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重大的政治、思想問題上，孫、蔡二人處于相當分歧、不一致的狀態之中，在這種狀況下，孫中山不可能支持、贊同乃至指示蔡元培出長北大校長一職，而蔡元培也未必接受孫中山的主張。蔡之所以出長北大校長一職，客觀上有一定的大環境支持，而更為關鍵的，則在于他自己的思想、主張、理想促使他接受此一職務，外人的勸告實際作用并不大（關于蔡就職北大時的心路歷程，詳后文）。

（三）羅、黃等人的說法之誤

眾所周知，孫中山對“五四運動”是支持的，贊同的，但對于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以及此一運動所反映出來的民族虛無主義，則持嚴厲的批評態度。然而，問題在于，時過境遷以后，五四新文化運動卻以文學革命、反孔斗爭等而開辟了一個新時代。對于這樣一場偉大的思想運動，其領導權究歸于何人、何階層呢？此一問題，在五四運動發生后幾年不久，即成為各個政治派別爭論的話題。隨著時間的推移，對這一運動的評價越來越高，而作為國民黨領袖的孫中山先生本人及國民黨，卻同這場運動關系不大。于是，論證孫中山領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成為國民黨黨內部分肯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史家的努力目標。羅家倫、黃季陸等就是這部分史家的代表。他們說孫中山支持蔡元培出長北大的說法，于史無證，于理不合，但為什么這樣呢？其目的就在于爭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權。

盡管孫中山本人和國民黨與這場運動的關系并不十分緊密，但蔡元培卻是新文化運動發生中心的北京大學的校長。他們如果將蔡進北大論證為受孫支持或“指派”，那么，孫中山領導了或指導了五四運動，就成為順理成章的結論了。羅家倫、黃季陸等人作為國民黨的史家，做出這樣的論證或說法，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們大陸的史學家也承襲此說，不加省察，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

馬克思說，意識形態的造作不等于學術研究，在蔡元培與北京大學校史的研究中，我們不能只為一時的宣傳而神化、美化蔡元培或其他歷史人物，而只能從原始的材料出發，去確實地說明每位歷史人物的真實事跡。

浙江紹興，蔡元培故居的雕塑

二、蔡元培出長北大的外在之因

（一）北洋系、進步黨（研究系）、國民黨三派的合作，是蔡出長北大的大環境

蔡元培出長北大，有特定的時間、條件、環境和背景，即1916年袁世凱死后，北洋政府調整，段祺瑞上臺，北洋系、進步黨（以梁啟超為首）、國民黨三派人士大合作，當時的政局氣象為之一新。原來的國民黨、進步黨兩大黨高唱“不黨主義”，主張“容納異己”，因之政府由北洋、進步、國民三派人士合作組成，議院中最初也無黨派對峙的局面。而北洋政府教育部長由進步黨人范源廉擔任，范與蔡元培在民元教育部曾共事（蔡長部長、范任次長），為蔡出長北大提供了政府方面的支持。

（二）北洋政府教育部，江浙人士的人際網絡，為蔡出長北大提供又一便利條件

北洋政府的教育部，由晚清學部與民國初年教育部二者合流演變而來。晚清學部是清政府在“新政”中設立的一個新部門，其中不乏維新人士；而民初的教育部，在蔡元培主持下，更是大力引進了革命黨人，尤其是浙江、江蘇人士，著名的如袁希濤（普通教育司司長）、夏曾佑（社會教育司司長）、蔣維喬（參事）、許壽裳（參事）、魯迅（僉事），此外還有鐘觀光、董鴻祎、湯中等人（其中袁、蔣、湯為江蘇人，余均為浙江人）。臨時政府北遷后，教育部與學部合流，是北洋政府中思想、作風、氣度等均較新的一個政府部門。而在這一部門中，同鄉、同門的互相援引，使得浙江籍人士占有相當大的勢力，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北京的教育界。當時的狀況是，教育部長及次長因受政治斗爭、政局變動的影響，經常發生變更，而司長、參事則相對穩定（如夏曾佑，連任四年司長，許壽裳、蔣維喬任參事達五六年之久），至于下級官員和部員就更為穩定了（如魯迅任僉事，直到1926年南下廣州為止，長達十多年）。

在任命蔡元培為北大校長之時，教育部的次長是袁希濤，參事是許壽裳、蔣維喬，專門教育司司長是沈步洲，均為江、浙人，而且或為蔡元培早年的友人，或為其革命同道。

（三）北大內部的人事變動也為蔡出長北大創造了條件

具體到北京大學內部，在民國建立以后，臨時政府北遷，大批議員隨之北遷，傾向革命的文化人也紛紛到北京教育界謀職。北京大學在清末民初，是桐城派的天下，嚴復、馬其昶、林紓、姚永樸、姚永概主導著北大文科。但在嚴復去職，何燏時、胡仁源長校，夏錫琪、夏元瑮分別主持文科和理科學長之后，卻援引了大批留學歸國的同鄉及友人進入北大，他們是：沈兼士、沈尹默、沈士遠、馬裕藻、朱希祖、朱宗萊、錢玄同、黃侃、馬敘倫、陳大齊、沈步洲、康寶忠等，這些人除黃、沈、康三人外，均為浙江人，其中大多是章太炎的弟子，部分則是章太炎清末革命時的師友。他們因同鄉、同門的關系，在北大也自成一股勢力（此派勢力一直延續到三十年代），這股勢力與教育部及北京教育界的其他浙江籍人士相結合，基本上左右著當時北京教育界的人事安排（沈步洲即由北大預科學長而入教育部，任專門教育司司長；后來馬敘倫又任教育部次長）。

這種同門、同鄉結成的人際網絡關系，為蔡元培出長北大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客觀條件。“天時、地利、人和”，基本上都具備了，蔡元培只要愿意接受北洋政府的任命，即能有條件在北大進行改革。而蔡是否愿就北大之職，則需要考察蔡此一時期的思想主旨。

三、蔡元培出長北大的內在之因

根據上文所引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一文所述，蔡元培在上海滯留期間，在考慮是否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時，多數友人反對，少數友人贊成。而蔡元培本人，最終還是做出接任校長的決定，也即是服從少數的說法而進了北京。

由此可見，蔡元培如此選擇，是力排眾議的。而蔡氏為何做出這個選擇呢？這要結合蔡氏一生的經歷、思想、人格來探索。本文僅略舉大端如下：

（一）早年的追求與行事：從參與革命到疏離政治斗爭

蔡元培出身翰林，在戊戌維新運動中，同情維新派，但并未積極參與。戊戌維新失敗后，蔡元培做了深刻的反思，其反思，一是針對清政府，“知清廷之不足為，革命之不可已，乃浩然棄官歸里，主持教育，以啟發民智”；另一方面，則是針對維新派，認為“康黨所以失敗，由于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于是，他在1898年冬由北京返紹興，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由此可見，蔡氏早年在登上政治舞臺后，最初所萌發的思想是：改革政治必先培養人才，而培養人才的根本途徑是教育。后來，盡管蔡氏也曾參與革命，宣傳反清，并曾一度熱心暗殺活動，但主要從事的仍是教育活動。而且，隨著革命工作屢遭挫折，蔡元培“意頗倦”，轉而去德國留學了（1907—1911年），直到武昌起義爆發后才回國。

可以說，從戊戌到辛亥，蔡元培是一身兼二任，既是革命家，又是教育家。但從其人生道路發展的軌跡看，他經歷了一場由投身革命到疏離政治活動的轉變。

（二）教育救國：從倡導留法勤工儉學到主持本土國立大學

民國成立后，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此一時期，據其自述，他的關注對象主要在于高等教育：“我的興趣，偏于高等教育。”但由于民初政爭的影響，蔡不久即辭職，總長任內并未實現其改革整頓高等教育的理想。

二次革命失敗后，國民黨內以孫、黃為代表的政治、軍事領導人大多流亡日本，而主要從事文化、宣傳、教育工作的人士，如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汪精衛等則赴法國。在法國期間，蔡元培與李、吳等人的一項重要工作，即是組織勤工儉學會、華法教育會，提倡留法勤工儉學等教育活動。

而接受教育總長范源廉邀請，決定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乃是蔡元培倡導留法勤工儉學活動，力圖從教育入手救國的邏輯延伸，這在他出任北大校長后致汪精衛的信函中講得較明確。他寫道：“在弟觀察，吾人茍切實從教育著手，未嘗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而在國外經營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國內之切實。弟之所以遲遲不進京，欲不任大學校長，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昔普魯士受拿破侖蹂躪時，大學教授菲希脫為數次愛國之演說，改良大學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統一之盛業（普之勝法，群歸功于學校教育，然所以有此等小學教育者，高等教育之力也），亦發端于此。”而在他與另一友人吳稚暉的通信中，更將他本人的心思表露無遺：“弟到京后，與靜生、步洲等討論數次，覺北京大學雖聲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嘗不可一試，故允為擔任。”由此可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的真正原因，是本著“教育救國”的理想而做出的抉擇。換言之，他是懷抱著“革新北大”，從改革大學教育入手而塑造和培養新的人才，從而提高人民素質，以實現祖國“轉危為安”的目的而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的。

正因為蔡元培懷抱這樣的理想和胸懷，因之，他上任伊始，一方面即聘請宣傳新思潮的《新青年》主編陳獨秀任文科學長，另一方面也積極邀請其在法國從事勤工儉學活動的同志和友人吳稚暉、汪精衛、李石曾等來北任教。而這樣做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以近代民主主義思想改革北大，在北京大學養成新的風氣。由此可預知，隨著蔡元培的出長北大，一場新的思想革新運動即將在北大上演。

（本文摘自楊琥著《清末民初的思想與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